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烈希.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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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名《巴巴拉吉》(Der Papalagi),在「薩莫亞」原住民的語言是:破天而降的人。 薩莫亞酋長椎阿比在遊歷歐洲各國後用十一個主題,以最樸素詼諧的語言與島民分享他在歐洲的見聞,經過不同文字詮釋,依然能喚醒不同民族內心共同的純真。
他說:「巴巴拉吉最重要的東西是「圓的金屬」(指銅板)和厚的紙頭(指鈔票)。」又說道:「大部分的人,為了錢,失掉健康。圓的金屬和厚的紙頭,他們把那些東西夾在硬皮(指皮夾)的中間,放在腰布中。晚上怕小偷,就擺在枕頭底下睡覺。」
南太平洋島國薩莫亞是未受現代文明沾染的部落社會,不了解現代化的意義。椎阿比酋長以其真摯而不做作的眼光、直率的語言,對當時歐洲人沉溺於物質文明的現象,表達他的疑慮與詮釋。在他素樸的話語中所流露出的簡單機敏,相對於嬌柔造作的文明人更顯其犀利的諷喻,著實發人深思。
譯者簡介:
林文月
臺灣彰化人,生於上海日本租界。幼時受日本教育,11歲始返臺,學習臺語並接受中文教育。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後,即留母校執教,專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華盛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捷克查理斯大學客座教授。學術論著之外,另有文學創作及翻譯作品。1993年自臺大退休,次年獲聘為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類)。著有《讀中文系的人》、《飲膳雜記》、《擬古》、《讀我的書》、《寫我的書》、《作品》、《蒙娜麗莎微笑的嘴角》、《千載竟難逢》等,並譯注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與《枕草子》、《和泉氏部日記》等。以《交談》散文集榮獲國家文藝散文獎,以及國家文藝翻譯獎。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巴巴拉吉翻譯有感 林文月
在《源氏物語》與《枕草子》兩部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的譯注之間,我曾翻譯過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南太平洋島國酋長的演講稿─《破天而降的文明人》(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四)。
其實,《破天而降的文明人》並不是書的原名。原名是《巴巴拉吉》。不,《巴巴拉吉》是我所根據的德文譯本《パパラギ》的日譯者岡崎照男於一九八一年出版時所取的書名,但也不是原書名。岡崎是依德國人埃烈希‧舒曼(Erich Schumann)的德文版(Der PAPALAGI)而來。然而,《Der PAPALAGI》亦非原名。因為PAPALAGI是從薩莫亞(Samoa)島原住民的語言音譯出來,他們並沒有文字。
「巴巴拉吉」,多奇怪的語言。在薩莫亞語裡,是指「破天空而來的人」。大約在一九二○年代,歐洲籍的傳教士乘大帆船抵達南太平洋的薩莫亞群島。島上的居民初見到白色的大帆浮現在青空中,以為天空破了一個大洞,十分訝異,遂相信歐洲人便是通過那個大洞而來到薩莫亞。「巴巴拉吉」,即意味著「破天空而來的人」。換言之,即指歐洲人。
既然一九二○年代薩莫亞沒有文字,何以會有《巴巴拉吉》此書呢?功勞實在於埃烈希‧舒曼。舒曼是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人。他家境優渥,不愁衣食,卻生性多夢想。曾兩度進入美術學校,始終未能找到心中所追求的理想。婚後育有三子女,皆夭折,乃不顧家人反對,毅然赴遙遠的薩莫亞,去過流浪的原始生活。他這種境遇,很容易令人想到另外一個歐洲人─高更(Paul Gauguin)。
在薩莫亞的生活裡,舒曼認識了當地的酋長椎阿比(Tuiavii)。根據舒曼的描寫,椎阿比酋長是一個昂藏身高兩米以上,十分壯碩的人。他濃眉大眼,眼神堅定而炯炯有光。但與人交談時,那一雙看似冷峻的眼睛,馬上會放出溫暖人心的光,顯現奔放的熱情。椎阿比酋長表面上和其他島民沒有什麼分別,他吃著香蕉、芋頭和果醬,喝著樹果釀製的土產酒,過著和平而安樂的簡單生活。只有他身邊少數的人知道,當其夜間睡眠前躺在草蓆之上,半閉著眼睛時,有一些什麼東西在那寬大的心中發酵著,淨化著。
在其原住民對於周遭環境和自身的生活一無反思,單純如孩童般只是浸淫於本能感覺瞬間之中時,椎阿比酋長的思想卻是十分特殊的例外。他熱切企盼著到歐洲走一趟。這種思想始於他在讀歐洲傳教師於當地所開設的學校時期。成人以後,椎阿比終於實踐此夢想。他參加了一個遠赴歐洲的旅行團,考察許多國家的文化及生活樣式。
舒曼住在薩莫亞時,有一段時間,如影隨形地與椎阿比生活在一起。初時,他尚未能盡去歐洲白人的思維模式與生活習性,椎阿比對他並不予以理會。待他排除歐洲「文明」思想樣態後,椎阿比才以朋友相待,而且以心思坦告。這位酋長甚至將他自歐洲返回故鄉後,對同胞所做演講手記交給舒曼,而以德文寫出。此為《Der PAPALAGI》一書誕生之緣由。
事隔六十年,一九八○年代,留學瑞士的日本青年岡崎照男,於一次阿爾卑斯山滑雪時,因氣溫驟降,不適宜出外而被困小屋三日。小屋內有柴薪和飲食用品,年輕人大夥不僅無虞惡劣的氣候,反而圍著火爐談笑作樂。其中,唯獨安娜麗絲手持一書,踡屈屋隅,時則微笑,時則若有深思。「你在讀什麼書?」岡崎過去問,她只回答:「PAPALAGI。」
「PAPALAGI」是什麼?既非德文,亦非英文、法文,或義大利文。岡崎探頭去看,安娜麗絲仍低首繼續讀著,岡崎索性坐在她身旁陪讀起來。「腰布」、「成綑的紙」,奇奇怪怪的字眼,令他看不懂,但是越讀越引發興趣,甚至安娜麗絲要翻頁面時,他竟說:「等一等。」
別的夥伴見他們二人熱中閱讀,都紛紛問:「什麼書啊?」「PAPALAGI。」他們異口同聲回答。最後,因為圍讀的人太多,遂推舉由安娜麗絲朗讀給大家聽。
其後,岡崎把那本令他深受感動的德文書《Der PAPALAGI》譯為日文版的《パパラギ》。
一九八四年的教師節,我在信箱中發現一本層層包裹的小書。內附一張明信片。那是我三年前教過的一個日本留學生原啟子寄來的。原啟子曾在我為同事代課的「現代散文選及習作」班上讀了一個星期。她認真而且天賦高,期末的習作「雨」,寫得文情並茂,十分精采,經我推薦,獲得了那年的台大中文系徵文獎。啟子後來因故休學,令我覺得遺憾,所以有機會總是勉勵她回來繼續完成學業。一年後,她果然復學,不過,我不再教過她課,所以會面的時間並不多。她在教師節送我的書便是《パパラギ》。明信片上寫著:
敬祝
教師節快樂
承蒙老師過去熱心的勉勵、薰陶,我才不放棄念中國文學,現在才能夠到達中國文學的入門。雖然學習程度不怎麼理想,但我心中較樂觀,好奇心比以前增加很多,因此能夠感覺到讀文學的快樂。去年初,我讀了一本可愛的書,書名是《パパラギ》,也許老師也已經看過了。從去年就準備寄一本給老師,今天才做到。請收下。
生 原啟子 九月二十七日
我讀原啟子送我的《パパラギ》,興味濃厚,無異於岡崎照男在阿爾卑斯山雪峰上的小屋中的情況,所以也想到為中國的讀者譯出此書。
《パパラギ》是一本全書只有一三五頁的十六開小書。扣除日本人柏村勳所寫的序文〈這邊的世界和那邊的世界〉、埃烈希‧舒曼的原序譯文,以及德國人貝爾德‧戴魯的推介文,岡崎照男的跋之外,真正屬於椎阿比的十一篇演講稿,其實只有一○六頁而已。然而,這樣薄薄的一本書,在我的翻譯經驗裡卻是一大挑戰,其困難度,甚至並不亞於我譯《源氏物語》,以及其後所陸續譯出的《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與《伊勢物語》等古典文學作品。
如果把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語言視為一種翻譯,則我所翻譯出來的中文版,從椎阿比酋長以薩莫亞土語講出,到埃烈希‧舒曼的德文版《Der PAPALAGI》,再經岡崎照男的日文版《パパラギ》,其間已經過四次的轉迻了。如此多次的語言變換,究竟還能夠保留多少原來椎阿比演講時的語言旨趣呢?更何況,以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人,去迻譯原始社會的詞彙習慣,更有意想不到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其實在舒曼一開始以德文書寫的時候便已存在了,所以他在序文中說:
我企圖盡力忠實地翻譯這本手記,盡量不去更改其他素材;然而,我還是覺得那種真實的感覺與呼吸已失去了許多。如果讀者能體會翻譯原始語言為現代語言的困難,想把童稚一般的話語表達得既不陷於平凡,而又不失其風味是如何不易,或者會原諒我這未盡完善的譯本吧。
舒曼所指椎阿比酋長的「手記」,在此是一個疑點。椎阿比曾進入薩莫亞的傳教學校,也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周遊歐洲各國,因而有可能習得一些歐洲語言。但舒曼的序文中並未提及「手記」裡所記錄的是何種文字,或只是一些符號。
書中的十一篇演講稿,是椎阿比酋長周遊歐洲各國回到薩莫亞後,對他的同胞所講述的有關歐洲文明的介紹和批評。每一篇有一個或多個相關主題。例如第一篇〈腰布與草蓆〉,所講述的是白人的衣物外表,包括衣服、鞋襪和床具等物。由於生活在溫熱的南太平洋島上,椎阿比和他的同胞,無須像歐洲男女,以層層內衣、外套和裙褲、鞋襪包裹身體,他們只要在腰間繫上一塊腰布,便足夠蔽體之用,而裸露大部分的肌膚,自自然然接受陽光親吻、和風撫摩。在椎阿比與其同胞的生活裡,沒有內衣、外套、裙褲、鞋襪,所以也就沒有這些繁瑣的語詞。歐遊歸來的酋長,對著他的同胞介紹白人男女的衣著時,只能盡量借助大家習見的物件取譬。他稱歐洲人全身上下緊裹著衣物的情況為:「巴巴拉吉的身體,從頭到腳都用腰布啦,腰蓑等東西緊緊地包裹起來。」襪子,是「軟的皮,緊貼著腳」。鞋子是「用硬的皮製造的剛剛容得下腳那樣大小的有邊緣的小船。右腳一隻船,左腳一隻船。」椎阿比在介紹白人的衣物之餘,也對歐洲文明人頗有譏諷。他認為「巴巴拉吉」因為終日衣物緊裹,所以他們的身體「就像那些開在原始森林中的花朵一般憔悴蒼白」。至於鞋襪不離足的雙腳,則「惡臭難聞,而且已經不會捉東西,也不會爬登椰子樹了。」
這些看來稚拙可笑的取譬和推論,我們只要想像在七、八十年前藍天碧海的南太平洋諸島上的居民,生活在樸素滿足、安靜無污染的環境裡,他們與世隔絕,優遊終日,完全不了解遙遠的地方竟有和他們自己完全不同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想著完全不同的事情,便可推想,椎阿比酋長要向他的同胞介紹歐洲白人高文明的一切,是多麼煞費心機不容易啊!正如舒曼、岡崎和我,明明有現成的語彙「外套」、「裙子」、「皮鞋」等名詞,卻不得不放棄這些便利的名詞,而沿隨他的口吻,曲折迂迴地譯為「草蓆」、「右腳一隻船、左腳一隻船」。要原始人民突然接受超前好幾級的高文明社會現象,是很困難的;然而,已具高文明素質和習慣的人,要驟爾退回渾沌未開的原始面貌,又何嘗容易?
儘管當初我大概是謹謹慎慎揣度著椎阿比酋長的口吻譯出他的講稿,但事隔二十年,重讀舊譯,遇著「要說明這個字很困難」、「咱們大家在祂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假象」,或「也許,他們已經不會注意到語言和身體之間的這個矛盾」等等片段,我會為那些不經意間閃現的字彙或成語,感到如坐針氈一般的不安。這正是前引舒曼序文中所說的「我還是覺得那種真實的感覺與呼吸已失去了許多」、「想把童稚一般的話語表達得既不陷於平凡、而又不失其風味是如何不易」。翻譯原始語文之困難,並不亞於古典名著,其道理蓋在於此。
椎阿比的話雖然乍看似童稚,但在那些稚拙的語言背後,卻飽含著他獨特的智慧和批判。他在〈巴巴拉吉的職業〉,向他的島民解說:
每一個巴巴拉吉都有職業。職業是什麼呢?要說明這個字很困難。應當是高興去做的,但通常都是一點也不想去做的,職業,好像就是那樣的事。有職業,就是一天到晚做同樣事情的意思,要做到閉著眼睛都可以做,一點不緊張也可以做那種程度。比方說,我除了造房子,或者編織草蓆,其他什麼都不做─那麼,我的職業就是造房子、或編蓆子了。
椎阿比用文明世界的人各有專司的「職業」,對照薩莫亞島民對自己生活的一切無所不能,提出了他的觀點。認為:「只會做一種事情,實在是很不好,很危險的。你想,一個人的一輩子當中,總有必須在海上划獨木舟的時候吧?」可是,一旦有了職業,每天只做一種事,而且逐漸的只會做一件事以後,人就變成不再會做其他事了。他說:「偉大的心(當地人所信奉的神)給了我們雙手,是要我們用來摘果實,從泥地裡拔取芋頭,抵抗敵人,或者是跳舞、遊戲,和做其他各種快樂的事情。絕不是只用來造房子,或只用來摘果實、只用來拔芋頭而已。」
在當時尚未有錢幣制度的薩莫亞,這位酋長向他的「聰明的弟兄們」(他的演講常常如此開頭)介紹,並批評歐洲的「錢幣」。他說白人們最重要的東西是「圓的金屬」(指銅板)和「厚的紙頭」(指鈔票)。不管到白人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聽見他們在喊叫:「馬克!」、「法郎!」、「先令!」或「里拉!」。那些巴巴拉吉最愛的是錢,錢才是他們的神,所以連睡覺的時候都在想著錢。又說:「大部分的人,為了錢,失掉健康。圓的金屬和厚的紙頭,他們把那些東西夾在硬皮(指皮夾)的中間,放在腰布中。晚上怕小偷,就擺在枕頭底下睡覺。」同時又譏諷道:「你出生的時候要付錢,死的時候也是;光是人死了,你的家族就得付錢。把你的屍體埋入大地裡面,為了紀念你而在墓上放一塊大石頭,這些統統都得要錢的。」讀至此,我們彷彿可以見到純樸的島上男女聽眾,無不睜大眼睛訝異,發出驚奇的嘆聲,甚至失笑起來。他們心裡大概在想,人出生、跟死亡,是最最自然的事情,巴巴拉吉為什麼得要花「錢」呢!
舒曼以一個逃避歐洲文明而到薩莫亞的白人的立場,稱讚椎阿比酋長道:「我們可以透過他的眼睛─那種視野是我們絕不可能再有的─來反省自己。他的觀察,對於某些迷信科學文明者來說,或許會顯得十分天真幼稚,甚至於愚昧荒誕;然而,其中有一些話說,對於願意認真思想人生,及懷抱真實理性的人,應該會有啟發,引導深刻的思考,與自我批判的效果才是。椎阿比酋長的敏慧,實是襲自上帝的簡明智慧,而非來自學習所得的知識。他的這些話語,只是想把自我的文明與歐洲大陸的先進科學文明區劃開來的一種吶喊,別無他意。」
而做為中文譯者的我,則又於那些看似幼稚荒誕的語言之中,發現椎阿比的思想裡,竟有許多與我國的道家思想相吻合之處。譬如,他在〈思想是嚴重的病〉裡說道:「究竟不大思想的人是傻瓜呢?還是思想太多的人才是傻瓜呢?這倒是可疑的……只有一種方法,也許是可以治療思想重病的。那就是:忘記,把思想丟棄掉。」這豈非與老子所謂「絕聖棄智」、「絕學無憂」不謀而合嗎?至於在他的演講之中,我們也隨處可以聽到他把花鳥、海天、雲樹和砂石,與人類等視。這種萬物齊觀而逍遙自由的思想,亦正是莊子逍遙,齊物的主張。
只是,時至今日,人類的科學文明更昌盛猛晉,即使南太平洋薩莫亞諸島,亦不免於科技之進步,乃至於現代物質競爭生活之影響。當年,椎阿比酋長曾對埃烈希‧舒曼說:「你們以為帶給了我們光明。但是,錯了。你們是想把我們拖進黑暗之中。」椎阿比的吶喊並沒有產生具體的遏阻效果,猶如老莊之道未見得能夠克制人類無止境的物質慾望一般。
二十年前,我在結束了長期的《源氏物語》譯注之餘,原本想藉這一本小書的翻譯稍事休息,未料,卻另陷於一種原始語文迻譯的挑戰。曾在《中華日報》副刊繼續刊登譯文,其後,九歌出版社為我輯成出書。最初,我的書名是擬用椎阿比的薩莫亞語發音,亦即是德文的「PAPALAGI」,日文的《パパラギ》,採中文音譯為《巴巴拉吉》的,但九歌的發行人認為讀者無法領會接受,建議改用意譯為《破天而降的文明人》。我當時曾經想過,其實,《天方夜譚》中的「阿里巴巴」,起初也未能必令讀者領會接受,日子久了,大家也都耳熟能詳,知道所指為何;不過,我確實沒有堅持這一點,便也就以較累贅的意譯書名沿用下來了。也罷,「名可名,非常名」。通達如椎阿比酋長,大概也不至於責怪我的吧。
─摘自《寫我的書》(聯合文學,二○○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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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烈希.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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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名《巴巴拉吉》(Der Papalagi),在「薩莫亞」原住民的語言是:破天而降的人。 薩莫亞酋長椎阿比在遊歷歐洲各國後用十一個主題,以最樸素詼諧的語言與島民分享他在歐洲的見聞,經過不同文字詮釋,依然能喚醒不同民族內心共同的純真。
他說:「巴巴拉吉最重要的東西是「圓的金屬」(指銅板)和厚的紙頭(指鈔票)。」又說道:「大部分的人,為了錢,失掉健康。圓的金屬和厚的紙頭,他們把那些東西夾在硬皮(指皮夾)的中間,放在腰布中。晚上怕小偷,就擺在枕頭底下睡覺。」
南太平洋島國薩莫亞是未受現代文明沾染的部落社會,不了解現代化的意義。椎阿比酋長以其真摯而不做作的眼光、直率的語言,對當時歐洲人沉溺於物質文明的現象,表達他的疑慮與詮釋。在他素樸的話語中所流露出的簡單機敏,相對於嬌柔造作的文明人更顯其犀利的諷喻,著實發人深思。
譯者簡介:
林文月
臺灣彰化人,生於上海日本租界。幼時受日本教育,11歲始返臺,學習臺語並接受中文教育。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後,即留母校執教,專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華盛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捷克查理斯大學客座教授。學術論著之外,另有文學創作及翻譯作品。1993年自臺大退休,次年獲聘為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類)。著有《讀中文系的人》、《飲膳雜記》、《擬古》、《讀我的書》、《寫我的書》、《作品》、《蒙娜麗莎微笑的嘴角》、《千載竟難逢》等,並譯注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與《枕草子》、《和泉氏部日記》等。以《交談》散文集榮獲國家文藝散文獎,以及國家文藝翻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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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拉吉翻譯有感 林文月
在《源氏物語》與《枕草子》兩部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的譯注之間,我曾翻譯過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南太平洋島國酋長的演講稿─《破天而降的文明人》(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四)。
其實,《破天而降的文明人》並不是書的原名。原名是《巴巴拉吉》。不,《巴巴拉吉》是我所根據的德文譯本《パパラギ》的日譯者岡崎照男於一九八一年出版時所取的書名,但也不是原書名。岡崎是依德國人埃烈希‧舒曼(Erich Schumann)的德文版(Der PAPALAGI)而來。然而,《Der PAPALAGI》亦非原名。因為PAPALAGI是從薩莫亞(Samoa)島原住民的語言音譯出來,他們並沒有文字。
「巴巴拉吉」,多奇怪的語言。在薩莫亞語裡,是指「破天空而來的人」。大約在一九二○年代,歐洲籍的傳教士乘大帆船抵達南太平洋的薩莫亞群島。島上的居民初見到白色的大帆浮現在青空中,以為天空破了一個大洞,十分訝異,遂相信歐洲人便是通過那個大洞而來到薩莫亞。「巴巴拉吉」,即意味著「破天空而來的人」。換言之,即指歐洲人。
既然一九二○年代薩莫亞沒有文字,何以會有《巴巴拉吉》此書呢?功勞實在於埃烈希‧舒曼。舒曼是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人。他家境優渥,不愁衣食,卻生性多夢想。曾兩度進入美術學校,始終未能找到心中所追求的理想。婚後育有三子女,皆夭折,乃不顧家人反對,毅然赴遙遠的薩莫亞,去過流浪的原始生活。他這種境遇,很容易令人想到另外一個歐洲人─高更(Paul Gauguin)。
在薩莫亞的生活裡,舒曼認識了當地的酋長椎阿比(Tuiavii)。根據舒曼的描寫,椎阿比酋長是一個昂藏身高兩米以上,十分壯碩的人。他濃眉大眼,眼神堅定而炯炯有光。但與人交談時,那一雙看似冷峻的眼睛,馬上會放出溫暖人心的光,顯現奔放的熱情。椎阿比酋長表面上和其他島民沒有什麼分別,他吃著香蕉、芋頭和果醬,喝著樹果釀製的土產酒,過著和平而安樂的簡單生活。只有他身邊少數的人知道,當其夜間睡眠前躺在草蓆之上,半閉著眼睛時,有一些什麼東西在那寬大的心中發酵著,淨化著。
在其原住民對於周遭環境和自身的生活一無反思,單純如孩童般只是浸淫於本能感覺瞬間之中時,椎阿比酋長的思想卻是十分特殊的例外。他熱切企盼著到歐洲走一趟。這種思想始於他在讀歐洲傳教師於當地所開設的學校時期。成人以後,椎阿比終於實踐此夢想。他參加了一個遠赴歐洲的旅行團,考察許多國家的文化及生活樣式。
舒曼住在薩莫亞時,有一段時間,如影隨形地與椎阿比生活在一起。初時,他尚未能盡去歐洲白人的思維模式與生活習性,椎阿比對他並不予以理會。待他排除歐洲「文明」思想樣態後,椎阿比才以朋友相待,而且以心思坦告。這位酋長甚至將他自歐洲返回故鄉後,對同胞所做演講手記交給舒曼,而以德文寫出。此為《Der PAPALAGI》一書誕生之緣由。
事隔六十年,一九八○年代,留學瑞士的日本青年岡崎照男,於一次阿爾卑斯山滑雪時,因氣溫驟降,不適宜出外而被困小屋三日。小屋內有柴薪和飲食用品,年輕人大夥不僅無虞惡劣的氣候,反而圍著火爐談笑作樂。其中,唯獨安娜麗絲手持一書,踡屈屋隅,時則微笑,時則若有深思。「你在讀什麼書?」岡崎過去問,她只回答:「PAPALAGI。」
「PAPALAGI」是什麼?既非德文,亦非英文、法文,或義大利文。岡崎探頭去看,安娜麗絲仍低首繼續讀著,岡崎索性坐在她身旁陪讀起來。「腰布」、「成綑的紙」,奇奇怪怪的字眼,令他看不懂,但是越讀越引發興趣,甚至安娜麗絲要翻頁面時,他竟說:「等一等。」
別的夥伴見他們二人熱中閱讀,都紛紛問:「什麼書啊?」「PAPALAGI。」他們異口同聲回答。最後,因為圍讀的人太多,遂推舉由安娜麗絲朗讀給大家聽。
其後,岡崎把那本令他深受感動的德文書《Der PAPALAGI》譯為日文版的《パパラギ》。
一九八四年的教師節,我在信箱中發現一本層層包裹的小書。內附一張明信片。那是我三年前教過的一個日本留學生原啟子寄來的。原啟子曾在我為同事代課的「現代散文選及習作」班上讀了一個星期。她認真而且天賦高,期末的習作「雨」,寫得文情並茂,十分精采,經我推薦,獲得了那年的台大中文系徵文獎。啟子後來因故休學,令我覺得遺憾,所以有機會總是勉勵她回來繼續完成學業。一年後,她果然復學,不過,我不再教過她課,所以會面的時間並不多。她在教師節送我的書便是《パパラギ》。明信片上寫著:
敬祝
教師節快樂
承蒙老師過去熱心的勉勵、薰陶,我才不放棄念中國文學,現在才能夠到達中國文學的入門。雖然學習程度不怎麼理想,但我心中較樂觀,好奇心比以前增加很多,因此能夠感覺到讀文學的快樂。去年初,我讀了一本可愛的書,書名是《パパラギ》,也許老師也已經看過了。從去年就準備寄一本給老師,今天才做到。請收下。
生 原啟子 九月二十七日
我讀原啟子送我的《パパラギ》,興味濃厚,無異於岡崎照男在阿爾卑斯山雪峰上的小屋中的情況,所以也想到為中國的讀者譯出此書。
《パパラギ》是一本全書只有一三五頁的十六開小書。扣除日本人柏村勳所寫的序文〈這邊的世界和那邊的世界〉、埃烈希‧舒曼的原序譯文,以及德國人貝爾德‧戴魯的推介文,岡崎照男的跋之外,真正屬於椎阿比的十一篇演講稿,其實只有一○六頁而已。然而,這樣薄薄的一本書,在我的翻譯經驗裡卻是一大挑戰,其困難度,甚至並不亞於我譯《源氏物語》,以及其後所陸續譯出的《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與《伊勢物語》等古典文學作品。
如果把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語言視為一種翻譯,則我所翻譯出來的中文版,從椎阿比酋長以薩莫亞土語講出,到埃烈希‧舒曼的德文版《Der PAPALAGI》,再經岡崎照男的日文版《パパラギ》,其間已經過四次的轉迻了。如此多次的語言變換,究竟還能夠保留多少原來椎阿比演講時的語言旨趣呢?更何況,以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人,去迻譯原始社會的詞彙習慣,更有意想不到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其實在舒曼一開始以德文書寫的時候便已存在了,所以他在序文中說:
我企圖盡力忠實地翻譯這本手記,盡量不去更改其他素材;然而,我還是覺得那種真實的感覺與呼吸已失去了許多。如果讀者能體會翻譯原始語言為現代語言的困難,想把童稚一般的話語表達得既不陷於平凡,而又不失其風味是如何不易,或者會原諒我這未盡完善的譯本吧。
舒曼所指椎阿比酋長的「手記」,在此是一個疑點。椎阿比曾進入薩莫亞的傳教學校,也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周遊歐洲各國,因而有可能習得一些歐洲語言。但舒曼的序文中並未提及「手記」裡所記錄的是何種文字,或只是一些符號。
書中的十一篇演講稿,是椎阿比酋長周遊歐洲各國回到薩莫亞後,對他的同胞所講述的有關歐洲文明的介紹和批評。每一篇有一個或多個相關主題。例如第一篇〈腰布與草蓆〉,所講述的是白人的衣物外表,包括衣服、鞋襪和床具等物。由於生活在溫熱的南太平洋島上,椎阿比和他的同胞,無須像歐洲男女,以層層內衣、外套和裙褲、鞋襪包裹身體,他們只要在腰間繫上一塊腰布,便足夠蔽體之用,而裸露大部分的肌膚,自自然然接受陽光親吻、和風撫摩。在椎阿比與其同胞的生活裡,沒有內衣、外套、裙褲、鞋襪,所以也就沒有這些繁瑣的語詞。歐遊歸來的酋長,對著他的同胞介紹白人男女的衣著時,只能盡量借助大家習見的物件取譬。他稱歐洲人全身上下緊裹著衣物的情況為:「巴巴拉吉的身體,從頭到腳都用腰布啦,腰蓑等東西緊緊地包裹起來。」襪子,是「軟的皮,緊貼著腳」。鞋子是「用硬的皮製造的剛剛容得下腳那樣大小的有邊緣的小船。右腳一隻船,左腳一隻船。」椎阿比在介紹白人的衣物之餘,也對歐洲文明人頗有譏諷。他認為「巴巴拉吉」因為終日衣物緊裹,所以他們的身體「就像那些開在原始森林中的花朵一般憔悴蒼白」。至於鞋襪不離足的雙腳,則「惡臭難聞,而且已經不會捉東西,也不會爬登椰子樹了。」
這些看來稚拙可笑的取譬和推論,我們只要想像在七、八十年前藍天碧海的南太平洋諸島上的居民,生活在樸素滿足、安靜無污染的環境裡,他們與世隔絕,優遊終日,完全不了解遙遠的地方竟有和他們自己完全不同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想著完全不同的事情,便可推想,椎阿比酋長要向他的同胞介紹歐洲白人高文明的一切,是多麼煞費心機不容易啊!正如舒曼、岡崎和我,明明有現成的語彙「外套」、「裙子」、「皮鞋」等名詞,卻不得不放棄這些便利的名詞,而沿隨他的口吻,曲折迂迴地譯為「草蓆」、「右腳一隻船、左腳一隻船」。要原始人民突然接受超前好幾級的高文明社會現象,是很困難的;然而,已具高文明素質和習慣的人,要驟爾退回渾沌未開的原始面貌,又何嘗容易?
儘管當初我大概是謹謹慎慎揣度著椎阿比酋長的口吻譯出他的講稿,但事隔二十年,重讀舊譯,遇著「要說明這個字很困難」、「咱們大家在祂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假象」,或「也許,他們已經不會注意到語言和身體之間的這個矛盾」等等片段,我會為那些不經意間閃現的字彙或成語,感到如坐針氈一般的不安。這正是前引舒曼序文中所說的「我還是覺得那種真實的感覺與呼吸已失去了許多」、「想把童稚一般的話語表達得既不陷於平凡、而又不失其風味是如何不易」。翻譯原始語文之困難,並不亞於古典名著,其道理蓋在於此。
椎阿比的話雖然乍看似童稚,但在那些稚拙的語言背後,卻飽含著他獨特的智慧和批判。他在〈巴巴拉吉的職業〉,向他的島民解說:
每一個巴巴拉吉都有職業。職業是什麼呢?要說明這個字很困難。應當是高興去做的,但通常都是一點也不想去做的,職業,好像就是那樣的事。有職業,就是一天到晚做同樣事情的意思,要做到閉著眼睛都可以做,一點不緊張也可以做那種程度。比方說,我除了造房子,或者編織草蓆,其他什麼都不做─那麼,我的職業就是造房子、或編蓆子了。
椎阿比用文明世界的人各有專司的「職業」,對照薩莫亞島民對自己生活的一切無所不能,提出了他的觀點。認為:「只會做一種事情,實在是很不好,很危險的。你想,一個人的一輩子當中,總有必須在海上划獨木舟的時候吧?」可是,一旦有了職業,每天只做一種事,而且逐漸的只會做一件事以後,人就變成不再會做其他事了。他說:「偉大的心(當地人所信奉的神)給了我們雙手,是要我們用來摘果實,從泥地裡拔取芋頭,抵抗敵人,或者是跳舞、遊戲,和做其他各種快樂的事情。絕不是只用來造房子,或只用來摘果實、只用來拔芋頭而已。」
在當時尚未有錢幣制度的薩莫亞,這位酋長向他的「聰明的弟兄們」(他的演講常常如此開頭)介紹,並批評歐洲的「錢幣」。他說白人們最重要的東西是「圓的金屬」(指銅板)和「厚的紙頭」(指鈔票)。不管到白人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聽見他們在喊叫:「馬克!」、「法郎!」、「先令!」或「里拉!」。那些巴巴拉吉最愛的是錢,錢才是他們的神,所以連睡覺的時候都在想著錢。又說:「大部分的人,為了錢,失掉健康。圓的金屬和厚的紙頭,他們把那些東西夾在硬皮(指皮夾)的中間,放在腰布中。晚上怕小偷,就擺在枕頭底下睡覺。」同時又譏諷道:「你出生的時候要付錢,死的時候也是;光是人死了,你的家族就得付錢。把你的屍體埋入大地裡面,為了紀念你而在墓上放一塊大石頭,這些統統都得要錢的。」讀至此,我們彷彿可以見到純樸的島上男女聽眾,無不睜大眼睛訝異,發出驚奇的嘆聲,甚至失笑起來。他們心裡大概在想,人出生、跟死亡,是最最自然的事情,巴巴拉吉為什麼得要花「錢」呢!
舒曼以一個逃避歐洲文明而到薩莫亞的白人的立場,稱讚椎阿比酋長道:「我們可以透過他的眼睛─那種視野是我們絕不可能再有的─來反省自己。他的觀察,對於某些迷信科學文明者來說,或許會顯得十分天真幼稚,甚至於愚昧荒誕;然而,其中有一些話說,對於願意認真思想人生,及懷抱真實理性的人,應該會有啟發,引導深刻的思考,與自我批判的效果才是。椎阿比酋長的敏慧,實是襲自上帝的簡明智慧,而非來自學習所得的知識。他的這些話語,只是想把自我的文明與歐洲大陸的先進科學文明區劃開來的一種吶喊,別無他意。」
而做為中文譯者的我,則又於那些看似幼稚荒誕的語言之中,發現椎阿比的思想裡,竟有許多與我國的道家思想相吻合之處。譬如,他在〈思想是嚴重的病〉裡說道:「究竟不大思想的人是傻瓜呢?還是思想太多的人才是傻瓜呢?這倒是可疑的……只有一種方法,也許是可以治療思想重病的。那就是:忘記,把思想丟棄掉。」這豈非與老子所謂「絕聖棄智」、「絕學無憂」不謀而合嗎?至於在他的演講之中,我們也隨處可以聽到他把花鳥、海天、雲樹和砂石,與人類等視。這種萬物齊觀而逍遙自由的思想,亦正是莊子逍遙,齊物的主張。
只是,時至今日,人類的科學文明更昌盛猛晉,即使南太平洋薩莫亞諸島,亦不免於科技之進步,乃至於現代物質競爭生活之影響。當年,椎阿比酋長曾對埃烈希‧舒曼說:「你們以為帶給了我們光明。但是,錯了。你們是想把我們拖進黑暗之中。」椎阿比的吶喊並沒有產生具體的遏阻效果,猶如老莊之道未見得能夠克制人類無止境的物質慾望一般。
二十年前,我在結束了長期的《源氏物語》譯注之餘,原本想藉這一本小書的翻譯稍事休息,未料,卻另陷於一種原始語文迻譯的挑戰。曾在《中華日報》副刊繼續刊登譯文,其後,九歌出版社為我輯成出書。最初,我的書名是擬用椎阿比的薩莫亞語發音,亦即是德文的「PAPALAGI」,日文的《パパラギ》,採中文音譯為《巴巴拉吉》的,但九歌的發行人認為讀者無法領會接受,建議改用意譯為《破天而降的文明人》。我當時曾經想過,其實,《天方夜譚》中的「阿里巴巴」,起初也未能必令讀者領會接受,日子久了,大家也都耳熟能詳,知道所指為何;不過,我確實沒有堅持這一點,便也就以較累贅的意譯書名沿用下來了。也罷,「名可名,非常名」。通達如椎阿比酋長,大概也不至於責怪我的吧。
─摘自《寫我的書》(聯合文學,二○○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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