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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也是挑戰（代序）──伊沙詩歌簡論／唐欣

1990年，正值二十四歲本命年的詩人伊沙，寫出〈餓死詩人〉一詩，以一種決絕與決裂的方式，向既有詩歌秩序發難並挑戰。因為「你們」，他宣判——「那樣輕鬆的」「復述」，是無藝術難度，無獨特發現的慣性寫作，而「你們」復述的農業，更是一種與自己的生存脫節的、充滿錯亂和悖謬的虛擬：「城市最偉大的懶漢／做了詩歌中光榮的農夫。」所以，他呼籲：「餓死詩人」。這在不期然間預言並命名了一個時代，那種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以虛幻抒情為主要手段的詩歌已經失效，已經行將作廢了，詩人倘若不想被餓死，必須開闢新的空間。這首以後變成讖語式經典的詩歌也顯示了伊沙的個人特點─—把話說絕並以「藝術的雜種」自命。的確，這正是以後他的個人特徵和個人命運。

一

在伊沙的詩裏，僅看標題我們就會驚訝他選擇題材的挑戰性：結巴、占卜大師、野種、夜行者、假肢工廠、強姦犯、陽痿患者、危樓、叛國者、女囚、煙民、收屍者、太平間、廢品店、中國朋克、食素者、公共浴室、菜市場、酒鬼、嫖客、竊聽者、朋友家的廁所等都進入了他的視野。顯然，在不成文的文學等級裏，這些闖入者顯得粗暴、可疑，來路不正又身份卑賤，這是為以往的詩歌秩序排斥和拒絕的，不被認可更不能接納的毫無詩意甚至反詩意的事物，但這也是九○年代以降中國的現象學。伊沙選擇這樣的出發點，他的眼光，他的趣味確乎與眾不同。很難想像，出身高級知識份子家庭，畢業於北京師大，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伊沙何以會以這樣一個「陌生」的世界來震驚詩壇並激怒讀者，大概是他意識到「邊緣」的、另類的世界和生活本身，即是它無須辯護的存在理由。相對於各就各位、安排就緒的主流社會，相對於已淪為程式和套路的文學規範，這些混沌而混濁，粗野和粗放的「無名」社會，反而有一種原初的、本然的，更貼近生存和生命的生機勃勃、喜氣洋洋的智慧。伊沙在此吸取的、乃是生活的充沛元氣，這是構成一個詩人動力結構的基本要素。而且，它們也幫助伊沙發現並意識到自身蘊含的這種旺盛、健康的生命活力。這種選擇本身，就已具備了造反的、起義的、革命的品質，就已具備了刺耳的、刺目的、咄咄逼人的、亂糟糟的危險特性，同時也具備著一種熱鬧的、狂歡的、明亮的民間喜劇精神。正如他自己說的：「歷史寫不出的我寫.」可以說，中國詩歌九○年代，伊沙正是一位傑出的、敏銳的紀錄者和闡釋人。

接下來幾乎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學史上常見的「痞子與紳士」故事的翻版。在代表等級、秩序和既得利益的「紳士」們看來，張牙舞爪、橫衝直撞的「痞子」簡直就是一種褻瀆和破壞，是一場災難。但令他們吃驚和難堪的是，他們的「完美」、「高雅」居然不堪「痞子」們的輕輕一擊，而「痞子」們那些生氣旺盛、粗糙甚至「反動」的作品反倒很快登堂入室，進入到新的經典和傳統的行列。這曾經是拜倫的經歷、金斯堡的經歷，也是伊沙的經歷。他的那些「非詩」的詩歌，帶著壓抑不住的力量，迅速招來非議和批評，也招來大量的追隨者和模仿者，並成為不容忽視的詩歌現象，使得先鋒詩歌的內部格局、關係和方向發生了變化。

二

蘇珊‧桑塔格在《文字的良心》一文中指出：「作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表意見，而是講出真相」，「以及拒絕成為謊言和假話的同謀。文學是一座細微判別和相反意見的屋子，而不是簡化的聲音的屋子。」。[1]這也正是當代詩人的使命。新的現象要求新的、一種包含智性的透視學，換言之，詩人的世界觀同時也將是他的認識論。伊沙正是這樣把一種喜劇的眼光，一種笑聲，一種謬誤推理的策略引進了當代詩，這也成為他獨有的貢獻。

「資產階級／用裹著糖衣的／炮彈／將我們／打翻／這是論斷／／事實上／無產者也不是／可欺的／兒童／／我們趴在／巨大的／糖彈之上／吃／厚厚的糖衣／將他們／全都吃光／然後四散／逃走／／然後／遠遠望著／赤身裸體／嬰兒般／天真的炸彈／聽個響兒」（《事實上》）。從悖論出發，從錯誤介入，這種我不知道我相信什麼，但我至少知道我不相信什麼；我不知道我贊成什麼，但我至少知道我反對什麼的言說方式有著看似輕巧卻深刻有力的優勢，有一種從關節點的細枝末節處摧毀堂皇大廈的特點，更有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機智。尤其是，建立在「把無價值的毀滅給人看」（魯迅語）的喜劇思維上的嬉戲式的批判，更有著一種在以往的詩歌裏前所末有的快樂和犀利。在此，我們繞到了事物的背面或側面，從反向或逆向重新審視，原來世界不是我們知道的那樣，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在此，喜劇性不惟是一種觀照的角度和習慣，一種認識論，它本身也成了物件世界的某種結構和本質。所以，笑聲照亮現實，笑聲勝過雷鳴，笑聲使世界豁然洞開。而這一切，正是為已有的和既定的意義系統所遮蔽，所掩蓋、所壓抑的，這些發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顛覆，翻轉和修正：「一個酒鬼／在嘔吐　在城市／傍晚的霞光中嘔吐／在護城河的一座橋上／大吐不止　那模樣／像是在放聲歌唱／……我想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對生活的感恩方式」（《感恩的酒鬼》）。而借助已有的非詩類文本順勢進行戲仿，也會在這種互文的滑稽性效果裏，生髮出新的意義：「我不拒絕　我當然要／接受這筆賣炸藥的錢／我要把它全買成炸藥」（《諾貝爾獎：永恆的答謝辭》）。「這是一幫信仰基督教的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他們種植的作物／天堂不收 俗人不食」（《中國詩歌考察報告》）。我們注意到，這裏的詩性是建立在「硬」的事實之上的，這是事實上的詩意，即翻譯和轉述也很難損耗和減弱的詩意。而它又嚴重擾亂了我們的內心秩序，讓安全的地面搖晃起來，出現巨大的裂縫，它迫使我們開發和動用我們潛在的另一套思維，我們不妨說，這是一種危險的思維，但也是自由的思維，解放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