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阿聰一起共有五、六人，只有三個人越過了邊境，包括阿聰在內的三個人下落不明。六四後邊防的軍人接到了命令，對所有偷越國境的人可以開槍。我倒希望阿聰被打死了，總比被抓住受活罪要強，阿聰的性格你當然知道，即便他被抓住，他也會去激怒對方打死他的……”

我沒有打斷阿生。一個月零九天前，阿聰和我分手的那一幕又出現在了我眼前。

1989年的6月7號下午，大屠殺發生後的第三天。我終於在同仁醫院的太平間裏找到了好朋友阿朋的屍體。屍體已經開始變質，散出著一種氣味。同去的阿朋的妹妹一眼就認出了這是阿朋，我還不敢斷定，去向醫生要出具屍體的證件。醫生的回答是已經詳細檢查過了，沒有任何證件，幾天了無人來認領，火葬場幾次要拉走，都被醫生拒絕了，希望再等幾天，會有親屬來認領的。醫生又告訴了我屍檢結果是死於槍擊，後腰部被擊中七粒開花彈，整個屍體成了兩截，另在頭部發現一處刀傷達三寸長，但這不是死因，因為這個刀疤已是十多年前的痕跡了。憑著這個刀疤我才敢認定，眼前的這具斷成兩截的屍體，正是經濟學副教授、經濟研究室的主任，我的好朋友阿朋。

我馬上出去打電話告訴也在尋找阿朋的阿聰。當我剛把阿朋的妹妹安慰得止住了痛哭時，阿聰闖了進來。他雙眼紅紅的，滿臉的汗水和淚水混在了一起，頭髮蓬亂，一句話不說，跪在了阿朋的屍體邊上，一隻手緊握著阿朋的手，閉上了雙眼，將頭靠在了阿朋的那只冰冷僵硬了的手上。大約二十分鐘後，火葬場的汽車來了。兩個工人抬出了兩具屍體後，又進來抬阿朋。可阿聰仍是跪在那裏，頭仍靠在阿朋的手上一動不動。兩個工人看著我，我只好走過去拉阿聰，可是拉不動。阿朋的妹妹也過來勸阿聰，但仍沒用。最後我和兩個工人只好用些力氣，強把阿聰拉開。兩個工人在醫生的指導下，先將阿朋的上半截屍體從床上抬到擔架上，然後又去抬下半截，在擔架上再拼放好，又用布蓋上，才抬了出去。兩個工人講，家屬不必跟著去了，因為屍體太多，燒不過來，至少要等一周或十天后，要家屬一個星期後去火葬場問問具體燒的日期。

我一手攙扶著阿朋的妹妹，一手拉著阿聰的胳膊走出了醫院。阿聰仍是一聲不響，只是不停的流眼淚。

找到了各自的自行車後，我由於要陪阿朋的妹妹去阿朋家，告訴阿朋太太和他們那個剛七歲的兒子這個不幸的消息。所以，我問阿聰：“你和我一塊去好不好？”阿聰搖搖頭，用顫抖的手點了一支煙，大口的吸了兩口後，對我說：“今天晚上，也可能明天晚上，我去找你，別出去，等著我。”

第二天晚上，阿聰來了，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但臉上仍是毫無表情。進了我的房間，他把門關緊了，然後坐在沙發上大口的吸煙。我知道他的脾氣，所以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等待。過了一會兒，我問他要不要喝杯茶，他搖了一下手，嘴裏蹦出一個字：“酒”。

我說：“你心情不好，少喝點，慢慢喝。”

“我是來向你辭行的，今天半夜就走。今後你我再在一起喝酒，可就不知道是什麼年月了。來——咱倆幹一杯，我還有事託付你。”

“走，你去哪兒？在這個時候？”

“去哪兒都行，只要離開共產黨，天涯海角，只要找塊乾淨的土地，寧可挨餓受凍，讓我幹完我想幹的事。我不想總是偷偷摸摸的幹，更不想生活在暴力和壓抑下，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個國家可以讓我幹完我想幹的事吧。”

我明白了，可我是知道，他既無護照又無簽證，又正是這個時候，是極危險的。 “我不是來和你商量，因為我已決定了。我只能再坐十分鐘了。我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托你一件事，並囑咐你一件事。”

他從背包中拿出兩個鼓鼓的信封，放在桌子上。“這是兩筆錢，一筆是四千一百元，是我為天安門絕食學生捐來的，還沒來得及送去大屠殺就開始了。另一筆是我工作十年的一點個人積蓄，共二千三百元。這兩筆錢都留給你，用它去把死難的人的家屬、孩子安排好。我的自行車在門外，後架子上有個旅行包，裏面是我的幾件好衣服，也留給你，你會派上用場的。”

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拿出自行車的鑰匙，放在了桌子上。他知道我要說什麼，又向我擺了擺手，表示我不要打斷他。他大口的吸了一口煙，接著說：“我仔細地分析過了，我相信，你並沒有任何的暴露，現在的形勢就更需要你保護好自己，利用你的職位和權力盡力地去保護一批人。你必須停止寫文章，至少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與沙龍的人來往，他們會理解你的，因為我已對他們講過了。你是明白共產黨的，這場屠殺並不是結束，接下來的就是大清查，大逮捕，我相信不少人已經在黑名單上了。你想辦法去保護他們，這是很難的，但至少通知他們，讓他們走，千萬不要讓他們落進共產黨的監獄裏。我說這話，你是明白的。”

我們又碰了杯，並一口喝幹後，他站了起來，我馬上對他說：“路上要用錢的，你多帶些錢吧。”

他搖搖頭說：“這是冒險的事，成功與失敗各占百分之五十，與多帶錢沒關係。我帶了五百塊錢，還有這個小背包，就足夠了。逃出去了，一切都有希望，失敗了，命也就沒有了。”

我堅持著把一個信封塞在他的手裏，他推讓了一下，看到我有些急了，他才打開信封，數出五百塊錢放進口袋……

1957年，我和阿聰都是七歲，在同一天，被各自的母親送進了同一所小學。由於我們兩個人長得都很高，被老師把我們兩個人安排坐在了教室裏最後一排座位上，又是同課桌，整整六年。到了我們都十三歲時，幸運的是，我們倆都考入了不同的名牌中學。這一分開就是五年，直到1968年，那已是文化革命開始兩年了，接到他的邀請去他的新居做客。那是在和平里一所新樓裏的一套三居室的大單元裏，我的父親已經被批鬥兩年了，房子被封了，我們一家人被趕到一間14平方米的小屋裏，所以當看到阿聰住進了如此寬大明亮的住房，我心裏真是羡慕的不得了。五年沒見了，說起來沒個完，加上我們都快十八歲了，從這次接觸中才知道雙方家庭中的一些事。應該是阿聰母親的新婚，嫁給了一位剛出獄不久的國民黨的將軍。為了搞好對外宣傳，中共政府給了這位將軍這套住房、傢俱不說，還給了他一個中國文史資料館館員的職位，月薪一百四十元，在那時也是不低的收入了。

阿聰的生父是在婚後不久赴美國留學的，1949年共產黨立國，中國的大門便緊緊的關閉了，將阿聰的父母也關在了兩個不同的世界裏。二十年互無音訊，阿聰也只是從照片上認識他的父親的，可他的父親卻根本不知道他有阿聰這個兒子的。母子相依為命生活了十八年，依靠著他母親在中學教書的收入生活，連阿聰也說不清他母親怎麼會嫁給了這個將軍的。但有一點，我們倆是可以想到一起的，那就是阿聰母親的家庭背景和在美國的阿聰的生父，僅這兩點就已經使阿聰的母親在運動中倒足了黴，也受夠了罪的，嫁給這個將軍，在政治上是個保護，政府會看在這個將軍尚有可利用的價值的份上，多少會暗示一下學校方面，對這位將軍的新夫人不要批鬥的太過分了。那天的傍晚，我見到了這位大名鼎鼎的前國民黨的將軍，並不象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好像什麼殺人的惡魔，雙手沾血的妖怪等等。這是一個十分善良、和氣、談吐高雅、學識淵博的老人。他對我和阿聰談到了國共兩黨三年內戰的一些事實，那是我們以前從沒聽到過的。那一晚的談話，對我影響很大，我第一次明白了共產黨的話全是宣傳，實際上可信的程度連百分之一都很難達到的。

幾個月後，我和阿聰又分手了。在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的所謂的偉大指示下，全國幾千萬的中學生被強迫送到了農村去接受思想的改造，我去了內蒙古，阿聰去了陝西，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記得那是1970年1月裏的一天，我病了。一個人孤零零的躺在內蒙古的那間泥土小屋的土炕上，已經兩天了。因為離春節近了，同去的學生們都回北京與家人團聚了，我是為了讓挨鬥的父母和正在長身體的弟弟妹妹吃些營養，而寧願把辛苦了一年掙的那可憐的幾十元寄回家去，卻不想花在路費上的。外面是冰天雪地，裏面是冰房冷屋，兩天了，我迷迷糊糊的躺在那裏，也沒人知道。

終於有個老鄉來敲門，我已是弱的連回答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個老鄉並沒有離去，而是推門進來了，這才發現我是在生病。他跑出去叫了不少人來，大家七嘴八舌的出主意，想辦法，有人想送我去醫院，但在這種天氣，我又病得這個樣子，於是有人擔心我會死在半路上的，有提議去請醫生來的，但馬上被否定了，醫生是不會在這種天氣裏走十幾裏路出診的。人們正在商量著，村裏的幾個女人回來了，她們是不參加男人們的爭論的，馬上動手用木柴燒熱了土炕，又提來了水，燒開了讓我喝。終於有人想出了主意，那就是讓我吸幾口大麻。據說可以馬上減輕病痛的。這個主意馬上得到了贊成，於是有人馬上動手，把大麻摻在撚碎的煙葉裏，再用紙把這種混合物卷起來成煙捲的樣子，村裏人人吸大麻，沒人認為這是不好的，反而認為大麻是醫治百病的仙丹妙藥。

當一個村民卷好了大麻，點燃後，放到我的嘴上時，我緊緊地閉上了嘴，好心的村民們對於我的拒絕顯然是不解，同時又有些不滿意。我沒有力氣去解釋或說些什麼，只是以微弱的聲音請求他們拿些東西讓我吃。我對醫學是一竅不通的，但所受的教育告訴我，我年輕，有抵抗力。只要吃東些東西，睡上一覺，轉天會好一些的。村民們果然拿來些粗糙的食物，我極力的吃了些後，就筋疲力盡地躺下了，不久就睡著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個熟悉的聲音叫醒。我睜開眼，看到煤油燈已經點燃了，窗外一片漆黑。阿聰坐在炕邊上看著我。天啊！我是不是在做夢呀。我拼命睜大了眼，是阿聰，那高大的身材，說話的聲音和那張永遠帶笑的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高興的說不出話來。幾個伴隨阿聰進來的村民忙了起來，我請求他們生火燒暖屋子，燒熱水，準備飯。

阿聰湊近了我，說：“我整整兩天兩夜才來到這裏，進了村子後，就打聽你住在哪兒。他們領我來了，又告訴我你正在病著，我對他們說：沒關係，只要他看到了我，病馬上就好了。”他移動油燈靠近我的臉，又說：“你的確病的不輕，我來的正是時候，我可以照顧你。”

我問他：“你怎麼會來這裏？有什麼事嗎？”他開玩笑的說：“知道你病了，我特地從大西北趕來東北，你說我夠不夠朋友？”

可能是睡了一覺的原因，我的精神好一些了，但仍是起不來，只是半坐起來，用頭靠在牆上，問熱水燒好沒有，又告訴阿聰哪個盆洗臉，哪個盆洗腳，肥皂在哪兒，用哪塊毛巾，又告訴村民做飯，問他們知不知道誰家有肉有雞蛋，我給了他們錢，讓他們快去買來做飯。幾個村民忙成一團，剛才還是冰冷漆黑的小屋，現在變得溫暖熱鬧了。

阿聰正在用熱水燙著腳，一邊告訴著我這一路上的經歷，又不斷的開著玩笑。當村民們端上了飯菜時，看得出來，阿聰是餓了，馬上自己盛上一碗高粱米飯，大口的吃了起來。我仍是半躺著，看著他吃飯，一邊一再的讓他多吃，轉眼一碗飯吃完了，他又盛上第二碗時，才發現我正在看著他，他馬上用另一隻碗盛上飯，又放上菜，推到我面前，我搖搖頭說：“我實在吃不下東西的。”

他笑了一下，對我說：“如果現在我揍你一頓的話，你除了老老實實的挨揍外，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對不？所以別讓我生氣，陪我吃點，別等我真的揍上你時，你再求饒可就晚了。”我真的笑了出來，端起了那碗飯，勉強的吃了一口，費力的咀嚼著。他又向我碗裏添上菜，一邊又催促著我多吃，直到他三碗飯下了肚後，汗也出來了，他才放下了碗。

幾個村民帶著滿意的神情走了。阿聰鎖上了門，躺了下來，開始告訴我，為什麼在這嚴冬時節，他不惜跋涉兩千多公里，來找我的原因。

原來，阿聰所在的那個知識青年小組裏有一個學生，因為家庭出身，屬於“紅五類”，於是此人處處想出人頭地，以此撈取所謂的政治資本，當然就要選擇一個打擊的物件，並徹底擊垮他，才可以表現出自己是堅決的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又是多麼的忠於黨和偉大的領袖，於是可以加入共青團或共產黨，有了這個政治資本後，才可能在任何出現的脫離農村或返城的機會中捷足先登的。阿聰則成了這個人的選擇物件，當然也是被打擊的物件了。

阿聰無論是生父、繼父或是母親都脫不開一個“黑五類”的家庭背景，僅這一點就足以決定了阿聰的必敗的命運。阿聰從小愛母親的影響，愛拉小提琴，十幾年了，當然造詣非淺了。就在他初到這個村子的兩個月後，他的這一特長即被發現並利用了。當地政府把他選去參加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每天的工作量就是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去演唱演奏“革命的歌曲”，儘管這是與貝多芬、莫札特風馬牛不相及的，但至少脫離了農村的艱苦繁重的體力勞動，多少也有一點點的優厚待遇，這絕對是個上上等的工作了，當然引起了同去的學生們的羡慕，同時也引起了嫉恨。運動正在進行，高潮一個接一個，加上當地村民們的愚昧無知，終於阿聰被趕出了宣傳隊。

當他再回到村子裏時，情形已完全不同了，村民們不再認為他是個才華橫溢的年輕學生了，而認為他是個階級敵人，反動分子。第二天即命令他與村裏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們一起勞動，去做最髒最累的工作，同時還要受到監視和辱駡。阿聰高大、健壯，艱苦的勞動他不怕，但生活在被孤立、被歧視中確實使他受不了，沒人與他說話，每個人都疏遠他，甚至連幾歲的小孩子都指著他，罵他是“反動派”、“狗崽子”。阿聰受不了了，想離開那裏，可又無處可去。他曾回北京躲避，可時間不長，就被街道委員會催逼著回去“抓革命、促生產”。終於，阿聰想起了我，能與一個多年知己的朋友在一起，無論多苦，在精神上總有一個可以說得來的夥伴。說幹就幹，這也是阿聰的一個特點。他來的目的就是要和我一道去說服當地政府，允許阿聰調來和我同在一村。

我們經過了四天的奔波，與各級政府的接觸後，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個“不可以的”。

與阿聰的再次見面，是1978年的初春，在大學的校園裏了。那天，我正走出教室，看到一個人遠遠的向我走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那個人正是八年音信全無的阿聰。我興奮的向他跑去，高聲大喊著：“阿聰，阿聰，是我呀，老兄，你還認識我嗎？”

來到他的面前，我緊緊的抱住他的雙肩，興奮的大笑著。一絲笑容在他臉上一閃而過，繼而掙開了我的擁抱，又推開了我，面無表情，聲音乾冷的對我說：“幾個月前，我就已經知道你也在這裏了，我一直沒找你……”

“為什麼？我可是才知道你也在這裏的，告訴我為什麼你不早來找我？”他仍是那副神情，冷冷的說：“不為什麼，就是不想見人，更不想見老同學、老朋友。”

我正要接著問他為什麼，突然發現了他的臉是那麼冷酷，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的臉，我有些吃驚，只聽他一點兒也不客氣的對我說：“別問那麼多，聽我說完好不好！”

他說：“我知道你父親仍在挨鬥，經濟上拮据，你每個週末都要去做工，我是看在你我老朋友的份上，才來找你並準備幫你一下。”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拿出二十元錢，送到我手裏。“這是二十元錢，你拿去貼補生活，以後我會每個月幫你十塊錢或十五塊錢的。你就不要再偷著出去做工了，讓學校發現，你會被開除的。”

我不知為什麼，突然感到那麼委屈，我幾乎是在哀求地對他說：“你究竟怎麼了，老兄，你全變了，變得讓我都怕你了。告訴我，這八年你是怎麼過來的。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否則你不會是這樣的。我是你的老朋友，告訴我實話吧。”

一個冷酷的笑在他的臉上出現了。他像是自言自語一樣的說：“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每個人也都在變。”他不說話了，伸出手把那兩張鈔票一下子塞進了我的胸前的口袋裏，又順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兩眼看著我，

我努力的做出了微笑，又握了一下他的手，算是我接受了他的幫助的表示。他用乾巴巴的聲音對我說：“我在文學系，攻讀西方古典文藝，不要來找我，我會找你的。”

從那以後，我們每個月見一次面，都是他來找我，每個月都給我十塊錢，也有幾次給

了我十五塊錢，從沒間斷，也沒延誤過。我從不敢說謝，也不敢我謝的表示。我試著去談他、問他，但不是沒有回答，就是被他嚴厲的打斷。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怪人，怪得讓人無法接近他了。

所幸的是同年的年底，我的父親平反了，官復原職，補發了十二年的全部工資。第三天，我終於找到了阿聰，他給了我一個難看的冷臉，責問我為什麼來找他，我沒理他，興奮地告訴了他這個好消息。顯然，他也為我高興了，連說了兩遍：“這就好了！”我趁機趕緊對他說：“讓我們出去慶祝一下，好不好？我請客。”

這頓飯，我吃的開心極了，阿聰的臉上也出現了幾次的微笑，並不時的說話，令我驚奇的是，真沒想到阿聰的酒量竟然這麼大，不到一小時，一瓶60度的上等白酒就讓我們喝光了。我又要了一瓶，正要打開蓋子，阿聰止住了我，對我說：“今天我吃的很舒服，也喝的很痛快。我還能喝，你也還能喝，但這種酒太貴了，適可而止吧。讓我把這瓶酒帶回家，留給我慢慢享受吧。”我高興極了。刹那間感到過去的那個阿聰又回來了。

飯後，我們都點上了煙，我從口袋裏拿出一個信封，裏面有我母親放進來的二百元錢，遞給了阿聰。阿聰沒有拒絕，也沒有生氣，一句話沒說，拿起了信封裝進了口袋。我松了一口氣，端起茶杯，正要喝時，他說話了：“我母親四年前就死了，我的繼父也死了六年了！他們總共給我留下不到兩千塊錢。你以為我闊氣嗎？進大學的前兩年，我根本沒工作，指著這筆錢生活了兩年。大學招生了，我也是千算萬算的算過了這筆錢是可以使我畢業的。”

好的時光總是過的那麼快。轉眼就到了1981年春天。我們都畢業了，也都分配了工作，所幸的是，我們都被分配在北京工作。

說實話，在畢業前，我確實為了阿聰的分配工作一事而著急，發愁。四年了，他的同系、同班的同學們幾乎沒有一個人喜歡阿聰的，阿聰又從不參加社會活動，也從不與人打招呼或交談。系裏對阿聰的評語也不好，最令我不可理解的是，他的學分也不好，處於中等偏下。阿聰讀書極其刻苦，每週總有兩三個晚上是徹夜不眠地呆在圖書館讀書的。不管怎麼說，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註定了阿聰畢業後的分配會是那些邊遠的省份，而且是從事根本與所學無關的工作的。為了阿聰，我曾去請求阿聰的指導教授，能在阿聰的分配一事上給予照顧。幸虧這位教授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在聽了我詳細的敍述以前的阿聰和現在的阿聰後，老教授十分冷靜地說：“我早就說過，這場文化革命運動的最大後遺症之一，就是使得千千萬萬的人患有心理和神經病。你說的這些，我都理解，阿聰的內心深處一定有著一個極大的痛苦或刺激，於是改變了他，他又不說出來，這是最遭的事。但願時間可以醫治他，我也會盡力在他分配一事上幫忙的。但是你作為他的朋友，你要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永遠不要放棄，不要疏遠他，不要孤立他，想辦法能使他主動對你傾訴出一切，只要他能說出來，以前的阿聰就會回來的。”

或許是因為大學關閉了十一年後的首批畢業生，或許是那位老教授確實的努力幫助，阿聰所分配的工作是極其令人滿意的。我不但放心了，更為他而高興，而阿聰本人好像無所謂一樣。當然了，他是根本不知道我曾去請求他的指導教授。

在離開學校後，分手又是五年。儘管我們同在一個城市，但各自忙各自的事，加上我們各自的工作性質是要經常外出考察的，每年中總要有一半的時間是不在北京的，也造成了我與阿聰之間聯繫上的困難。這五年中，我與阿聰只見過一面，說起來也可憐，我們的見面是在火車站，我剛結束考察從湖南回來，正要走出火車站，就見到阿聰匆匆的走進火車站，他是去上海參加一個研討會，僅談了三、四分鐘，他就要去趕火車了。

他從來不給我打電話，偶爾我給他打電話，也都是我說話，他聽著。幾次在過年前，我打電話約他來我家一起過年，他都拒絕了，說是不想見人。

直到1986年，我剛剛結束了在西藏的考察工作回到北京，出乎我意料的接到了阿聰的電話，他說他要見我，有事面談並要我説明他。放下電話，半個小時後，我就按照他在電話中給我的位址來到了他的家。

這是一座舊的居民樓，似乎是五十年代建造的。我爬上了六樓，敲了一家的房門，開門的是阿聰。快十年了，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他住在這裏的。這是一套一居室的單元，屋裏很乾淨，佈置得也好，看到了靠牆的是一張單人床，我笑著問阿聰：“為什麼還不結婚？耍光棍有癮呀？”他沒理我，扔給我一支煙就跑進了廚房。

我欣賞著掛在牆壁上的幾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油畫。功夫不大，他兩端著兩個盤子出來，放在桌上，又跑進廚房。阿聰是不會做飯的，盤子裏的東西都是都是現成的雞肉、熏魚之類的熟菜。我問他今天是什麼日子，是不是有喜事，他又沒理我，只顧向桌子上擺放碗筷、酒杯，轉眼一切就緒，他才對我說：“坐過來，我們邊吃邊喝，我有事求你。”

他不斷地對我讓酒讓菜，又問了我一些西藏的風土人情，慢慢地，話題開始轉到他的事情上來了。他直截了當的告訴我，在他工作的單位，幾乎人人恨他，他的上司對他不滿，尤其前不久，他從一本英國的學術刊物上翻譯了一篇文章，簽上了他的名字，結果被發現了，於是惹了些麻煩，名聲上也受了影響，自己感到實在在那裏呆不下去了，想換個單位。他希望我幫助他，去說服我的上司能接受他到我所在的研究所工作。

聽了他的話，我震驚了。我的朋友阿聰，竟然做出了剽竊他人學術成果的事？！不可思議。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不管你怎麼看我，我不在乎，我在幹我自己的事，我沒時間去研究什麼西方古典文藝的，告訴你實話，如果我繼續留下工作的話，我還會這麼做的。”

“對不起了，你的這個忙我是幫不了的，我是很看重我的名聲的。”

“坐下！”他用了更高的聲音對我說：“你以為我整天的不務正業嗎？你以為只有你工作的最辛苦嗎？告訴你實話，我比你辛苦十倍，你知道那年在內蒙古你我分手後我受到了什麼嗎？你以為一個人就那麼容易忘掉他所遭受的一切？……”他激動了，一口喝幹了一杯酒，又給自己點燃一支煙，然後大口的吸著。

“老兄，別激動，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又猛吸了幾口煙，並又一次喝幹了那杯酒後，才開始用他那種生硬的聲調，告訴了我自1970年我們分手後的事。

當時，由於離過年已經很近了，所以阿聰離開我後就直接回到了北京，與母親和繼父一起過年。年後一個月左右，他又回到了陝北的那個村子，儘管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和村民、同組的同學們搞好關係，但是一頂“反動分子”“階級敵人”的帽子已戴在了他的頭上。情形不但沒有一點好轉，反而一步比一步壞。終於有一天，當一位幹部將一口口水吐在了阿聰的臉上後，又命令阿聰不准擦掉。阿聰忍受不住了，當場拉著這個幹部要去上級那裏講理，這個幹部當即大喊：“階級敵人要翻天了。”又馬上召集了一些村民和學生，在他的指揮下把阿聰打了一頓，直打到阿聰口鼻流血，兩處肋骨骨折，疼得倒在了地上暈了過去才停止。等到阿聰蘇醒後，即被兩個由那個幹部派來的村民押解著去幹活，既不准去醫院，更不准休息。從那以後，阿聰就像犯人一樣，每天清晨即被兩個村民叫醒，並在他們的監視和打罵下開始了一天的勞動，直到天黑後再由這兩個村民押送回學生宿舍。同組的學生們則開始執行對阿聰的看管，阿聰的一舉一動都會被報告到那個幹部那裏，如果阿聰稍有不慎，或說錯話，招致而來的則是一頓毒打。所有阿聰的來信都被拆開看了，阿聰寫給父母朋友的信也必須先由幹部查看，認為沒問題了才允許裝進信封發出。同時，阿聰也不被允許離開這個村子。整整一年半，阿聰過著苦役犯般的日子。當然了，他是不會這樣忍受的，他曾精心的策劃了一次逃亡，但僅六個多小時後就被抓了回來，吊在了村中的一顆大樹上，當眾被皮帶抽打了六十多下。

阿聰漸漸地明白了，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出於那個與他同在一組的學生的所為。看著阿聰落到了這個地步，這個學生高興了，但顯然是他的目的並未達到，所以繼續的在縣和公社的兩級政府中造謠，說著阿聰的壞話。終於，這個人被當地政府認為是一個“對毛主席、對共產黨無比忠誠”和“堅決對敵鬥爭”的榜樣，從而加入了共產黨，又提拔為幹部，此後青雲直上。

直到1972年初，阿聰被允許回北京探親了，原因是他繼父病重，已經不能說話了，阿聰的母親請求丈文史資料館出面，給阿聰所在的地方政府發了一封信，提到為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應當讓阿聰回來探望繼父。當阿聰趕到北京僅幾天後，他的繼父就去世了。

阿聰立即開始了在北京的行動，他給北京的所有的中央單位寫申述信，又一次一次的去有關的機構申訴他的冤情，揭露了陝西省地方政府設置私刑，任意關押、看管、拷打無辜的平民，揭發了那個學生利用了阿聰的家庭背景一手製造了冤案，反而得到了平步青雲等等。兩個月的奔波，根本無人理睬，毫無反應，正在阿聰走投無路，速手無策時，一個更大的不幸發生了。

不知是哪級政府的哪個部門，將阿聰的申訴材料轉給了陝西的那個阿聰所在的縣政府，而阿聰更是不明白的是，這封信又怎麼會讓那個學生看到了。於是那個學生立即趕回北京，與他的一個當員警的親屬密謀後，安排了一個在街頭偶然相遇的場面，然後對阿聰進行百般的辱駡，終於激怒了阿聰，不顧一切的揮拳向這個人打去，幾乎是同一時刻，埋伏的幾個員警跑了出來，抓住了阿聰，沒有任何的司法程式，就把阿聰關進了一間監獄達兩年之久，直到阿聰的母親去世後的第四天，阿聰才被釋放出來……

阿聰一口喝幹了杯中的酒，又倒滿，又一口喝幹，然後點燃了另一支煙，反問我：“你以為僅僅這些就能把我整個人變成這個樣子嗎？”

“你知道你變了，變得如此古怪，甚至不通人情。可你為什麼不控制呢？你的指導教授對我講過，只要你能說出來，你就會好了一半，然後再讀幾本心理學的書，你會調理好的。”

阿聰突然轉向了我，兩隻眼睛紅紅的，冒著仇恨和兇狠的光看著我，一字一字地說：“你以為，在這個世界上會有一本心理學的書是可以醫治一個從共產黨的監獄裏活著出來的人嗎？”足足有一分鐘，他才平靜下來，似乎他是拿出了最大的勇氣，告訴了我他在監獄裏的遭遇。

那個監獄裏，上到監獄長，下到普通看守，幾乎每個人都是殺人狂、虐待狂、嗜血鬼和性變態者，正是這些惡魔們掌握著監獄裏三百多名未經審判的囚徒的命運，把囚徒們的嘶叫聲、求饒聲、哭喊聲當做是流行歌曲一樣來欣賞。已是一無所有，又失去了那點可憐的自由的囚犯們，也不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年輕力壯的囚犯則時常的被捆綁起來，強迫過量的抽血，抽骨髓，更有八次之多。八個年輕的囚徒被無緣無故地公開槍決後，屍體立即被抬了出去，由等在外面的醫生立即取出屍體的內臟，然後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而屍體則立即被火化了。於是政府派人向死者家屬收取六毛三分錢的子彈費。

監獄當局對待犯人不僅是去打服他們，在他們身上留下永久性的傷害，而且還要在精神上去徹底摧毀囚徒，迫使囚徒們承認他們不是人，是人下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侮辱犯人，每個被拉出去受折磨的人都被剝光衣服，一絲不掛的受到拷打，有時讓犯人自己手淫，或做出下流的性動作，以供那群畜生們取樂，或作為一個交換條件暫時停止對這個犯人的折磨。取笑犯人的性器官，甚至對性器官用刑，最常用的是對男性性器官使用電流刺激性器官脹大，精液狂噴，或是在不使用任何麻醉藥的情況下，強行切除男性的睾丸，據說是可以制藥。

阿聰講他幾乎受盡了各種各樣的折磨，在他的身體上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傷痛。自從他出獄至今已十多年了，他從不去游泳，是不願意讓人看到他渾身的傷疤。

“士可殺，不可辱。”阿聰說：“我大約有過一百次了，想到過自殺。但我想到，司馬遷受辱後，堅持寫完了《史記》，所以我放棄了死的想法。我必須活著，我要讓人們、讓全世界都知道，這個政權是最野蠻、最殘酷的甚至比奴隸制度還要野蠻一百倍、一千倍的，這就是我活著的唯一目的。”

後來他又告訴我，在他上大學的前兩年，他一直在自修法律，上了大學後，他又自修社會學、生物學和西方近代史，並且精通英文和西班牙文。從上了大學開始，他就已經從事秘密的調查工作了。聽了這些，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他學習如此的刻苦，而考試的分數都是如此的低了。

那一天，我在他家呆到將近午夜。阿聰告訴我，他已經為一個秘密沙龍寫文章達四年之久了。說著，他拉我去了廚房，從碗櫃的背後取出了一個塑膠包。裏面是他這些年來所做的調查材料，足足有兩百多頁。我一邊翻看著這些資料和資料，一邊對他說：“你剛才還告誡我千萬不要落進共產黨的監獄，可是現在你幹的事，萬一出點事，你是又會進監獄的。”

他很自信地對我說：“我隨身帶著一種自己配製的藥，吃下去後二十分鐘之內就死了。你以為我傻嗎？共產黨口口聲聲說這個政權是他們的命換來的，當然了，想推翻他們也得用生命。”

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掏出錢包，從一個夾層中拿出一個小小的塑膠包，然後打開給我看，那是一小粒灰黑色的小藥丸。他馬上又包好，小心地放回錢包。

那晚，阿聰堅持要送我回家。他背著個大書包，裏面就放著那包他摘錄的資料和資料，這是在我一再請求下，他才同意讓我帶回家去看的，所以他才堅持要送我。

路上靜的可怕，半夜又很冷，我們把車蹬的很快。時間不大，就來到了我的家門口，阿聰把那包資料給了我，低聲對我說：“用腦子記，不要寫在紙上。”

我的上司、副所長、哲學家阿成阿成大我五歲，一起工作已經一年多了，但我們還從來沒有說過話呢。偶爾幾次在樓梯或走廊上碰面，也僅是互相點點頭，笑一笑而已。聽說這個人是個十分複雜的人，但工作能力極強。他上任了短短的兩年，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管理體系，不但大大的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進展，而且很得人心。

由於與他不接觸，所以我對也他沒看法。只是心裏隱隱地感到一個搞哲學的人，心理和思維上一定是很怪的，儘管我的這個想法根本沒理由，但我仍相信我是對的。

與他問候寒暄了之後，我直接的向他提到了阿聰，做了一個大概的介紹後，又直接請求他，允許可以把阿聰調來這裏工作。然後，我又就所裏的特點和問題，解釋了阿聰專業並不符合我們的研究專案，但是阿聰寫文章是一流的，並例舉了所裏的幾位研究人員，儘管一再的出成果，但在寫論文時，往往要費上許多時間，而且文章中仍然出現不少的毛病，又要費上許多時間去修改。同時提到阿聰自修了法律，也可以擔任法律顧問的工作，同時阿聰精通英語和西班牙語，更可以幫助專業人員翻譯文章等等。看來這最後的一點，打動了他。

一個月後，人事處通知我說有一個叫阿聰的新人近幾天就會來我們研究室報到了，我嚇了一跳，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了。

阿聰仍是那個樣子，同事們都把他當成是個怪人，這是我早就預料到的，我有意的把室裏的幾份積壓的論文草稿和幾份要排隊等候資料室翻譯的英文的資料給了阿聰。幾個月後，人們佩服阿聰的才學了。一手漂亮的文章，精確的翻譯，改變了人們對阿聰的看法。當然了，阿聰沒有改變，人們仍不敢與他接觸、交談，甚至有些怕他，即使是那些得到了阿聰幫助的人，也不敢去對他表示謝意的，因為得到的通常是一個“哼”，連頭也不抬的。我也時常有意無意的在同事們中間替阿聰辯解。既然阿聰並沒有得罪任何人，那麼同事們也多少看在我的面子上沒有必要去與阿聰作對的，彼此相安，天下太平了，我也終於抓時間把阿聰的那份資料讀完了。

阿聰以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的嚴謹態度，在這份資料中列出了一連串的事實和數字，其中有些東西我曾有過耳聞的，而有些東西則是令我大吃一驚的。例如全民教育的問題，資料中提到：在1949年，中國人口是4.7億，知識份子500萬，38年後，人口達到12.1億，知識份子總數不足1000萬，其中100萬在監獄。近三億人口是百分之百的文盲，另有三億人口的文化程度僅是小學一、二年級。

1949年，中國大陸的總耕地面積是16億畝，當時的人口是4.7億，到了1987年，人口上升到12.1億，耕地下降到不止13億畝。

到1986年為止，中國大陸的監獄人口達到1千萬，可其中的70％以上的囚犯是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的判決的，相當一批數量的人已經被關了二十年了，可並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更有一大批囚犯是為了頂數字，而在歷次的所謂嚴厲打擊的運動中被槍決，目的是在為了取得他們的內臟。

1984年，黃河的一次發大水後，一位19的姑娘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家園，孤身一人流落到了河南省的開封市，得不到政府的幫助，又找不到工作。在第二天的夜晚，這個女孩子被強姦了，當那個暴徒發洩完了轉身要走時，女孩子請求他給她一毛錢，因為她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想要一毛錢買個饅頭充饑。這個人扔給她一塊錢，從此以後，女孩子做了妓女。當她接待到第九名客人時，她被捕了，又正趕上嚴厲打擊的運動，以敗壞社會風氣的罪名被槍決了。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廣西、雲南兩省的一些地區的幹部們為了響應毛澤東的“消滅階級敵人”的號召，竟然帶領當地民眾，把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眾開膛，取出內臟，大家分而食之，超過800人被吃掉，而這些吃人的生番們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十年後，仍擔任著當地的書記、隊長、主任的，無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無獨有偶，同樣是在文革中，離北京僅幾十公里的三河縣的一個村莊，一夜之間竟然將60多人活埋了，理由是這些人出身于地主或富農家庭，屬於“狗崽子”。

1960年，還是大饑荒中，山東省沂蒙山區的一個村子，共有村民215人，竟然活活的被餓死了183個人，而就離這個村子不足500米遠就是一個國家糧庫，糧庫的官員眼看著人們一個一個的餓死，而不做任何事。不中共的元老王震聽說了此事後，僅說了一句話：“人民寧可餓死，也不去搶國家的糧庫，我們的人民多好啊！”

在寧夏、甘肅兩省，有幾個縣，在這裏是見不到二十歲以上的男人的，這幾個縣居住著回族，由於共產黨的所謂民族政策，激發了民族矛盾，發展成了反抗，政府調來軍隊，對這幾個縣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四十萬人遇難。

在70年代，發生在雲南塔山縣的事就是一例。縣民與政府間的矛盾，被政府調來的一個連的軍隊激化了，人們使用了毛澤東的遊擊戰術，分化瓦解了這支部隊，政府馬上又調來了一個團的兵力，並動用了大炮和坦克，幾天後，塔山縣變成了無人區，將近二十萬人幾乎全部死亡。

在黑龍江省的一些軍隊的高級軍官，利用職權強姦被派到軍隊拿出去的城市女學生，資料中有名有姓的提到這些軍官，有的強姦了140個女學生，有的強姦了122個，有的強姦了117個，有的強姦了104個。由於受害人太多，受害人的父母們紛紛上訴，中共感到遮掩不住了，於是派人調查，待調查屬實後，上報給中央高層，竟然無人過問和處理。最後，周恩來堅持了一下，將一名強姦了85名女學生的師長槍斃了，以平民憤，其他的高級軍官們仍逍遙法外。

“……與阿聰一起共有五、六人，只有三個人越過了邊境，包括阿聰在內的三個人下落不明。六四後邊防的軍人接到了命令，對所有偷越國境的人可以開槍。我倒希望阿聰被打死了，總比被抓住受活罪要強，阿聰的性格你當然知道，即便他被抓住，他也會去激怒對方打死他的……”

我沒有打斷阿生。一個月零九天前，阿聰和我分手的那一幕又出現在了我眼前。

1989年的6月7號下午，大屠殺發生後的第三天。我終於在同仁醫院的太平間裏找到了好朋友阿朋的屍體。屍體已經開始變質，散出著一種氣味。同去的阿朋的妹妹一眼就認出了這是阿朋，我還不敢斷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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