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間，日本、中國和臺灣相繼宣稱要舉辦萬國博覽會。
「博覽會」之名的活動在今日社會中早已俯拾皆是，然而回顧過往，此類展示活動卻也只有短短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一八五一年英國首度舉行「萬國博覽會」之後，歐美列強即競相仿效。在進步主義的大旗下，「追求和平與人類褔祉」乃列強舉辦萬國博覽會的初衷，然而卻無法掩飾其間所流露的帝國誇富與殖民主義。
流風所及，亞洲的日本也不甘人後，不僅在其國內舉行一系列的勸業博覽會，更在其所領有的殖民地（尤其是臺灣）大力推行此一展示體系。五十一年間，臺灣參與島內外所舉辦的博覽展示活動超過三百餘次，米、茶、糖、樟腦等農產品因此成為國際上認知臺灣的「特產品」。展示活動不僅止局限於各種臨時搭建的會場，更擴延到整個臺灣，伴隨旅遊活動逐漸普及，整個臺灣的地景與社會都被納入到展示體系之中。
然而，為何殖民政府要不遺餘力舉辦各種展示活動？它與殖民統治的目標有何關聯？在各種展示活動中，殖民者建構了何種「臺灣」的形象？在日本及歐西舞台上的博覽會「臺灣館」，與放置在臺灣島內的展示會場，究竟表述了何種殖民者的秩序觀、知識觀與異／己觀？上述形象的建構，建立在何種殖民知識的權力操作基礎之上？日本及臺灣的觀眾又以何種方式理解博覽會會場中所蘊涵的秩序、知識與文化觀？被殖民者遭遇這個由他者所建立的自我形象時，有何種反應？這種理解與反應對於實體的臺灣空間、社會與文化又構成了何種影響？這一連串的疑問，都是本書所欲解答的課題。

作者簡介：

呂紹理

臺灣南投人，一九六一年生。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著有《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執行編纂《深坑鄉志》，另撰有〈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戰後臺灣鄉鎮志經濟篇的回顧與展望〉、〈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之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的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日治時期臺灣的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發展〉、〈展示台灣――一九○三年大阪內國勤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等論文近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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