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魏末到北宋這段六百年的歷史，由於印刷術尚未發明，傳世的文獻相當有限。虧得當時的人懂得利用石刻技術留下許多石刻史料，這之中墓誌是一大宗。光唐代墓誌，迄今被挖掘的就超過六千片，截至2004年為止，據氣賀澤保規教授的統計，約有6828片。這之中絕大多數墓主不見載於正史，特別是婦女、下階層人士更是所在多有。

死亡文化的課題，在西方史壇研究者眾，像法國兩位名家，即菲力普．亞利爾士（Philip Aries）和米歇爾．沃維爾（Michel Vevelle），無獨有偶都在1983年各出版《圖說死亡文化史》和《死亡文化史：用插圖詮釋1300年以來死亡文化的歷史》兩本書，讀者可嗅出兩人競爭的煙硝味。

但回到中文世界的史壇，死亡文化的課題尚未被意識到，當然也就沒有史家會去作它。在中國中古時代，當時人將環繞在與死亡相關之事物稱之為「幽冥」，當時固存在與幽冥有關的文化，但沒被人意識到，遑論會被人創出詞語，如幽冥文化，去稱呼它了。

其次，我在1997年發表〈唐玄宗朝的政治與文化〉一文時，就運用遺囑史料進行研究。遺囑史料攸關死亡文化至鉅，但曉得其中竅門者不多見。

1993年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一書出版，有一處地方舉了東漢十餘則有關薄葬的遺囑，差算觸及中國死亡文化的濫觴。蒲先生作的時代只有一個死後世界觀，如今我作的時代則有兩個死後世界觀。一個文化體系中有著分裂的死後世界觀，其歷史的複雜性益見嚴重，不言可喻。從蒲書到拙作，一條隱然可見的變遷線索於斯可見。

作者簡介：

盧建榮，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專長是中國古代文化史和當代台灣文化史，著有《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1999）、《入侵台灣》（台北：麥田，1999）、《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北：麥田，2003），以及《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1990-2002》（台北：前衛，2002）等書及各式論文、文章百餘篇。作者於二十世紀九Ｏ年代將歐美新史學（即新文化史）引進台灣，除了為文評介此一學風，更有系統地主持譯介工作，使台灣增添數十本西方名著譯作，在使台灣躋身華文世界史學文化工業的領先地位上，功不可沒。此外，作者不僅開學術新風氣，還身體力行，取史學先進國之治學進路，研究中國與台灣的歷史，這使得讀者在閱讀其作品時深感別開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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