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雄中國商界五百多年的古老晉商盛極而衰，在二十世紀初淡出了歷史舞臺。但其在長期的商業活動中形成的晉商文化，已經永遠彙聚入厚重的三晉文化遺產之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當前，我們努力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全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發掘和弘揚包括晉商文化在內的一切優秀的人類文化遺產。晉商文化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文化內涵應當包括：重商立業，艱苦奮鬥，誠信義利，崇尚和諧。　　重商立業，就是崇商敬商愛商的態度，就是以商樹立基業的觀念。近代山西的一個家譜上這麼說：「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日是當盡一日之勤。……無論士為、農為、工為、商為，努力自強，無少偷安，則人力定可勝矣！安在今日貧族，且不為將來富矣！」　　在山西人的眼中經商與其他行業一樣，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職業。對晉商而言，觀念更為超前。在他們看來，經商是最能榮宗耀祖的事業，也是最難學的本領。一些民謠、商諺反映了當時的觀念和風氣：「學商難於考狀元」、「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買賣興隆把錢賺，給個縣官也不換。」　　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可見山西人經商風氣的盛行，封建社會中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四民」觀念，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這種觀念和風氣一直延續到清末。清末舉人劉大鵬說：「近年吾鄉（太谷縣）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商業為甚重，才華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且有既遊庠序竟棄儒就商者。亦謂讀書之士，多受饑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豐裕也。」　　晉商這種以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崇商敬商愛商的觀念，在今天看來，仍是一種進步的文化，對於建設充滿活力的現代商業社會有著積極的意義。　　晉商的艱苦奮鬥，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在追逐財富的利益驅動下，敢闖敢幹敢吃苦敢為天下先的「走口外」精神。「走口外」精神，是一種闖蕩市場、四海為家的精神，也是一種不畏艱辛、堅忍不拔、積極進取的精神。歷史上的山西商人無不是白手起家、背土離鄉，經過艱苦奮鬥，最終創出輝煌實業，成就了晉商的英名。尤其往來於「茶馬之路」的山西商人，販茶於福建、湖南，銷售於大漠之北，千山萬水，沙漠瀚海，夏則頭頂烈日，冬則餐冰飲雪，「饑渴勞病，寇賊蟲狼，日與為伴」，年復一年奔波於商途，沒有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是難以稱雄商界的。　　放眼四海，那時候山西商人好像無處不在。晉商就是用這樣一種精神，佔據、分割、蠶食著國內甚至國際間的一塊塊市場。晉商自稱，凡有麻雀能飛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明清時期，山西商幫的活動區域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並延伸到整個北部地方，可以說是足跡遍天下。「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真實寫照。　　從蒙古草原的駱駝商隊到揚州起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商人的影子。從呼倫貝爾草原的醋坊到貴州的茅臺酒廠，都有山西商人在釀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爾各答，北到俄羅斯西伯利亞、莫斯科、聖彼得堡，東到日本大阪、神戶、橫濱、朝鮮仁川，西達塔爾巴哈台、什噶爾、阿拉伯國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跡。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設莊貿易，成為商品集散之地，逐漸由普通的村鎮發展為城市。東北流傳「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的民諺，內蒙古流傳「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的民諺，青海則有「先有亞益老，後有亞寧城」之說。　　誠信是晉商文化的精髓。晉商在經營活動中篤守「信誠為本」，「經營信為本，買賣禮當先」、「童叟無欺，誠信為本」等商諺，都是晉商重視誠信的經驗總結，並作為商業道德代代相傳。　　據載，絕大多數蒙古人都是認準晉商茶莊經營的某一種牌號的磚茶後，長期購用，一生不易。由於晉商出售的磚茶品質可靠，為蒙古人民信賴，他們平時還以磚茶代替銀兩貨幣，作為物資交換工具。祁縣喬氏在包頭開設的復盛公商號做生意以誠信為本，不圖非分利潤，在用戶中威信很高，人們都願購復盛公的商品。　　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感歎說：「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殊不知這樣的作為、這樣的大手筆是建立在高度的誠信基礎之上的。在重商立業的創業思想指導下，在義和利的問題上，晉商有其獨特的理念和行為規範，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崇尚以義制利。古代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孔廟、關廟，很多關廟是由山西商人所建。關廟作為祀奉關雲長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倍信崇，均在於「信」、「義」二字。　　晉商在經商活動中，奉誠信義利為圭臬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有的父祖輩經商遇險破產，若干年後子孫從商發跡，對本來無須承擔的陳債卻主動代人償還。諸如此類，屢見不鮮，在國內外傳為美談。一八八八年，上海匯豐銀行一位經理即將離開中國時，對山西票號、錢莊有過這樣的評論：「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國商人或錢莊經營人那樣快，……這二十五年來，匯豐銀行與上海的中國人作了大宗交易，數目達幾億之巨，但我們從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　　歷史上的晉商，繼承並弘揚了中華傳統文化崇尚和諧的思想。他們總結出這樣一條準則：「平則人易親，信則公道著，到處樹根基，無往而不利。」平就是「和」，就是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和衷共濟。晉商對客戶或顧客、對同行或競爭對手、對內部職工的「和諧」的思想，體現了他們重視按照傳統的倫理道德化解矛盾和衝突，力求在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的人之間建立和睦關係的智慧情商。　　對客戶和顧客。晉商雖無「顧客是上帝」之說，但實際上卻真正做到了把顧客當「上帝」。在《貿易須知輯要》這一晉商寶典中有許多金科玉律：「但做生意的人，是無有大小，只要有錢問買賣物」，他即便是個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無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圓活、謙恭、和平、應酬為本」。對同行或競爭對手，同樣主張和為貴，平等競爭，有時甚至還幫助對手渡過難關。榆次天亨玉商號在資金短缺、經營困難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不但未拆其台，反而借給白銀三四萬兩。大盛魁商號的這一做法，使其名聲大振，在商界威望更高。後來，大盛魁商號經營發生危機時，天亨永（天亨玉改名）商號不忘舊事，從經濟上、業務上支持大盛魁，幫助它渡過了難關。　　晉商主張職工內部也要和諧友善相處。《貿易須知輯要》說：做掌櫃、大夥計不可自抬身價、目中無人，對下屬即使有不妥處，『亦以理而剖之，則上下歡心，無不服你，你若自己尊貴，自誇其能，狂然自大，目中無人……眾不但不服你，還要留下唾罵』。東家對夥計，也要替他揣摩，賓主相投，自然越處越厚道，可以成協力同心之家」。　　晉商的成功不是某個人的成功，而是一個群體的成功。晉商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相處，更崇尚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他們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家族宗法與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來維繫，透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講協調，來消除人際間的不和與商號間的利益衝突，逐漸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所有這些情商理念、思想精神，無不對當今的社會有所啟迪。　　　　《話說徽商》、《話說晉商》、《話說京商》、《話說津商》終於和讀者見面了。這四本書的策劃者兼責任編輯壽樂英女士，在開始籌畫時就與我探討過它們的主體內容和佈局結構，現在又讀了這四本書，覺得其涵義所在是欲將中國近代（有的商幫上溯到明清時期）各地各業商人的經營之道、處世之理總結出來，形之於書，傳之於世，繼之於今。正如壽樂英女士在《編後記》中所說：「這些書講述的是近代中國各地商人的傳奇故事，展現的是異彩紛呈，悲喜交織的商戰大戲。它們不僅包括經營的謀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中國商人的經營之道和處世之理，也可以說是一種商業或商人文化，因此，從這四本書所設定的範圍和涵蓋的內容來看，它是有系統的關於中國近代商業文化研究的書冊。　　從這四本書的設計來看，其所研究的商業文化的載體，不是分散的一個一個的商人，而是不同地區的商人群體，這種以商人群體為載體的近代商業文化，或可稱之為商幫商業文化，是近年來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新興領域。已有的這一研究，主要是與商幫、商會、行會、同業公會等商人團體的研究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有關的研究成果，既有單個群體的研究，如徽商、晉商、寧波幫、廣東幫、上海商會、蘇州商會、天津商會、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錢業公會等的研究，也有各類別群體的綜合性研究，如商幫、商會、行會、同業公會都已有這種綜合性的研究。這四本書雖然與這些已有的商人群體研究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更有它的特色所在和獨到之處。　　第一，開創了對近代商幫商業文化的專項研究。以往的商幫商業文化研究，主要從作為其載體的商人群體的研究出發，其著眼點主要在於群體的組織方面，只是在考察組織的經濟功能和活動時，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商業文化。這四本書則與之相反，以商業文化為研究主體，只是把各種商人群體作為考察的一個範圍和載體。因此，能夠對商幫商業文化進行更為全面、深入、具體、生動的研究，如其內容的構成，每一個商幫都從九個方面加以論述，每一個方面再分為九種表現，既有某一方面的總體抽象概括，又有某一個案的具體事例考察。　　第二，擴展了以商人群體為載體的商業文化的研究範圍。中國自明清以來產生了不少地域性的商幫，並延至近代。其中比較突出的如徽州商幫、山西商幫、廣東商幫、寧波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江蘇）、江右商幫、龍游商幫等，有所謂「十大商幫」之稱，它們也是以往商幫商業文化研究的主要對象，尤以前四個商幫的研究較多。本叢書除了對這些商幫所承載的商業文化進行研究之外，還對某一城市全體商人所承載的商業文化進行研究。一個城市的商人包涵著眾多的商幫，特別是像本系列書籍已經涉及的天津、北京，以及尚未涉及的上海、武漢等工商業大城市，幾乎所有的商幫都涉足其中。因此，以一個城市全體商人為載體的商業文化研究，不僅要提煉出這一城市特有的商業文化，而且必須包涵融合於這一城市中的各種商幫商業文化，還應考察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即一個城市的商業文化是如何融合各種商幫商業文化的，各種商幫商業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城市商業文化的，本系列書籍中的有關某一城市商人所承載的商業文化研究，在這方面也做出值得注意的探索。　　第三，揭示了各商幫、各地域商業文化的特點。各商幫商業文化和城市商業文化，既以不同商幫和不同城市的商人為載體，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這個特點，至少應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地域特點，由於不同的商幫產生於不同的地區，因而就會帶有其原生地的地理、文化和經濟的烙印；不同城市的商人也會帶有其所在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經濟的烙印；二是行業特點，不同商幫往往有不同的主營行業，如徽商之於鹽業、海上貿易；晉商之於票號業、邊境貿易；粵商之於外貿商業；寧波商之於運輸業、錢莊業；津商之於外貿商業、工礦業；京商之於娛樂商業、文化商業，因而就會有不同的經營之道和處世之理；三是時代特點，不同的商幫繁盛於不同的時代，如徽商繁盛於明清，晉商繁盛於清代中期，粵商繁盛於晚清，寧波商繁盛於晚清和民國；即使是同一個商幫也會經歷不同的歷史時期，因此處於不同時期的商幫，其特點也應該會有程度不同的變化，體現出傳統商業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之間的繼承、演變和發展關係。考察和探討各商幫商業文化的這些特點，可以說是商幫商業文化研究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也是其亮點所在，只有抓住和突出了這些特點，才能顯示出商幫商業文化的豐富多彩和整體面貌。本系列書籍已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些特點。　　第四，顯示了各商幫、各地域商業文化的豐富內涵。各商幫商業文化和城市商業文化，無論它以哪個商幫或城市商人為載體，作為一種商業文化，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內涵，如誠實守信，開拓進取、鄉族觀念等，但也會因其承載體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體做法，各有各的行為準則和奇招妙法。同時，各商幫在對資金的運籌、對利潤的支配；與官方的聯繫、與外商的關係；協調同行的措施、選用人員的辦法；招徠客戶的方式、拓展業務的途徑等經營之道方面，也有各自不同的觀念和做法。本系列書籍在這一方面著力甚多，力圖反映不同商幫和不同城市商人所承載的不同的商業文化，不同的地域社會歷史文化稟賦，不同的經商智慧和經驗積累。　　與上述四點的主要理論貢獻相應，本系列書籍在論述中還列舉了大量的實例和資料。這些實例和史料所涉及的範圍包括某一商幫、某一商人家族、某一商業行業、某一商業部門和單位、某個傑出商人；也包涵著各地風土人情、各行商業制度、各種經商理念、各種職業道德，以及多方徵集所得的各地各業的商業諺語和各種歷史圖片。有了這些實例和史料，既使這四本書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建立在大量的實證研究之上，也給相關商業文化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資利用的史料。　　這種自明清以來延及近代的商幫商業文化或城市商業文化，是那個時代商業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各商幫和城市商人在激烈的商場競爭中逐漸摸索出來的成功經驗，它既具有一般商業理論的普遍意義，也各具自己的鄉情和地域特點，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的一塊瑰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繁榮，隨著中國國內和國際經濟競爭的日益激烈，各種地域和城市的商人群體重現商場，各展風采。因此，對這些傳統商業文化作系統的整理、總結和提煉，既具有對傳統商業文化的內容和精神進行深入發掘和全面積累的學術意義，也具有為當今商人群體的健康發展和事業成功提供歷史借鑒的現實價值，是一項很值得做的事情。　　總而言之，這四本書書內容豐富，深入淺出，史論結合，風格活潑，體現了商業文化與傳統文化、地域文化的相容並蓄，包含著經濟與文化的聯姻，歷史對現實的關照。希望包括商人、學生、教師、學者在內的各類讀者，能夠從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營養。　　當今中國的溫州，每人平均土地面積只有零點三畝，土地資源佔有量在全國是倒數第一，綜合資源指數在全國排名也僅僅是倒數第三。人們驚奇的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溫州人竟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誕生了所謂現代化的「溫州模式」。　　無獨有偶，素以地瘠民貧、十年九旱著稱的山西，在歷史上竟曾誕生過海內最富的晉商。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就是因為未曾想到山西商人作為一個地域性的商幫，在歷史的長河中，跨越明清兩朝，足跡遍及天下，縱橫捭闔，興盛繁華達五百餘年，創造了獨特的商業文明。　　晉商大賈甲天下，溫州老闆遍世界，這不禁令人驚異，人世間究竟是什麼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是什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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