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風特務一號

聽過「長江一號」的神秘，看過「長江七號」的搞笑，但你一定不知道有個「麻風特務一號」的瘋狂吧。

我在報社跑新聞十二年了，製作專題無數，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聽說過，什麼搞怪人物也都交手過，太多的人生浮沉，太多的悲歡離合，歷練的心早已不易輕起波浪。當第二個小孩才滿三個月時，因緣際會的關係，我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偏遠地區麻風村進行調查採訪，當我向報社提出想法時，一向十分支持我「冒險犯難」的長官難得說了一句：「如此冷僻的新聞有人關心嗎？」是啊！二十一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公衛敵人是愛滋病，麻風病算什麼？已經乏人聞問，離人們的記憶有些遙遠。

但當時台灣唯一公立麻風療養院－樂生療養院，因為搬遷存廢的問題，國內輿論正開始發酵，醞釀風暴；加上骨子裡記者好奇的天性，我還是行囊一揹，把長官的叮嚀丟在腦後，跟著國外慈善團體，硬闖麻風村。

從九一年陸續接觸兩岸議題，跑中國大陸大小城市對我來說，不曾造成難題，也從未讓我怯步，然而第一次，十二天探訪四川、雲南邊緣六個麻風村，深入到中國偏遠底層社會的農村，可把我整慘了，窮山惡水，路程遙遠艱困不說，有連續幾天根本無法洗澡，天不怕地不帕，就怕不能洗澡的我，一直忍著身體的不乾不淨，直到昆明機場，到洗手間洗把臉，看到鏡中自己狼狽的模樣，踉蹌倒退幾步，心裡暗暗發誓：「即使把刀子架在脖子上，我再也不要踏進大陸麻風村了」。

回台北發完稿，我刻意不再去想那些苦難的麻風村，但不知怎麼，那個坐在雷波山上，白著一張臉，用繫在褲子上的草繩，自殺過好幾次的老人，像幽靈般三不五時漂浮在我面前，尤其是那一群骨肉如柴，肚大如鼓的小孩，那一張張髒兮兮的小臉上，空洞無知的眼神更像鬼魅般追著我到處跑。

有了第一次的接觸，放不下的懸念，讓我漸漸對麻風病的議題萌生特別的興趣，從台灣麻風病人的悽悽慘慘戚戚，到大陸麻風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有一窺究竟的衝動，於是從九九年到二零零一年，我的足跡遠征廣東、雲南、四川共二十幾的麻風村，光涼山彝族自治州十七個縣市的麻風村，至少親自探訪了十個，以一個長年征戰新聞戰場的記者來說，算得上「勇氣可嘉」。

二十幾個麻風村，各有故事，也都各讓我有些難以抹滅的經歷，如今回想起來，有的情節血中帶淚，有些則是驚心動魄。

在德昌麻風村時，我碰到一位十分邋遢的麻風病人，人家喊他「三啞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頭凌亂的頭髮，已成無可救藥的球狀，腳被麻風桿菌吃到腳踝以下全沒了，光看到「馬足」的模樣，已經很嚇人了，又因潰爛嚴重，無法截肢，只能用布層層裹住，裹腳布又髒又臭，乾黑的血跡中滲透著新鮮的血水，蒼蠅在四周飛舞，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走路，兩隻腳桿拖行之處，地上斑斑血跡，問他痛不痛，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他咿咿呀呀，講不出話的模樣。

到昭覺麻風村時，立刻感受到的是濃濃的彝味，百分之九十七的彝族，異地文化的詭異，加上旅途的勞累，當晚我隨即發燒倒地，隨行的麻風醫師張桂芳到處請託，好不容易才在第二天ㄧ大早找到一個可拋棄式的針筒，打了退燒針，我勉強自己跟著隊伍攀登那個位於獅子山上的昭覺麻風村。

險惡的地形，上山又下谷，一雙堅固的旅狐球鞋硬是被磨穿了底，其中有一段路必須繞過峭壁邊緣僅有一人寬的羊腸小徑，有懼高症加上體力不繼，我實在力不從心，最後是一位麻風病人的女兒，將我揹起來，小心翼翼地走過那段驚險的山

路。也不知道年輕時那來得體力，我一天可以連趕三個縣，可以說馬不停蹄在窮山惡水間穿梭來去。有一次從雷波麻風村返回西昌的途中，經過美姑大橋(美姑縣與昭覺縣交界時)，我們一行人坐的公交車在半路突然不走了，原因是突然從山上滾下一個巨石擋在路中央，由於巨石重大，人力搬不動，唯一的方式得用火藥炸碎它。

我們從下午等到天黑，公車師傅似乎老神在在，他把兩腿一伸，呼呼睡起大覺，一車的陌生人，就這樣面面相歔，有小孩的哭聲，有雞鴨的味道，有汙濁的汗臭味，還有嗆鼻的煙草味，天色暗下來時，為了安全，師傅把車門鎖上，被阻擋在兩方的車子已經大排長龍，在連個路燈也沒有的黑暗中，因為備極無聊，我把臉貼在窗上，忽然，冒出ㄧ雙眼睛回瞪著我，定睛再看，原來不只一雙眼睛，有好幾雙呢！披著察爾瓦（彝族的傳統披肩），梳著辮子頭，野味十足的五官，有大人有小孩，他們在拍打著窗戶，嘴裡嘟囔著什麼，我不知他們有沒有敵意，嚇得叫出聲來，後來有人在旁邊翻譯，似乎他們想要講價，以炸石頭為由，賺點修路的酬勞。

公車師傅根本不加理睬，他車門上鎖，要大家睡在車內準備過夜。正當我們這一行出外人陷入恐慌時，桂芳過去在美姑防疫站工作的老同事的達古醫師出現了，他帶來一線希望，幫我們在一個招待所找到棲身之處，把行李留在車上後，我們幾個朋友摸黑徒步走到縣上，儘管又冷又餓，但除了一個冷饅頭和一瓶溫水外，什麼有沒有，那個晚上，我們只能餓著肚子和衣而眠。

第二天一早，巨石還是癱在那裡不動，我以為又走不了了，不料看大家忙進忙出，我終於知道辦法真是人想出來的，等到從西昌發車來的客運也來到美姑大橋時，兩部東西相望的車，雙方直接交換旅客，兩路車只要調頭行駛就行了。這一回我們沒有再搭公交車了，昭覺防疫站人員租了小車在對面等我們，並將我們大包小包行李請人扛過了山越過了橋，我呢，則被達古醫師揹著渡過了十多米長塌方，深及膝蓋的爛泥巴路,，結束一場歷險。

拜訪人煙罕至的麻風村，一般來說路況都十分惡劣，很多崎嶇山路，四輪傳動車根本跑不起，得靠雙腳御駕親征，為了爭取時間，節省體力．花拳繡腿的我，被迫學會「靠馬走路」。

在涼山州第一次騎馬，是為了拜訪雷波縣麻風村，那個麻風村離雷波縣城將近百里，位於川滇邊界，一塊三面環繞金沙江，叫做大火地的荒山坡上。儘管初次體驗，就要遠征海拔兩千多公尺的大山，但是坐在馬背上，睥睨滾滾金沙江，仰天長嘯，我倒覺得自己瀟灑威風極了，如今回想起來，我不記得什麼叫害怕．隱約作痛的倒是屁股，因為簡陋的木頭馬鞍．把我整的慘兮兮．整整有一個星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直立行走」。

總之，雖是第一次騎馬．但騎的是溫馴的家駒，前有馬伕伺候，我不過端坐在馬背上行走．因此嚴格算起來應該叫「坐馬出征」。安然度過第一次．隔年要探訪另一個海拔兩千多尺的鹽源縣麻風村時．聽說又要騎馬．我當下欣然同意。鹽源麻風村位於鹽源縣右所鄉長坪子雅礱江上游的深山河谷區，海拔一千三左右離縣成一百三十五公里。我們從金河渡口乘木機船順流而下約三個小時（回程逆流而上約六個小時），先抵達長坪子村，再換馬攀山越嶺。

再度騎馬上又是一陣威風，而且那次木頭馬鞍上多了層碎花毯子，坐起來不再那麼「刺股」。馬主人是個漂亮的女娃兒，她是麻風村書記兼赤腳醫師的女兒，一人吆喝著五、六匹馬兒前進，頗有女中豪傑的架勢，一開始一切都是順利的，但途中有匹馬兒似乎不太爽快，不曉得是不是肩負太多台灣帶來的玩具，讓牠不勝負荷，老是三不五時鬧個彆扭，搞得其他馬兒也跟著心神不寧，為了安撫這批馬兒，我們在中途下馬休息，我也趁機歇歇腿，一個人在前面小徑悠然欣賞風景。

突然，我聽見後面一陣吵雜，轉過頭來，猛然看見一匹馬直衝著我來，我急忙閃人，可是那匹馬好像跟我有仇似的，硬是用牠的頭來撞我，把我挑起甩到半空中，還來不及呼救，人已經像拋物線一樣掉落在地。這一撞把我撞的靈魂差點出了竅，一屁股跌坐地上，十幾分鐘起不來，國彰白著一張臉從後面趕來救援，其他人也露出緊張的神情。

儘管一臉茫然，我仍故作鎮靜，直說沒事。事後，我覺得自己實在太幸運，這條小命真是撿回來的，因為我們走的是深山馬徑，路上盡是土石，萬一滾落山崖，我的小命一定掛，若是落在岩石上，報銷的必定是我的脊椎，偏偏我落在小徑旁一堆草叢裡，草下軟泥保護了我。話雖如此，當我被抬上馬兒時，腰桿子已經挺不起來，尾錐更是隱隱發痛為了趕路，我只好趴在馬上匍匐前進，當天晚上，鹽源皮防站站長高建中拿了些藥給我吃，國彰也拿了些專治跌打損傷的私房藥讓我服用，雜七雜八吞了一堆藥，先應急了事，直到返台後，我才得以專心養尾錐，足足打針吃藥個把月才恢復正常。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心有餘悸，才第二次騎馬，就被馬撞，還被馬兒來個過肩摔。被馬撞傷後，有一陣子我著實聞馬色變，直到探訪金陽麻風村，一個天高皇帝遠，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我不得不又得騎馬了。

說到金陽麻風村．那真是路途遙遠路況艱難，光到金陽縣城．從西昌一路飆車繞山至少得五個小時。而從縣城到麻風村又是另一種險路，得先坐車三四個小時到放馬坪村，再從松子老丫口上山。原本金陽皮防站站長鄭國福擔心峭壁懸崖我們可能走不起，因此準備兩套方案，一是向附近農家租馬，另外則安排滑竿，用人力接駁，我看看滑竿，再看看險惡的地形，直覺騎馬好。一群人和一堆物品浩浩蕩蕩要上山，我們租了十匹馬組成馬隊。這次我特別要求專家務必幫我挑選一匹駿馬，要乖要聽話，同時要求馬主人親自帶路，我想為了親愛的家人，「安全」最重要。

有趣的是，不知誰幫國彰挑了一匹小馬，他上馬後不斷東倒西歪，我騎在後面也笑的東倒西歪，國彰沿路都在埋怨，說我騎的這匹馬應該讓給他，因為他身子胖，又背了笨重的攝影器材，他的小馬根本承受不起，聽他嘟嚷，、我內心暗自竊喜，更加覺得我的馬兒實在太帥太酷了。

這次出征，跟前兩次不一樣的是，三月初的金陽，本來應該陽光燦爛，氣候溫暖，不料突然遇上寒流，氣溫遽降到一度左右，我把帶去的毛衣都穿在身上，還是冷的哆嗦，而抓住馬鞍的手，因為兩三個鐘頭裸露在外，簡直凍壞了，加上山上吹著莫名其妙類似沙塵暴的怪風，小而陡峭的馬徑又是崎嶇坎坷，我騎在馬上簡直度分如度年。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台灣的義工蕭炳森，六十二歲的他最是老當益壯，二十三年國際馬拉松比賽的經驗，拿出繞著地球兩圈半的實力，讓大家刮目相看，甘拜下風，人家騎馬，他走路，而且一路領先，生肖屬馬的他，本來就是一匹台灣鐵馬，經得起風吹雨打和各種魔鬼般的挑戰，為此我們這些年輕人只好「叫他第一名」囉。

第三次騎馬，不管大拇指因為緊抓馬鞍而扭傷，屁股因為來回騎五個小時而破皮腫痛,但我總算平安歸來了。事後我為自己的勇氣喝采，也不吝讚美我的馬兄弟，但不知那個殺風景的人突然提起，馬隊中我的馬雖然又高大又溫馴，但牠不是馬，是馬隊中唯一的例外，牠叫「騾」，是馬和驢的混血兒。

謎底揭曉後我有點咀喪，畢竟國彰的馬雖小，終究是一匹「馬」，而我得意了老半天，竟然騎的是一頭「四川騾子」。拜訪越西麻風村時，不用騎驢也不用騎馬，因為地形不怎麼陡峭，鄰近還有三個農村，交通比較便利。與越西麻風村的邂逅，完全是大營盤孩子的呼喚，作夢也沒想到我會跟越西的因緣如此深遠，有意思的是越西縣胡書記的夫人，正是衛生局副局長，第一次見到她，她就拿了兩千元人民幣拜託我，幫她買台灣的衣服，冥冥中似乎註定我還要再返回越西一樣；而第一次拜訪大營盤小學，更把怕極了麻風病，從建校以來不曾踏入大營盤，分管教育的那個甲卡副縣長逼上了麻風村，他站在大營盤小學，與村民保持距離的冷漠模樣，到現在還歷歷在目呢！

除了涼山麻風村，麻風病人最多的廣東省，我也去過幾家規模較大的麻風療養院，基本上很像台灣的樂生療養院，院內以老殘病人為主，其中讓我記憶較深的是拜訪雷州市康華醫院時，聽說附近有個特別的聚落，裡面住有三四十名回歸不了社會的麻風康復者，他們的職業都是乞丐。

那個晚上，我曾夜探麻風乞丐寮，那座麻風乞丐寮所在的國母村，村內有座國母廟，據說都是靠病人到外面行乞興建的廟宇，香火並不鼎盛。由於我來自台灣，村民看到我意外高興，我們天南地北閒聊一番，有人興致一起，當場裝扮起平素外出打工的模樣，例如一身破爛的乞丐裝，手上一根打狗棒外加一個大缽，背上一床草蓆，他們並說能拉個胡琴，唱段小曲，或是說個單口相聲的話，那更容易乞討了。

在那個笑聲有淚的晚上，我認識了一個名叫秋柏的麻風康復者。秋柏好像姓吳，他之所以引起我興趣是蓋國母廟替村民謀生是他的主意，他是少數讓我覺得好奇的大陸麻風病友之一，他曾因飢餓偷番薯而坐牢，因開荒種農作物被控搞資本主義進收容所，也曾因飢餓設法偷渡香港不成，再偷渡泰國，越南又失敗被關進監獄。熱愛書本的他，說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個狂人也是廢人，而這一輩子最苦的不是身為一個人見人怕的病人，而是沒有遇到一個知心的人。「三十年一覺雷州夢，贏得簞瓢白髮名」，秋柏的嘆息至今還聽得見。

除了麻風乞丐寮，我也去了離台山縣十四海浬的一個麻風島——大襟島，那是一個像夏威夷莫洛凱一樣的麻風島，島上居住的都是一群與世隔絕，孤老殘疾的麻風病人，這些都讓我對麻風病人的遭遇寄予更深同情。

忙進忙出麻風村，自己也闖了點小禍，二零零三年八月，我前往廣州拜訪一位中國知名麻風病理專家楊理合教授，就在人潮擁擠的廣州客運站，我的錢包，身上所有的證件和機票等，被流竄的扒手扒走了，那是我遊走兩岸十幾年來第一次遭竊，我和楊教授在如此尷尬的情況下第一次見面，來不及閒聊兩句，他們趕緊送我到流花派出所報案。

由於我是台灣人，加上遺失的證件有中華民國護照、台胞證、港簽、美簽，報案比一般人麻煩，先後在派出所、台辦處轉來轉去，無人出面有效的協助，光在流花派出所就進行幾個小時的筆錄，我等著好心急，催過幾次經辦人員，但他們始終慢條斯理，本想開口大罵，卻看到公安逮進一名成人扒手，不知何故，身強力壯的警察，動手狠狠的修理了那個扒手，扒手被打的流血掛彩，看到警察的凶狠，我只好閉嘴乖乖等待，等待期間又看到公安兇狠狠扭進兩名小扒手，據說都是混跡車站的慣犯呢。

報完案，我被楊教授安排住進廣東漢達協會，沒有身分，身無分文，名符其實「流落」廣州。當時兩岸匯款不易，知道我的遭遇，家人卻無法匯錢給我，我向一位台商借了五千人民幣，到公安廳申辦臨時台胞證，十天後拿到臨時身分證，我從廣州坐車到拱北，澳門利瑪竇陸毅神父和袁姑娘接到我的求救電話後已在海關外等候·。拱北一共兩個海關，一個是出大陸，一個是進澳門，臨時台胞證讓我順利出大陸，公安開出的正式報案證明卻讓我進不了澳門，陸毅神父運用他在澳門的影響力，我也趕緊找到報社的同事，通知台灣駐澳門辦公室的外交人員幫忙，台灣的家人並同時傳真我的身分證到海關處，我認為如此一來應該可以進關了，沒想到澳門海關看過我的身分證影本，也看到我本人後，竟然還要外交部出示一張正式公文，證明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他們才肯放行，當時，正值星期五，已經快到下班時間，澳門海關放話「你今天絕對進不了澳門」，隔著閘口，陸毅神父安慰我，趕不及的話就到珠海住下，等到周一再辦；話雖如此，我的內心不服，已經在外流浪了兩個星期了，就差最後一步了，無論如何都想趕快回家。

說起來老天爺真幫忙，當天在台灣澳門辦事處值班的官員，竟是我在時報的老同事，在他大力幫忙下，我終於在行政部門下班前五分鐘，拿到我是中華民國合法公民的證明，在海關人員驚訝的眼光中踏進澳門。

回到台灣再報案，我重新辦理了我的護照，但是港簽和美簽我始終沒再重新辦理，往後十年的歲月，我除了大陸麻風村，還是大陸麻風村。跟台灣一樣，在中國大陸，麻風村的議題也是個冷僻的議題，除了衛生部門有關人員外，鮮少人付出關懷，我幾年來得以闖盪麻風村，主要還是跟著海外慈善團體的腳步，一開始他們不知道我是台灣的記者，後來，他們發現我似乎有點頻繁進出麻風村，也有點太關心麻風病人的權益，有人猜測起我的身分，猜最多的是我是教會人士、志願者、社會工作者，後來，有人乾脆在我面前開玩笑，問我了解這麼多，是不是在搞特務工作，尤其我周遭幾個大陸的好朋友，紛紛接到公安部門的垂詢，要他們離我這個危險的台灣人遠一點，從此我就幽自己一默，稱自己是「麻風特務一號」。

公安部門對我的好奇一直持續了好幾年，早幾年他們要我的身家調查資料，宣傳部和統戰部對我的關心也一直到現在，即使是我待了將近十年的越西，沒有一個官員的朋友肯跟我懇談，他們始終懷疑我這個台灣人到麻風村搞教育可能有甚麼陰謀目的。

零九年時，一位越西的學者馬林英到中研院訪問，我請她到我家作客，她看到我們家十分訝異，因為就是一個普通傳統的台灣家庭，她感觸良多，覺得有些愧疚，說她回到越西後一定要告訴越西的官員，「張小姐沒有你們想像中複雜，她既不是來傳教，也不是來搞革命的，她只是想做點有意義的事罷了，而這種人道關懷是台灣很流行的普世價值」。

越西官員的不了解是一回事，但越西人對我的猜測可就有點穿鑿附會了，尤其是麻風村附近的農村，他們竟然可以編出一套故事，說我的外婆是高橋村的人，不幸得了麻風病，在國共內戰時，跟著蔣介石到台灣去了，開放後，我為了尋根回到越西高橋，發現了大營盤這個麻瘋村，才開啟了這段善緣。

然而不管大家的說法為何，我這幾年跑麻風村所吃的苦，除了身心俱疲外，真的在瘋狂中帶點冒險。有一次離開涼山時，我們一行四人從西昌搭夜車到昆明，大約凌晨一點，我們已熄燈就寢，突然，有人在車廂前敲門，軟臥車門才打開，闖入兩名公安號喝斥「不要動，查逃犯」。兩名澳門的朋友被嚇的不知所措，國彰因為拔下助聽器，還不知道發生甚麼狀況，兩眼張開時，一把五星手槍已經抵住他的腦門，他差點停止心跳，我因為吃了安眠藥，公安一時搖不醒我，東瞧瞧西瞧瞧後作罷，他們查了證件後，發現我們似乎不像「逃犯」，連一聲抱歉也沒有、迅速走人，大家經過一番折騰後，除了我，三人一夜無眠到天亮，後來我們才聽列車員說，據報從西昌上了四個逃犯，因為當晚從西昌上車的只有我們一行四人，所以公安就認定我們四人是逃犯，攜械上車逮人。後來，友人約略知道我從前幹過記者，並非特務，然而官員還是不願跟我多說話，照他們的原話說，記者跟特務差不多，都是「麻煩人物」，寧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直到現在，有人問起，「你在麻風村幹什麼工作的」，我偶而還會頑皮地回答；「你不知道嗎？我是麻風特務第一號」，看大家目瞪口呆的模樣，我會仰天大笑三聲。人生嘛，就該苦中作樂，何必太過嚴肅呢！

麻風鬥士——孔豪彬

以賽亞記載著基督的拉丁經句「雖然如此，從他的苦悶，被污辱的肉體裡，流出了上賜人類的真生命。」

二零零三年，我在廣東紅衛醫院認識了一位七旬的麻風康復者，他叫作孔豪彬，儘管罹患麻風病已有一甲子，但他是第一位代表中國數十萬麻風病人參與國際麻風組織，並推動催生中國第一個麻風康復者人權組織的麻風鬥士，悲歡歲月走來坎坷特別，他的人生，映照著中國麻風病近代的歷史，也代表著麻風病人人權奮鬥的一頁縮影。

第一次看到孔豪彬時，不忍逼視他的臉，他的臉被麻風桿菌摧毀已經扭曲變形，加上顏面受損的關係，笑起來尤為詭異駭人，但是他勇敢開朗，跟他聊起來，如沐春風，欲罷不能，一連三天，我被他卑微卻又不向命運低頭的人生深深吸引，難怪人家形容他是個斯文又奇特的老人。

聽他的故事，得從他那個黑暗的童年說起。

孔豪彬出生於廣東南海市松崗鎮一個叫做石碣村的小農村，家中有四個兄弟姊妹，他是家中長子，五六歲時，手腳部位突然莫名其妙出現斑疹，母親無知，以為生癬生蛇，急病亂投醫，天天求神拜佛，觀音也去找，菩薩也去求，甚至找了一堆黃綠草醫，搞了一堆土藥偏方，磨粉煎藥強迫他服食。吃了一肚子「仙丹妙方」，孔豪彬的病況不見好轉，反而更加嚴重，不僅容貌人見人怕，連肢體也出現畸殘。由於這副模樣，他的童年沒了，朋友沒了，不能也不敢上學，媽媽把他藏在家中陰暗的角落，連弟妹也刻意保持冷距離。

十一歲時，孔豪彬的寡母和三個弟妹決定移民廣州，他一個人被留在老家。自慚形穢的他，為躲避形形色色的歧視，平素只敢躲在家中，唯有透過家裡的窗戶，才能奢望屋外溫暖的陽光。母親每一星期返家一次，為他煮上一頓豐盛的飯菜，看著他興高采烈吃著飯，她則在一旁默默拭淚。

一個人孤孤單單過了五年，十六歲那年，有一天母親從廣州回來，她特別買了一套新衣服和新膠鞋，打算送他到一家洋醫院就診，據說那家醫院是美國一家教會辦得醫院，專門收容像孔豪彬「這種」病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孔豪彬穿上新衣新鞋，心情忐忑地跟著母親的步履，走上新的人生。

孔豪彬的新家，也就是那所特別的醫院叫「天門醫院」，院長是美籍的胥神父，他被安排在第九號房，同住的有兩名兒童和幾名青少年，那是他第一次擁有同年齡的朋友，加上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很快建立患難友誼，幾天同居生活下來，他的不安完全消失了，臉上也浮現笑容，融入了醫院的生活。

孔豪彬入院時，天門醫院歷經二次大戰，才被日軍洗劫一空，醫院諾大的建築空蕩蕩，有些破落荒涼，當時全院才二十六人，其中十七人在日軍佔領期間，曾被趕到山中過著非人的生活。醫院的老人常對他們這群小孩提起當年的悲慘往事。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的某一天，神父發現日軍出動橡皮艇渡海來襲，匆忙越過峻嶺由台山縣撤走，神父前腳一走，日軍已迅速佔領神父樓，隨即又到病房，下令驅散病人，當時六、七號樓還有兩位重殘病人不能動彈，日軍根本不管其他，下令放火燒屋。

眼看兩位病人活活葬生火窟，其餘病人無不如驚弓之鳥倉皇逃出，逃到一座名叫掃桿塘的大山，作為暫時棲身之地，當時共有一百多人，大家露宿荒山，無依無靠，有些身體狀況較好的病人為了自謀生路，打算潛回家鄉，不料紛紛在途中被農民發現，慘遭打死，曝屍荒野，說來悲哀的是，打死麻風病人在當社會環境中，可是被鄉民視為「為民除害」的英雄行徑。

另外，逃不走的殘疾病人，只好死守著掃桿塘，眼見餘糧即將耗盡，職工賴海只好到鄰村的鄉公所借糧，許諾借一還二，勉強借到一些米糧，解決燃眉之急，但日子一久，賴海甚麼也借不到了，病人終告斷炊，僅靠野果草根昆蟲賴以苟活。受不了現實的折磨，不少病人活活餓死，有些乾脆上吊自殺，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到八月中日本投降為止，不到四個月，山上一百多名病人，最後剩下十二人，女五人，共十七人。

日軍投降的第二天，賴海請託民工趕上山，用畚箕竹簍一一接回這十七名倖存者，可憐的他們，個個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說在鬼門關口踅了一遭。日軍走後，神父也回來了，日軍佔領期間麻風病人無處棲身只能流落深山苟活。

慘遭浩劫的醫院又重新整裝待發，一九四八年，醫院的經濟重新恢復正常，各地的患者又紛紛入院求醫。病人一多，醫院規定每星期殺豬一次，病人隨時有鮮魚可吃，當生活秩序步入正軌後，神父開始依病人的能力分派工作，工作有:護理組、園林花卉組、畜牧組、文體活動小組等。

孔豪彬被安排去養雞，每個月的工資是二十元港幣(解放前港幣和人民幣通用)。

當時，與世無爭的天門醫院，算得上是麻風病人的「世外桃源」，孔豪彬安心在醫院住下，並跟大家到天主堂去學習宗教的道理，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也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

一九四九年，五星旗高掛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一九五零年天門醫院被接收，改名崖西醫院。解放後，廣東省衛生廳派了不少醫務行政官員前來醫院進行接管，同時組織一系列政治文化學習的課程，要病人學習。由於神父是美國人必須離境，離境前，神父除了組織彌撒外，其他權力全被架空，知道神父的落寞，卻無法親近安慰，大家內心不勝唏噓，有一天晚上，神父在官員陪同下，召開臨時會，老人家欲言又止，僅簡單交代 :「我要走了」；第二天隨即在公安陪同下迅速離去，病人沒有來得及送他，只有在心裡默默祝福 :「神父，再見」。

神父走了，新中國時代來了，站在時代的浪頭，面對命運的轉折點，孔豪彬告訴自己，除了勤奮勞動外，一定要破除文盲，才有自立自強的前途，於是下定決心踏上自學之路。從小愛讀書的孔豪彬，因麻風病的關係，完全被排擠在學校在外，他以為這輩子可能文盲到底了，沒想到在醫院竟然有機會重拾讀書的機會。對數字有興趣的他，先從學珠算著手，剛開始沒錢買算盤，他到山上砍樹木自己動手做一個，再向別人借來「簡明珠算」邊學邊問，後來醫院組織掃盲運動，他加入二年級學習班，因醫院搞起自給運動，學習班被迫停辦，他打聽到有幾十院名住院療養的政工幹部他們的文化學習班沒有停辦，他自動去旁聽，半年後，幹部班小學畢業了，他也跟著畢業，他們要繼續初中課程，孔豪彬省吃儉用也去買了初中課本，當時他被分派在供銷處做售貨員，月薪四元，得從早六點半到晚上七點才下班，往往聽不到半小課就要下課，儘管如此，孔豪彬還是沒有錯過任何半堂課，珍惜得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他比別人更用功，更努力。

苦讀半年多，初中學習班又停辦了，為的是一項反右鬥爭正在全國如火如荼展開，他最敬愛的鍾老師被打成右派份子，他沒有加入鬥爭的行列，只能無助地站在台下，看著鍾老師被狠狠地批鬥，還被趕出醫院、、失去鍾老師，孔豪彬從此失去正規求學的機會。

一九五八年，孔豪彬從報章看到「函授會計」學習班的資訊，遂向醫院提出參加函授班的想法，並要求資助學費每學期十二元的學費，由於他在醫院是出了名的愛讀書，院長當下應允，考試過後他被錄取加入「商業簿記科」。

雖然是函授，孔豪彬絲毫不馬虎，所有作業都詳細作答，再寄回學校批改，每次都得滿分被列為甲等生，直到畢業。一直到現在，那張「商業會計結業證」還是被他當成寶一樣的妥藏，因為他代表孔豪彬坎坷自學的成就，並彌補了他一生沒有正式上過學的遺憾。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醫院的牆報上，貼出一批麻風康復者的名單，孔豪彬的名字赫然在列，「我康復了」這不是夢吧，為了這一刻，他引頸盼望了十三年。拿到「出院證」時，孔豪彬相信有這張護身符，他可以跟一般正常人一樣回歸社會，好好幹一番事業。

他好想跟母親分享這美好的一刻，可是母親自從送他入院後已經斷了音訊，為了找媽媽，孔豪彬向醫院請假到廣州找母親的妹妹，才知道母親已經搬到香港。雖然斷了十三年音訊，接到阿姨的電報，母親還是從香港趕到廣州，本來母子相逢是人生多大的喜悅，但他們卻只能互訴心酸，大哭一場，孔豪彬像母親提出回家的請求，但母親哭著以弟妹的未來和社會的現實婉拒了他。

孔豪彬沉默不語了，他知道母親說的是事實。十三年不見，他和母親短暫相處了兩天，又一個人踏著沉重的步履回到醫院，幸好他的戶口尚未遷出，在醫院還有一席「容身之處」，而重返崖西醫院，一待又是十三年。住在麻風院二十六年，孔豪彬終於有機會揮別崖西醫院了，不是家人張開雙手歡迎他回家，而是他要結婚了。

孔豪彬的愛人叫做鄭買好，跟他一樣是天涯淪落人，她來自鬥門縣，同年住進醫院，兩人早就認識了，只是在神父的年代，男女嚴禁談戀愛，因此僅維持點頭之交。但隨著時間，兩人認識越深，相知越深，兩人悄悄談起戀愛，並私訂了終身，但礙於麻風院男女分開管理，嚴禁結婚的條件，兩人始終未婚。眼見即將步入中年，兩人商議過後，認為自己已是「康復者」，理當有正常生活，遂鼓起勇氣，把戶口遷出醫院，決定返回故鄉結婚，開創新生。

一九七三年，兩人帶著一千元儲蓄，近鄉情怯的回到了老家，稍作安頓後，趕緊到公證處辦理結婚登記，公證處的人看著他們的「出院證」，再冷眼瞧瞧兩人捲曲的手指，堅持他們必須先到醫院再徹底檢查一次，證明無恙後，才批准結婚。（那紙證明寫的是－無復發現象，可與群眾生活，並可結婚，特此證明）婚後，孔豪彬專心等著小隊分發工作，他想憑著過去豐富的財管經驗，他應該可以出頭天的，沒想到左等右等，他的希望處處落空，現實的歧視，坐吃山空的恐懼，加上聽多了麻風病人最後淪為乞丐的無奈，他被迫跟上級領導提出請求，讓無法在社會立足的他們前往東管金菊農場定居，（金菊農場是廣東省民政廳和衛生廳合辦的，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麻風康復者）。

拿著申請書，孔豪彬請生產小隊、大隊、公社各級領導加註意見蓋章後，他立刻趕車到廣州市，民政廳長看過後要他去找衛生廳，衛生廳又推回給民政廳。第二天，孔豪彬又繼續奮鬥，先找南海縣民政局長，看到局長面露難色，孔豪彬讓步了「真的無處安排，就安排我再進麻風院吧」再去找衛生局長，這回衛生局長倒是乾脆幫了忙「皮防站不遠，你去辦理入院手續吧」想來命運弄人的是，孔豪彬一心盼望走出麻風院，擁抱新生，不過才短短五個月，就被社會的現實重新逼回麻風病院，乍現的理想之光，就這樣一閃而逝。

一九七三年五月九日，孔豪彬夫妻搬進紅衛醫院，一直到現在，紅衛就是他的家。紅衛醫院據說從前是個土匪盤據的荒涼土地窩，孔豪彬入住時，已有相當規模的開發，新宿舍到處林立，當時病人規模有兩百八十多人，由於手腳健全的人超過半數，因此勞動力強，生產力高，像醫院附設的農場，面積高達六百多公畝，農林漁牧皆興旺，每年出產的糧、油、糖，除了自給外還有盈餘，而果菜幾乎全部外銷到港澳地區賺錢。

紅衛醫院的生活屬供給制，也就是把全年生產收入和國家就計少數老殘救濟金劃入生產收入，扣除病人膳食開銷外尚有餘額，到年終決算時，再按勞分配取酬。孔豪彬因手腳皆殘，被劃入休養員行列，不過，他身殘腦不殘，向院長出示「會計結證書」後爭取到農場管理膳食的財會員的工作，他從此在飯堂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九五年接著轉任磚廠管理，直到二千年磚廠結業，他才正式退休。

七十年代孔豪彬剛入院時，男女界線還是涇渭分明，即是他已是合法結婚，但他和妻子必須分居，只有逢年過節農場宰豬分魚，兩人才得以同煮共食，即使如此，卻還常招來斐長流短，被醫院警告。

他深思，再次入院病並非治病，更何況他是合法婚姻，難道國家婚姻法不能保障麻風康復者的婚姻嗎?念頭一生，他動筆寫了一式三份的請願書，分別寄給相關單位陳情。七四年春節過後，有一天醫院行政領導告訴孔豪彬，上級已經批示下來，安置他們夫妻同居的住房，但因紅衛只有集體房，他和妻子只好搬到東圍一間農場看守人居住的克難房；儘管離院三公里，然而經過一年三個月的分居，夫妻倆終於同居團圓了。

在東圍住了幾年，孔豪彬覺得自己是個夾在病區和非行政職工健康區的「中間份子」，為了不要當個離群索居的特殊份子，也為了不要惹來太多的閒言閒語，一九八一年，當他聽到順德麻風病院准許麻風病人結婚時，他受到啟發激勵，暗中鼓吹院內有感情婚姻基礎的男女康復者商量，表示既然回歸不了社會，以院為家，何不效法東管金菊農場那樣，建立幸福的家園。

請願書寄出，遲遲不見回音，半年後，有一天院長突然召開群大會，當眾宣布 :「縣委同意了，並經醫務人員討論過後，同意符合婚姻法條件的人，可以登記結婚。」就這樣廣東省能在醫院准許正式登記結婚的，紅衛醫院首開風氣，帶頭做出樣板的。

那一次正式登記結婚的有十六對，新婚房舍由集體房蓋建而成，每間有一房一廳一衛，位居幕後功臣的孔豪彬也分到了一間，從東圍搬回紅衛，結束「夾心餅乾」的歲月。一九八一年，在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證婚下，十六對有情人終成眷屬，並遷入新房。紅衛醫院第一次辦喜事，可真轟轟烈烈，全院殺豬宰羊，辦桌請客，連馬洲醫院的人都趕來喝喜酒，共襄盛舉呢。

八一年除了是孔豪彬大喜之年也是大悲之年，因為那一年他意外收到弟弟一封信，說母親已過世，老人家最後的叮嚀是一定要告訴他死訊，看到信中附上那張母親七十六歲的黑白照，和一張墳墓的照片，孔豪彬不禁潸然淚下，他相信，即使母親多年任他飄零在外，但內心一定是愛他的。在一股思親的衝動下，他寫了一封信給香港的弟妹們，至今石沉大海，寫給弟弟的第一封信也成了最後一封。

失去母親，孔豪彬心知肚明妻子才是他這輩子唯一的親人。說起來，他們這對麻風夫妻的愛情算不上美麗，甚至必須孔豪彬的一生可以說是中國麻風史的一頁縮影。

歷經一次又一次的鬥爭，才能奢望一般人垂手可得的平凡幸福，然而只有親自經歷才能體會患難夫妻的可貴。身為一個苟活在黑暗角落的麻風病患者，孔豪彬這一生最意外的訪客要算是施安薇女士了，她的出現就向黎明的曙光，讓他有機會走上世界舞台，體會生命存在的價值。施安薇女士是定居在廣州的美國麻風病理專家施欽仁教授和麻風護理家施安麗的二女兒，聽說她嫁給一位麻風康復者，婚禮是在夏威夷著名的麻風島舉行的。

他第一次知道她，是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她在前中國麻風研究中心楊理合教授陪同下來到醫院參觀，當時孔豪彬正在平洲醫院接受日益嚴重的兔眼手術，手術前，孔豪彬一個人在病房悶得慌，隨手執筆書寫一些人生感懷 《我的坎坷途》正好安薇女士在翻譯醫師陪同下來到病房，問起他在寫些甚麼 ? 透過翻譯，安薇女士覺得他能用簡短幾句話描繪出麻風病患者的苦難人生，當下決把他的詩詞帶回美國媒體發表。受到安薇女士的鼓勵，孔豪彬又寫了一篇《患者的心聲》，希望藉由她的穿針引線能在國內外媒體發表，爭取更多的共鳴。

誰料，機會來到比想像的快，隔天，就在國際護理節當天，麻防中心舉辦一個慶祝聯誼會，當著所有與會者，楊教授邀孔豪彬朗讀《我的坎坷途》和《患者的心聲》。會議結束後，安薇女士邀孔豪彬參加宴會，並邀他參加九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朝開的國際麻風會議。接踵而至的好運不僅讓他錯愕不已，出國更是讓他喜出望外。

第二天並再次囑咐「出國一事，要儘可保密，否則就去不了了」。七月下旬，楊教授和沈醫師到紅衛醫院找孔豪彬取身分證，由於出國一事尚屬最高機密，但是取身分證這個動作卻讓大家匪夷所思，胡亂猜測。「他是病人，又不是幹部，怎麼可以出國 ?」為了「麻風病人」要出國這件破天荒的大事，楊教授不斷跟有關單位周旋，有一天光是查詢電話就接了二十四通。八月初，廣東衛生廳派人來了解，八月中再去安全局開會，注射預防針。

至此，孔豪彬出國的消息終於曝了光，因為是破天荒第一次，驚動了整個紅衛醫院，孔豪彬成了眾矢之的，他們說 :「出國代表國家至少找體會點的人，為什麼要找一個嘴歪眼斜，手腳不便的人呢?」另外也有人建議，既然他可以出國大把享受，醫院應該理即取消他的民政補給。

議論紛飛中，出國手續已順利辦妥，九月初在廣州美國領事館辦妥簽證後，沈醫師帶著他和另外兩名麻風康復者陳冠州、周鴻祿到廣州百貨大廳選購出國的服裝，穿上西裝，皮鞋、領帶和皮箱，一切感覺真是棒透了。九月十一日，三人從頭到腳，煥發全新的神采，一直到登機的那一刻，還興奮的猶如夢中。

飛行了大半地球，轉機轉了好幾趟，孔豪彬一行人終於飛抵里約熱內盧。當晚，召開國際特殊殘疾人座談會，孔豪彬的詩詞作為開幕的典禮辭，他在興奮、緊張、心悸中念出《我的坎坷途》：

春去秋來快到秋，華年逝水付東流。

幼小不幸遭頑疾，別井求醫數十秋。

治癒歸來肢殘缺，胸懷抱負志難伸。

再度離家謀生計，一事無成到白頭。

兩鬢添雙思今昔，心潮起伏惹新愁。

他念完後，台下一片靜默，隨即響起如雷的掌聲，在此起彼落的鎂光燈中，孔豪彬的淚水在眼中打轉，作夢都沒有想到自己也有如此風光的一天，在那一剎那，他想起了媽媽……

九月九日從紅衛出發，九月二十一日返回紅衛，前後十三天，孔豪彬從谷底爬到高峰，在參加國際麻風研討會的十三天，他和來自世界各地七十幾位麻風病友不分彼此，朝夕相處，成為好友。

更重要的是透由此次國際研討會，與會各國一致同意成立一個新的組織(Intern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gration Dignity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即國際聯合、尊嚴和經濟發展協會，簡稱理想「IDEA」,協會，以協助全世界麻風康復者進行經濟、心理和機體康復。

回國後，孔豪彬腦中一直盤旋著「IDEA」這個組織和國際麻風協會主席所講得一段話，《成立這樣一個由康復者組成，屬於康復者所有，並為康復者服務的組織是一個創舉，他感到特別高興的是該會的立會之本，它完全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你們不是要我們去回想及補償你們協會會員過去可怕的遭遇，而是要我們手挽手和你們共建一個不論身體狀況如何，人人都享有尊嚴的社會，讓你們真正回歸社會》。

孔豪彬的想法和其他兩位與會者的想法不謀而合，三人決定聯名寫一封信到中國六百多個麻風村，推廣這個概念。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日，苦盼的機會終於來了，在安薇女士及楊理合教授的奔走下，IDEA中國的分支，「漢達康福協會」在廣東泗安醫院成立了，並獲准在民政廳註冊。這是中國第一個致力於促進全人類，特別是麻風康復者的尊敬與尊嚴的非營利機構。

從巴西歸來，從漢達協會的成立，孔豪彬的人生似乎起了微妙的變化；一九九八年，他被推舉參加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麻風大會，千人與會的風雲際會中，中國並向全世界宣布將在公元二千年消滅麻風病。

隨著人生越來越多的人生體驗，孔豪彬的眼界寬了，心胸也開了。九九年，他除了擔任漢達協會的副理事長外，並邀集幾位同好，組成樂團，到其他醫院表演，娛樂病友並連絡感情。他們這個公益樂團樸實得很，只有南胡、楊琴、掌板三種樂器，以廣東音樂為主，不管獨唱或男女混聲唱，歌聲以誠懇取勝。孔豪彬負責的是敲打楊琴的部分，他的右手在十一歲的時候就廢了，左手有些畸形但勉強可以寫字，由於雙手不便，加上畸殘的右腳也截肢，為此，他選擇楊琴圓自己的音樂夢。

現在，如果有人問孔豪彬看待自己的人生，他說 :「我不知道自己是幸還是不幸，背負著天刑，本來註定在麻風烙印下，被遺忘在社會邊緣，然而我又何其幸運，因為這個疾病，讓我走出麻風村，看到了這世界。」

孔豪彬記得海倫凱勒這位世界名人說 :「我對我的殘疾充滿了感恩之情，因為它讓我發現自己的世界，發現了自我，發現了我的上帝」。

人生七十才開始，孔豪彬在他人生屆滿七十之際，欣然接受上帝交給他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要當一個盡責的麻風鬥士和奉獻的活動志工，他一定要把自己苦盡甘來的人生故事跟所有還在苦難掙扎的病人分享，並鼓勵他們找回失落的人性尊嚴和一條通往未來的希望之路。

麻風特務一號

聽過「長江一號」的神秘，看過「長江七號」的搞笑，但你一定不知道有個「麻風特務一號」的瘋狂吧。

我在報社跑新聞十二年了，製作專題無數，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聽說過，什麼搞怪人物也都交手過，太多的人生浮沉，太多的悲歡離合，歷練的心早已不易輕起波浪。當第二個小孩才滿三個月時，因緣際會的關係，我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偏遠地區麻風村進行調查採訪，當我向報社提出想法時，一向十分支持我「冒險犯難」的長官難得說了一句：「如此冷僻的新聞有人關心嗎？」是啊！二十一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公衛敵人是愛滋病，麻風病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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