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秘密錄音醞釀過程．趙紫陽談話（1992年10月－1999年12月）衝破門禁闖趙府　勸趙撰寫回憶錄

1992年10月27日（星期二）

幾日前，在杜星垣處，洪達對我說：「你可以不預約，突然去闖趙家，可以見到趙的。」洪達當時給我寫了趙紫陽同志住宅的門牌號碼：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

「十四大」結束了，日本天皇訪北京之外也去西安了，正好今日無它事安排，便約好錫華今晨到趙宅去。

燈市口西口，直直地往西走，走一會兒便認出了，這是我與老伴幾次來外幣銀行的那條窄街，往北拐，南北胡同，印象中這似是胡耀邦同志住宅，坐西迎東，小門。果然，過幾座西門，便到了，上寫「六號」。多少年前我曾來耀邦這住宅。那時，這小門紅漆剝落了，門面是蒼灰色的。現在變了，鮮紅底漆大門，門環是金色的，兩個小 石獅臥在大門兩側。按門鈴，有戰士打開門小洞口問話，我上前說：「想見趙紫陽同志。」他說：「你叫甚麽？有無工作證？」我說我叫杜導正，趙的老部下。我打開皮夾包，找到醫療證，恰無工作證。正急忙間，門內又有一人傳話，「姓杜，請他進來！」我與錫華前後跨門進去。真好，無一人攔阻，見到兩三位戰士，無一人注目問詢。我倆先經一東西外院，南面一溜五間平房，門窗也是新油漆的。往北進又一排南房，三、四間罷，沒引起我倆注意，一戰士說，再往北進，是一四合頭小院，東面三間，西面三間，正房五、六間，都是紅柱綠窗，不很新，但也是近幾年新漆過的。院內幾棵茂盛的絲瓜，搭着菜架，那幾條肥瓜，有的茶杯般粗，二、三尺長，絲瓜北面有三、四棵柿子樹，是一種新品種吧，不足兩人高，橘紅色的柿子密密麻麻地低垂着。院內無人，我和錫華鎮靜地往正房走，身後有人喊：「在南書房呢！」我與錫華轉進南房。

我倆跨進南房門檻，一眼便看到趙了。他坐在東南方的座椅上，面色紅潤，見我們進來，他站起身，連說：「你們來了！」讓我們坐下。我拉過座椅坐在他左側，錫華坐在右側。他笑着說：「杜星垣約好今天上午10時來，剛才說來客姓杜，我還以為是杜星垣呢，原來是你倆！」

我與錫華同趙握手。我不知一種甚麽心情，失態了，抑制不住感情的衝動，淚珠在眼眶內滾動，幸好沒有淌在臉頰上，我立即恢復常態，鎮靜下來。

我細細觀察他的相貌。面色紅紅的，曬過太陽，頭髮全白了；兩頰瘦了，他自己說：「還有一百三十斤！」「瘦了好些，我原先腸胃不很通暢，這幾年通了，便瘦了些！」

他問：「你倆甚麽時候下來的？現在幹甚麽？」

我與錫華避開這個會引起他悲傷的問題，沒正面回答，只連連問他身體狀況。

我又說：「洪達、杜瑞芝來看你後，說你身體好，大家好高興。李普、林里、文濤都問候你！」

趙說：「這幾年，李學先等幾個人來過。李是老紅軍，不在乎，他先來探望了。我呢，這三年甚麽也沒失去，只失去了打球的機會！」

趙說：「十四大前，中央九中全會前，喬石、宋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四人找我談話。」我說：「在這兒？」趙說：「不在這兒，在中南海。喬石說，中央維持四中全會對你錯誤處分的原決定！這些話是預料中的。我說了三條：第一，中央對我的兩個錯誤的結論，我持保留態度；第二，處分我時，（處分）已見諸報端。我意見，中央應對我的錯誤與處分寫一文件，發到黨內，並將錯誤說清楚；第三，給我自由！他們態度倒好，答應將我的意見向中央彙報。」我說，「傳說，次日中央開會，大家對你的意見持積極態度，無人責問。」趙說：「是的，次日他們開了會，會上，喬石、宋平為我說了幾句好話。我和他們說的一些尖銳的話，他們沒說！」

趙說：「對我的事，兩方面都是以不變應萬變。他們不會變，我也不會變。1989年5月份，事態發展到那個關頭，我就知道，我面臨着重大的抉擇。我不同意那麽做，我必定下台；如同意那麽做，那我要對那麽處理承擔全部歷史責任。我選擇了前者。當時，我開了家庭會，我決心走這條路。這條路是我自己為自己選擇的，所以心境上無任何負擔，我心情很坦然！」

趙說：「別的，我甚麽也不遺憾，只覺得有一件事，至今想不通，因此覺得委曲、難過。」

我想沖淡他的感情，起身添茶。他呷了幾口，靜靜地說下去：

「4.26社論（指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後，群眾情緒的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為甚麽，因為小平同志聽李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陳希同（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彙報後的那個著名講話，在群眾中傳達了。一個工人便找我說：『中央最高領導是甚麽？』我答：『政治局常委。』對方問：『政治局常委是不是還要向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人請示彙報？』問住我了。我將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國內的領袖地位如實說了，這個工人被我說服了。這話又提醒我，人們對鄧的身份、講話有意見。我出於維護鄧的形象，才說了那些話。

「第二件事是戈爾巴喬夫來，我與戈談前，外交部替我起草的發言稿中有一句：『今日我倆會談，就是蘇共、中共兩黨關係最正式地恢復了！』按說，這是對的，戈、我是兩方的總書記嘛。但我不知鄧的底，我將這句話删去了。果然鄧與戈談時，鄧說：我倆今日是最高當局談話。以後，我又出於維護鄧的威信，免除誤會，才說了鄧是我黨最高權威的話。

實際情況呢？在鄧小平引退後，政治局開了會有過正式決定：一、政治局重大問題要向鄧彙報；二、政治局重大問題由鄧小平拍板。我公開講話並未將這個底如實端出，我只說，鄧是我黨歷史形成的領袖；重大問題，我們向他請教。」

趙說：「這可壞了！後來才知道，因為北京當時的政治局面，鄧小平不願意自己與中央保持那麽近的關係，想保持一定距離。我不了解這個，只一廂情願的維護鄧的威信，就那麽說了，結果是反認為我不願承擔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歷史責任，好似將責任推給鄧了。鄧呢，覺得我那麽信任你，緊要關頭，你將責任推給我了！」

趙遺憾地說：「我與鄧小平相處這些年，私交一直很好。我說多少話，做多少事，他都一概支持。上述事發生，我在鄧的眼睛裏便成了品質問題。我其實何必多此一舉呢 !?」

我說：「目前政治敏感期，你去廣東不適宜，先在北京休息，見朋友；同時快快撰寫回憶錄。」我還說，「回憶錄可以分兩類：一類是黨內歷史性資料；一類可以出版發表。」他表示不願寫。我說：「趁你記憶力好，將重要問題寫下來，免得未來歷史上留下空白！有些事，只有你們幾人知道，黨、國家又無正式記錄，一旦你們記不起來了，別人、後人亟需知道，但無從了解，這從歷史來說，是很遺憾的！你寫了，是對這段歷史負責！」趙對是否寫回憶錄的意見鬆動了，說：「也是，我可以寫，當局還不至於搜查我的住宅！但各國領袖自己動手寫的甚少，有些材料，同志們知道可以談。中南海有個情況通報，有些批示我還有，我手頭還有些文字材料，但若干重大問題的有關文獻材料，在中央手上，估計不會給我的。如：一、『中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問題』是我在給鄧小平一封信中首先提出的；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也是我先提出的，鄧很欣賞。……這些都不在我手中。」

快10時多了，估計杜星垣照約要到了，趙要秘書搬來一隻椅子，準備了一隻茶杯。

梁伯琪同志也進來了，她瘦了些，衰老了些，面色發黃，笑眯眯的。她一進門，同我們一一握手，還說：「連累你們了！」

我帶了照像機，給趙個人、趙與梁，趙與姚錫華、趙與我，幾人合照，我一一拍了照片。

我將《中國禁書大觀》精裝本一冊贈給趙。他放在案頭，我在書中夾了一張一胞三胎我的三個小孫女的彩色照片，他細賞許久，還笑眯眯地說：「我家也有雙胞胎一對。」

我說，廣東幹部、農民、知識分子都非常地懷念你。去年冬，我到中山縣庫充大隊，你當年認識的陳二妹、上官婉儀多次問候你。趙說：「你那次去中山縣，寫了珠江三角洲一篇大文章，別人給我，我看了！」

我建議：「就市場經濟問題，你研究一番，這個問題太大太大了！」

杜星垣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裝進來，杜與趙等握手，寒暄。

趙發表一番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極精闢見解。他滔滔不絕，思路極清晰，語言運用準確，層次極分明，像他「六四」前一模一樣。

我再次被折服了，洗耳恭聽，想默默地一字不漏地在腦子裏記下來，但我畢竟也是70歲的人了，只能記個輪廓，晚上寫在日記本上。

趙講：「市場經濟的前提，牽涉到所有制。像老杜剛才所說，是國營制，國營企業壟斷，哪有甚麽市場經濟？是國營、國有，贏虧都是國家的，那就競爭不了，也不要競爭。

「小平同志思路很好，很實在。這十幾年來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城鎮個企，私營，小平又搞了對外開放，有了三資、合資，這些經濟可叫做我體制（國營、國有）外的經濟，他們是市場經濟，進貨、售貨、資金、價格都靠市場，靠自己，無人作後台，競爭性很強。發展了十幾年，這一大塊很活躍，發展迅猛，使得我國產品、商品迅速豐富起來，又安置了那麽多勞動力。這些經濟的發展，是十幾年來最大的成功。

「這個成就，是出乎我們預料的。不是我們預先設計好的。如果誰說，這是他（指鄧小平同志）設計的，他創造的，我可以作證，沒那麽回事，是實踐在前進。我們原來一套行不通，我們便將這一塊放開，群眾便在那兒創造，闖關，闖出了一個新天下！

「國營、國有的這一塊。關鍵在於減人。但減下來的人怎麽安排？安排到哪裏去？看來，體制外的這一塊發展了，便可以安排國營精簡下來的人了。廣州地區便是這樣！

「國營、國有的這一塊怎麽搞？可暫時不管它！『六四』後說國家經濟要向國有、國營傾斜，怎麽傾斜？投票子、投材料，怎麽樣？有起色沒有？沒有，行不通。於是又回到以前的老路子上去。

「我想，放開，發展個體、私營、外資，這一塊發展了，市場經濟發展了，國有那一塊就好辦了！

「現在不必爭論。不要爭論，這是小平說的，很好。一爭便要問姓社？姓資？領導人你說話不說話，說，怎麽說，這是甚麽性質，甚麽社會，我們搞了幾十年啦，概念很多，很難說啊！所以我說，幹，埋頭幹，發展生產力，怎麽能將生產力搞上去，就怎麽搞！

「張學良很佩服蔣經國，蔣經國將台灣經濟搞上去了！蔣經國臨終前，辦了三件事：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允許到大陸探親。三件事，了不起，值得我們注意。

「馬克思基本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積極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超前不對，滯後也不行。」

在交談中，趙還說了以下的話：

「我73歲了，做不了甚麽事了！」

「我現在坐在這個書房，比在台上清閒不了甚麽。那時，批署文件，現在看書，也挺緊張的！」

「以後，我的願望就是讓我打球，昨天下午打了一次，在通縣，能打九個洞，有一千多公尺。『十四大』以來，我打了三次了。」

「他們給我談話，老說考慮到穩定，你要甚麽甚麽，無非是怕我上街說話，將話傳到外國去，傳到民間去。我答應我不那麽做，叫他們放心好了。反正我自由些了。」

「你們甚麽時候來，先打個電話，我們談談話。」

「老杜（指杜導正），你能不能搞到外國的書？一本索爾茲伯里的《新的皇上——鄧小平的中國》，阮銘也有一本。能搞到，我想看看；搞不到，勿勉強！」

留下時間，給杜星垣與趙單獨談，我與錫華告退。趙說，不是說要照像嗎？於是，大家都笑着走到內院柿子樹下，在陽光處，趙、杜星垣、姚錫華、我合影，趙非常高興的樣子。

趙的書房，靠北窗台，有一半橢圓形咖啡色書桌，四周牆前擺滿了中外圖書的大書橱，一圈沙發，一台電熱開水爐，還有一具烤電醫療儀。倒安閒、清靜、整齊。

幾次細瞧趙的形象、動作。趙明顯地瘦了，往日魁梧的形象不見了，你再注意觀察，他兩隻手好似，不，是瘦了，小了。過去，他手掌白白的，紅紅的，厚厚的，大大的，現在小了。一是年逾七十，二是心情不佳，等於蹲了三年牢籠。他說，我被軟禁了三年！

談話中，進來一個50歲年紀的中年人送報紙、旋退出。臨別，請他留名字，他說我叫王天生，還留下了家裏的電話，家電話號碼：××××796，趙這裏電話：××××645。看來，頗中肯，老誠。

從趙的北院出來，到南院有三、四位戰士模樣的人在閒聊天，對我們的行蹤似乎不很在意，我心也就輕鬆了些。

記下這難忘的一次會面罷！

非常地惋惜這英才被埋沒在窄窄的小院裏！

趙說：「陳立夫學周易，長壽！活到93歲，耳聰目明，搞政治則或喜或悲，不易長壽！」

趙說：「他們想做我的工作，要我回心轉意。派王任重來，王與我關係還可以。王找我談話，說我右，意即照我思路做下去，中國資本主義要發展了。我想，我不右，而是你（指王任重）左。談不攏，他們也便對我死心了！兩方面都是以不變應萬變！」

趙還說：「王忍之知道那個『社會主義說不清楚』的來歷。一次談話，我是說過一句社會主義說不清楚，我非鄭重說的。王『六四』後抓住這句話批我。其實呢，批我是假，批鄧（小平）是真。那文章的矛頭指向誰，誰看了也明白。」

我說：「『六四』後，他們組織了班子，擬好了題目，將你的材料，主要是你的十三大報告，梳了辮子，要全面、系統地批判。鄧小平同志1990年初一次講話，說：『十三大報告是十三大正式通過的，一個字不能動！』這才將那個險惡的批判行動阻止了！不然，不是批了趙，而是批了鄧，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可就太危險了，後果不堪設想！」

上篇：秘密錄音醞釀過程．趙紫陽談話（1992年10月－1999年12月）衝破門禁闖趙府　勸趙撰寫回憶錄

1992年10月27日（星期二）

幾日前，在杜星垣處，洪達對我說：「你可以不預約，突然去闖趙家，可以見到趙的。」洪達當時給我寫了趙紫陽同志住宅的門牌號碼：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

「十四大」結束了，日本天皇訪北京之外也去西安了，正好今日無它事安排，便約好錫華今晨到趙宅去。

燈市口西口，直直地往西走，走一會兒便認出了，這是我與老伴幾次來外幣銀行的那條窄街，往北拐，南北胡同，印象中這似是胡耀邦同志住宅，坐西迎東，小門...

序一（二○○九年九月一日）　／杜導正

對於這本書，讀者與歷史自然會作出品評。我自己則認為它的價值在於：

一、首次發表了趙錄音口述書稿中未發表的一些重大理論、實踐問題的談話。這些談話，雖然只是概括，卻也系統、完整而深邃。譬如趙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歷史評價，即馬克思學說的偉大意義和學說的時代局限性。他說理論與實踐相比較，我們更應看重實踐。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幾乎每項重大的改革實踐，都首先是群眾在那裡創造的，再由鄧小平為首的中央加以總結、肯定、推廣。他還力求以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從根本上探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中共八十多年成敗的經驗教訓。他有些說法是很精闢獨到的。





二、他的錄音口述書稿，開篇關於「六四」的三、四萬字口述是根據上世紀90年代他自己寫的筆記大綱錄下來的，以下十萬字口述，是和我們幾個老下級多年切磋後，由他自己再回憶才錄音的。可以說他這本錄音口述的多半部份，也更完整、更細密了，更斟酌、更推敲了，而考慮則更多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是「立此存照」。這是一個被罷黜的、受委屈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今人、後人作出了正規的交代，因而不夠「原始」了，也就不那麼樸素、生動了。在正式錄音前及錄音中，他與我們三十多次面談，大體上都涉及到這些問題，但對同樣的問題，他那時談得活潑、生動又樸實，或者可以說大膽了許多。而且，在這麼多次的談話中，他又談及眾多的人物，我們也時有插話，有交流。我的日記中都對此作了如實的記錄，現場感很強。

三、從我們與趙紫陽第一次會面到最後一次會面，時間跨度長達十幾年。此期間，他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與世界的時局發展，對中國政局與當政者，常有精闢獨到的點評，對中國社會發展走向有許多深思熟慮的真知灼見。

四、趙紫陽問題與「六四」緊緊綁在一起。「六四」事件和趙紫陽事件，在中國當代社會前進的歷史節骨眼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所以它不是兩個沒關連的個別事件，而是具有時代典型意義的。因此，它是全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的一個歷史現象，亦反映了他們的意願與主張。我作為一個媒體的骨幹人物，又處在趙紫陽這個人物與「六四」事件的漩渦中心，因而接觸了方方面面。我自己又有記日記的勤奮習慣，從日記複習中深切感受到趙紫陽如何看待「六四」，如何看待政局，如何看待中共成敗，其中都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趙紫陽的這些看法不是孤立的個人觀點。他代表了一批人的類似政治思想情結，他是一個代表者。所以我在下篇中記述了許多國家和省部級幹部（多為離退休的）、記者、小小百姓等有關人物的語言與活動。這是一幅時代的畫面，可作為對趙紫陽錄音背景的交代。

五、此書是日記體裁，平常的坦然的口語的現場描述記載。文中所有與趙紫陽的談話，幾乎都有對趙的健康情況，家庭情況的具體描述。讀起來，我以為會自然親切些、感性些！還要說的是，因為是日記，就不可能是紀事本末體、系統嚴密的?事方式，因而對一些事情的記載，會有疏漏，有前後照應不夠、甚至錯失的地方，但我一仍其舊，不願改動，以保存記錄的原始性。

此外，紫陽落難中，我有幸拍了許許多多的照片，約有百幅以上。這本書中我精選了四十多幅，在史料價值上說，這也彌足珍貴了！

在本書編輯過程中，友人徐慶全、舒元璋和我老伴續志先及幾個子女，做了許多具體工作。

最後還得再加上一句：幸有今日中國大陸當局對媒體、對知識分子在思想上較以前的寬容，我這本自然有爭議的書才可能正式面世！

自序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杜導正

這本書初成於2003年3月，定稿於2005年6月，相隔兩年多。初成書時，我擬的書名是《他還說過甚麽——趙紫陽「六四」後三十幾次談話——杜導正日記摘抄》。2005年6月定稿時，我將此書改名為《杜導正日記——晚年思想家趙紫陽——囚禁中三十多次憂談國運錄》。

在2003年的自序中，我敍述了編輯此書的初衷。即官方對中國當代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只作出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而且反覆編造了許許多多為自己的錯誤結論辯護的所謂材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情節是關於趙紫陽的。

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作為主要當事者，被當局編派成「支持動亂分裂黨」的所謂罪魁禍首。而他與他的朋友，卻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任何權利。黨內外鋪天蓋地的盡是責罵趙紫陽的所謂材料。而趙紫陽這一邊呢？則是不許說話的。所有媒體都被官方，主要是那個把持着中宣部長大權的丁關根給嚴令封殺了。幾段時間內，丁關根竟下令媒體不准出現「趙紫陽」三個字。出現了，就是犯法！於是我、我們幾個老人出於嚴肅的歷史責任意識，自然含有對丁關根們的憤慨，鼓勵與協助趙紫陽撰寫了《趙紫陽口述「六四」及其前後》（即已出版的《改革歷程》）。





這《口述》在2001年完成了初稿。此時，我手頭也還有幾十次趙紫陽與我、與我們幾位他的老下級談話的記錄材料。這些材料中，關於「六四」及其前後的內容，有些已在他《口述》中說到過，有些則沒有。此外，他還說了更多「六四」話題之外的話。我想，如果能再把這些未收進他《口述》中的材料整理成書發表，對他的《口述》一書，無疑是個補充。而此事事關重大，將這些材料整理出版公諸於眾，也是我與我們幾位老友應盡的歷史責任。所以我這書初寫成時擬定的書名，便是《他還說了甚麽——趙紫陽「六四」後三十幾次談話》。

2003年3月這本書稿初編定後，根本不存在任何出版的可能性。當局是絕對禁止的，我又不願在境外出版。還以為趙紫陽身體尚好，還會說些甚麽的，偏偏這兩年多，趙紫陽又被勒令不准見客。我們與趙失去了見面的機會。這樣，這初稿就一直壓在我的箱底了。今年1月17日趙紫陽莊嚴而悲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官方對趙紫陽與「六四」事件的看法直到今日，看來無任何大變化，但管制似乎稍稍鬆動了些。

此外，我又想到，趙紫陽遠走了，我也近82高齡了，這部書稿該從箱底中搜羅出來設法出版了。於是今年2月到5月，我一字字一篇篇，再細細閱讀、校對、編輯起來。總字數十萬字多一點，讀了幾次。讀着、想着，一種內心受到震蕩的事情發生了。趙紫陽跟我、跟我幾位老友的談話，其價值其意義，原來遠遠不可局限在「六四」這個事件裏了。這位時代老人十幾年來，在時間上在空間上，他的思想都飛起來了。他不只時時刻刻關注着整個中國人民的命運，而且有着眾多的閃耀着「火花」的思想觀點。這些觀點，不僅是根本性的是非，不僅是膽大無畏，而且是那麽的深邃，富有哲理，貫穿着自由的求實的民主科學精神。有的是十分精闢的。譬如對前蘇聯、東歐，尤其中國的革命，他說這些東方的革命不是偶然的，共產黨領導革命是對的，但這些革命都應該是民主主義革命，不應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後，應發展生產力，反封建，徹底地反封建，建立民主政治。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錯了！考茨基便認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怪胎」，這個「怪胎」不可能長久生存。歷史證明考茨基是對的。他說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是一種探索，一種理想，其核心是經濟自由、政治集權，可概括為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鄧小平創造了這種嶄新的模式，但這是一種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因此是不配套的改革模式，成就很大，但遺留下一系列問題。現中央的對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盡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民營企業納入法律（公平）範圍內競爭致富。腐敗問題自然亦可解決。他還說真正的中共黨人，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現在都要敢於面對嚴酷的社會實際，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說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能力估計不足。毛澤東時代對帝國主義說「不」，正確。現在對西方一概說「不」，正符合閉關鎖國的主張。中國一定要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建設一個民主國家，這條路非走不可！

趙紫陽反覆說，他形成這些想法，有個思考過程。他說：「文革」前，我也是很左的。經歷了「文革」我才痛定思痛，改弦更張！趙紫陽許許多多精闢的話，這兒不勝枚舉了。大家去讀罷！我是愈讀愈覺得趙紫陽這個人物很不簡單！他不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幹家，不只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指揮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也不只是中國當代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的一位倡導者、啓動者，不只是對中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普通的反思者，而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至少是一位思想大家。我將此書書名最後定為《晚年思想家趙紫陽》是想留下討論餘地的。還得補充一句：趙紫陽當然不是神！世界上從不曾有過神。因此本書中趙紫陽說的一些話自然會有不確處，會有錯誤，大家可以補正、批評、反對，真理越辯越明嘛！

自序三（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杜導正

這本書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趙紫陽同志三十多次跟我及我們幾個他的老下級的訪談記錄。這幾個老下級是前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及夫人舒元璋、我和我的老伴續志先。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也幾次參與。我是一個老記者了，在這些個「老下級」中又是較年輕的一個，手腳勤快，記憶力好些，因此能把每次面談的內容及時如實地補寫在我的日記中。趙的這些談話我每次都是當日談完當日晚上照記憶（有的是當場筆錄）記錄下來的。這記錄，粗糙之處會有，但原意、架構和精彩的句子不會錯。因為是日記，就自然還記述了彼此面談時的說話和現場細節，也包括了我們與友人的某些談話。我、我們幾個和大家一樣非常關注他的健康，每次見面總是先看看他的面色，詢問他的飲食起居，想來讀者也很想知道他的生活的。





「六四」後，這位赫赫一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只是被撤職被批判，而且被政治軟禁了，即他的行動處在當局指派人員的監控中，其本人實際上失去了行動自由。當局雖然部份地接受了毛澤東晚年殘酷迫害黨內同志的教訓，對趙紫陽沒有像對劉少奇、彭德懷那樣的置於死地，生活上給了他不算菲薄的待遇，配了專車、廚師，控制最嚴時，也還允許他打高爾夫球，但政治待遇是苛而又苛的。按說這十五年他雖然無任何黨內外職務了，但他仍是中共正式黨員，老黨員，還是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黨內的事從來不告訴他；行動呢，絕對禁止他去廣東。十五年間，常常毫無道理地剝奪他的會客權。一次，他家的老保姆聽說他生病了，特地從河南省趕來問安，都被禁止。老保姆無奈，索性坐在大門洞內不走，才允許入內住了一宿，次日又被攆走了。一友說趙紫陽十五年這種處境類似當年被囚禁的張學良，另一友說不對，張學良被蔣介石「管束」最嚴時是在貴州省息峰，還能到拘留所附近二十里處自由走動呢，趙紫陽能嗎？

趙紫陽是國內國外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領軍人物之一。毛澤東在解決中國獨立統一方面有大功，但他的治國方略除土改外基本都是失誤的。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人物，主要包括胡耀邦、趙紫陽，發揚毛的長處，避開並糾正了毛晚年的一些錯誤，使中共和他執政的新中國重新振作起來走上中興之路。人們讚譽說趙紫陽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理論與實踐的左膀右臂，這話能經得起歷史檢驗。可1989年一場「六四」政治風波，趙紫陽瞬間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打入另冊。胡耀邦是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歷史是無情的，人民是公正的。當時看，現在看，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因為正確而在當時被當作所謂的錯誤，做了錯誤處理。是非與歷史被顛倒了。趙下台後的政治處境比胡耀邦更為險惡。

趙紫陽是中國當代最嚴重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首要當事人。他親歷了這段歷史，承擔着如實說出這段歷史真相的重要責任。現在中共中央公佈在人民面前的「六四」及其前後材料，在若干重大問題上與真實不符。李鵬等人在這個問題上出於私心做了許多手腳。趙紫陽有權有責任準確說清這些事實。這便於今人尤其後人去正確評價、把握這個重要事件。由於許許多多主觀客觀因素，我們幾個「老下級」便鼓勵和協助趙紫陽撰寫了一本書：《趙紫陽口述「六四」及其前後》。除這本書外，「六四」後趙與我們會面時也多次談及「六四」及其前後，這些內容或可作為對他那本《口述》的補充。

趙紫陽與我們三十幾次面談的時間是1992年到2000年九年間，其中2000年一年達十二次。他與我們談話的內容，越來越多地從「六四」轉移到當前國內外政局上來了。趙是久經磨練的國家級政治人物，政治上幾起幾落，經歷過我黨的輝煌，也備嚐了我黨受挫招致的災難，教訓逼着他反思過去，逼着他思考。他常說我這些年許多想法是痛定思痛的結果。趙紫陽這個人從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國務院總理到中央總書記都一一做過，實際工作經驗是較胡耀邦豐富的，加以此人絕頂聰慧，精力過人，1989年下台後已是七十齡人了，仍手腳麻利，耳聰目明，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友人說現在聽他講話仍無一虛字虛話。下台後他便仍能從很高的角度，觀察分析國內外政情，說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來。當然，這也得益於國內外今日興起的媒體傳播，即他雖然讀不到黨內任何材料，但仍能知曉大局；許多朋友不能見他，但會客鬆動時，他仍能從朋友口中獲知若干情況。趙的這些見解，歷史將證明是非常寶貴的。有幾次我們與他在他大門口握別時，我心中就想說：「多可惜呀！這麽一個優秀老黨員，如能帶幾個秀才下去調查，給黨中央提些建議，對黨對國家會多好啊！」他的這些評價、建議，現在我都如實地記錄在書中了。這本書以後總會見到天日的。那時，時過境遷，讀者也許不覺得甚麽，但大家掩卷想想，從中仍可以受到啓發的。趙紫陽說，朋友們知道，我這個人過去讀書面不寬也讀得少，不及耀邦。「六四」後有時間讀了，我讀了些。我們感到他這些年能對國內外有這麽多好見解，與他較前多讀書也是有關係的。

「六四」後趙紫陽作為一顆被埋沒的中國政治明星，他的真實語言，大家極為關注，特別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尤其希望得到真實的、準確的、具體的材料。有了這番思考，我在整理這本我的日記摘抄時，便盡力保持紀錄的原始性。這樣讀起來便不那麽系統、完整、順暢了。但真實性高於一切。我還是讓它原汁原味、甚至不嫌粗糙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大家當會體諒我的這番用心。

1987年11月5日，趙紫陽同志在中南海與美國名記者索爾茲伯里作了長篇談話。這篇談話，廣闊地、痛切地概括了中共幾十年根本的成敗經驗，非常精彩。談話時，我作陪，翻譯是徐慰曾。談話後我們共同整理成篇，可惜一直未曾公開發表過，此次成書也一併收入。

序一（二○○九年九月一日）　／杜導正

對於這本書，讀者與歷史自然會作出品評。我自己則認為它的價值在於：

一、首次發表了趙錄音口述書稿中未發表的一些重大理論、實踐問題的談話。這些談話，雖然只是概括，卻也系統、完整而深邃。譬如趙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歷史評價，即馬克思學說的偉大意義和學說的時代局限性。他說理論與實踐相比較，我們更應看重實踐。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幾乎每項重大的改革實踐，都首先是群眾在那裡創造的，再由鄧小平為首的中央加以總結、肯定、推廣。他還力求以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