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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講座教授黃光國、北京清華大學教授陳來，專序推薦！

【序】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列舉中國人瞭解國學的必讀書時，僅僅提出了七部書，其中便有《近思錄》。這是因為錢穆所理解的“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而言，而《近思錄》顯然是錢穆推薦以代表宋明時代主流學術思想的典籍。

不管錢穆所列舉的七部書是否足以代表中國學術思想，毫無疑問的是，《近思錄》自從淳熙二（西元一一七五）年編定以後，在理學發展史上確實已經成為宋元明清理學的經典。特別是，南宋中期以後，理學已大體分為兩派，即程朱派和陸王派，而不僅元明清各代的程朱派理學推崇《近思錄》，即使是陸王派思想家，也多認同“濂洛之學”作為宋以來學術思想的淵源。因此，作為理學淵源經典的《近思錄》便獲得了普遍的重視。

《近思錄》作為北宋理學濂溪、二程、橫渠四先生思想材料的選輯，其所以得到後世的普遍認可和廣泛傳佈，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近思錄》的主要編輯者是著名的理學大師朱子。朱子思想、學術的巨大影響力，及其在元明清歷代所處的主流思想的地位，使得代表了朱子思想源頭的北宋四先生的思想選輯《近思錄》，也獲得了其他書籍所不能獲得的地位。

《近思錄》是由朱子與他的友人呂祖謙在南宋淳熙二（西元一一七五）年夏共同選編而成。就一一七五年的思想學術界來說，已形成了朱子、張栻、呂祖謙“東南三賢”主導的局面。在三賢之中，朱子最長，張栻少朱子三歲，呂祖謙少朱子七歲。三人不僅為學術的講友，也是關係密切的朋友。從一一七零到一一七三年，朱子在乾道後期通過與湖南學派的多次辯論，提升了自己在學界的地位，整合了湖南學派與道南學派的思想，在已發未發、知覺言仁、仁說等方面確立起了以朱子為中心的新的整合。換言之，經歷了乾道後期的幾次重要辯論，朱子日益顯示出其深刻的哲學分析能力，在三人中已經成為思想學術的核心。在朱子與湖南學派的一系列辯論中，呂祖謙基本是附和朱子主要觀點的旁觀者，並沒有較深地介入討論。朱、呂的這種關係，也一直保留到《近思錄》選編時。由此可知，《近思錄》的選編，必然是以朱子為主的。

同時，《近思錄》的完成又是在朱陸鵝湖之辯的前夕，朱子與呂祖謙選編《近思錄》後，二人便攜朋友、門人自閩北赴江西信州鵝湖寺，與二陸會面論學。可見，《近思錄》的編定標誌著朱子及呂祖謙已確立了他們學術思想的全部宗旨與細節，《近思錄》為他們準備了用以面對二陸挑戰的經典資源與基礎。甚至可以說，在某一程度上，《近思錄》的編輯正是為了與二陸論學而明確理學基礎理論和基本工夫的活動。

因此，《近思錄》代表了南宋理學所確認的理學體系及其基本結構。從此，理學不再是一堆不成體系的資料，而是有確定體系、層次的，包含從道體到工夫的完整體系。當然，《近思錄》也代表了南宋理學對北宋理學的一次重構，代表了南宋理學自身在整合之後對北宋理學的理解和解釋，更準確地說，是朱子所代表的或朱子所主導的南宋理學對北宋理學的重構。由於朱子在南宋以後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佔有的權威地位，被視為濂洛關學的正宗繼承者和發揚者，使得朱子所主導編輯的《近思錄》廣泛流傳。

《近思錄》的編輯，本是朱子與呂祖謙有感於北宋理學著作“廣大閎博，若無津涯”，初學者無法把握，難以入門，所以“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是為了便於時人的理學入門書。《近思錄》選編的是北宋理學的文獻，但對今人來說，以此書入門並不容易。即使其中語錄的部分帶有當時口語的特色，對今天的青年學子，也已不易讀。其不易讀的原因不僅是古文與現代白話語文的差異，事實上《近思錄》的古文本身並不是很難讀的，真正的困難在於《近思錄》的內容是有一套特別的話語體系，有一套從儒家經典化出的概念系統，一套在佛道教刺激下產生的工夫實踐的體系。因此，讀懂這一套理學話語體系，僅僅具有一般的古文知識的程度，還是不夠的。這就需要一種幫助今人進入《近思錄》思想世界的全面而通徹的解說。朱高正博士的這部《近思錄通解》，正是這樣的一部著作。

朱高正博士是臺灣著名政治活動家。他在政治活動上所富有的創發性的衝擊力和打擊力，在推動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朱高正的政治智慧與政治胸懷亦不同尋常。他富有政治活動的實際經驗，既審時度勢，又敢作敢當；對具體政治問題的觀察入木三分，對政治問題的解析條理分明。而更令人欽佩的是，作為一個出生於臺灣南部的本省人，他的政治視野從來沒有僅僅限於臺灣島內，他從來都是把臺灣的民主化和中國的現代化放在一起考慮。這使得他的政治心胸，縱深開闔，格局廣大，善於從戰略的角度看問題。在今天臺灣的政學兩界，這樣的傑出人士，是不多見的。

朱高正不僅是政治活動家，也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的著作有《康德四論》、《納約自牖》、《易經白話例解》、《獄中自白：論臺灣前途與兩岸關係》、《中華文化與中國未來》等。他在康德法哲學研究方面造詣甚深，在有關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學理分析，明辨清晰，能力過人。可貴的是，在臺灣的民主化、中國的現代化兩者之外，朱高正還提出“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此一主張亦可稱之為當代中華文化的主體化。在這一點上他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長久以來，他用功於中國典籍的研讀，他在《易經白話例解》中的慧解，頗得朱伯崑先生的充分肯定，這是朱伯崑先生當面對我說過的。而我更重視的，是他對於中華文化的態度。從他對《易經》的解釋，和他對《近思錄》的解說，可以看出，他不是把這些典籍當作知識的物件，而是把中華文化的典籍當作聖賢智慧的寶庫，用心加以體貼，並且力求應用於生活實踐。他對中華文化的經典滿懷其“敬意”，此種態度最近古人，故他對經典的細心體貼，也頗能得古人之意。

高正認為，《近思錄》一書既概括了理學的綱領，也是朱子學的基底，這種理解無疑是正確的。他對此書的研讀，已經反復十來次，從其〈導讀〉可見，他對此書，可以說做到了朱子〈書近思錄後〉所說的“沉潛反復，優柔厭飫”。他的解讀，都包含了他對《近思錄》一書閱讀踐履的身心體驗。這種以“身心受用”為宗旨的讀書法，在今日的兩岸三地知識份子當中，已經是很少見的了，這是我特別要提出加以表彰而請大家切勿忽略的。

由於高正著作此書的目的是“讓現代人可以花最少時間，減少不必要的困難，汲取先聖先賢的智慧，並接受他們高貴品德的薰聒”，所以他著此書的方法是，“堅決避免掉進繁瑣的訓詁與考據”，“不以注或譯為主，而以解或通為要”，“希望能以最淺白易懂的文字，即使不對照原文，也能讓讀者掌握《近思錄》的精髓，進而對自己的立身處世有所裨益。”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還特意將原書卷首〈道體〉卷移到卷末。我要指出，這種作法決不是隨意而為，因為在朱子和呂祖謙編書之時，就曾對此卷的安排多次討論，而高正此舉，更突出了他把儒學或理學作為“身心之學”的關懷。

我與高正兄識交十餘年，今年夏天，他的書稿寫成後，送我一讀。我讀了此書書稿，覺得注釋簡要，講讀清楚，文語明白，精而不煩，深入淺出，是我目前所看到過的今人對《近思錄》的最好的通解，很值得向讀者推薦，故樂為之序。我還要說的是，《近思錄》所載的是理學奠基和建立時期的四先生思想資料，其中並沒有理學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資料。錢穆先生推薦的國學書目，《近思錄》下面就接著王陽明的《傳習錄》，跳過了朱子，這是我不以為然的。所以，在此篇小序的結尾，我想表達進一步的期望，期望高正兄作為朱子後人，在將來有時間與機會的時候，對朱子本人的著作言論選編，也作一番通解，使朱子之學的深意，大明於天下，是所望焉。

陳 來

2009年11月29日於北京清華大學立齋

【代序】

《近思錄通解》問世的時代意義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專治儒家思想史的歷史學家黃俊傑教授，曾經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台灣推動儒家思想研究的學者分為三大派，第一派是所謂的「官方儒家」，他們在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編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並在各級學校推動儒家思想的教學；第二派是「新儒家」，他們在牟宗三、唐君毅、錢穆等前輩學者的引導之下，聚集了一批人文學者，出版《鵝湖》月刊，從事儒家思想的研究。第三派則是「社會科學儒家」，主要是一群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學者，他們主張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儒家文化傳統下，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

我個人的學術定位是屬於第三派。過去卅年間，我一直主張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建構本土社會心理學理論，在儒家社會中從事實徵研究；並在二零零九年綜合歷年研究成果，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

該書出版之後，我深刻感受到：過去十幾年間，台灣先是受到李登輝前總統「教育改革」運動的衝擊，後來又受到民進黨政府「去中國化」政策的影響，不僅學校體制中的道德教育荒疏，整個社會更面臨了倫理道德崩解的危機。因此，又以《儒家關係主義》中的理論、架構作為基礎，進一步撰寫《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希望對改善儒家社會中的道德教育能夠有所助益。

在該書即將完稿之際，突然接獲朱高正博士來電，託我為他的新作《近思錄通解》寫一篇序言。我聽到此一請求的反應是大吃一驚：朱高正曾經跟我有過一段師生之緣。一九七零年代末期，我剛從夏威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返國，在台灣大學講授社會心理學，朱博士曾經上過我的課。後來他到德國留學，專攻康德的法律哲學，學成回國後，從事政治活動而名噪一時，曾經是台灣政壇上叱吒風雲的人物。

朱博士跟台灣政壇上絕大多數政客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大多數的台灣政治人物都不讀書；可是朱博士不但用功讀書，而且勤於著述。從他已出版的《康德四論》、《獄中自白：論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中華文化與中國未來》等著作中，我發現：他和我有十分類似的終極關懷，因此十分注意他的走向。近年來，朱博士逐漸淡出台灣政壇，而沉潛於儒家經典的釋註。當他出版《易經白話例解》時，已經讓我暗中吃驚；當我看到他《近思錄通解》時，簡直是訝異不置：一個由政治走向學術的人物，要投注多少心血，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學術工程！

《近思錄》是北宋理學大師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與張橫渠等四人著作的精選集，由南宋的兩位大儒朱熹和呂祖謙共同編纂而成。春秋晚年，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成為《六經》，北宋四子消化《六經》後，又將先秦儒家的四部經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融會貫通，並發為論述；朱熹則採輯四子遺書，集諸儒之大成，編成《近思錄》，該書在我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可喻。

然而，從清末明初教育體制改革以來，國學已經不再是我國教育的主要內容。五四時期，由新文化運動激盪而生的「全盤反傳統主義」，更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白話文的興盛和流行，讓新世代的中國人逐漸喪失閱讀古文的能力，他們要想理解中國的古籍，其困難無異於要弄懂一種新的文字。尤其是像《近思錄》這樣的儒學經典，更需要有人將它「翻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文，才能被新一代的中國人所吸收。朱高正博士以他深厚的學養作為基底，反覆研讀《近思錄》各篇章，對其內容作通透而全面的解說，若不是出自他「為往聖繼絕學」的決心，如何可能撰成這本鉅著！

在二零零九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這本《近思錄通解》的問世，尤其有其特殊意義。從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在「全盤反傳統主義」的衝擊之下，中國人徹底喪失了民族自尊心，以為只有像「德先生」和「賽先生」這樣的「洋菩薩」才能救中國，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後，大家才會期盼「社會主義救中國」。不料落實「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竟然是「十年浩劫」；鄧小平痛定思痛，從一九七八年下定決心，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大家一心相信的是「資本主義救中國」。到了一九九零年，東歐共產國家崩解，唯有中國屹立不搖，二次大戰後二元對立的冷戰格局告一段落，世界的權力結構產生重大的改變，中國竟然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救了社會主義」。到了二零零九年，全球發生金融海嘯，許多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不支倒地，中國則是懵懵懂懂地「救了資本主義」！這時候，才有一些人覺察到，中國人崇拜過的「洋菩薩」，不論是「德先生」、「賽先生」，或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都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發生作用的「泥菩薩」，中國之所以能夠渡過大風大浪，並在短短三十年內和平崛起，靠的並不單單是什麼「洋菩薩」，而是清末張之洞所講的那八個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然而，中國文化的「主體」究竟是什麼？它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究竟如何跟外來文化結合，並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唯有徹底弄清楚這些問題，中國才能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繼續穩健地走下去。而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也構成對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主要挑戰。過去三十年來，我們之所以孜孜矻矻地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理由即在於此。

針對此一問題，朱高正博士的主張是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目的是要客觀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則是要增強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在拜讀朱博士的這部《近思錄通解》之後，深刻感受到「吾道不孤」的喜悅。「德不孤，必有鄰」，我相信：透過有心人士持續不懈的努力，我們一定可以再造璀璨的儒家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