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南京大屠殺之紀錄

本委員會之陳情，所求者不過是：盡快恢復貴軍之紀律，以便本市回歸正常生活。

　　　　約翰‧拉貝（檔案第9號）

這些天來，有好幾萬難民被帶到金陵大學登記。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們必須對上上下下日軍官兵笑臉相迎，這簡直是一種折磨。

　　　　貝德士（檔案第50號）

如果窮人遭受七週多的搶劫，而且搶劫還在繼續，也沒有經濟收入，請問，這結果將會是什麼？

　　　　路易斯‧史邁士（檔案第61號）

1937年夏，日本軍隊侵入中國，不僅亞洲人，所有的人都被捲入了一場世界性的戰爭。一時間，歐亞大陸及周邊海域烽煙四起，戰火一直燃燒了八年。雖然早在1931年，日本便對中國不宣而戰，佔領了滿洲；但是1937年初日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佔北平，才將全世界推入戰爭的深淵。七七事變之後的一個月，日軍轉往上海另闢戰線。在北平勢如破竹的勝利，卻沒有在上海再次出現。上海守軍做了充分的準備，與來犯之敵展開了激烈戰鬥。面對出乎意料的抵抗，日軍的進攻在上海近郊被阻滯了兩個多月。由於日軍對上海守軍的後勤補給施加嚴重威脅，11月的第二個星期，中國軍隊的防禦被突破，日軍開始侵入中國中部。

日本軍隊蓄勢待發，積極準備進攻下一個軍事目標：南京。南京是當時中國的首都，因而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東京方面一開始並沒有打算採取軍事行動，他們希望中國政府的領導人蔣介石能夠率國民政府與日本談判。但是蔣介石並沒有表示妥協，日本方面越來越傾向使用武力解決問題。12月1日，日本內閣任命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大將向南京進發，實施軍事佔領。國民政府和守衛部隊在日軍強大的火力下向後方撤退，1937年12月13日，華中派遣軍攻入南京。

很多人對日軍進城後可能的行為心懷恐懼，但是沒有人能預料到，日軍士兵對平民百姓的虐殺竟會如此大規模，如此肆無忌憚。到底有多少民眾被殺戮，有多少婦女被姦污，至今仍眾說紛紜。各方都認可的確切數字，或許永遠都統計不出來。南京地方法院1946年4月完成的戰後調查，確定死亡人數為二十九萬五千五百二十五人。其中男性遇難者佔百分之七十六，女性佔百分之二十二，兒童佔百分之二　　兒童的死亡人數自然是最難以追蹤的，而且總是令人悲哀地被往少裡估算。1

人們或許沒有預料到會受到這樣的虐殺，但他們至少意識到日本佔領軍是來者不善的。早在11月份，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南京的時候，那些有權勢有門路的居民，就早早地先於政府和軍隊逃出了南京。但也有許多窮苦百姓，或為家庭生計所累的人，無法離開。有人決定留在城裡，希望日本軍隊會尊重他們的降民身份，以為做降民總比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要強一些。

旅居南京的西方人士追隨中國同事的腳步，也紛紛選擇離開。最後幾批撤離的人，被接到美國軍艦上。12月12日，殿後的美國軍艦「班奈號」（the Panay）還沒來得及啟航，即遭日軍飛機猛烈轟炸而在長江沉沒。也有少數西方人士決定留下來，他們的情況各不相同，動機也不一樣。幾個被派駐南京的洋商為了看顧洋行的財產而不願離開，他們認為日本人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去觸犯第三國國民的利益；還有幾個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醫生、教師，感覺自己有責任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無論後果如何，他們的生活已經與中國人息息相關。南京陷落時，留守城內的西方人據說有二十七個：十七個美國人、六個德國人、二個俄羅斯人、一個奧地利人、一個英國人。2

這些西方人士，有男有女，他們相信，憑藉他們的身份優勢，他們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在日本軍隊入城之後協調救濟，為城市平民提供一個庇護所。對這一設想的討論，11月中旬就開始了。當月22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與會者推舉德國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為委員會主席。不久，委員會的成員就發現，他們將要承擔的任務，比預想的要多出許多，組織救濟市民本來已經夠繁重的了。國際委員會11月27日拜見蔣介石和南京防衛司令唐生智，12月1日會晤南京市長馬超俊，所有成員便清楚意識到，南京市長和市府職員一旦離開，委員會恐怕將不得不暫行市政管理的職責　　與馬超俊市長晤面後不到一個星期，全體市府官員就撤出了南京。3

12月上旬，國際委員會開始緊張籌備：裝運市府和其他機構提供的救濟品；標出安全區的範圍並且通告市民；積極與日本軍事當局商談，試圖協議日軍不得侵擾安全區的事宜。12月9日，國際委員會提議休戰三天，但蔣介石不希望向侵略者示弱，而日本人食髓知味，更是不願被絆住手腳。12月13日，日軍先遣隊開進南京城，一場浩劫就此開始。

次日，也就是12月14日，約翰‧拉貝以國際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致函日軍駐南京司令官，冀圖在委員會和新佔領軍之間建立一種工作關係。政治學家徐淑希編輯整理，1939年出版的《南京安全區檔案》一書，就是以拉貝這封信作為開端。《南京安全區檔案》是一份南京大屠殺文件實錄，篇幅不長，迄今仍是了解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間南京居民之遭遇的最佳史料，本書第一輯將它全文收入，未做任何刪改。4

《南京安全區檔案》以拉貝12月14日致日軍司令官的信（檔案第1號）開始，以2月19號，即拉貝離開南京前四天的信結束。在2月19日的信中，拉貝通知美國大使館，國際委員會已適時改組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檔案第69號）。在九週多的時間裡，這些檔臚列了日本軍隊佔領南京，對居民大肆虐殺的過程。除兩份檔（檔案第23號，一則日軍告示，和檔案第60號，一家佛寺的中文備忘錄）以外，這些文書檔案主要由三類文字材料組成：國際委員會的對外信件和陳情書；有關人身安全和糧食供應的內部備忘錄；對日軍暴行的記錄。

對外信件、陳情書多數都是呈交給日本大使館的。委員會的西方人士與日方打交道，需要通過大使館這個仲介。委員會與日本總領事岡崎勝男有一些接觸，但大部分時間都是與兩位低級官員交涉：二祕福井淳（後擢升為代理總領事）和參贊福田篤泰。引用一位美國領事官員的話來說，福田是「一個有頭腦、有抱負、非常體面的年輕人」，5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因而常常充當翻譯和調停人的角色。國際委員會向日本大使館呈送這些信件，意在抗議日本軍隊的行為，敦促日方設法盡快控制南京的極度混亂狀態。從1月10日起，委員會還向美國領事約翰‧艾利森（John Allison）、英國領事白魯尼（H. I. Prideaux-Brune，1月初返回南京）和德國領事喬治‧羅森博士（從未離開南京）呈交這類信件。國際委員會通過這一系列信函，解釋他們的工作情況，希望藉由這些領事的斡旋，尋求日本領事人員的合作。這些公函多半由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撰寫。拉貝是一個既和藹又盡心的德國人，他旅居中國三十年，不僅洞悉人情世故，處事圓融，而且還是納粹黨黨員，連日本人也不得不對他禮讓三分，因而被推舉為委員會主席。

第二類文書標有「備忘錄」字樣。這些材料寫於安全區運作當中的一些緊要時刻，供委員會書面回顧工作得失，思考下一步行動計畫。舉例來說，書中收錄的第一份備忘錄以列舉形式，簡要記述了12月15日委員會與日軍特務機關長第一次會面的情形。日軍特務機關由華中派遣軍成立，旨在恢復南京的日常秩序（檔案第6號）。第二份備忘錄記錄的是日本士兵隨意押走、處決在難民營發現的中國士兵，完全不理誰是士兵誰是無辜民眾（檔案第11號）。在小冊子的最後一份備忘錄概述了委員會2月10日面臨的救濟困難（檔案第68號）。備忘錄的起草人主要是委員會的美國人路易斯‧史邁士（Lewis S. C. Smythe），他是委員會秘書長，性情詼諧，腳踏實地。沒有史邁士的這些備忘錄，我們能知道的日本軍隊在佔領南京後頭兩個月的所作所為，肯定比今天要少得多。在這些文書檔案涵蓋的時間（即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結束後，國際委員會改組為國際救濟委員會，史邁士繼續國際委員會的工作，編訂了直至1938年6月為止南京地區的戰時損失調查。6

第三類檔是數百起日本軍隊侵犯中國人人權和外國人特權的事件，這些事件有大有小。委員會成員耳聞目睹日本士兵的惡行，將之記錄下來，史邁士按照時間順序把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詳細記錄在案，然後由委員會定期（通常是每天）遞交給日本大使館。7其目的是保證日本大使館能夠準確知悉軍方的所作所為，希望外交人員出面干涉，緩和混亂局勢。這些簡報最初以「不法情事彙編」為題，1月10日以後，委員會將其更名為比較溫和的「時局紀要」。為查閱方便，所有事件均連續編號，從1號直到444號8（其中四十八起事件亡佚，載有事件114-43、155-64、204-9的三份「紀要」丟失）。這些事件彙編，按時間順序展示了加諸南京人身上的種種惡行和虐待：毆打、謾罵、搶劫、破壞和強徵財產、縱火、強姦、殺戮。第1起事件（出現在檔案第8號）講述日本士兵12月15號闖進清潔隊駐地，用刺刀捅殺居住在安全區的七名清潔工人，導致六人死亡。最後一起事件（檔案第65號）記錄2月6日一名勞工被子彈打成非致命傷，威爾遜醫生不得不切除傷者的手臂。從第1起事件到第444起事件，按時間先後羅列日軍所犯下的戰時暴行，這些暴行一再發生，已經讓人見怪不怪，感情麻木；而日軍暴行規模之大，遠遠超出正常人的想像。

這些不法事件，成為日軍佔領南京期間所犯暴行的重要證據。但它只揭露了日軍罪行的一小部分，只是發生在外國人能夠接觸的地區，或能夠獲得可靠資訊的地區。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事件在時間上並不是平均分佈，在某一時段會特別集中，似乎說明日軍的暴行在某一時候到達高峰。有兩個時段格外引人注目。第一次大規模的不法事件出現在第16起到第113起事件，時間從12月15日延續到12月21日，共七天。這些事件分成三份簡報（檔案第15、17、19號），後附一份全體外僑籲請日本大使館出面干涉的陳情書（檔案第20號），呈送給日本人過目。這是日本軍隊佔領南京後第一波暴行，日本士兵受到縱容，像脫出牢籠的野獸一般在城內大肆姦淫偷盜、燒殺搶掠，可謂無惡不作。

第二波暴行發生在1月28日到2月3日這一週內（第220起至第406起事件，見檔案第57、58、61和62號），也就是南京陷落後的第六個星期，國際委員會記錄整理的事件幾乎有一半發生在這七天之內。人們通常拿士兵在戰場上壓力過大做藉口，掩飾日本軍隊行為不法的罪責　　例如飢餓、疲勞、缺乏督導、因不能盡快回家而產生的恐懼和沮喪等等。但這些理由，很難解釋為什麼在佔領南京之後這麼久，還會出現這種失控局面。這一波暴行的發生，源於日本軍方1月28日發佈的命令，要求難民們返回原住地，各難民營收容所將在2月4日關閉。雖然到1月底，南京城裡超過半數的房屋都毀於戰火和暴行，9但那些有家可回的人還是紛紛聽從日軍的命令，他們以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可以在廢墟中重建家園，另謀生計。國際委員會在得到日方保證返家居民之人身安全的許諾後，決定與日方合作。他們在安全區張貼告示，鼓勵民眾遵從日軍命令。但是那些返回住處的難民，發現他們一旦離開安全區，就好比羊入虎口，任人宰割。日本兵如捕食的禽獸，對這些平民瘋狂地掠奪、姦淫，長達一星期之久。國際委員會蒐集了一些事件，編成四份「時局紀要」送交日方，表達嚴正抗議。在第二份「紀要」末尾（檔案第58號），路易斯‧史邁士特意加上幾行補充說明，「所列並不完全」，提醒日本總領事「這是本委員會整理之紀錄中事件最多的一份」。但是西方人的提醒對日本人似乎全無效用，因為不法行為還在持續。但這些「紀要」至少有一個用處：它忠實記錄了日軍的集體暴行，沒有這些事件紀錄，我們可能不會了解這些往事。

這些想法，令我們注意到《南京安全區檔案》重要的歷史價值。首先，它證明國際委員會設立難民營是成功的，的確保護並解救了一些平民。雖然日本方面不斷施壓，要求委員會解散，把資源移交給日本人管理，但委員會頂住了日方的壓力。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逃出敵佔領區的中國人，在稍後的時候便熱情洋溢地讚揚委員會的工作。10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一個人都認為設立安全區是個善舉。早在1938年4月，從東京來的美國領事官科維爾‧卡伯特（Coville Cabot）在訪問南京後提交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南京安全區是個錯誤。名義上是為了救護平民，實際上卻是為保護美國人、德國人和中國富人的財產而設。」科維爾‧卡伯特還堅持認為，日軍空襲南京期間，美國軍艦「班奈號」沉沒，完全是艦長自己的責任。他還自信地預言，日本軍隊在中國擴張過快，很快就會被中國人打敗。對於其上述言論，我們可以「馬後炮」地認為，他的判斷很沒有說服力。當時對安全區持批評態度的外國人不止他一個，科維爾‧卡伯特這些陳腐的觀點似乎全盤來自謝爾斯。謝爾斯是英國商人，在南京一直待到12月23日，然後暫避上海。國際委員會成立之初，謝爾斯是成員之一，12月中去職。卡伯特造訪南京期間，謝爾斯抱怨說國際委員會表面上為中國民眾提供人道主義幫助，劃出的安全區，實質上是計畫為小部分人（美國人、德國人）的利益服務。最糟糕的是，安全區沒有把和記洋行旗下謝爾斯負責的蛋行劃進去，工廠遭受損失，使謝爾斯理所當然地否定委員會的工作。根據卡伯特的說法，謝爾斯「覺得日本人完全有理由駁回安全區。他（謝爾斯）的看法是這件事很不體面，如果被日本人蔑視，那是它自找的。他相信日本人看不上這個東西。謝爾斯很遺憾自己的名字曾經和這個計畫連在一起」。11這樣看來，謝爾斯的抱怨似乎是由於自己的經濟損失（蛋行被毀），以及他作為唯一一個英國人被美國和德國人包圍而產生的孤立感。

導言：南京大屠殺之紀錄

本委員會之陳情，所求者不過是：盡快恢復貴軍之紀律，以便本市回歸正常生活。

　　　　約翰‧拉貝（檔案第9號）

這些天來，有好幾萬難民被帶到金陵大學登記。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們必須對上上下下日軍官兵笑臉相迎，這簡直是一種折磨。

　　　　貝德士（檔案第50號）

如果窮人遭受七週多的搶劫，而且搶劫還在繼續，也沒有經濟收入，請問，這結果將會是什麼？

　　　　路易斯‧史邁士（檔案第61號）

1937年夏，日本軍隊侵入中國，不僅亞洲人，所有的人都被捲入了一場世界性的戰爭。一時間，歐亞大陸及周邊海域烽煙四起...

目　　錄

英文版編者序1
導言：南京大屠殺之紀錄4
插圖及說明24
第一輯：記錄
《南京安全區檔案》31
「威爾遜醫生家書」178
第二輯：審判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有關南京大屠殺部分）227
〈帕爾異議書〉236
第三輯：分析
〈東京審判與南京大屠殺〉263
註釋297
參考文獻315
人名索引323
機構索引327
中文版說明329

目　　錄

英文版編者序1
導言：南京大屠殺之紀錄4
插圖及說明24
第一輯：記錄
《南京安全區檔案》31
「威爾遜醫生家書」178
第二輯：審判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有關南京大屠殺部分）227
〈帕爾異議書〉236
第三輯：分析
〈東京審判與南京大屠殺〉263
註釋297
參考文獻315
人名索引323
機構索引327
中文版說明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