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樹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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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也是儒家的主要經典之一。它原來只稱為《書》,從漢代開始又稱為《書經》,而學者們在習慣上多稱為《尚書》。「尚書」這個名稱,一般認為就是「上古帝王之書」的意思。
這部書的編集和流傳情況非常複雜。相傳在春秋末年以前,類似的歷史文獻原有三千多篇,到春秋末年孔子搜集並加以整理,從中選出一百篇,才編成了後來流傳的《尚書》。真實的情況是不是這樣,現在已經不可考了。有許多人認為,這部書在孔子以前,就已經有多種不同的本子流傳;大致到戰國時代,學者們不斷地整理編集,既有刪除,又有補充,才逐漸形成了體例上比較統一的「定本」。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下令燒毀古代典籍,《尚書》也未能倖免。西漢初年,曾做過秦朝博士的濟南人伏勝(又尊稱伏生)在鄉里傳授私藏下來的《尚書》,已僅有二十八篇(加上一篇序言共二十九篇)。漢文帝時官方所用的《尚書》就是這二十八篇,因為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重新抄寫的,所以被稱為《今文尚書》。漢武帝末年,因為偶然的機會,又在曲阜孔子故宅的牆壁中發現了一部《尚書》,比伏生所傳的《尚書》多十六篇,是用漢代以前的一種古體字抄寫的,所以被稱為《古文尚書》。另外,後來還有單篇的發現。可惜的是,不論《今文尚書》還是《古文尚書》,其原本至遲到西晉時就都已失傳。現在人們看到的《尚書》,是東晉初年有個叫梅賾(賾音賾)的官員獻到朝廷的。這個本子來路不明,據研究,它是把《今文尚書》的二十八篇分為三十三篇,另外又增加號稱「古文」的二十五篇,從而湊成了東漢末年學者所說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之數。唐朝初年注釋《尚書》用的就是這個本子,現在還保存在《十三經注疏》中。不過從南宋開始,就有人懷疑這個本子不是漢代的《古文尚書》。至清朝初年,經學家閻若璩撰成《古文尚書疏證》一書,才斷定這個本子的「古文」部分(二十五篇)是出於魏、晉時人的「偽造」。這一結論後來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有必要指出,現存《尚書》的「古文」部分雖然公認是「偽書」,對這部分文字的價值卻不能一概否定。事實上,魏、晉時人的所謂「偽造」,大抵是根據《尚書》原有的篇名,從古籍中搜集散存的《尚書》文句而重新組織起來的。這種工作類似於輯軼,只是很不嚴格,其中不免有任意改編或添加之處,以求把本來不好讀、看不懂或不接續的古文字組織得文從字順。即便如此,這部分文字還是保存了不少大體接近原貌的《尚書》古文句和重要史料,未可忽視,尤其不可僅僅當作魏、晉學者的著作來看待。
討論《尚書》的體例和內容等情況主要依據現存《尚書》的「今文」部分(三十三篇)。這部分文字特別難讀,一向號稱「詰屈聱牙」,仍大體保留著先秦時《尚書》本文的原貌。
《尚書》所記錄的史實,從傳說中的堯、舜到春秋中葉的秦穆公,大致在西元前二二○○年—前六二○年之間。它所收錄的歷史文獻是按虞(舜)、夏、商、周四代的順序編輯的,也就是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分別叫做《虞書》(第一篇是《堯典》)、《夏書》、《商書》和《周書》。《虞書》和《夏書》篇幅不多,實際是後人追述古代事蹟的著作;《商書》約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周書》則佔了全書篇幅的大半,這兩部分都主要依據當時的文件資料寫成。全書各篇都有標題,但標題的方式不一致,除以人名、事項、事件為內容標題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稱為「典」、「謨」、「訓」、「誥」、「誓」、「命」。
「典」指一代大事,「謨」指某一方面的大事,「訓」為訓導之詞,「誥」相當於後世帝王的詔令,「誓」為誓師之詞,「命」指冊命、任命等文詞。總括起來說,全書文字的絕大部分是當時統治者的講話記錄和文告。相關文件原來都是保密的,由王朝史官存檔和保管,至西周滅亡以後才陸續流散出來,春秋時的文件當然流傳更晚。不過,這些資料被編入《尚書》以後,有好多已經不是文件的原樣了。
《尚書》文字古奧,記事也還相當簡單,但是它的許多篇章流傳兩三千年,至今已成為瞭解上古歷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資料。是書中所保存的商、周二代史料,特別是西周初年的史料,多可與甲骨文、金文史料相參證,對於後人研究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宗教和文化觀念等,都有很高的價值。全書內容最為突出的有兩大類,一是說要「敬天法祖」,一是說要「討伐逆命」,這是由於上古時代的國家以祭祀和征伐為兩件大事。受到時代、社會發展階段和階級立場等多方面的限制,《尚書》中的大量內容在今天都是需要批判地看待的,然而它也和其他儒家經典一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演進和嬗變產生過極其深刻的影響,書中所包含的很多精粹內容和優秀傳統文化因素,還是應當而且需要繼承下來,並使之得以弘揚和發展的。譬如注重以德治國、「敬德保民」的德政思想,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主張選賢與能、任人唯賢的用人思想,以及宣導社會公正、反對偏私政治和濫用刑罰、告誡統治者要以身作則和厲行節儉等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不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普遍的借鑑意義。《尚書》中許多精闢的話語,包括一些涉及社會生活與人生修養的話語,成為後人經常引用的格言,有著廣泛的影響。
作者簡介:
張樹驊,山東樂陵市人。先後擔任山東省作家協會紀檢組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山東省政協常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先後主編《儒商與二十一世紀》、《先秦經典智慧名言故事》叢書、《儒藏論壇》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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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的編集和流傳情況非常複雜。相傳在春秋末年以前,類似的歷史文獻原有三千多篇,到春秋末年孔子搜集並加以整理,從中選出一百篇,才編成了後來流傳的《尚書》。真實的情況是不是這樣,現在已經不可考了。有許多人認為,這部書在孔子以前,就已經有多種不同的本子流傳;大致到戰國時代,學者們不斷地整理編集,既有刪除,又有補充,才逐漸形成了體例上比較統一的「定本」。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下令燒毀古代典籍,《尚書》也未能倖免。西漢初年,曾做過秦朝博士的濟南人伏勝(又尊稱伏生)在鄉里傳授私藏下來的《尚書》,已僅有二十八篇(加上一篇序言共二十九篇)。漢文帝時官方所用的《尚書》就是這二十八篇,因為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重新抄寫的,所以被稱為《今文尚書》。漢武帝末年,因為偶然的機會,又在曲阜孔子故宅的牆壁中發現了一部《尚書》,比伏生所傳的《尚書》多十六篇,是用漢代以前的一種古體字抄寫的,所以被稱為《古文尚書》。另外,後來還有單篇的發現。可惜的是,不論《今文尚書》還是《古文尚書》,其原本至遲到西晉時就都已失傳。現在人們看到的《尚書》,是東晉初年有個叫梅賾(賾音賾)的官員獻到朝廷的。這個本子來路不明,據研究,它是把《今文尚書》的二十八篇分為三十三篇,另外又增加號稱「古文」的二十五篇,從而湊成了東漢末年學者所說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之數。唐朝初年注釋《尚書》用的就是這個本子,現在還保存在《十三經注疏》中。不過從南宋開始,就有人懷疑這個本子不是漢代的《古文尚書》。至清朝初年,經學家閻若璩撰成《古文尚書疏證》一書,才斷定這個本子的「古文」部分(二十五篇)是出於魏、晉時人的「偽造」。這一結論後來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有必要指出,現存《尚書》的「古文」部分雖然公認是「偽書」,對這部分文字的價值卻不能一概否定。事實上,魏、晉時人的所謂「偽造」,大抵是根據《尚書》原有的篇名,從古籍中搜集散存的《尚書》文句而重新組織起來的。這種工作類似於輯軼,只是很不嚴格,其中不免有任意改編或添加之處,以求把本來不好讀、看不懂或不接續的古文字組織得文從字順。即便如此,這部分文字還是保存了不少大體接近原貌的《尚書》古文句和重要史料,未可忽視,尤其不可僅僅當作魏、晉學者的著作來看待。
討論《尚書》的體例和內容等情況主要依據現存《尚書》的「今文」部分(三十三篇)。這部分文字特別難讀,一向號稱「詰屈聱牙」,仍大體保留著先秦時《尚書》本文的原貌。
《尚書》所記錄的史實,從傳說中的堯、舜到春秋中葉的秦穆公,大致在西元前二二○○年—前六二○年之間。它所收錄的歷史文獻是按虞(舜)、夏、商、周四代的順序編輯的,也就是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分別叫做《虞書》(第一篇是《堯典》)、《夏書》、《商書》和《周書》。《虞書》和《夏書》篇幅不多,實際是後人追述古代事蹟的著作;《商書》約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周書》則佔了全書篇幅的大半,這兩部分都主要依據當時的文件資料寫成。全書各篇都有標題,但標題的方式不一致,除以人名、事項、事件為內容標題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稱為「典」、「謨」、「訓」、「誥」、「誓」、「命」。
「典」指一代大事,「謨」指某一方面的大事,「訓」為訓導之詞,「誥」相當於後世帝王的詔令,「誓」為誓師之詞,「命」指冊命、任命等文詞。總括起來說,全書文字的絕大部分是當時統治者的講話記錄和文告。相關文件原來都是保密的,由王朝史官存檔和保管,至西周滅亡以後才陸續流散出來,春秋時的文件當然流傳更晚。不過,這些資料被編入《尚書》以後,有好多已經不是文件的原樣了。
《尚書》文字古奧,記事也還相當簡單,但是它的許多篇章流傳兩三千年,至今已成為瞭解上古歷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資料。是書中所保存的商、周二代史料,特別是西周初年的史料,多可與甲骨文、金文史料相參證,對於後人研究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宗教和文化觀念等,都有很高的價值。全書內容最為突出的有兩大類,一是說要「敬天法祖」,一是說要「討伐逆命」,這是由於上古時代的國家以祭祀和征伐為兩件大事。受到時代、社會發展階段和階級立場等多方面的限制,《尚書》中的大量內容在今天都是需要批判地看待的,然而它也和其他儒家經典一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演進和嬗變產生過極其深刻的影響,書中所包含的很多精粹內容和優秀傳統文化因素,還是應當而且需要繼承下來,並使之得以弘揚和發展的。譬如注重以德治國、「敬德保民」的德政思想,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主張選賢與能、任人唯賢的用人思想,以及宣導社會公正、反對偏私政治和濫用刑罰、告誡統治者要以身作則和厲行節儉等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不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普遍的借鑑意義。《尚書》中許多精闢的話語,包括一些涉及社會生活與人生修養的話語,成為後人經常引用的格言,有著廣泛的影響。
作者簡介:
張樹驊,山東樂陵市人。先後擔任山東省作家協會紀檢組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山東省政協常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先後主編《儒商與二十一世紀》、《先秦經典智慧名言故事》叢書、《儒藏論壇》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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