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迪格里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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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
扭轉失靈的全球經濟路線圖!
市場並不會自動修正,政府必須扮演介入經濟復甦與穩定經濟的角色,
我們不可認定金融市場最終應該全面自由化……
扭轉全球化危機,才能走向下一輪經濟盛世,全球頂尖政經社會專家提出的、改革全球金融及經濟體制的具體措施。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擔任主席的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發表本報告,提出矯治失靈的具體政策建議。
史迪格里茲無論在美國或在國際間,皆具高度影響力,美國《新聞週刊》稱他是「對金融危機始終抱持正確主張的專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資深副總裁史登(Nicholas Stern)稱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更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
史迪格里茲除參與委員會的討論,並為本報告撰寫序,直陳美國金融業引發的全球危機,已不單是哪一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錯,他認為,這個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已超越政治全球化,各國相互依存程度日高,他呼籲全球集體行動,且把金融危機放在近年世界面臨的糧食、能源、氣候變化等連串危機中等量齊觀,讓世界回歸穩健的成長,且讓人更公平分享成長的果實。
作者簡介: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1943年生,1967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因「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著有《失控的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狂飆的十年》、《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等。
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譯作包括《藍色革命》、《誰殺了我的牛》、《好感度》、《別自個兒用餐》、《開會開到死》等近八十部。
名人推薦:
經建會主任委員 劉憶如
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陳添枝
【推薦序】
扭轉失靈的新思維─陳添枝
二○○八年次級房貸風暴對金融管制和全球治理的思維產生巨大的衝擊,這本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的「史迪格里茲報告」,將是新思維形成中一份重要的文獻。
這次金融風暴規模巨大,影響深遠,而且最諷刺的是:風暴起源竟是自認為金融體系最健全、金融管制最完善,常常以自己為模範要求開發中國家效法的美國和歐洲。許多人把這次金融風暴和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相類比。在大恐慌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金融業採取嚴格的管制,以美國的格拉斯─史蒂格法(Glass-Stegall Act)為代表。這個嚴管強制的環境使金融業在此後半個世紀內沒出過什麼亂子,全球經濟的發展也獲得空前的繁榮。然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這個嚴格保守的環境開始被一步步地拆解,各種解除管制、鬆綁法規的措施,自美國開始逐漸流行於全世界。
解除管制的目的,是使資金的槓桿可以加大,資金運用的效率得以提高。槓桿加大勢必也使風險加大,但各種奇特的金融創新,似乎可以使風險消失於無形,或者使人相信風險可以維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更重要的是,堅持不斷鬆綁的人認為,不論風險有多大,市場都可以吸納和調節;如果市場的交易者無法處理風險,這些人會自動被市場淘汰,因此存活的人都有承擔風險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替他們擔憂。史迪格里茲把這種意見稱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他們對市場的機能有無可救藥的信心。
史迪格里茲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指出金融市場有非常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買方和賣方(或者借方和貸方)對金融商品隱藏的風險並無完全且一致的資訊,因此金融市場不可能是「基本教義派」所相信的有效率市場。在經濟學裡,當資訊存在不對稱的問題時,市場會出現「失靈」。次級房貸風暴就是典型的市場失靈。
一個失靈的金融市場,喪失了它的基本功能,無法有效導引資金的分配。晚近的金融市場,已經不是資金分配的市場,而是金融商品的市場,令人眼花撩亂的金融新商品使市場的交易量不斷擴大,交易頻率不斷增加,交易收入不斷膨脹,金融本身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占各國國內生產總額(GDP)的比率不斷提高。金融產業吸納大量的就業,提供高薪資的報酬和令人艷羨的分紅,但金融發達並不一定伴隨經濟的高度發展。
尤有進者,由於管制的放鬆、跨業經營的滲透和全球化的進展,使金融機構規模變大,寡占了全球市場,到達「大得不能倒」的地步,使道德風險難以迴避。經理人拿客戶的錢投資和交易,成功了便榮華富貴,失敗了就把爛攤子丟給政府,由納稅人買單。這次的經驗凸顯出一個失控的金融市場,不但沒有效率性,尚且沒有公平性。
此次風暴凸顯的第二個問題是全球治理的困境。史迪格里茲對於國際貨幣基(IMF)處理全球金融問題的能力和方法向來持疑,在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史氏即大力扞擊IMF的紓困措施是雪上加霜的行為,對受困國的脫困不但無助,而且有害。本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治理的最大難題是總體經濟的失衡。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短期資金的進出頻繁,各國央行均有大量儲存外匯以因應不時之需的必要,因此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外匯存底的總量大幅擴增,尤以亞洲國家為甚。外匯存底的擴增來自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必須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才能創造貿易逆差。寬鬆的貨幣政策伴隨著低利率,使美國得以大量借用亞洲國家的資源,但卻支付極低的報酬。
雖然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持有大量外匯存底的亞洲國家並不希望看到美元貶值,因為這會減損其外匯資產的價值,匯率因此失去調整貿易不均衡的功能。IMF如果沒辦法提供各國在國際收支失衡時必要的融資,而且在提供協助時不附帶「處罰條款」,則現在各國大量儲備外匯的自力救濟行為不會停止,全球經濟的失衡也就無法獲得矯正。由此觀之,美國最近在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上呼籲亞洲國家控制其貿易收支順差的同時,如果不對全球外匯準備的機制有根本的變革,恐怕不易獲得支持。
次級房貸風暴無疑是近代經濟史上的大事,經濟學者被批評何以未能預見風暴,未能消弭風暴於未發生之時。但事實證明,經濟學者或許未預知風暴,但確實知道如何處理風暴,這無疑是一九三○年代大恐慌的慘痛歷史得來的教訓和新知識的累積的結果。此次風暴相信也可以帶來新的教訓和啟示。經濟學畢竟是入世的學問,如果不能解決世間的問題,其價值即不存在。本書展現一群傑出的經濟學者(還有政治、社會學者等)對一件歷史大事的解析和前瞻,值得一讀。
(本文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扭轉全球化危機》作者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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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迪格里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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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失靈的全球經濟路線圖!
市場並不會自動修正,政府必須扮演介入經濟復甦與穩定經濟的角色,
我們不可認定金融市場最終應該全面自由化……
扭轉全球化危機,才能走向下一輪經濟盛世,全球頂尖政經社會專家提出的、改革全球金融及經濟體制的具體措施。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擔任主席的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發表本報告,提出矯治失靈的具體政策建議。
史迪格里茲無論在美國或在國際間,皆具高度影響力,美國《新聞週刊》稱他是「對金融危機始終抱持正確主張的專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資深副總裁史登(Nicholas Stern)稱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更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
史迪格里茲除參與委員會的討論,並為本報告撰寫序,直陳美國金融業引發的全球危機,已不單是哪一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錯,他認為,這個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已超越政治全球化,各國相互依存程度日高,他呼籲全球集體行動,且把金融危機放在近年世界面臨的糧食、能源、氣候變化等連串危機中等量齊觀,讓世界回歸穩健的成長,且讓人更公平分享成長的果實。
作者簡介: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1943年生,1967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因「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著有《失控的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狂飆的十年》、《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等。
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譯作包括《藍色革命》、《誰殺了我的牛》、《好感度》、《別自個兒用餐》、《開會開到死》等近八十部。
名人推薦:
經建會主任委員 劉憶如
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陳添枝
【推薦序】
扭轉失靈的新思維─陳添枝
二○○八年次級房貸風暴對金融管制和全球治理的思維產生巨大的衝擊,這本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的「史迪格里茲報告」,將是新思維形成中一份重要的文獻。
這次金融風暴規模巨大,影響深遠,而且最諷刺的是:風暴起源竟是自認為金融體系最健全、金融管制最完善,常常以自己為模範要求開發中國家效法的美國和歐洲。許多人把這次金融風暴和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相類比。在大恐慌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金融業採取嚴格的管制,以美國的格拉斯─史蒂格法(Glass-Stegall Act)為代表。這個嚴管強制的環境使金融業在此後半個世紀內沒出過什麼亂子,全球經濟的發展也獲得空前的繁榮。然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這個嚴格保守的環境開始被一步步地拆解,各種解除管制、鬆綁法規的措施,自美國開始逐漸流行於全世界。
解除管制的目的,是使資金的槓桿可以加大,資金運用的效率得以提高。槓桿加大勢必也使風險加大,但各種奇特的金融創新,似乎可以使風險消失於無形,或者使人相信風險可以維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更重要的是,堅持不斷鬆綁的人認為,不論風險有多大,市場都可以吸納和調節;如果市場的交易者無法處理風險,這些人會自動被市場淘汰,因此存活的人都有承擔風險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替他們擔憂。史迪格里茲把這種意見稱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他們對市場的機能有無可救藥的信心。
史迪格里茲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指出金融市場有非常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買方和賣方(或者借方和貸方)對金融商品隱藏的風險並無完全且一致的資訊,因此金融市場不可能是「基本教義派」所相信的有效率市場。在經濟學裡,當資訊存在不對稱的問題時,市場會出現「失靈」。次級房貸風暴就是典型的市場失靈。
一個失靈的金融市場,喪失了它的基本功能,無法有效導引資金的分配。晚近的金融市場,已經不是資金分配的市場,而是金融商品的市場,令人眼花撩亂的金融新商品使市場的交易量不斷擴大,交易頻率不斷增加,交易收入不斷膨脹,金融本身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占各國國內生產總額(GDP)的比率不斷提高。金融產業吸納大量的就業,提供高薪資的報酬和令人艷羨的分紅,但金融發達並不一定伴隨經濟的高度發展。
尤有進者,由於管制的放鬆、跨業經營的滲透和全球化的進展,使金融機構規模變大,寡占了全球市場,到達「大得不能倒」的地步,使道德風險難以迴避。經理人拿客戶的錢投資和交易,成功了便榮華富貴,失敗了就把爛攤子丟給政府,由納稅人買單。這次的經驗凸顯出一個失控的金融市場,不但沒有效率性,尚且沒有公平性。
此次風暴凸顯的第二個問題是全球治理的困境。史迪格里茲對於國際貨幣基(IMF)處理全球金融問題的能力和方法向來持疑,在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史氏即大力扞擊IMF的紓困措施是雪上加霜的行為,對受困國的脫困不但無助,而且有害。本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治理的最大難題是總體經濟的失衡。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短期資金的進出頻繁,各國央行均有大量儲存外匯以因應不時之需的必要,因此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外匯存底的總量大幅擴增,尤以亞洲國家為甚。外匯存底的擴增來自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必須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才能創造貿易逆差。寬鬆的貨幣政策伴隨著低利率,使美國得以大量借用亞洲國家的資源,但卻支付極低的報酬。
雖然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持有大量外匯存底的亞洲國家並不希望看到美元貶值,因為這會減損其外匯資產的價值,匯率因此失去調整貿易不均衡的功能。IMF如果沒辦法提供各國在國際收支失衡時必要的融資,而且在提供協助時不附帶「處罰條款」,則現在各國大量儲備外匯的自力救濟行為不會停止,全球經濟的失衡也就無法獲得矯正。由此觀之,美國最近在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上呼籲亞洲國家控制其貿易收支順差的同時,如果不對全球外匯準備的機制有根本的變革,恐怕不易獲得支持。
次級房貸風暴無疑是近代經濟史上的大事,經濟學者被批評何以未能預見風暴,未能消弭風暴於未發生之時。但事實證明,經濟學者或許未預知風暴,但確實知道如何處理風暴,這無疑是一九三○年代大恐慌的慘痛歷史得來的教訓和新知識的累積的結果。此次風暴相信也可以帶來新的教訓和啟示。經濟學畢竟是入世的學問,如果不能解決世間的問題,其價值即不存在。本書展現一群傑出的經濟學者(還有政治、社會學者等)對一件歷史大事的解析和前瞻,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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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扭轉全球化危機》作者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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