腹背受敵的資本主義
二○○○年九月，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封面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企業享有太多的權力嗎？」《商業週刊》和哈利斯民調（Harris poll）聯合進行的調查結果如下：
◎受訪的美國人當中，有七成以上認為企業享有過多權力，在許多層面上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而且擁有過大的政治影響力。
◎只有四％的人認同，企業的單一目標是為股東賺取最大的獲利，而企業對這個目標的追求對美國長期而言是最好的。在這份意見調查當中，九成五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企業的目標不該只有一個，企業對員工和所屬的社會也有責任。
◎只有一成四的受訪者覺得，對企業有利的事情，對多數美國人也有好處——比起一九九六年的民調，支持這個論點的比例少了一半以上。

美國《商業週刊》記者在報導中犀利地分析，闡述美國大眾對企業執行長過高的薪資感到懷疑與不滿；大眾對政商勾結的厭惡、對全球化衝擊的憂慮、對血汗工廠（sweatshops）、無所不在的行銷活動、學校商業化、高生產力低薪資、產品及服務品質不佳卻收取高價等現象開始醒悟。這篇封面故事的結論是：「企業執行者如果夠聰明，就應該主動處理權力和責任的問題，並避免因快速成功而趨於傲慢。如果不這樣做，會有愈來愈多美國人挺身而出，要他們負起責任。」要求「負責」的時機已經來到。在二○○○至二○○三年，不到三年的時間，接連爆發的政治和經濟事件，徹底顛覆了戰後全球資本主義的美夢。

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市場接連爆發的公司治理危機，是導致大眾對經濟體系信心大幅流失的關鍵因素。十多年來，諸如安隆（Enron）和世界通訊（WorldCom）這樣的企業，一直是「新經濟」和「新世界秩序」美景的縮影。他們掌握了時代的精神：高科技的創新、勇於冒險、全球視野、新的商業模式、精密的財務操作，以及政府管制力量的消退。這些都不是問題所在，事實上，這些多半是建立企業競爭力和追求國家繁榮的重要條件。不過對這些企業而言，正派經營優良企業的基本原則，卻彷彿已蕩然無存。

各種政府和民間的監督和制衡機制，是讓資本主義體系有效運作的要素，但現在卻淹沒在自滿、吹噓、傲慢、貪婪和缺乏遠見等種種因素之中。誠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前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說：「信賴是市場順利運作的重要元素，但律師、內部和外部稽核、企業董事會、華爾街證券分析師、評等機構和大型機構股東，基於各種理由，都無法警覺、抓出破壞這種信賴的害群之馬……貪婪的橫流似乎已控制了多數的商業環境。」

儘管公司治理的失敗是主要原因，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造成挑戰的事件，並非僅限於此。其他的重要關鍵還包括：網路公司泡沫化、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九一一恐怖攻擊、國際恐怖主義高漲、戰爭的陰影、國際貿易緊張情勢日增、愈來愈多科學證據突顯出全球氣候變遷及環境惡化的危險、反全球化的氣氛高漲，以及反對資本主義的活動日益活躍。這些因素讓許多企業領導人及其公司處於挨打的情勢，更讓許多企業（特別是深具名望的品牌和跨國企業）面臨大眾嚴格的檢驗。

在短短幾年內，反全球化和反資本主義的論點便凝聚了相當的氣勢。我們可以這樣加以摘要說明：
如果任由資本主義發展，雖然很有效率，但卻失之無情。它固然能創造龐大的財富，卻也會造成貧窮和貧富不均的現象；它雖然有助於提升生產力，但卻會裁員；它的力量能推動股市，但也會讓工廠關門，使整個社區隨之荒蕪；它雖然有助於降低消費者物價，卻也會壓低勞工薪資；它雖然有助於平衡預算，卻也會剝奪政府投資所需的資源；它雖讓人們體驗到網際網路的神奇，但數以百萬的人卻在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之下落後不前；它雖然有助於促進大量投資，卻也造成環境的汙染問題；它有助於資訊的民主化，卻讓人們被邊緣化；它有助於加速商品、服務和金錢的流動，但不穩定、易受打擊和不安全的程度也隨之攀升；全球化創造了前所未見的財富，卻使得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原本就落後的人更沒有翻身的機會。

對許多企業界人士而言，這些領導的挑戰不但艱困，而且充滿未知數，但卻不容忽視。這些挑戰因各種勢力彼此衝撞，激發出前所未見的強大能量——許多企業領導人將此形容為經濟和政治版本的「超級風暴」。企業領導人需要面對這樣的超級風暴，並以新的羅盤指引方向。儘管不斷面對無情的競爭和創造短期財務績效的壓力，但沒有任何一家大型企業能忽視或不回應以下這些攸關企業長期生存和成功的威脅：
◎信賴的危機
◎不公平的危機
◎永續發展的危機
以下這些趨勢和統計數據，對今日和明日企業領導人提供重要的訊息。

信賴的危機
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覺得企業產品良好，而且在全球經濟中頗有競爭力，可是認為大型企業具有商業倫理的受訪者卻只有三分之一。更甚者，只有二成六的人認為，企業和消費者、員工的溝通是直接、坦承的。《商業週刊》和哈利斯民調的結果充分顯示，美國人對企業的信賴已低到令人憂心的程度。在一篇主題為重建人們對美國企業界信賴感的社論中，《商業週刊》指出，「許多批評者認為，美國企業領導人對大眾信心的惡化似乎渾然不察。連串爆發管理疏失及違法行為的醜聞似乎永無止盡，這一連串的壞消息，讓攸關自由市場體系運作的信賴感逐漸瓦解。」

這問題並不侷限於美國企業。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在二○○三年六月公布的另外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大眾對於英國企業和企業領導人的信心極低。該報的評論文章指出，「資本主義是憑藉著信賴運作的體系。要建立人們對市場自由運作的信心，需要長期的時間……但這樣的信心卻因無節制的貪婪和背信，而瞬間遭到侵蝕殆盡。」

信賴程度下降的現象，同樣擴及其他國家。世界經濟論壇在二○○三年一月公布一份重要的全球意見調查，調查中訪問四十六個國家的三萬四千名受訪者，請他們評估各種機構（包括跨國企業及該國的大公司）「經營符合我們社會最大利益」的信賴程度。調查結果發現，在調查的十七種機構當中，企業受信賴的程度不但敬陪末座，而且在過去兩年中，信賴程度還普遍大幅滑落。幾乎所有受訪國家皆是如此。愈來愈多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指控大型企業不值得信賴、不公平，而且沒有道德。

在美國，大約有八千五百萬人投資股票市場。然而，美國投資人在股票市場損失的累計金額據估計達七兆美元。目睹企業領導人中飽私囊，而自己投資的標的卻血本無歸，從全國金融中心的華爾街到地方市街的投資人都感到憤怒，並對市場敬而遠之。他們受夠了企業不道德的會計模式、不誠實的訊息揭露程序、薄弱的公司治理結構、過高的行政主管薪酬、岌岌可危的退休金帳戶，以及那些提供矛盾投資建議、卻又瞧不起小額投資人的分析師。

他們要求幕後的魔術師現身——一切要透明化、負責任、合乎道德標準，而且要值得信賴。至於消費者，他們對品牌的忠誠度低，對企業的說法和廣告充滿嘲諷，特別是年輕的族群更是如此。他們希望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提供更充分的產品資訊，並負起更大的責任。有上百萬的員工一直面臨失業的威脅、不斷延長的工時、沉重的工作壓力、不合理的工作目標、欺騙的手法，以及表面上雖然遵守法律規定，實質上依然充斥歧視的公司文化。面對這種種現象，員工已經不耐於聽到「你們是公司最寶貴的資產」這類甜言蜜語。他們要的是管理階層言行合一的證據。

一般人也開始詢問哪些公司值得信賴，他們質疑強大企業和政治掮客的關係，愈來愈注意企業活動的影響及企業避稅和政治遊說等問題。不論是對個別公司、還是對廣泛的經濟體系而言，這種普遍缺乏信賴和信心的代價及風險極高。經濟諮商會（Conference Board）的大眾信賴與民營企業委員會報告指出，「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的證詞表示，大眾對企業業績報告的信心下降，與股票價值備受打擊、債務成本上揚，以及新的資本投資減緩等現象都有關聯。」

《財星》（Fortune）雜誌編輯部主任傑佛瑞．高文（Geoffrey Colvin）的觀察指出，「在數位化、以信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裡，風險特別高。公司的品牌和商譽是其值得與否的表徵，而這也正是顧客、員工和投資人日漸仰賴的關鍵……經驗顯示，這種資產的建立是很緩慢、痛苦的，但卻能在一眨眼的時間內消失。這樣的信賴一旦消失，可能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人們逐漸體認到，不論對什麼公司而言，信賴都是最重要的資產之一，而這也是讓資本主義體系得以順利運作最寶貴的要素之一。重建對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信賴和信心，是當今企業所面臨最艱困的挑戰之一。在各界對企業的懷疑和嘲諷日益攀升之際，企業得對投資人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展現出，他們能以良好的治理方式創造出卓越的績效，而且他們提供的公司資訊都是誠實、正確且周詳的。

不公平的危機
我們的大型企業和經濟體系之所以不受信賴，另一個原因出在大眾日益關注在企業工作場所、全國及國際間的不公平現象。一些關鍵性的趨勢和統計數據，特別突顯出這幾個方面的疑慮。

職場不公的現象
高階行政主管的薪酬和一般員工的薪水之間有著極大的差距，二○○一年接連爆發公司治理醜聞以來，這方面的落差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在美國，一九八○年執行長薪資是一般員工平均薪資的四十二倍，一九九○年增為一百倍，到一九九九年更增為五百倍以上。換句話說，執行長每賺五百元，一般員工只能賺一塊錢。

多數的股票選擇權幾乎都只有高階行政主管才能享有。美國《商業週刊》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如此說道：企業管理階層破壞了攸關美國文化的根本價值觀：公平，而這才是真正令管理階層名譽受損的關鍵……這種「贏者全拿」的哲學不見容於美國社會，特別是現在，團隊合作為提升生產力和公司成功的關鍵，而且全體員工為了公司都長時間努力工作。執行長的薪資規模實在超出控制之外。

以下圖表可以說明這點：
有些企業行政主管的薪資和其績效不成比例，這樣的落差也導致大眾對其信賴的流失。依照民間智庫機構「政策研究中心」與非營利機構「公平經濟團結組織」發布的第九次執行長薪資調查報告《二○○二年公司當權派自肥現形錄》，指出了以下的不公現象：
◎二十三家接受帳務異常調查的大型企業中，在一九九九至二○○一年這段期間，執行長平均年薪為六千兩百萬美元，比《商業週刊》行政主管薪資調查中全體執行長平均薪資多出七○％。而且，這二十三家企業的員工於二○○一年一月以來有十六萬兩千人遭到裁員，在二○○○年一月至二○○二年七月之間，這些公司的股票價值更重挫五千三百億美元，約為其總價值的七三％。
◎以下這個圖表比較了一九九○至二○○一年的十一年期間，執行長的薪資、股票價格、企業獲利、通貨膨脹及員工薪資。圖中顯示，執行長薪資的成長不但遠超過一般員工的薪資水準，還凌駕在企業績效的其他指標之上。

美國不公平的現象
一九六○年以來，美國財富增加的速度史無前例，但在這段期間，貧富不均的現象也變得更為嚴重。根據經濟政策協會與預算暨政策優先中心對人口普查資料的分析，從一九八○年代末至一九九○年代末，低收入戶平均所得成長率僅一％，但收入最高的家庭所得成長率卻達一五％。國內億萬富翁的人數雖然增加，但落在官方貧窮線以下的人數也跟著增加。國會預算辦公室對一九七九至二○○○年的數據分析顯示，這段期間經濟差異的現象，以二○○○年最為明顯，可能是一九三○年代以來最高水準。

二○○三年《維生徵象》（Vital Signs）報告指出，「在所有高所得的國家當中，美國收入不均的現象最為嚴重。超過三成的所得進入最富有的一○％的人手中，只有一．八％是由最貧窮的一○％人口所賺。」普尤全球態度調查（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發現，二○○三年有一成五的受訪美國人表示過去一年來曾經買不起食物——在所有先進國家的經濟體系裡，這樣的比例是最高的。經濟政策協會在其《美國困苦報告》（Hardships in America）的結論中指出，二九％的勞工家庭所賺的收入，還不及當地和國家預算調查界定的生活薪資水準。這些家庭之中有超過七成「偶爾挨餓或付不出房租，甚至放棄所需的醫療照顧」。此外，超過四千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

這些數據，對於世界最富有的國家而言，實在驚人。許多人認為近年聯邦政府的減稅措施，可能進一步惡化這樣的現象。代表一千三百萬美國勞工的美國勞工聯盟及職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總裁約翰．史維尼（John Sweeney）表示，「全球化要在美國發揮作用，必須能為勞工大眾帶來好處才行。我們經濟體系的成功與否，應該要看中產階級的普及程度，以及低收入戶兒童能有多少機會爬到中產階級。」

全球性的不公平
過去十年來，全球有數以百萬人壽命延長，生活水準和識字率都獲得改善。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計算，一九八○年以來，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態中的總人數已見減少。儘管如此，不均的程度依然相當高。至於不均的程度有沒有增加，各界看法並不一致，不過這對政府及有心進軍全球的龍頭企業而言，卻是不容忽視的挑戰。下面的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不均現象的實際涵義：
◎據估計，全球所得的大約八成，是由頂端二○％的人口所擁有，而六○％的人口，只賺得全球六％的收入。一九九九年，全球兩百大富豪的總財富達到一兆美元，這相當於世界最貧窮的四七％人口的年收入。光是在美國，三大億萬富翁的財富，就比世界四十八個最貧窮國家（一共六億人口）加起來的國內生產毛額還多。
◎美國和歐洲人每年花三七○億美元在寵物的飼料上——若與提供全世界每個人基本健康和營養所需的年度總估計金額比較，還高出四十億美元。
◎工業國家每年提供三千億美元以上的農業補貼，讓農產品出口價格能壓低到生產成本以下二○％∼五○％的水準，也使開發中國家的農民備受打擊。一頭歐洲乳牛每日所獲得的補貼金額約二•五美元，而這世界上卻有三十億人口每天生活費用只有兩美元（甚至更低）。

對企業而言，除了解決本身工作環境不公平的問題之外，解決上述的各種不均危機並非他們的責任。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多半得對國家和全球性的不公平現象負責，並為其找出解決方案。儘管如此，民營企業也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和趨勢，更不能裝作無關緊要的旁觀者。當不均和貧窮的現象過於嚴重，會產生反美的氣氛，並對全球化和資本主義造成反彈。對民營企業而言，發揮創意、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讓人們得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和希望，對他們本身是有好處的。

永續發展的危機
全球收入不均的現象也影響到天然資源的運用。歐洲和北美洲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一成五，但消耗的全球資源卻超過五成。最貧窮的開發中國家擁有全球人口的四成，卻只利用一一％的全球資源。美國人口雖然不到全世界的五％，卻消耗全球二六％的石油、二五％的煤礦及二七％的天然氣，而石化燃料所排放的碳化物也是全球標準的二四％。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簡稱ＷＷＦ）公布的《二○○二年地球生命報告》，所透露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訊息特別引人憂慮，在下頁圖中顯示全球七大地區的生態足跡，也就是衡量人類利用可再生天然資源的指標。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報告指出，「高所得國家每人生態足跡，平均為低收入國家每人生態足跡的六倍，而且是地球生物容受力（biological capacity）的三倍以上。」能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取得能源、水、食物和住房等基本需求，卻不會加速環境惡化的唯一辦法，就是透過商業和政策制定的新方法。這包括新科技的應用、更具資源效益的生產體系、永續發展的消費模式、開發新市場架構，以及更能反映天然資源真正成本和價值的定價機制。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扮演主導的角色。不過，誠如我們在以下章節所要介紹的，企業也能透過領導和創造市場契機，在其中扮演要角。

這些對你的公司有何意義？
全球環境雖然日益複雜和不確定，對企業和其領導人而言，有兩件事倒是非常確定的：一是各界期望與日俱增，二是新的領導挑戰。

期望與日俱增
世界各地愈來愈多人對企業和其領導人的期望與日俱增，程度之高是企業發展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創造股東價值的壓力依舊沉重，致力於各種社會價值和優良治理的壓力也不斷攀升，這些期望讓公司治理及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成為企業議題的核心，與企業競爭力並駕齊驅。投資人，從數百億美元的投資機構乃至於小鎮的投資俱樂部，都要求企業更加透明化及更加負責任。他們依然期望企業提供優秀的財務績效，但現在對於企業董事會和行政主管的誠信與價值觀也會有所要求。

股東行動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正蓬勃發展，而符合社會責任的投資取向，則是在美國、歐洲和亞洲基金管理產業中成長最快速的領域之一。消費者對於所讀到、所聽到的資訊以及所購買的商品開始感到質疑。他們對商品及服務的品質、可靠性和價值依然有所要求，但他們現在也希望知道產品的製造過程，以及企業在供應鏈上如何對待員工與環境。員工，特別是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希望在工作、生活和專業成長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點。他們依然在乎薪資水準和優渥的福利，但能讓他們感到衝勁十足、備受尊重、意見能獲重視的工作環境，也是他們現在所在乎的。

要是缺乏這些要素，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會隨之受到侵蝕。政府希望民營企業也能提供協助，解決千頭萬緒的公共政策問題，從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乃至於處理國家安全和國際恐怖主義、毒品和洗錢。政府依然會規範企業並要求企業納稅，但現在也開始重視讓民營企業參與公共事務的新辦法。媒體密切監督企業界的作法。媒體依然會追蹤企業的財務報表，但現在也會從官方數據背後尋找蛛絲馬跡，提出更深入的問題，並揭露有違道德、社會和環境規範的種種行為。由於網際網路和全球媒體通訊的無遠弗屆，企業行為的相關新聞，對其名聲的提升或侵蝕，以及品牌權益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跨國公司的一個地方性問題，可能一夕之間衍生為全球性的公關危機。一般大眾對大型企業與日俱增的政治力量和影響力，以及職場的高度不公已經感到相當不滿。他們開始提出嚴厲的問題，例如：「企業的價值觀是什麼？」如果全球最大型的經濟實體幾乎半數為跨國公司，那麼這些大型企業對全球性的問題做了些什麼？大型企業的權力由誰掌控？大型企業是對誰負責？

新的領導挑戰
這些日益攀升的期望對企業領導的複雜挑戰，其規模和水準更是前所未見。為了維繫攸關成功企業的信賴和名聲，企業必須展現出，他們能生產消費者想要的商品及服務，一方面得具備競爭力和獲利能力，另一方面則得回應其他利害關係人與日俱增、有時彼此衝突的期望。

複雜而矛盾的經濟與政治不確定性、高度的競爭壓力、新的風險和機會、與日俱增的大眾不信任感，以及來自市場和社會的高度期望，這些都是過去民營企業幾乎不曾體驗過的。企業的合法性及社會的接受度，從未如現在這般，受到這麼廣泛的利害關係人、法律和經營規範的影響。企業的風險和商譽，也從未如現在這般，取決於如此廣泛的要素。領導的挑戰不只是遵守法律、保護名聲和控制風險而已。建立未來的競爭優勢也是一大挑戰，也就是預期明日的市場、了解社會期望的變遷，以及構成這些市場的人口變化。

各個產業、各種規模企業的領導人，面臨各類嚴格的要求，有時候還彼此矛盾，這些壓力包括：
◎不但要滿足金融分析師和投資人，更要滿足消費者、員工、政治人物、主管機關、地方社區和意見團體。
◎展現短期獲利能力的同時，也要證明長期成長的能力。
◎生產更多的商品及服務，但卻要減少對天然資源的消耗。
◎在商品及服務愈來愈商業化的世界裡，不但要製造低成本的產品，更要提供高品質的客戶服務，並且建立品牌區隔。
◎在降低成本、改造重組及裁員的同時，還要不斷吸引、留任及激勵最有才華和技術的員工。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商業環境中，以前所未見更高的透明度，對更多利害關係人就更多議題（財務和非財務）負起更大的責任，並且要在透明度和機密性之間保持平衡。

企業領導人在複雜環境下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一方面要提供社會價值，另一方面還得不斷創造股東價值。從成本競爭力乃至於關注消費者，各種能創造價值的槓桿力量，都是企業領導人必須專注的重點。而且，各種有關公司道德、社會和環境績效的新責任和機會，也是他們必須因應的。

這些新出現的責任和機會，逐漸成為企業的主流議題。這裡所指的不是善意或董事長最喜歡的慈善活動，也不是指政治正確，或讓公司成為世界的道德仲裁。這也不是遙遠未來猶如烏托邦的願景，而是在已存在的世界裡尖端的商業作法。重點在於企業的獲利能力、策略及長期的競爭優勢，以及在日益複雜的經營環境裡管理風險和名聲。我們必須超越傳統商業模式的心態，以新的作為將公司帶入廿一世紀。下頁的表中列舉出部分思維和作法上必須進行的主要改變。

要做出這些改變，企業必須具備明確的原則和價值觀，負起更大的責任，並且加強透明度，一方面讓利害關係人更積極地參與，另一方面則繼續創新、生產受消費者青睞的商品及服務。這是當代企業領導人面臨的主要挑戰。若能克服這樣的挑戰，我們才有希望達到刺激經濟並造就永續成長，同時建立信賴，創造更多機會，增強環境的永續力。誠如高盛及英國石油公司總裁彼得．蘇澤蘭（Peter Sutherland）所說，「我相信協助建立安全、安定、和平的社會，也是永續經營優良企業的一部分。社會繁榮，企業也能蓬勃發展。」

不過，我們在此的呼籲，難道不會使企業偏離其提供商品及服務、為股東創造最大獲利和投資報酬的主要功能？面對經濟的不確定性、風險日益增加及無情的競爭壓力，難道不是企業回歸自我，專心從事核心業務的大好時機嗎？為什麼不讓企業去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至於其他的就交給政府處理呢？人們不是已經覺得企業過於強大、勢力無所不在？更多的企業善行難道不會造成全球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的崛起？這些都是合理的懷疑，以下是部分的解答。

企業投入更多社會活動，會不會偏離其正業，導致獲利能力下降，並使股東的投資報酬遭到稀釋？我們認為，獲利和原則並不會彼此排斥。這兩者需要加以連結，彼此不會有矛盾或衝突。我們相信這樣的價值觀不但不會損及股東價值，反而有助於創造和永續發展價值。有原則的公司不但可以確保盈餘，往往更有助於促進長期獲利。我們會在本書各章節中更詳盡地探討這個議題。

保障人們的權益，回應各種社會需求和期望，難道不是政府和公部門的工作嗎？與大眾有關的事務確實是公部門的責任，有些社會功能需要政府更大的承諾和更加積極的介入，這是可以確定的。不過許多全球性的挑戰——氣候變遷、國際貿易、國際恐怖主義、基本醫療照顧的提供，以及數位落差的處理，不論是對哪個部門而言，都是過於龐大、成本過於高昂的難題。許多地方性的挑戰——都市更新、學校改革、國土安全等，也是如此。

其實資本主義的新思維若要落實，政府必須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不過，很難想像政府光靠自己的力量，能解決種種延宕已久的問題。在許多議題上，政府的能力不僅不足，而且公共資源也逐漸減少，因此需要新的方式來因應。企業領導人不能一方面要求更好的學校、更安全的社區、更低的稅率、更市場導向的作法，來解決社會與環境的問題（例如汙染或員工訓練），另一方面卻又置身事外，不對公共利益承擔任何的責任。

企業難道不是已過於強大嗎？
在新的全球經濟中，企業享有前所未見的龐大影響力，這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核心商業活動之外，企業更積極的參與公眾事務，可能導致大眾更多的猜忌和反彈。各大企業領導人對此的顧慮的確不容忽視，但不能拿這個當藉口而就此作壁上觀。企業擁有的技術、資源和網路，能為公眾事務帶來極重要的貢獻。

企業的這些資產需要被更有效率、更透明地運用，締造具體而明顯的成果。各界對於企業過於強大、不負責任的批評，不見得能因此平息，但這麼做至少能顯示企業界在享受權利同時，也有心肩負起責任。誠如《金融時報》所說，「如果企業想要享有優渥的獲利，保障其良好的商譽，就必須挺身而出——為全球化、為自由貿易及負責任的企業行為盡一分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