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進民主
引言：中國需要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及類似的辭彙，在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中都有不同的人在用，展現了人類希望超越現實世界二元格局的長久願望，同時也暴露出二元格局的長久存在，以及人類選擇的貧乏。當今中國也面對這樣一種二元對立——不是中共體制，就是西式民主，二者相互否定，不共戴天。即使人們對兩者各有批判或懷疑，也會不自覺地陷入再無他物、只可二者擇一的思維定勢。這種結果使不少中國人沒有因此選擇民主，而是選擇了現狀。現狀固然不令人滿意，畢竟還能穩定生存，實行民主的前途卻是吉凶難卜。從這個角度看，非此即彼的選擇並非有利於民主。
一個開放系統應該容許懷疑和超越，民主也是這樣。不能斷言當前世界已經擁有了一切，只需選擇一個去效忠就足矣。同樣，我也懷疑「拿來」西方民主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人們做一個小小工程都會搞出幾個方案反覆評估，在面對改造中國的大業時，怎麼可以只信賴一種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應該有「第三條路」。近代政治的特點是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理想和現實分道揚鑣。以往的經歷證明，以主義為出發點，結果總會難以和現實互補。也許我們應該從另一個方向著手——以面臨的問題為出發點，尋找解決的方法，而讓主義在對問題的解決中體現。
「遞進民主」正是我在這方面思考的結果。它首先是一種方法。「遞進」既指時間和範圍的漸進，更主要的是指由「逐層遞選制」和「遞進委員會制」形成的一種遞進結構。這種結構既能避免社會轉型對中國社會造成震盪，最終又能實現自由、民主與共和的理想。
我知道眼下思潮對制度設計普遍反感。波普爾（K. Poper）對總體論的批判及其「零碎工程學」基本上成為大陸思想界、學界的共識。然而美國從一片荒原變成超強大國，當年那幾十個集聚費城的人類頭腦殫精竭慮設計的美國憲法，正是決定因素之一。美國憲法二百年不變，中國憲法十來年一換，後者要「零碎」得多，何以論定「零碎」就比「總體」要好？
既然歷史發展受人類能動的強烈影響，設計就不會沒有作用，當然不會都是好的作用，甚至多數是壞的。然而毛澤東、希特勒等人是不會因為學界喜歡「零碎」就不搞總體的。我們不能因為批判總體主義，就放棄對總體的考慮和把握。哪怕只為防止總體性的破壞，就已經離不開總體性的防範和應對，否則只能被動地等著二戰或文革降臨。
何況，「零碎」能夠演變連續的過程，卻不一定具有從根本上改變道路的能力。對於已經在物質主義路上深入挺進的人類，能否依靠「零碎」而自拔是令人懷疑的。在這一點上，我堅信人類需要一種總體改變，否則必會陷入窮途。當然，這種總體改變不能來自救世主、英明領袖或老大哥，而是需要通過制度變革而實現人類的自我節制。這是我對遞進民主制更深一層的期望。
我曾把遞進民主制的主要原理寫成《溶解權力》一書（明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http://www.dijin-democracy.net/wanglx/index.html），該書是為了建立框架。這本書則是結合現實問題具體展開。我的主要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因為找到能讓中國走出困局的「第三條路」，個人是不足承擔的，需要心繫中國命運的人們共同努力。

遞進民主
1中共自我改革是中國之幸
一、亂不起的中國
中國的政治改革：可控或失控
中國需要政治改革，對此沒人有異議，分歧只在怎麼改，那麼為何談了多年卻無實質動作？通行的解釋是中共只把政治改革掛在口頭，實際並不想改。中共無疑有很多只想抓權得利的人，「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但肯定也存在有識之士，有社會責任感，也能看到歷史的趨勢，以及危機到來的緊迫。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都曾做過政治改革的努力，並非都是假的，然而並未觸及中國政治的實質。政治改革不是無法落實，就是半途而廢。
僅把原因歸於當政者的道德，不能解釋一切。不弄清根本問題所在，也就不能指望各方面都不比鄧、胡、趙更強的中共後來者可以啟動政治改革，或者啟動了也會同樣夭折。今日中共當政者迴避政治改革，除了出於保守，也是因為沒有看到出路。
而目前體制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基本上是照搬西方體系。那是否適合中國，或怎樣與中國的根基接合，雖有重重疑問，尚為下步問題。首先要考慮的是會不會導致「亂」。
正是怕亂的心理，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之一。不解決這個問題，哪怕是再開明的當政者也不會啟動改革，即使啟動了也不會得到多數社會成員回應。有人認為亂只是亂了當政集團，中國和人民卻會從中得到好處。但是在我看來，更怕亂的不是當政者，正是中國和人民。
我把亂分為兩種，一種是可控的，一種是失控的。可控的亂意味著社會還能保持整體秩序與協調，亂的只是局部。對這種亂不必特別擔心，即使人民因此生活困難，但不會活不下去；國家一時衰敗，但不會亡國，社會終能走出谷底，完成改革的過渡。
失控的亂則是崩潰，社會失去整體性整合，法律秩序蕩然無存，國家和民族陷入災難，即使最終重新穩定，也將導致文明倒退、國土分裂、人民大量死亡。那種亂是毀滅性的，概率再小也不能掉以輕心，何況對中國而言，概率並非很小。
主張西式民主的人士往往只談可控狀態，不考慮出現失控的可能，或只是簡單否定。然而當政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會認為可控狀態是不證自明的。要解除各方對政治改革的顧慮，靠的不是迴避，而是要直面各種可能，把亂當作必須下功夫研究的問題，把對亂的防範和解決當作政治改革的起點。即使是理念再好的政治改革，只要有導致亂的可能，就需要割愛。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只能從這個角度切入——因為怕亂而改革，保證不亂才改革。找到能夠避免失控之亂的途徑，實為啟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

玻璃桶裝散沙的穩定
中共曾擁有「鐵桶江山」，既不怕內部折騰，也不怕外部打擊。毛時代的內部鬥爭和國際對抗幾乎無休無止，卻未曾感到政權恐慌。現在的中共因為失去了信仰粘結，「鐵桶」變成了「玻璃桶」。從材料學的角度論，玻璃的硬度不比鐵差，只是分子間的結合變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脆」。對這種「玻璃桶」，無論是來自內部的擊打，還是來自外部的震盪，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
想保持玻璃不碎，唯一的狀態是穩定，因此中共政權把「穩定壓倒一切」當作頭等大事，一點也不奇怪。
為了避免來自內部的擊打，當政者的做法是讓桶裡裝的只有散沙，沒有結成「塊」的物體，也就是不允許存在政權以外的其他政治組織與民間整合。六四以來的當政集團於此卓有成效。今日中國除了政權體系外，幾乎皆為散沙狀態，而散沙無論如何是無法挑戰桶的。即使是玻璃桶，對散沙而言也強大無比。因此中國目前這種前所未有的穩定，並非因為「桶」的堅固，只是因為散沙的無力。
如果啟動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隨之出現的反對黨、自由輿論、公民社會等，相當於把散沙凝聚為塊狀物體，並使其進入運動和衝突狀態，「玻璃桶」就可能被塊狀物體打碎。這是當政者最為擔心的事，但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對中國而言就是好事，因為在多數散沙還沒有凝聚起來的情況下，「玻璃桶」突然破碎，結果將是散沙四處飛揚，落入所謂「粉末化」的亂局。
那麼反過來說，是否當政集團只要確保桶內裝的總是散沙，就可以保證「玻璃桶」永遠不碎呢？那當然也是幻想。因為一個政權只能做到讓國家內部是散沙，卻不能做到讓國家外部也是散沙。事實上，在中國「玻璃桶」的外部，國際社會「巨石」林立，遍佈強大的實體和難以預測的能量。無論國家間的衝突、全球化的經濟危機，還是ＳＡＲＳ一類的災難，都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震盪，暴露出中國「玻璃桶」的脆弱。對此，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便是例證。
因此，把內外安全合在一起看，一個政權之「桶」對外脆弱與對內強大有著相反相成的關係。「桶」之所以變成「玻璃」，正是因為失去了內在凝聚力。一個社會越是能凝聚在一起，也就越有能力抵禦外部震盪。即使政權之「桶」一時破碎，社會也能維繫，民族仍會團結，且可以很快形成新的整合，避免落入整體崩潰。應該說，那才是真正的穩定狀態，也是中國政治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

整合中國繫於中共政權一身
一個真正穩定的社會具有多重整合機制。從組織整合的角度，政權只是其中一種，還有宗教組織、民間組織、其他政黨等。表面上這種多元並存會發生競爭，製造衝突，但是從大局著眼，對保持穩定卻不可少。在多黨競爭的政治制度下，如果政權垮臺，反對黨馬上可以成為新的核心，凝聚社會，使權力能夠和平有序地移交，從而保證不發生權力真空造成的社會失序。
文化傳統、宗教信仰、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也是對整合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機制；還有完善的法治，良好運轉的市場，以及服從憲法的國家化軍隊等，都會在社會日常狀態或危機關頭發揮應有作用。這些不同的整合機制或是同時運行，或是在某一機制失效時其他機制出來填補。
而目前中國只剩政權的整體性整合。其他整合因素要麼已被剷除，要麼無法生長，都無法再擔負整體整合的功能。毛時代消滅了絕大部分傳統的整合機制，鄧時代又瓦解了毛時代所培育的替代機制，當今政權則把一切異己力量當作「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於是中國只剩一個完全依靠行政體系和員警手段的一黨政權，巨細無遺地看管十三億人。
這種狀態下的中國，任何對政權的不服從都是以卵擊石。社會被政權指揮棒隨意指揮。然而這樣的穩定伴隨著非常嚴重的風險——只要政權喪失功能，整個中國就會落入整合真空，失控和崩潰也就會隨之發生。因此在我眼中，這種穩定恰恰是中國社會的危機所在。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有人認為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人質——只要中共亡，中國就得同歸於盡。隨之也就有了這種邏輯：不想讓中國亡，就得讓中共統治維持下去。
且不管這種人質關係的形成是處心積慮還是自然而然，卻已經是需要面對的現實。在當政者以怕亂為由迴避政治改革時，無法簡單斷言僅是出於對自身垮臺的擔心，因為中國的確也會被同樣的原因帶進險境。雖然這裡存在著不言而喻的不公，但如同面對綁架首先要考慮人質安全，而非對綁架者的義憤一樣，我們現在的任務首先也是要考慮中國的安全，不能讓中國落入險境

阿凡提打油：毛澤東與鄧小平
文化有審美、娛樂、傳播知識等功能，最重要卻是規範與調整社會成員的關係。那種整合只能出自完整的文化結構。具象地比喻：中國文化的結構由「忠」、「孝」、「仁」、「義」四根支柱搭建。「孝」是核心，向上延伸為「忠」，橫向擴展為「義」，向下普施是「仁」，互為支撐，形成一個完整框架，再衍生出中國文化的意義、價值、倫理與道德的體系。
毛時代實行公有制，與立足於私有制基礎的「家」文化不能相容，必然要求「家」與國家分離，並視「家」為國家之威脅，因此導致對中國文化的根本解構。在那個年代，除了「偉大領袖」所需要的「忠」，並且將其推向極端，文化結構的其他支柱都遭到徹底砍伐。
然而缺少「孝」、「仁」、「義」從縱橫方向的支撐，一個孤零零的「忠」不可能保持穩定。隨著毛離開人世，被其全部據為己有的「忠」再無他人可以繼承；同時鄧的改革一方面解構毛的神性，一方面為促成經濟起飛而「下放權力」，進一步消解國家和中央權威，最終僅剩的「忠」也被砍倒。
文化結構倒塌使道德倫理失去依附而枯萎，鄧時代的物質主義氾濫與「獨生子女」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失掉文化整合的社會疏離為億萬個體，每個個體都在無制約地惡性膨脹，彼此排斥或衝突。
維吾爾民間故事有這樣一段：阿凡提奉老婆之命拿碗去打油，碗裝滿後油還剩一點，店家問放哪，阿凡提把碗翻過來，把剩下的油放在碗底凹槽裡。阿凡提端著那點油回家，老婆問其他油在哪？於是阿凡提把碗再一翻。對於中國文化結構而言，毛澤東翻的是前面那一下，鄧小平翻的是後面那一下。現在，中國的碗裡已經一無所有。
社會是個人的結合，因此社會的有效整合不應該出自強制，而是文化賦予社會成員的自覺。如果有這種自覺，即使政權喪失了對社會的整合，社會成員之間也能保持協調關係，避免社會墜入混亂，為重建政權整合爭取到緩衝時間。然而對文化結構倒塌了的中國而言，這一點已無指望。

遞進民主引言：中國需要第三條路「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及類似的辭彙，在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中都有不同的人在用，展現了人類希望超越現實世界二元格局的長久願望，同時也暴露出二元格局的長久存在，以及人類選擇的貧乏。當今中國也面對這樣一種二元對立——不是中共體制，就是西式民主，二者相互否定，不共戴天。即使人們對兩者各有批判或懷疑，也會不自覺地陷入再無他物、只可二者擇一的思維定勢。這種結果使不少中國人沒有因此選擇民主，而是選擇了現狀。現狀固然不令人滿意，畢竟還能穩定生存，實行民主的前途卻是吉凶難卜。從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