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是從樂譜中學習還是從錄音中學習？演奏者要忠實原作還是可以盡情改編？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為何令人魂牽夢縈？《彼得路希卡三樂章》當真是天下第一難曲？經由焦元溥的細心比對與反覆辨正，原來古典音樂大師們心中也有偶像與「粉絲」，錄音作品的影響力甚至超越樂譜和作曲家本身。


作者運用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與典範轉移」(Paradigm and Paradigm Shifts)觀念，強調某一詮釋(錄音)因其特殊演奏／詮釋成就，導致後來演奏此曲者深受其演奏影響，則作者將此具有特殊影響力的詮釋(錄音)稱為「典型」。如此詮釋現象無疑是錄音發達且普及的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特色。
以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奏鳴曲與穆索斯基《展覽會之畫》為例，霍洛維茲以其驚人的改編聞名於世，藉由錄音而轟動全球。雖然他並沒有將其改編版本寫成樂譜發行，但後輩鋼琴家卻藉由聆聽霍洛維茲的錄音而模仿彈出相近的演奏，使得他的詮釋成為樂譜之外足以影響演奏家表現的「典型」。在1958年以前，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演奏以刪節為風尚，但演奏家刪節的依據並非是樂譜指示，而是以作曲家本人與霍洛維茲的演奏錄音為準。「作曲家-樂譜-演奏者」的關係因為錄音的出現而改變，「典型演奏」形成的經典地位與影響力甚至超越樂譜本身而成為左右音樂詮釋的圭臬。
在這些作品詮釋／演奏討論中，評論者如無法掌握「典型演奏」的影響力，單純地以樂譜與作曲家風格來衡量演奏，不僅失去詮釋歷史觀，評論將缺乏焦點。舉例而言，若純以音樂和技巧表現觀之，范克萊本所演奏的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早已被後人超越。然而，如果將其演奏放到他的時代，其詮釋卻是革命性的演奏，其影響力甚至撼動整個俄國鋼琴學派。如果評論者僅以「今日」的標準來衡量其演出，自然不能了解其重要的經典意義與典範價值。
較錄音影響力更為微妙的則是「演奏傳統」與「學派意見」的影響力。在普羅柯菲夫第七號鋼琴奏鳴曲的詮釋中，俄國首演(世界首演)者李希特與美國首演者霍洛維茲截然不同的詮釋固然各自形成「典型」，但莫斯科音樂院教授諾莫夫個人的意見卻因其眾多學生的演奏成就而成為不可忽視的詮釋，其觀點也成為具影響力的「典型」。即使諾莫夫的見解相當程度地背離作曲家的樂譜指示，如欲討論本曲的演奏與詮釋，就不得不掌握如此觀點，否則完全以樂譜為依歸卻不知此曲在特定派別下的解釋，評論者在面對眾多詮釋相近卻大幅偏離樂譜的解釋時必感無所適從，也無法掌握評論標準。

作者簡介：

焦元溥，1978年生於臺北市。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美國佛萊契爾學院(The Fletcher School)法律-外交碩士(Master of Arts in Law and Diplomacy)。

自15歲起開始發表樂評、論述與散文於《古典音樂雜誌》(民國87年度文學及藝術類雜誌金鼎獎)、《CD購買指南》、《表演藝術》、《聯合報》、《自由時報》、《大紀元時報》、《亞洲週刊》、《香港明報月刊》、《人民音樂雜誌》(北京)等平面媒體。內容涵蓋音樂作品分析、詮釋討論、鋼琴演奏技巧解析、音樂家訪問、國際鋼琴大賽報導與文學創作，發表字數迄今已逾120萬字。20歲時受邀至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就「典型與典型轉移──以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之詮釋變貌為例」作專題演講，2002年至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演講「俄國鋼琴學派」。

文字評論之外，焦元溥也參與廣播節目與音樂創作，近期作品為康軒國中國文教學教材之音樂/編曲/演奏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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