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崑將
定價:NT$ 450
優惠價:88 折,NT$ 396
已售完,補貨中
本書是透過東亞近世或近代中日韓三國知識份子與著作的互相交流,而以陽明學作為公分母,窺探陽明學在東亞的詮釋、交流與行動的多元現象及其意義,所以本書的性質係以「東亞」區域交流為主題或視野的比較研究,深掘彼此交流過程中的文化新意義。
名人推薦:
黃序
張崑將教授近年來致力於東亞陽明學的研究,撰成《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這部新著,承蒙崑將的好意,去年就讓我閱讀本書的初稿,我很高興能應崑將之邀,寫一些個人的閱讀心得,以就教於本書讀者。
我通讀這部書,覺得這本書在三個方面具有特殊的貢獻:
第一,在研究方法與視野上,本書以「陽明學在東亞」作為分析之主軸,將東亞陽明學當作有機體而不是機械體,特別聚焦在陽明學在東亞各國動態的發展「過程」而不只是注意陽明學之靜態的發展「結果」。
在東亞儒學史上,朱子學與陽明學可謂雙峰並峙,對中、日、韓各國思想界之影響至深且鉅,但是,到目前為止,中、日、韓學術界關於朱子學與陽明學的研究論著,多半侷限於國家框架之內,也就是日本學界所謂「一國史」(いっこくし)為中心的論述。因此,常常有意無意之間以中國陽明學「正統」,以此檢核域外陽明學之趨近於或遠離於作為「中心」的中國陽明學之思想差距。這類研究論著在個別論點上雖然也有創新之見解,但常不能免於「一元論」的色彩,以致於不易掌握域外陽明學作為日韓等地之文化主體性發展之指標這項特質。崑將這部新著的論述,超越國族論述的框架,在中、日、韓三地的交流、互動、衝突與詮釋之中,析論陽明學在東亞發展的普遍性的價值理念與地域性的特質,因此,這部書中各章所析論的陽明學就超越一國的侷限性與平面性的視野,將陽明學置於中、日、韓三國的文化、思想與政治的不同脈絡之中加以分析,使「陽明學在東亞」成為具有立體性、多面向性與多層次性的思想體系。在崑將的筆下,「陽明學在東亞」的發展,充滿了動態的意趣,而不再是一套靜態的教條。
第二,崑將這部書在史料運用上,頗有超越前修之處。本書運用中、日、韓三國的原典文獻及相關學者的研究論文或專書,中國的陽明學史料廣為人所熟知,可以不論,本書運用大量的日本熟悉德川時代儒者的文獻,以及朝鮮時代的《朝鮮王朝實錄》、《韓國文集叢刊》及《燕行錄》等大量史料,凡此均顯示崑將在相關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上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在我閱讀本書的印象中,本書第四章以出使中國的朝鮮儒者許篈(字美叔,號荷谷,1551-1588)及隨軍援朝的明廷士人袁黃(字坤儀,號了凡,1533-1606)為中心,分析許、袁二人對陽明學的態度及其在各自的出使國中國與朝鮮引發的爭議,分析最有創見。袁了凡比許篈年長十八歲,兩人並未見面,但兩人均分別在各自的出使國留下大量的筆談資料,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者許篈對於陽明學在中國的漸居上風以及朱子學的備受挑戰頗為憂慮,而出使朝鮮的袁了凡指責朝鮮儒者之獨尊朱子學,引起了知識份子的反彈。本書第四章的論述,不僅深刻地刻畫了陽明學在中國與在朝鮮之時間的特性(time-specific),與空間的特性(site-specific),而且描繪了中、朝不同版本的朱子學與陽明學,以及不同版本的朱子學與陽明學在中、韓政治權力網絡與文化交流中的互相碰撞,使本書對「陽明學在東亞」的探討,取得了厚度與深度,可謂匠心獨運,別具慧眼。
第三,本書對東亞陽明學的研究不僅止於「事實的判斷」,而且也提出「價值的判斷」。崑將這部書分析近代陽明學在中、日、韓發展的不同面向,既勾勒出陽明學在東亞各地域的活潑多元的氣象,同時也批判陽明學在近代東亞各地被一些知識份子當成工具,而利用成為「宣揚革命」或提倡「國民道德」的學說,從而忽略作為人格道德的工夫涵養的良知學,不能免於使陽明淪為政治的附庸,可謂「買櫝還珠」,其斯之謂歟?
正因為這部將陽明學在東亞發展的「事實」(fact)與「價值」(value)放在同一個平台上考量,所以崑將在本書第八章提出結論性的創見,他認為陽明學在東亞出現兩種版本:其一是「作為方法的陽明學」,其二是「作為目的的陽明學」,兩者之間雖難以完全分割,但卻有其深刻的緊張性在焉。崑將這樣區分兩種版本的陽明學:
「作為方法的陽明學」特著重其功能或應用性,將陽明學視為具有「愛國主義」、「國家主義」之感性的、道德的學問,從而忘卻使植根於「作為目的的良知學」之道德修養論,這種「作為方法的陽明學」是忘卻了本質目的的陽明學,其結果使陽明學淪為完成其他「目的」的「工具」。相對而言,「作為方法的陽明學」特著重其功能或應用性,將陽明學視為具有「愛國主義」、「國家主義」之感性的、道德的學問,從而有意抑制必須植根於「作為目的之良知學」之道德修養論,這種「作為方法之陽明學」是刻意忽略本質目的的陽明學,其結果使陽明學只能成為革命或推動愛國主義的工具,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近代中、日、韓三國推廣陽明學的知識份子中。(本書頁329)
我認為,崑將所提出的「作為方法的陽明學」與「作為目的的陽明學」的區分,雖然略嫌過於二分(schematic),但是,他的說法確有所見,值得我們深思。本書第八章告訴讀者:「作為目的的陽明學」在中、日、韓三國從傳統邁向現代的歷史狂風暴雨的時代中,竟遭到「作為方法的陽明學」的出賣。這一段東亞近代思想史的弔詭與反諷,使我想起二十世紀美國史學家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曾說:「生活與歷史常具有出賣人類理想的習性。」(見氏著:Modern Democra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33)這句深具歷史慧識的名言。
整體而言,這部書將陽明學在近代東亞文化圈中的「詮釋」、「交流」與「行動」三者交織成一個密切互動的網絡(tapestry)。在崑將細膩的繡花針工夫中,「陽明學在東亞」的活活潑潑的精神躍然紙上。我相信,這部書所開啟的東亞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徑,將來一定可以成為行人絡驛的坦途。
序於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1年1月10日
張崑將 謹序
201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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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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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透過東亞近世或近代中日韓三國知識份子與著作的互相交流,而以陽明學作為公分母,窺探陽明學在東亞的詮釋、交流與行動的多元現象及其意義,所以本書的性質係以「東亞」區域交流為主題或視野的比較研究,深掘彼此交流過程中的文化新意義。
名人推薦:
黃序
張崑將教授近年來致力於東亞陽明學的研究,撰成《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這部新著,承蒙崑將的好意,去年就讓我閱讀本書的初稿,我很高興能應崑將之邀,寫一些個人的閱讀心得,以就教於本書讀者。
我通讀這部書,覺得這本書在三個方面具有特殊的貢獻:
第一,在研究方法與視野上,本書以「陽明學在東亞」作為分析之主軸,將東亞陽明學當作有機體而不是機械體,特別聚焦在陽明學在東亞各國動態的發展「過程」而不只是注意陽明學之靜態的發展「結果」。
在東亞儒學史上,朱子學與陽明學可謂雙峰並峙,對中、日、韓各國思想界之影響至深且鉅,但是,到目前為止,中、日、韓學術界關於朱子學與陽明學的研究論著,多半侷限於國家框架之內,也就是日本學界所謂「一國史」(いっこくし)為中心的論述。因此,常常有意無意之間以中國陽明學「正統」,以此檢核域外陽明學之趨近於或遠離於作為「中心」的中國陽明學之思想差距。這類研究論著在個別論點上雖然也有創新之見解,但常不能免於「一元論」的色彩,以致於不易掌握域外陽明學作為日韓等地之文化主體性發展之指標這項特質。崑將這部新著的論述,超越國族論述的框架,在中、日、韓三地的交流、互動、衝突與詮釋之中,析論陽明學在東亞發展的普遍性的價值理念與地域性的特質,因此,這部書中各章所析論的陽明學就超越一國的侷限性與平面性的視野,將陽明學置於中、日、韓三國的文化、思想與政治的不同脈絡之中加以分析,使「陽明學在東亞」成為具有立體性、多面向性與多層次性的思想體系。在崑將的筆下,「陽明學在東亞」的發展,充滿了動態的意趣,而不再是一套靜態的教條。
第二,崑將這部書在史料運用上,頗有超越前修之處。本書運用中、日、韓三國的原典文獻及相關學者的研究論文或專書,中國的陽明學史料廣為人所熟知,可以不論,本書運用大量的日本熟悉德川時代儒者的文獻,以及朝鮮時代的《朝鮮王朝實錄》、《韓國文集叢刊》及《燕行錄》等大量史料,凡此均顯示崑將在相關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上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在我閱讀本書的印象中,本書第四章以出使中國的朝鮮儒者許篈(字美叔,號荷谷,1551-1588)及隨軍援朝的明廷士人袁黃(字坤儀,號了凡,1533-1606)為中心,分析許、袁二人對陽明學的態度及其在各自的出使國中國與朝鮮引發的爭議,分析最有創見。袁了凡比許篈年長十八歲,兩人並未見面,但兩人均分別在各自的出使國留下大量的筆談資料,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者許篈對於陽明學在中國的漸居上風以及朱子學的備受挑戰頗為憂慮,而出使朝鮮的袁了凡指責朝鮮儒者之獨尊朱子學,引起了知識份子的反彈。本書第四章的論述,不僅深刻地刻畫了陽明學在中國與在朝鮮之時間的特性(time-specific),與空間的特性(site-specific),而且描繪了中、朝不同版本的朱子學與陽明學,以及不同版本的朱子學與陽明學在中、韓政治權力網絡與文化交流中的互相碰撞,使本書對「陽明學在東亞」的探討,取得了厚度與深度,可謂匠心獨運,別具慧眼。
第三,本書對東亞陽明學的研究不僅止於「事實的判斷」,而且也提出「價值的判斷」。崑將這部書分析近代陽明學在中、日、韓發展的不同面向,既勾勒出陽明學在東亞各地域的活潑多元的氣象,同時也批判陽明學在近代東亞各地被一些知識份子當成工具,而利用成為「宣揚革命」或提倡「國民道德」的學說,從而忽略作為人格道德的工夫涵養的良知學,不能免於使陽明淪為政治的附庸,可謂「買櫝還珠」,其斯之謂歟?
正因為這部將陽明學在東亞發展的「事實」(fact)與「價值」(value)放在同一個平台上考量,所以崑將在本書第八章提出結論性的創見,他認為陽明學在東亞出現兩種版本:其一是「作為方法的陽明學」,其二是「作為目的的陽明學」,兩者之間雖難以完全分割,但卻有其深刻的緊張性在焉。崑將這樣區分兩種版本的陽明學:
「作為方法的陽明學」特著重其功能或應用性,將陽明學視為具有「愛國主義」、「國家主義」之感性的、道德的學問,從而忘卻使植根於「作為目的的良知學」之道德修養論,這種「作為方法的陽明學」是忘卻了本質目的的陽明學,其結果使陽明學淪為完成其他「目的」的「工具」。相對而言,「作為方法的陽明學」特著重其功能或應用性,將陽明學視為具有「愛國主義」、「國家主義」之感性的、道德的學問,從而有意抑制必須植根於「作為目的之良知學」之道德修養論,這種「作為方法之陽明學」是刻意忽略本質目的的陽明學,其結果使陽明學只能成為革命或推動愛國主義的工具,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近代中、日、韓三國推廣陽明學的知識份子中。(本書頁329)
我認為,崑將所提出的「作為方法的陽明學」與「作為目的的陽明學」的區分,雖然略嫌過於二分(schematic),但是,他的說法確有所見,值得我們深思。本書第八章告訴讀者:「作為目的的陽明學」在中、日、韓三國從傳統邁向現代的歷史狂風暴雨的時代中,竟遭到「作為方法的陽明學」的出賣。這一段東亞近代思想史的弔詭與反諷,使我想起二十世紀美國史學家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曾說:「生活與歷史常具有出賣人類理想的習性。」(見氏著:Modern Democra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33)這句深具歷史慧識的名言。
整體而言,這部書將陽明學在近代東亞文化圈中的「詮釋」、「交流」與「行動」三者交織成一個密切互動的網絡(tapestry)。在崑將細膩的繡花針工夫中,「陽明學在東亞」的活活潑潑的精神躍然紙上。我相信,這部書所開啟的東亞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徑,將來一定可以成為行人絡驛的坦途。
序於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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