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劉銘傳

劉銘傳先生是英九長久以來最敬仰的晚清名臣之一，我認為，他對台灣本土建設的貢獻與他所展現的為政風格，是值得當今政治人物深思與學習的典範。近代台灣意識的啟蒙者連雅堂先生，也就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的先祖，在其鉅著《台灣通史》中指出，三百年來有兩人治理台灣最具貢獻：一位是陳永華，他首度在台「開科考、立學校、引進朱熹的『閩學』」直至連雅堂、洪月樵一代，並訂定典章制度，將台灣建設成「海上中華」；另一位則是首任巡撫劉銘傳。陳永華年代較久遠，只能依靠文獻和口傳來研究相關事績；劉銘傳則不然，那是連雅堂親身經歷的波瀾壯闊和享其餘蔭的時代，連雅堂慷慨所書實為第一手台灣歷史的證言。

那段歷史距今已有一百餘年，不過它的遺跡仍四處可見，劉銘傳所樹立的為政典範仍令人景仰，甚至那個時代的興衰浮沉也不斷引人借鏡反省。

歷史巨變挑戰台灣

十七世紀中葉，由於海洋經濟興起，西方海權國家東來，尋求貿易據點，搶奪生產原料以及擴大銷售市場，原本在沉睡中的亞洲大陸突然驚醒過來，倉卒應付挑戰，台灣遂由邊陲轉變為中心位置。當時鄭成功擊敗了荷蘭殖民者，在台灣建立了漢人政權，由福建引入大量移民，在嘉南平原一帶進行墾殖，這就是陳水扁總統先人遷台的大致時期，也是今日台灣主體漢民族社會的根源。

明鄭時期，台灣延續鄭氏的事業，無論在軍事力量、海洋貿易以及農業生產上，均有傑出的表現。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由於大清國勢日衰，日本又因明治維新成功，走上海上擴張之路，台灣的處境面臨空前的挑戰。

淮軍名將一戰成功

就在這種艱困的大環境之下，一八八四年，四十九歲的劉銘傳以淮軍將領的身分奉命來台督辦防務。這一年法軍攻打台灣，原本自以為必能像探囊取物一樣，結果二十餘年前長驅直入北京的法軍，此時卻無力逼近台北城，在淡水河口便遭到清軍重擊，倉皇撤離，損失五百多官兵，此役清軍大勝，當時中外報紙均有大幅報導。這無疑代表著台灣近代史黎明的一道曙光，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色。儘管清廷高層昧於大勢，昏庸無能，然而中層骨幹中仍不乏審時度勢、忠勤任事的良才。在沈葆楨等人建立的防務基礎上，劉銘傳重挫來犯的法軍，一掃鴉片以來的中國人的羞辱，在軍事上採取主動積極的作為，振奮了台灣人心。



　

勵精圖治的軟體基礎

一八八五年，台灣正式建省，劉銘傳成為首任巡撫，肩負建設台灣的重責大任。這是台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就是連雅堂所稱「足以台灣不朽」之功業。事實上，建設台灣的挑戰遠甚於抵擋外敵的侵略，因為它涉及了根本觀念的革新，涉及了建立一套能有效運行的政經結構，這些都需要真正的遠見、瞻識和毅力，持之以恆的貫徹，始能有所成就。過去的研究多將劉銘傳的成就集中在硬體建設上，較顯著的有「興建鐵路促進商務」、「練兵設防鞏固台澎」、「清埋田賦充裕財政」、「開辦洋務振興產業」、「開山撫社促進發展」等等，這些建設成績多為後代反覆引述，不過追根究柢，它們的軟體基礎是什麼？或者說，劉銘傳確實在台灣興建了當時中國第一條鐵路、鋪設了中國第一條電纜、點亮了中國第一盞電燈，將台灣建設成當時中國最進步的省分，台北城中外商賈雲集，乃有「小上海」之稱。劉銘傳才是真正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後來日本在台的建設多不劉銘傳的規畫方向。為什麼別人做不到，他做得到？這些基本的問題更值得我們探索和學習。

洞察世局，接軌國際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儘管劉銘傳本屬推動洋務運動的維新派，奉調來台的首要任務是抵抗法軍的入侵，但他深知中國的落後與不足，絕不拘泥於古禮古法。台灣只有保持最開放的態度，引入先進的科技和制度，全力實現現代化，才能避免挨打的局面。因此，雖然西方列強是劉銘傳眼中的敵人，但他卻能「以敵為師」，積極向對方購買新式的機器設備，開放國際資本，開辦洋行，招商引資，振興商機，讓台灣成為有利可圖的地方，從而吸引島內外資金，繁榮台灣的經濟。可以說，劉銘傳洞悉市場經濟的法則，以開放的心胸、務實的政策，利用台灣原有四通八達、在遠東海洋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地位，開放與列強經濟合作，同時也與他們競爭。從那個時代的標準來看，這位貌不驚人、出身安徽地方游勇、人稱「劉麻子」的淮軍名將，無疑具有極為先進的國際觀與現代思想，較諸同時期日本明治維新的人物，毫不遜色。尤其十餘年後，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拳民在中國北方吹符咒、拆鐵道、濫殺洋人，最後幾乎招致八國聯軍滅國的奇恥大辱，相形之下，劉銘傳治理台灣所展現的宏觀遠見，則更為時人與後人所欽服。

簡言之，在遭遇外侮時，昏庸的清廷領導人不僅故步自封，更愚弄群眾，其結果不但自取其辱，還耽誤了國家前進的腳步；對照之下，具有真知灼見的台灣領導人劉銘傳則能洞察世界的潮流，保持開放的心胸與政策，不但與對手交流，也在向對手學習中迎頭趕上。

政經佈局植根本土

再者，任何成功物質建設的背後，必有一個能夠啟動社會機制運轉的條件。因此，在展開建設之前，劉銘傳對台灣民情做了深入的了解，結合與扶助台灣士紳林維源、李春生、林朝棟等人，採用官辦民營甚至類似當今流行的BOT方式，發揮台灣人才的優勢，取之於台灣，用之於台灣，使得官紳均利，地方繁榮。事實上，只有在這種有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劉銘傳才能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建設。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其實就是劉銘傳的務實政策，過去較少被意識到，今天值得認真研究，因為沒有這樣的務實政策，劉銘傳的現代化將因缺乏有利的土壤而成空中樓閣。

可以想像，劉銘傳主政期間，社會朝氣蓬勃、充滿了凝聚力。一個簡單的證明就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後，日軍大舉侵台時，高舉抗日旗幟的「台灣民主國」其上層建築的主要人物多為劉銘傳時代的士紳，正是劉銘傳主政時所形成的政經結構的主體，其凝聚和持續力可見一斑，其中霧峰林家參與「台灣民主國」、林獻堂領導二○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均令人感佩不已。

　

巡撫典型猶在

雖然如此，無論劉銘傳如何雄才大略，他個人畢竟無法扭轉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清廷頹勢，他最後也只能痛哭苦心經營的台灣落入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吐血昏厥而逝。不過，劉銘傳所留下的有形和無形的典範，卻深植人心，他親手制定的「台灣近代產業開發計畫」受到日本人的重視與沿用，以致於身歷其境的連雅堂以高度文學的意境來稱頌這位時代的巨人。

甚至到了今天，劉銘傳建設台灣所根據的精神仍具有典範作用，仍然值得深思與學習。它告訴我們，開放的眼光和政策，代表著尊重經濟發展的規律，勇於向競爭對手開放和學習；務實政策則意味著善用本地的人才與資源，上下團結一致，以台灣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全力建設台灣。事實上，這兩者的精神互為表裡，合而為一時，台灣必能大步向前走。相反的，清廷封閉的心靈和政策、加上愚昧的義和團策略，其結果必然是社會不安，人才出走，經濟陷入倒退的困境，甚至最終導致全面性的崩潰。這種施政的得失正是許多社會興衰的關鍵。回首台灣歷史，劉銘傳所留下那亮麗的一章，今天更值得我們駐足體會、欣賞和深思。





故事二

想我台灣英雄們—李友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兩國的部隊在北平近郊宛平縣盧溝橋發生激戰，揭開了歷史上第三次中日戰爭的序幕。而在兩千公里外的台灣，距離甲午戰後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登陸北台灣的澳底，已有四十二年之久，日本國歌「君之代」的旋律早己飄揚台灣、朝鮮、東三省上空多時，如今華北亦岌岌可危，對於被欺壓的中華民族而言，眼前已無退路。

往後四年間，戰火延伸到東南亞與太平洋，波及英國、澳洲，最後美國也被捲入，歐亞連成一氣，燒遍全球。這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不僅代表著國際勢力的重組，也象徵著人類文明的選擇。最後，主張單一種族優越的法西斯主義崩潰，取得勝利的主流思想雖有左、右之分，但反對殖民主義而主張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權必須保障等價值，卻得到普世的認同。

歷史巨變中的台灣人

事實上，在這股歷史巨變的洪流中，台灣人民沒有缺席，台灣歷史沒繳白卷，而且無可置疑地屬於勝利的一方。一九二四年，一位出身台北縣蘆洲鄉望族的優秀青年李友邦和丘念台、李萬居、謝春木等台胞一樣，不約而同決定投入這一股洪流，參加抗日民族聖戰。他早年在校期間因參與反抗活動遭到退學，隨後他毅然前往大陸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演講，並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行列。抗戰時期，黃埔二期的李友邦將旅居閩浙一帶的台灣人組織起來，成立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同時與浙江抗戰女青年嚴秀峰結為夫婦，共同致力於保家衛國的事業。

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台灣義勇隊和少年團投身於生產、醫療、翻譯、宣傳和情報等工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李友邦即積極推動「台灣復省」運動，對日後台灣的光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台灣人英烈的大傳統

毫無疑問，李友邦是一位了不起的臺灣英雄，但他的英勇事蹟絕非單一孤立，而是台灣人英烈大傳統的一環。日據初期，台南人連雅堂作《台灣通史》，以明華夏之志，其自序文中描寫台灣之詞「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成為大半世紀後台灣本土意識的源頭活水。如果我們稱連雅堂為近代台灣心靈的啟蒙者以及近代台灣史學之父，應非溢美之詞。至於投身武裝抗爭以抗拒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更是前仆後繼；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年，犧牲不計其數。例如同盟會會員、三二九黃花岡之役的倖存者苗栗人羅福星，在辛亥革命後潛返台灣，招募台南、台中、新竹、南投等地同志祕密起事，因事機洩露被捕，一九一四年，羅福星等二十人遭日本總督府處決，數百名同志被捕或入獄。

一九一五年，台南余清芳等人發布檄文，率眾與日軍在台南縣玉井鄉激戰，戰事波及高雄、台南、嘉義等地，日軍以屠村回應，死傷慘重。對這個史稱「吧哖事件」的案子，由總督府控制的臨時法院一共判了將近九百個死刑，打破世界審判史上的紀錄，後來部分雖經大赦，免於一死，但被捕後即已處死者超過百人。在台南監獄外，那些英勇的台灣人頭部被套上竹簍，列隊前進，由穿戴潔白制服的日警押赴法庭。這張令人心悸、悲憤的照片，實際上已成日據台灣的經典影像。同一時候，大批日軍部隊越過合歡山，對太魯閣起義原住民部落血腥鎮壓，並將斬首和燒鄉的照片公開編印成冊，作為炫耀勝利的紀念。十五年後，另一位不信邪的原住民領袖莫那魯道再登高一呼，這一次，日軍動用了飛機、大砲和毒氣向山區進攻，原住民戰死自縊者，包括老弱婦孺高達九百餘人，形同滅族。

武裝鬥爭的另一邊是思想和文化的戰場。出身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在日本與梁啟超會面暢談後，決定堅持議會鬥爭的路線。在一九二三年日本當局大肆搜捕台灣人「治警事件」的兩年前，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已在台北市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宣揚台灣人的自覺意識，吸引了全島的知識菁英，形成空前的熱潮，令殖民當局惶恐不安。

儘管後來受到世界思潮的衝擊，「文協」分裂為左、右兩翼，實踐自主的途徑有異，但爭取民族尊嚴與自由的目標卻是一致的。事實上，「文協」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分裂後，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就在同年七月十日成立「台灣民眾黨」，標榜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黨旗為「青天三星滿地紅」，也與中華民國國旗相仿。

蘆溝橋事變演變成中日全面戰爭之後，殖民當局開始鎮壓台灣人所有自主性的文化和社會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總督府更推行皇民化運動，進一步箝制本土的宗教和文化，因為他們判斷，本土文化是台灣人內心中國意識的根源。



　

彰顯本土歷史的榮譽

然而，台灣的前輩英烈仍然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多未及敘述的奉獻者，不分南北，無關族群，不計代價。他們以生命與鮮血，共同塑造了台灣的英烈大傳統。事實上，以他們的名望和地位，只要願意替總督府宣揚殖民當局的好處，就有享用不盡的榮華富貴。然而為了讓台灣勇敢堅強，他們卻選擇了一條危險艱辛苦的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站到殖民當局那一邊，將如何面對那些為爭取自由平等而犧牲的台灣先烈？他們知道，如果歌頌殖民當局，他們將使善良的同胞們更陷於自卑的心理，永遠不會有真正站起來的一天。令人感念的是，由於他們的堅持，身為後輩的我們，今天在面對任何強權時，才更能保持自信與自尊。

我們應當永遠紀念先烈先賢的英勇事蹟，宣揚其風骨氣節，作為本土教育的重要內容，以確保本土的歷史大傳統綿延不斷。再者，對於台灣光復後因國共內戰而致懷冤受難的民族英雄李友邦等人，英九呼籲以民族和解的精神以及人權人道的理念，進行反思，追念其愛鄉愛國的志節，恢復其應有的歷史地位。畢竟，歷史教育代表著我們對土地深刻的記憶，是精神力量的來源。

不過，歷史教育的最高境界並不是為了灌輸、傳播仇恨與報復，而是為了明鑒過去和瞭解世界，換言之，是為了客觀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傳統，並堅定地捍衛民主、人權和寬容等人類的共同價值。台灣前輩先賢爭取民族尊嚴與自由平等的奮鬥，正是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戰爭，固然必須譴責，但是除了一小撮國軍主義的追隨者外，大部分日本國民也是受害者，戰後他們終於走上和平主義的道路，在經濟、科技和教育等諸多領域，對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展望未來，台灣也應以前輩先賢留下的民族尊嚴與自由平等精神，作為中日兩大民族和平互助，共存共榮的橋樑。





故事十

台灣先賢步履中的尊嚴與力量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本駐台末代總督安藤利吉正式簽下降書，整整半個世紀台灣先烈先賢抗暴不屈的血淚終於如願以償，化為無比的欣悅。台灣終於勝利了，而且是跟著當時中國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一起勝利的。

德、日、意法西斯帝國徹底敗亡，被欺凌的人們重獲自由的喜氣瀰漫著全球，從台北出發，北至南京、重慶，南至馬尼拉、新加坡、雅加達，東至洛杉機、紐約、華盛頓，西至莫斯科、巴黎、倫敦等等，各地民眾都暢快地發出同一種心聲；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無論那一種，都沒有立足之地，不分膚色，無論種族、階級、性別的自由平等思想，將是無可逆轉的歷史洪流。

更重要的是，「光復」一語並非空洞的名詞，而是載負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傳承，涉及了先賢奮鬥的目標、社會的自我認同以及台灣走向光明未來所根據的價值內涵。簡單的說，它關係到我們如何看待百年來台灣奮鬥的歷程，並從中找到繼續勇往直前的理由和力量。

　

日本殖民統治與台民英勇抗爭

首先，從一八九五年日軍憑藉優勢兵力強行登陸澳底以來，先賢們的反抗從無片刻的停歇，從愛鄉保民的讀書人，到目不識丁的莊嫁漢，都不加思索的拿起簡陋的傳統兵器，對抗擁有現代化軍力的殖民者，從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羅福星，到林朝陽、阮振、余清芳、莫那魯道等等無數的抗暴英雄，視死如歸，前仆後繼。他們與追隨他們爭取自由平等的鄉民，遭殖民當局殘忍處決之後，屍骨與台灣的土地永遠地安息，成為台灣歷史正氣的根源。

儘管如此，殖民當局維持其統治不僅是依靠船堅砲利，實行民族差別待遇的殖民統治，更在於一套美化殖民主義的說詞。日據末期，為了服務日本帝國的擴張，準備南進政策，他們才在台灣加強了基礎建設和農業設施，作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糧食供應的來源；他們也收買了少數的附和者，並騙說如果沒有殖民統治，台灣人民將永遠陷於落後與貧窮。如果台灣先民接受這種說法，等於承認即使他們自己當家做主，也沒有能力建設台灣。這種殖民主義骨子裡其實就是種族主義，用物質收買的方式讓台灣人民潛意識中出賣自尊，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污蔑暗示，以維持殖民統治於不墜。

先賢們很早就識破殖民主義宣傳背後真正的動機，知識菁英如林獻堂、連雅堂、蔣渭水、賴和、連溫卿、簡吉、楊逵、呂赫若等有良心和正義感的知識份子，一致拒絕踩在同胞們的血汗和尊嚴上，享受殖民當局所恩賜的所謂榮華富貴。他們貢獻了一生的心力，發文著書，結社演講，或領導群眾抗爭，絲亳不懼日本警察的恐嚇和逮捕，為的就是延續民族香火，從民族傳承中找到尊嚴與力量，以對抗任何誘使台灣人出賣靈魂的殖民宣傳。

任何台灣人都不可能否認，上述先賢的奮鬥是日據台灣反抗殖民統治的歷史主流，直到一九三七年才禁止私塾、公學校漢語課及報紙漢文版。二二八紀念館的特展中有張照片特別令人動容，那是日據時代一群台灣學童在私塾裡學習漢文，他們穿著唐裝，在祖宗的祠堂裡開班學習，他們無力反抗，只是默默地學習和耕耘，以等待歷史正義撥雲見日的一天。

民族解放與台灣出頭

一九四五年這一年，先賢們追求民族解放的目標終得實現，這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歷史性勝利的重大時刻。儘管這是人類史的轉折點，但並非終點，民族解放的火種在世界其他剩餘的殖民地繼續燃燒，同時，即使在民族解放實踐的地方，民生和民主的課題也接踵而至。這正是台灣光復後面臨的新歷史挑戰，重建家園的目標在於富裕民生和建立民主。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代表著兩項目標的重大挫折，內戰不息，官僚腐化和經濟衰敗形成惡性循環，終致官逼民反，事發後當局的殘酷鎮壓更留下了深刻的社會傷痕。儘管如此，先賢們所留下的民族和民主的精神仍發揮了力挽狂瀾的力量。事件中，許多本省家庭保護了外省鄰居和友人；許多外省知識分子紛紛仗義執言，在各種媒體上批評當局的鎮壓政策，並為受難人疾呼請命。正是靠著這股族群團結的力量與人性的光輝，台灣得以療傷止痛，重新出發；即使一九四九年兩岸分立之後，台灣仍持續不懈地朝民生與民主的兩大目標邁進。

在民生方面，我們在正確的領導和專業規劃之下，以三十年的時間完成過去日本花費一百年始完成的經濟累積，我們培養了自己的人才，有效地使用資源，建立了符合本身需要的完整經濟體系，其規模和範圍遠遠超過日據時代。日據時代，台灣人民只能在殖民當局「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指令下，將他們規劃生產的稻米、香蕉和蔗糖回銷日本；今天我們則向日本出口自己設計生產的電腦硬體和軟體，並且證明了，即使他們沒有提供技術，我們仍然製造得出來，有些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

日據時代，嘉農棒球隊在日本教練的訓練下，曾赴日參加甲子園球賽，取得了亞軍的成績，震撼了全日本；台灣光復後，我們靠著自己的教練，訓練出一支又一支優秀的球隊，並且在二十年間，打遍全世界，以致在許多年間，日本的高校球隊甚至習慣被我們擊敗。如果沒有先賢們留下的旺盛民族自尊心，我們不可能力爭上游，美夢成真，並用鐵的事實向世人證明，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不但取得了平等，重建了尊嚴，而且憑已之力，趕上並超越那些曾經辱罵我們是「清國奴」的人。

民族改革波瀾壯闊

在民主方面，台灣光復後不久，政府遷台，兩岸分治，由雷震、李萬居、高玉樹等本省、外省前輩開啟現代民主政治啟蒙之路，一路延續到後來的黨外運動；在另一方面，蔣經國總統晚年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解除報禁的改革，與李登輝總統改選國會、終止動員戡亂、民選省市長的努力，一直到兩千年首次政黨輪替，完成了台灣政治民主化。儘管過程坎坷多變，不過台灣社會總是在每一階段的民主腳步中維持著基本的團結和穩定，而終能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可以說，無論是民生或是民主的成就，都是全民參與奮鬥的成果，是全民共同的付出與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不可能為任何個別人或黨派所壟斷獨享，而是由所有人和所有黨派不斷地繼承、反思和精進，以創造更高的境界。

亳無疑問，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日據時代台灣先烈先賢民族與民主的腳步，深耕其文化土壤和社會力量。我們尊重日據時代客觀上留下的事物，並科學的研究其存在狀態，但我們絕對不接受所謂「沒有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就會陷於落後貧困」的種族歧視論調，我們更反對無視於台灣先烈先賢為了民族尊嚴，不畏犧牲，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反以殖民統治為「最有良心的統治」的媚日之論。尤其在人類主流價值早已唾棄殖民主義的今天，這種論調恰是台灣認同的反面，並且是對台灣歷史和台灣先烈先賢的出賣，徒令台灣山川蒙羞，讓先烈先賢們地下落淚。

　

族群和諧，水到渠成

也就是在這種堅實的民族立場上，我們更能有所本的達致內部的團結，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對內，我們恪守憲法，建立法治、理性、責任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將人權思想落實為實際生活中的尊重與包容。同時，我們將謹慎的處理台灣兩大族群—漢民族與原住民—的歷史和解問題，對於原住民恢復傳統領域的呼聲，我們應保持謙遜的態度，參考先進國家平反原住民歷史苦難的人權觀念和具體措施，任何傲慢心態只會讓土地二次受傷、正義再度淪喪。對大陸，我們界定兩岸關係的本質為民主問題，堅決反對不符合全體中國人民主平等前景的「一國兩制」主張，而是提出透過兩岸經濟交流互利，促進兩岸民主發展，提升全體中國人的教育與文化素質。我們堅信，大陸人民必能和我們一樣過一個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生活，我們也堅信，中華民國憲法所揭櫫的偉大理想必能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於全中國。

最後必須說，在緬懷台灣先烈先賢光榮事蹟的這一刻，我們對於台灣光復以前所有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英雄，必須予以充份的肯定，並矢志繼承，這是台灣歷史認同的根源；同樣的，我們對於光復後推動民主進程的立場，也絲亳不動搖妥協，這是中國歷史不可逆轉的潮流。兩者相乘，正是台灣百年之路的轉折與內涵。這是台灣人民以血淚留下來的教誨，是無可退讓的基本價值，也是我們不分族群自豪感的來源。站在這個信念上，我們將共同克服一切的難關，創造美好的未來。

故事一

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劉銘傳

劉銘傳先生是英九長久以來最敬仰的晚清名臣之一，我認為，他對台灣本土建設的貢獻與他所展現的為政風格，是值得當今政治人物深思與學習的典範。近代台灣意識的啟蒙者連雅堂先生，也就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的先祖，在其鉅著《台灣通史》中指出，三百年來有兩人治理台灣最具貢獻：一位是陳永華，他首度在台「開科考、立學校、引進朱熹的『閩學』」直至連雅堂、洪月樵一代，並訂定典章制度，將台灣建設成「海上中華」；另一位則是首任巡撫劉銘傳。陳永華年代較久遠，只能依靠文獻和口傳來研究相關事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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