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臺灣大學法學院王泰銓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王文杰教授專文推薦！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撰文旨趣

有社會斯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jus）。法律制度無法自絕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勢必隨著所處社會的變遷而產生變革。知名的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曾言：我們活在一個變幻不定的世界裏；現行的法律制度即使適用於今日文明，亦不可能滿足明日文明的需求；社會是變動不居的，職是，在此條件下法律不可能經久不變 。奧地利法社會學大師尤根‧埃利希（Eugen Ehrlich）亦指出：所有法律的發展皆以社會發展為基礎，社會發展存在於人們與其所屬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由於人與事的變化，法律亦隨之改變 。全球化浪潮對於人類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各領域均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其中經濟全球化對於轉型（軌）國家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與制度演化（evolution of institution）發揮重大的影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該等國家經濟體制變遷的基本制度選擇。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30餘年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而言，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外在推動因素，市場化（Marketization）取向的體制改革與制度轉型則是內在催化條件，二者互為犄角相輔相成。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除做為生產國際化與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方式，在近代經濟全球化的推移過程中，亦發揮原動力（motor）與加速器（accelerator）的關鍵作用；而對當時急於謀求經濟發展的中國而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FDI）便成為對外開放的首要環節。外國直接投資（FDI）做為一種制度安排（system arrangement），直接涉及財產制度、分配制度、企業制度、市場組織與經濟運行方式，它不僅依存於一定的經濟制度，甚且改變著既有的經濟制度；而在中國尋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FDI）可謂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中國經濟制度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在檢視中國30餘年來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外國直接投資（FDI）對於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拉動國民經濟的成長，誘發政治、法律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的調整，引起整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關係及其具體實現形式的變化，推進經濟、法律制度等社會各方面的變遷，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對於長期實行計畫經濟體制且同時為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或譯為「開發中國家」）的中國而言，以往國民經濟活動受到政府全面性既廣且深的干預（intervention）或管制（regulation）誠屬必然；惟當中國自1978年確立「對外開放」為基本國策，希冀透過包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內此等利用外資的模式以發展經濟；而隨著國民經濟的大幅增長等客觀情勢的發展，基於經濟持續發展與現代化的需要乃決定從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於境內設立之外商投資企業所伴隨而來的市場機制（market mechanism）以及競爭機制（competition mechanism）自主運作逐漸步入軌道的催化下，促使新經濟制度日益發揮擴散效應（diffusion effect）以及體制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化；由於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干預力量逐漸因此受到制約，致其在以往計畫經濟體制下所擁有的職能日益削弱並產生質變，而須逐步朝更加開放與市場取向進行調整，並重新定位其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方能順應逐步市場化的需求；而這場市場化革命，可解釋為逐步放鬆計畫性（或指令性）政府管制的過程；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與市場化的進程，在時間上恰巧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人類歷史邁入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代相吻合；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移與深化，乃對外國直接投資（FDI）提出進一步「自由化」的要求，而此種「投資自由化（Liberalization of Investment）」的理念正迅速透過各種層面（不論係雙邊、區域或多邊）的國際法形式展現出來；此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確立政府職能市場化的地位，對於尚未完全從計畫經濟轉型或過渡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轉變政府職能便成為一項至為重要的任務；惟如何能在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力量的前提下，使政府職能逐漸從以往長期干預的角色，轉向建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體制基礎來為市場服務？政府如何定位在為市場充分而有效地發揮作用創造條件，並且能夠在對市場進行適當的管制或干預，以彌補市場的缺陷以避免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現象的同時，亦能讓自己免於陷入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境地，衍生管制的弊端，達到市場與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作用的平衡與互補，維繫經濟制度運作均衡？均將是嚴峻的挑戰。再則，由於各國在經濟領域的競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日益加劇，以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成為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競爭的重要基礎，而經濟依存度的提高，使得國際間政經因素的變化動輒影響國內經濟體系的穩定，故如何讓日益開放的本國經濟體系因上述原因所受的衝擊減至最低並維持經濟體系的正常運作？如何使國家的根本經濟利益不致遭受威脅與損害？凡此涉及如何兼顧國家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的威脅或經濟主權（economic sovereignty）的弱化等議題已愈發引起關注。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撰文旨趣

有社會斯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jus）。法律制度無法自絕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勢必隨著所處社會的變遷而產生變革。知名的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曾言：我們活在一個變幻不定的世界裏；現行的法律制度即使適用於今日文明，亦不可能滿足明日文明的需求；社會是變動不居的，職是，在此條件下法律不可能經久不變 。奧地利法社會學大師尤根‧埃利希（Eugen Ehrlich）亦指出：所有法律的發展皆以社會發展為基礎，社會發展存在於人們與其所屬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

推薦序2

本書作者吳煜賢先生，兼具兩岸知名大學法學碩、博士學位，並有豐富的兩岸法務工作經歷，以及二、三十篇極度被受重視的，關於中國方面的法律論著與研究成果，尤其是此書『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發展』！

適逢中國改革開放屆滿年三十年之際與後WTO時期的來臨，本書作者吳煜賢博士從法學的角度為基礎，佐以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行政學、國際投資學等學科的理論，透過跨領域、透過發展脈絡探索與檢討的方式，分析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成功的分解出此制度之全貌，與其在發展階段中的變革。

本書研究方法周延，取材豐富，多視角化的分析，可說是淋漓盡致，尤其在勾勒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探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遷動其對外資政策之思維與再思維，以及確立或重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問題，難能可貴，也是我們由衷特別推薦的緣由。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王泰銓教授

推薦序3

在過去十五年以來，中國大陸一直位居我國對外投資的首位，且占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最大貿易伙伴、最大貿易順差的來源地。使得中國大陸有關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相關領域法律的理解與適用是我國不可或缺的一環，恰恰遺憾的是，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仍散發在各個實務上的討論、凌亂不完整的期刊論文之上。加諸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的中國大陸，在外商投資的法制發展與內涵，也並非建構在一層不變的空間。是以，一部系統性且完整深度檢視中國大陸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書籍在我國便顯得重要與高度的需求。而吳煜賢博士的大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發展」初步滿足我們在這一領域上的需求。

吳煜賢博士從碩士期間便潛心鑽研於中國大陸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研究，其論文便展現出其精湛投入的成果。其後也第一時間親臨中國大陸現場，考入以經貿法制見長的對外經貿大學攻讀國際經濟法專業博士，期間更深入圍繞著此一議題的發揮與考察，逐步積累出其在這一領域的豐富學術底蘊，殊屬不易。

本書深入淺出地就中國大陸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發展和政策變遷歷程加以梳理，同時具體翔實地剖析外商投資企業如何順應嬗變中的經濟體制變遷下，在中國的調整與因應。在兩岸ECFA的簽署，以及直航下所加劇經貿的互動，我們亟需一個完整而全面的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制環境掌握，而本書殊值我國學界、產業界、行政機關等在探究兩岸經貿往來之際，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理解所必須。是以為推薦。

王文杰 2010/10/11 於政大長堤

推薦序2

本書作者吳煜賢先生，兼具兩岸知名大學法學碩、博士學位，並有豐富的兩岸法務工作經歷，以及二、三十篇極度被受重視的，關於中國方面的法律論著與研究成果，尤其是此書『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發展』！

適逢中國改革開放屆滿年三十年之際與後WTO時期的來臨，本書作者吳煜賢博士從法學的角度為基礎，佐以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行政學、國際投資學等學科的理論，透過跨領域、透過發展脈絡探索與檢討的方式，分析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成功的分解出此制度之全貌，與其在發展階段中的變革。

本書研究...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經濟全球化與體制變遷牽動中國外資政策的再思維
第三章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體系、法源與缺陷
第四章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鼎革－開放與管制政策思維之牽動
第五章 重構中國外資法制的芻議
第六章 結論
附 表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經濟全球化與體制變遷牽動中國外資政策的再思維
第三章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體系、法源與缺陷
第四章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法制的鼎革－開放與管制政策思維之牽動
第五章 重構中國外資法制的芻議
第六章 結論
附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