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建構「群像式」的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兼談「二十世紀文學史」的學術困境及其出路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歷史往往隱藏於假像的背後。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97 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是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1987 一「二十世紀文學史」 是一個近些年曾在文學研究界引起強烈反響與高度關注的語彙，此語彙與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現代文學」這一名詞在內涵上幾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學史研究上的積極意義，進而認同「五四」不但是現代文學的邏輯開端，更是當代文學的精神來源。若是套用李澤厚的話來講，就是「啟蒙壓倒革命」。當然，誰也無法否認「五四」對於中國文學的意義所在，儘管不斷有現代文學學者一再上溯現代文學之邏輯起點為晚清甚至更早 ，但他們誰也無法抹殺「五四」的重要價值；同理，我們也不能刻意忽視「1949年」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縱然信奉「二十世紀文學」甚至「現代文學」就是「當代文學」 的學者，也無法迴避一個現實：中國文學確實在1949年此處有一個轉彎，並且是大轉彎。筆者認為，轉彎之後，中國現代文學遂由一條大路分成了兩條路，一條貌如「金光大道」，但卻與前路有著九十度的轉折，大陸學界稱之為「中國當代文學」，另一條看似「通幽曲徑」，但卻是前路之精神延續，大陸學界稱之為「港臺文學」，兩條道路，各有千秋。問題不言自明，「1949年」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符號，其意義究竟為何？在這裡，我們可以在無數本不同的文學史教材中找尋到五光十色的答案，但是這些答案並非都指向問題的本質。研究界對大陸「現當代文學」分野之態度實質上應證了他們對於政治與當代文學生產關係之態度。因為大部分研究者們都認為，1949年之後，政治開始對文學進行全面干預，使得「五四」建立的「文學道統」迅速瓦解，文學不再具備其應有的啟蒙價值，取而代之是類似於《紅旗歌謠》式的詩歌、《金光大道》式的小說與「樣板戲」式的戲劇。政治將文學全面解構之後，使得文學不但「告別五四」，甚至還走向了「五四」的反面。正視並否定「左傾」思潮對文學的干預，這是必須的前提。但我們本身不應否定一段過去的「歷史」。海頓‧懷特（Hayden White）曾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文學是「可敘述」的文本，而歷史是「不可敘述」的文本，事實上，歷史同樣是「不可否定」的文本，我們只能否定某種思潮、某條理論、某個具體的方案或政策，但是我們不能全盤否定一段由人類群體所共同創造的時間維度──譬如一棒子打死「八十年代」、徹底否定「晚清」以及認為「十七年」一無是處。再將思考重新回歸到問題本身上來，對於「現當代文學」之分野，我們既不必橫加批判，也不必故作無視，1949年之於中國文學之意義，並非三言兩語可能說清，也絕非一兩位學者甚至一兩代人可以定論，作為生活在「當代史」中的我們，面對已經存在的時間分野、歷史現象，最有效的解讀策略便是在研究範式上尋找突破──對於1949年之前的文學，我們該如何研究？對於1949年之後的文學，我們又該如何研究？筆者認為，1949年這個時間概念，它的意義並不在於文學的生成機制，而在於對於其的研究、解讀機制。因為從長遠的大歷史觀看，1949年與萬曆十五年、貞觀元年一樣，都是一個歷史長河中的年份。我們無法去否定遠古洪荒，亦同樣無法否定已經逝去的「現代史」，因為，他們都是已經逝去的「歷史」。說通俗一點，所謂「歷史」就是愛倫坡《紅色假面舞會》裡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他們，都不見了。」二就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為敘述方便，下文將統一按此敘述）的研究方式而言，目前學術界並未對其提出明確的質疑或是界定。更多的學者用「二十世紀文學史」這個宏大命題來消解1949年這一時間分野，使得現當代文學史在同一個研究範式下進行。當然，我並非批評研究範式的多元化，在這裡，我想小心翼翼置喙的是：在名目繁多的研究方式中，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分清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作為現當代文學分野的1949年，究竟在哪個層面上影響到了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筆者拙以為，這一問題首當從「失蹤者」來回答。所謂「失蹤者」便是後來文學研究者緘口不提的作家、作品、思潮與現象，誰也無法否認或逃避，現代文學短短三十年，誕生出了一大批巍巍在上的經典：魯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葉聖陶、田漢……他們不但以英雄的表像出現在從小學到博士的教材裡，還以經典的扮相、大師的形象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呈現，遠看宛如復活節島上的巨石陣，使人不得不高山仰止、膜拜不已。縱觀中國古代、近代文學史，屈子歌賦，李杜詩篇以及三袁文章，有誰可與文學旗手魯迅先生相抗衡？但是，與此同時也誕生出了一批失蹤者：邵洵美、李贊華、向培良、張資平、章克標、丁嘉樹、羅隆基、許君遠，甚至包括近十餘年之內「走紅」的梁實秋、周作人與張愛玲……與經典們不同在於，他們已然在之前甚至當下的研究界「失蹤」──其中絕大部分人的文字、生平甚至姓名均不見於當下的任何資料。現代文學「失蹤者」何其多也，短短六十年，部分主流當代文學史研究者們「拐賣人口」的水平恐怕連最牛的人販子也難以望其項背。無怪乎一位本科生向一位現代文學碩士生導師請教「羅隆基是誰時」，這位老師竟汗如雨下，最後以「不該問的別問」草草收場。勿怪這位老師水平低下，現代文學史中「不該問」的問題恐怕每一個文學史家心裡都有一本賬，被魯迅先生罵過的不該問、「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論戰時站錯隊伍的不該問、參加過「三民主義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的也不該問，1949年之後被打成「右派」的更不該問，在前些年甚至連胡適、羅家倫與傅斯年都不該問──理由竟是：他們1949年之後去了臺灣。粗粗算下來，「該問」的也就只有從「左聯」的魯迅到「延安」的趙樹理等寥寥數人。不過，至於「左聯」，千萬也不該詳問，因為若是有聰明點的學生問起魯迅罵周揚的原因，恐怕不知哪一位倒楣的老師又要「汗如雨下」了。「失蹤者」如此之多，故為後來研究者平添許多困難。無怪乎研究者們常常感歎：文藝思潮研究常是「掐頭去尾」，關注某個文學爭鳴最後才發現「有始無終」，史料研究到了一半斷了線，彷彿看懸疑小說看了高潮沒了下文。對於一些人或事，要麼被以「反動」、「政客」甚至「特務」冠之，要麼在官方的文學史裡索性不提──想當年，談唯美主義不提獅吼社，提民族文學不論及《現代文學評論》，研究民主黨派對現代文學體制的影響卻避開《絜茜》雜誌……凡此種種，竟已被之前的主流研究界視為常態。時至今日，與「極左時代」相比，話語環境確實寬鬆許多，某些話題相對已經不再是禁區，但是關於其史料也匱乏、散佚了。在大量「失蹤者」產生的前提下研究現代文學，實際上違背了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所謂文學史研究，是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的跨學科結合，說細一點，歷史學研究方式是方法論基礎，而文學研究方式（如文本解讀、意識形態分析、審美分析）等等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樓閣，若無充分的歷史學研究訓練就貿然闖入文學史研究，好比是沒有學過解剖學的醫生給人動刀，導致的結果就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瞬間死亡」──因為一手資料一旦被發現，研究者就面臨不斷「被商榷」甚至「被否定」的結果，而被研究者卻因為各路英雄的「各樣研究」被塗抹到如京劇臉譜一般，越描越花，離真容越來越遠。時至今日，現代文學研究被後學者視為畏途。相比之下，當代文學研究反倒成了一塊熱土。因為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屬於「紅旗下」甚至「春風裡」的文學創作，且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出版體制的管理尤為嚴格，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少有被爭議之作，而且作家作品都好找到，並且健在者為多數，而現代文學恰恰與之相反──出版管理政策鬆動，多數刊物沒有「刊號」，作家學者編輯者們意識形態不一，且當時國內時局動盪、意識形態多元化，從文者們投延安毛澤東者有之，投重慶蔣介石者有之，投南京汪精衛者也有之。如此看來，大家都「棄現代」而「奔當代」便不足為奇了。三問題不言自明，1949年之於現當代文學最大的意義，便是導致無數「失蹤者」的產生。但是做現代文學研究的前提必須要像做歷史研究一樣「回到歷史現場」──即盡力找回這些失蹤者，若是找不到失蹤者，研究只能靠並不可靠的「二手資料」，而這卻是歷史研究中的大忌諱。因此，我常常天馬行空地遐想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若是有人故意（或是無意）在自己某篇論文裡造假史料，豈不是如多米諾骨牌一般，要害苦後面靠「二手資料」吃飯的人？與我持同樣想法的人應不在少數，所以現代文學的風險之大，令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但與其他文學專業相比，現代文學的研究隊伍仍不可小覷，每年碩博畢業論文關於現代文學研究數以萬篇，洋洋灑灑涉及到他們可以觸及的各個角落，無怪乎錢理群教授稱現代文學為「貧瘠的礦區」──因為關於魯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專題研究，已然成為「魯學」、「郭學」的龐大梯隊，甚至許多受他們影響的二三流作家也都相繼有了評傳、年表與相關研究專著。但是事實上是，當下現代文學的研究狀況竟近似天文學界對宇宙研究狀況：對於已知的，耳熟能詳，成了常識；對於未知的，白紙一張，並且也懶得再去過問。因為，「現代文學」目前最為多見的三種研究方式，大大制約了該學科的發展。第一種方式是「通史研究法」。此類研究法為國內各大高校、研究所在編寫教材時普遍採用，開口提五四，談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大體沿用之前已出版文學史的慣例，只看大局，不管細節，只說知道的、該說的，避諱不知道的、不該說的，從五四、創造社、左聯到抗戰再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下來，就是一本看似壯觀的現代文學史。進而大量現代文學史的出版導致現代文學研究界呈現出了如房地產界的虛假繁榮。當然，這種研究法的最大好處就是洞觀全局，避免以偏概全的主觀性。但是這卻是一種非常簡便的研究法，就像是為中小學生編寫《上下五千年》一樣，並不需要豐富的史料與學科知識作為支撐，知道是常識，不知道是謎案，正所謂「子不語是非爭議」是也，找準一條歷史線索，趕知道的寫上去，這便是該研究方法所帶給後學者的困境。第二種方式是「作家作品研究法」。「搞現代文學研究，跟著作家作品走」──這是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文學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們最為常用的方式，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靠對老作家的研究、關注以及評傳撰寫進入文學研究界，待到成名之後，便不再去過問這個為他們所用的課題，譬如田漢之於朱壽桐、曹禺之於田本相，以及魯迅之於汪暉等等，在他們之後，「曹學」、「魯學」陣營紛紛崛起、壯大。這類方式的好處便是可以對一個作家形成「傳記式」的研究，但是其最壞的影響就是此研究方式一旦蔓延到了當代文學研究界，就抹殺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邏輯界限。王安憶、余華與韓少功等健在作家的身後都跟著了一群群的研究者，一本本的研究資料層出不窮。一種文學研究方式貫穿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兩大領域，無疑會使得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界限模糊不清。第三種方式是「理論前置」研究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起源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適」，崛起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重回五四」，興盛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在本世紀，雖然有不在少數的學者視現代文學研究為畏途，但是仍有一些從事前沿理論研究的學者，將目光投射到了仍然頗為熱鬧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勃興的「後現代」開始，到「後殖民」、「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神話原型」等等，理論層出不窮使人目不暇接，這些理論不但可以解讀當代文學，試圖讓中國當代文學與國際文學研究接軌，甚至還有學者用這些理論來解讀屈原、李白─更多的是被應用到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如魯迅作品中的解構意識、蕭紅與女性主義、後殖民與戴望舒等等─當然這未嘗不可，本身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在西方的文學理論下影響產生的，即「作為他者的現代性生成」，但是西方文學理論傳入到1949年前的中國，無非是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與唯美主義等等十來種，新批評、女性主義雖有引入，但是根本未成氣候，更對作家無甚影響，但看看現在現代文學研究界被用到層出不窮的新理論，有時筆者都不禁感歎：怎麼現在一下子弄來了這麼多？雖然文學本無疆界，經典不懼歷史，但是這些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起到應有的文學史研究效能？很難說。近年來，隨著比較文學的興盛，這類研究方法被發展到了極致，在某些批評家的筆下，川端康成可以與錢鍾書橫向比較，莎士比亞可以與郭敬明縱向研究，所得結論亦是令人瞠目結舌甚至忍俊不禁，正所謂是「沒有不能比，只有不敢比，有了好理論，管他作家在哪裡」。於是乎，某位地方文士的雜文在一些青年學子的筆下開始有了「後殖民」的視野，一些本屬文學愛好者的退休幹部，其詩文竟也被咀嚼出了「後結構主義」的特質，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文學研究進入到如同化妝師甚至整容醫生的境界，真不知蘭色姆、福柯等經典西方文學理論的作者在九泉之下望著東方的文學批評界是否會呼天搶地、捶胸頓足。四如上所羅列現代文學的三種研究方式，在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界時有出現。隨便翻開一本文學類的學術刊物，便可看到上述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被應用到現代文學的研究當中，當然某些高人「雙管齊下」甚至「三者並用」也並非是不可能，在這樣的語境下，現代文學研究該如何推進？前文所述已進入到問題的實質，即重視史料的研究意義，1949年及其後的政治意識形態遮蔽了現代文學史中的一些現象，部分研究者開始關注已經散佚的史料──在歷次群體性瘋狂的政治性運動中，許多史料早已灰飛煙滅甚至被送入造紙廠甚至被付之一炬。沒有史料，如何研究現代文學史？沒有一手史料，如何可以甄別政治語境下的文學史研究？「重新回到歷史現場」這一觀點，在大陸學術界尚屬被「新提」的觀念，但在海外卻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礎。如王德威、蔡登山、方長安、陳子善與謝泳等學者一直在致力於現代文學的史料學研究，以及青年學者如金理、梅傑等近年來也有新成果問世。可這支隊伍與前面所述的三支大軍相比，仍是勢單力薄，難以與之匹敵。國內關於文學評論的學術刊物林林總總，但是純粹關於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的，僅有以季刊發行的《新文學史料》，如此說來，對於史料的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尚未提升到研究日程。但公正地說，近五年來，關於現代文學的史料學研究已經是其歷史發展的最好時期。尤其是隨著一批雜誌、書信與檔案的解密與重現，現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開始不斷被挖掘，譬如張愛玲、邵洵美、張資平等「失蹤者」的文集、評傳均已面世，而且張愛玲憑藉其獨有的跨文化闡釋，使得她具備了在當代的文化聲望，「張學」已然成為了本世紀現代文學學術史上的研究熱點。一旦以史料學為核心的現代文學史研究開始勃興，那麼以「二十世紀文學史」為幌子，意圖以一種研究範式來「打通」現當代界限的這一研究方法之理論邏輯也即將走向崩潰。因為作為實證研究的現代文學「史料學」與作為理論研究的當代「文學批評」本屬於兩種不同的範疇，在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中，批評家作為在場者，其任何言論都參與這個系統的構建並具備了口述史的意義。因此，當代文學的體系是開放、可修改的。在這重語境下，當代文學必須採取「文學批評」的姿態，憑藉批評家的力量，來完善、建構新的文學體系。現代文學的時代已經結束，並且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過渡導致了如此多的「失蹤者」。我們誰也無法參與這一體系的構建，只有在史料研究中「求真」，研究者們可以解讀張愛玲，但是誰也無法讓張愛玲續寫《小團圓》，寬鬆的社會語境賦予了大家盡情批判魯迅的資格與權力，可任何人也沒有可能去告訴魯迅：你該怎樣去寫作。毋庸置疑，當參與建構的話語在現代文學這一體系中失效時，史料鉤沉成為了研究者們走出研究困境的出路與前提，「從史出之論」必須且唯一是現代文學研究的話語來源。五但是，對於現代文學史料學，必須也要關注三個具體的問題，否則史料學很容易走入歧途。首先，現代文學史料學，並非是如思潮史研究般從宏觀的問題出手，而是「群像式」的研究，這是做現代文學史料學的研究前提。這裡所說的「群像式」研究，是不以「問題」為出發點的，而是一種從不同、具體的一手文學史料入手，發現新問題，使得不同的史料所產生不同的新問題如同「群像」一般，從而形成一種類似於「神聖譜系」一般的陣容。畢竟不是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找得到史料，但是任何新近發現的史料都可以指向某個未知的問題。這裡的史料，包括一紙書信、一本雜誌、一袋檔案，也包括一段錄音、一份文件，研究者要從現有的珍稀史料出發，鉤沉歷史，解讀真相，現代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有見微知著的「去蔽」能力，而不是扛著「現代性」或「後現代」大旗，嘩啦啦一揮，結果反倒把自己甩入到理論套理論的陷阱裡。簡而言之，「去蔽」便是研究的核心，因為就現代文學史而言，大的文學發展規律已然被審理的非常清楚，現代文學研究者沒有必要在綜述的前提上繼續從事學術史性質研究（當然，專門的學術史研究學者例外），但是現代文學中某些具體的人際關係、時間年代以及「失蹤者」──包括作家、刊物與思潮，仍然存在著被誤解、被遺忘的以訛傳訛。歷史研究本身是「以點帶面」式的研究，現代文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群像式」的拼貼過程，因為這些細節的問題往往可以導向另外一個學科的新問題，形成一個宏大敘事的導引。譬如從《絜茜》雜誌與「第三黨」的關係的入手，就很容易反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民主黨派參政形式與現代文學體制形成過程之間的關係；再譬如對於《現代文學評論》中一篇論述《古蘭經》的文章切入，就可以將問題引向民族主義思潮與早期「民族文學」觀念發生的關係──前者是具體問題，而後者則是屬於另一個學科新問題的宏大敘事，掌握「群像式」的研究方法是現代文學史料學的一個基本前提。其次，現代文學史料必須是一手資料。所謂史料，自然是「一手資料」，這是任何歷史研究者都知曉的一個常識，但是對於許多文學史研究者來說，「資料難找，找來難讀，讀了難寫」彷彿成了一個不可言說的漩渦。二手、三手史料層出不窮，一人錯則百人錯，百人錯則成真理──後學者為前者不斷「鉤沉」、不斷「勘誤」，看似引起爭議，實則浪費時間，其他多名學者為一人做註腳，最後可能依然是以訛傳訛，反倒是先入為主的謬誤傳得更遠，真相仍不為人所知。這筆賬無論如何計算都不划算的。「回到歷史現場」就是對於一手資料的重視，筆者認為，一手資料最好是以報刊、書籍與文件等公共印刷物為主，書信並非不可信，但主觀意識濃厚，很容易受到誤導，而且書信造假容易（筆者曾在拍賣行發現過仿造邵洵美的書信），公共印刷品則造假困難，且內容相對客觀，體系相對全面。對於「一手史料」的選擇直接決定了研究問題的導向何處，並非所有的「一手史料」都有價值，一般來說，以一手史料出發的研究導向有三：一、 釐清關係，即重新審理作家、編輯者與時局（政治、經濟定論所束縛等等，這些關係的發現，有助於對於當時文學生產機制與生存狀態作管中窺豹式的研究；二、 推翻前論，即所謂的「翻案文章」，對於研究界現有成果中一些看似既成的定論，從史料的角度予以推翻，並推測其是主觀意圖謬誤，還是客觀硬傷性的錯誤？實際上，這是一種史料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的結合；三、 發現「失蹤者」，即對研究界一些從未提過或是語焉不詳的文學刊物、作家進行史料鉤沉──但前提是「失蹤者」必須具備兩個特點：首先，從未被任何人研究過；其次，本身有著葉落知秋的價值，通過其可以窺得某種文學思潮甚至現代文學的整體格局。最後，「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必須要有跨學科視野。並非史料學就是單純從史料出發，然後羅列、分析與解析史料。之所以如此多的學者都不敢以史料學為核心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客觀問題當然是一手史料很難尋找，主觀問題無疑是部分研究者們缺乏一定的跨學科視野。作為面向社會的「公共話語」，文學期刊最能反映當時文學的狀況──以及其與政治、經濟之間的微妙關係，這也是為何筆者將「期刊」作為「一手史料」的原因。但是，對於期刊的解讀並非只是對於上面所刊載文章的文本閱讀，刊物上的版權頁、廣告甚至作者署名，都是可研究的對象。例如，結合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國內物價指數，從《烽火》雜誌的廣告數量以及定價推測出《烽火》雜誌的銷量，進而推翻之前胡風的「定論」，這本身需要一定的經濟學、傳播學知識；從《現代文學評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試圖審理「民族文學」這一概念的演變，這亦需要民族學的一些基本理論；甚至，對於《絜茜》的解讀，若是沒有對中國現代政治史、思想史的瞭解，恐怕很難理解其重要意義的。六因為全書都是相對頗為學術的理性敘述，所以，這個導論，我希望可以寫的輕鬆一點，好看一點，易懂一點。無論如何，我誠懇地期待，讀者諸君可以對這本書進行猛烈的批評，因為任何學科及其研究方式都不會因為一個人而發生什麼改變，但是總要有被拋的那塊磚，才會引來真正的那些玉──請相信，此時此刻我願意做被拋的那塊磚。謝謝你們看到這些文字。

導論

建構「群像式」的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兼談「二十世紀文學史」的學術困境及其出路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歷史往往隱藏於假像的背後。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97 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是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1987 一「二十世紀文學史」 是一個近些年曾在文學研究界引起強烈反響與高度關注的語彙，此語彙與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現代文學」這一名詞在內涵上幾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

代　序　開墾學術的處女地─序韓晗《可敘述的現代性》
導　論　建構「群像式」的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兼談「二十世紀文學史」的學術困境及其出路
第一章　1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以《新語》半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第二章　 「遺失的美好」─以《絜茜》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第三章　 知識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話語範式─以1930～1937年《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為核心的學術考察
第四章　 獅吼聲何處─關於《獅吼》雜誌及其後期文學活動史料考
第五章　 「怎樣遺忘，怎樣回憶？」─以《現代文學評論》為支點的史料考察
第六章　 「那歌聲去了」─重評《夜鶯》雜誌及史料辨酌
第七章　 從「話語媒介」到「文學場」─以《筆談》雜誌為核心的史料考察
第八章　 烽火中的吶喊─以《吶喊（烽火）》週刊為支點的學術考察
第九章　 上清舊文學之弊，下開新儒家之源─關於《學衡》雜誌的再思考與再認識
餘　論　 關於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的建議與思考
後記與致謝

代　序　開墾學術的處女地─序韓晗《可敘述的現代性》
導　論　建構「群像式」的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兼談「二十世紀文學史」的學術困境及其出路
第一章　1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以《新語》半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第二章　 「遺失的美好」─以《絜茜》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第三章　 知識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話語範式─以1930～1937年《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為核心的學術考察
第四章　 獅吼聲何處─關於《獅吼》雜誌及其後期文學活動史料考
第五章　 「怎樣遺忘，怎樣回憶？」─以《現代文學評論》為支點的史料考察
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