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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此相遇、希望與愛

──關於《後山日先照》 郝譽翔

花蓮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特別得好像不是在台灣這塊島嶼之上。

對於從小生長在台北的我而言，花蓮的乾淨、開闊、寧靜與優雅，充滿了異國的情調。蔚藍浩瀚的太平洋，使人不禁想起了西雅圖，停泊港口的船隻，將要航行向未知的遠方。但若是一走進花蓮市鎮，深入大街小巷，卻又會發現處處是古樸的木造日式住宅，日本料理店，日本人的好禮、愛美與潔癖，根深柢固地在花蓮人身上留存了下來。

但花蓮的特別，還不止於此。

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閩南人，在花蓮各自佔據相當的人口比率，沒有哪一個族群享有獨大的權力。而除了原住民之外，大多數的人口都屬於新移民，移居來此，不過才兩三代而已，時間雖然短促，卻也使得花蓮人特別具有包容力以及開闊性。因此，花蓮不僅是台灣的縮影，它更兼容並蓄了台灣殖民史的多重樣貌，多種族群的交流互動，就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俯抱之間，在這塊被稱為「後山」的狹長土地上。

《後山日先照》所記述的，就是如此獨特的花蓮，甚至可以說，是如此獨特的台灣。從後山，反照出來的卻是台灣族群的集體命運、情感與記憶。作者吳豐秋以樸素而誠懇的筆法，刻畫出生長在故鄉土地上的小人物們，雨綢、雅貞、雅慧、耕土、耕竹、北印、再添，許許多多的臉孔，彷彿就是出自於左鄰右舍，他們一一被文字召喚，打開家門，走出來，沿著寧靜的街道，走到山邊、溪邊、海邊，然後彼此相遇，認識，寄託希望，以及相愛。

小說中的主角，多半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老百姓，他們不同省籍，不同姓氏血緣，不同出身背景，但卻同樣誕生在一個多苦多難的時代裡，流離飄亡，因緣際會之下，來到了後山，在這裡落戶，札根，共同默默抵禦著戒嚴時期的政治壓迫，相互扶持。在他們的心目中，族群沒有藩籬，省籍和語言更不是障礙，他們唯一控訴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嗜食權力的統治階層，是無情的白色恐怖。因此在吳豐秋筆下的二二八，是一場獨裁者的專斷暴行，絕非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相殘。而令人動容的是，面對現實的肅殺逼迫，在不同族群卻同是「受害者」的小人物之間，那股自然流露的互助與互愛。

吳豐秋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多年，曾經因為政治因素，二十年之久無法回到台灣，濃厚的鄉愁與使命感，促使他寫下了這本書，也因此，這本小說沒有當前流行的前衛技巧，也沒有華麗雕琢的文藻，但他的寫作意圖卻是至為誠懇的，出自於土地與記憶的殷殷召喚，而這本小說的成就也是至為廣闊的，涵括了台灣複雜的族群遷徙、認同與歷史記憶。公共電視選擇將它改拍成電視劇，不僅讓更多的台灣人看見了花蓮，同時也讓大家從花蓮中看見了自己，看見了這塊島嶼的共同身世與命運。

花蓮文學向來自鑄一格，楊牧和王禎和的作品，均吸納花蓮多種族群文化的嘉年華美學，最能代表這一島嶼邊緣──背山面海的特殊位置，而《後山日先照》則是以紀實的筆法，架構出一部後山住民的命運史詩。所以「台灣」豈如某些政客所言，僅止於單一的定義而已？台灣錯綜複雜的身世，糾葛纏繞的歷史，原本深埋在土地之中，如今已透過文學家之筆，一一還原浮現而出，正等待我們去閱讀，去發現，去理解，並因此更加珍愛這座島嶼上的人們，所曾經攜手共同走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