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賴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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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鎮糧餉是明代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邊防與財政危機可以説是一體的兩面。有人說「明代亡於邊防」,本書的結論基本上支持這個說法。本書所研究的時段,是嘉靖10年(1531)到萬曆30年(1602)這段期間。為什麼選1531-1602年間來研究?因為正好有5項系統性的邊鎮糧餉史料,可用來呈現九邊13鎮的軍馬錢糧數額,說明這70多年間,邊鎮糧餉的結構與變動趨勢。
(1)潘潢〈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嘉靖29年,1550),內有嘉靖10年與28年的九邊軍馬錢糧數。(2)魏煥《皇明九邊考》(嘉靖21年,1542),卷2-10有嘉靖18年前後的九邊軍馬糧餉數。(3)《萬曆會計錄》(萬曆10年,1582),卷17-29記載萬曆10年前後13邊鎮的軍馬錢糧。(4)〈楊司農奏疏〉(萬曆22年,1594),記載萬曆21年13邊鎮的軍馬錢糧。(5)茅元儀《武備志》(天啟元年,1621),卷204-8記載萬曆30年前後的13邊鎮軍馬糧餉。這5項史料提供6個時點的數據:嘉靖10、18、28年、萬曆10、21、30年。雖然是單年的數據,但已能呈現結構性的特徵與變動的趨勢。
以《萬曆會計錄》(1582)卷17-29為例,13邊鎮官軍與糧餉的編制,在萬曆初期(1570年代)有官軍人數近70萬,軍費高達8百多萬兩。這8百多萬兩,是萬曆6年太倉(國庫)撥給各邊鎮年例銀總額的2.57倍左右,是同年太倉銀庫收入的2.25倍。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錢穆所指出的3大項:內府、宗藩、冗官。
就1531-1602年間的軍事局勢來說,大約可分成2個階段。(1)明代中後葉北方俺答之大患,始於嘉靖10年(1531),息於萬曆10年(1582,俺答死,張居正逝)。(2) 1582之後的20年間,漢蒙雙方大致維持著均衡的局面。萬曆30年(1602)之後,北患就逐漸轉向遼東地區。
全書14章分3篇。首篇2章,綜述全書的主旨與結構、歲入歲出與邊防經費的比例。次篇10章,解說與邊糧相關的9項議題、綜合比較1531-1602年間的各項統計數據。第三篇2章,析述朝廷如何應付經費的限制、省思邊糧問題對明朝的關鍵性。書末的10項附錄,呈現4項統計資料、6項與邊鎮相關的背景解說。
這項研究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在審查嘉靖初期至萬曆後期的邊鎮糧餉情事,系統地陳列13邊鎮糧餉的諸項相關數字、解說歷年間的變化趨勢、分析各項影響因素、報告糧餉的限制與對策,最後提出總結與省思。
作者簡介:
賴建誠,1952年生,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92-3)。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攻經濟史、經濟思想史。
學術著作:《近代中國的合作經濟運動:1912-1949》(1990, 2008)、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0, Oxford UP,主編)、《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2002)、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2004)、《梁啟超的經濟面向》(2006)。
半學術性的文集:《年鑑學派管窺》(譯著,1996, 2003)、《重商主義的窘境》(1992)、《綠野仙蹤與中國》(1998)、《西洋經濟史的趣味》(2009)。翻譯: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入戲的觀眾》(1987, 1992, 2000, 2006)、西蒙.波娃《波娃的告別:與沙特的對話》(2002, 2006)和《波娃的告別:再見,沙特!》(20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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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鎮糧餉是明代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邊防與財政危機可以説是一體的兩面。有人說「明代亡於邊防」,本書的結論基本上支持這個說法。本書所研究的時段,是嘉靖10年(1531)到萬曆30年(1602)這段期間。為什麼選1531-1602年間來研究?因為正好有5項系統性的邊鎮糧餉史料,可用來呈現九邊13鎮的軍馬錢糧數額,說明這70多年間,邊鎮糧餉的結構與變動趨勢。
(1)潘潢〈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嘉靖29年,1550),內有嘉靖10年與28年的九邊軍馬錢糧數。(2)魏煥《皇明九邊考》(嘉靖21年,1542),卷2-10有嘉靖18年前後的九邊軍馬糧餉數。(3)《萬曆會計錄》(萬曆10年,1582),卷17-29記載萬曆10年前後13邊鎮的軍馬錢糧。(4)〈楊司農奏疏〉(萬曆22年,1594),記載萬曆21年13邊鎮的軍馬錢糧。(5)茅元儀《武備志》(天啟元年,1621),卷204-8記載萬曆30年前後的13邊鎮軍馬糧餉。這5項史料提供6個時點的數據:嘉靖10、18、28年、萬曆10、21、30年。雖然是單年的數據,但已能呈現結構性的特徵與變動的趨勢。
以《萬曆會計錄》(1582)卷17-29為例,13邊鎮官軍與糧餉的編制,在萬曆初期(1570年代)有官軍人數近70萬,軍費高達8百多萬兩。這8百多萬兩,是萬曆6年太倉(國庫)撥給各邊鎮年例銀總額的2.57倍左右,是同年太倉銀庫收入的2.25倍。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錢穆所指出的3大項:內府、宗藩、冗官。
就1531-1602年間的軍事局勢來說,大約可分成2個階段。(1)明代中後葉北方俺答之大患,始於嘉靖10年(1531),息於萬曆10年(1582,俺答死,張居正逝)。(2) 1582之後的20年間,漢蒙雙方大致維持著均衡的局面。萬曆30年(1602)之後,北患就逐漸轉向遼東地區。
全書14章分3篇。首篇2章,綜述全書的主旨與結構、歲入歲出與邊防經費的比例。次篇10章,解說與邊糧相關的9項議題、綜合比較1531-1602年間的各項統計數據。第三篇2章,析述朝廷如何應付經費的限制、省思邊糧問題對明朝的關鍵性。書末的10項附錄,呈現4項統計資料、6項與邊鎮相關的背景解說。
這項研究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在審查嘉靖初期至萬曆後期的邊鎮糧餉情事,系統地陳列13邊鎮糧餉的諸項相關數字、解說歷年間的變化趨勢、分析各項影響因素、報告糧餉的限制與對策,最後提出總結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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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誠,1952年生,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92-3)。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攻經濟史、經濟思想史。
學術著作:《近代中國的合作經濟運動:1912-1949》(1990, 2008)、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0, Oxford UP,主編)、《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2002)、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2004)、《梁啟超的經濟面向》(2006)。
半學術性的文集:《年鑑學派管窺》(譯著,1996, 2003)、《重商主義的窘境》(1992)、《綠野仙蹤與中國》(1998)、《西洋經濟史的趣味》(2009)。翻譯: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入戲的觀眾》(1987, 1992, 2000, 2006)、西蒙.波娃《波娃的告別:與沙特的對話》(2002, 2006)和《波娃的告別:再見,沙特!》(20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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