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三十幾年前，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孤立無援的時候，

艾琳達離開第一世界的生活享受，與島內異議份子共同打拚。

平實、樸素的艾琳達，真正與基層民眾和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

為被壓迫者主持正義。

─李昂

琳達的生命歷史，與台灣心魂相繫、血肉相連；就算一度被強制隔絕在境外長達十年，

卻未曾斷了與這片土地的連繫。她永遠堅持站在批判的崗位上，做一個忠誠的反對者。

─陳菊

李昂　序

愛情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別人的傳記裡，心裡還是難免一陣驚心。

我和艾琳達算是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共同走過台灣戒嚴時期的高度白色恐怖，只是我們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艾琳達積極參與，而我一直以小說寫作為生命中的職志，在旁關懷，以及，能力所及，給予些許的幫助。最後也希望為這個階段留下小說創作。

我們兩人更重大的不同當然來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艾琳達是白種的美國人，為著左派理想，到第三世界的台灣。儘管我們都希望能對台灣的民主有所幫助，然而我們兩個人最密切的交集，居然還為著一個男人—

施明德。

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名字出現在艾琳達的傳記裡，雖然篇幅不多，但也足以讓我在這裡提筆說幾句話。

這樣來說，顯然一點也不女性主義，尤其過往常聽聞艾琳達是「大女人主義」信奉者。

但這是事實，現實必然不盡完美，但也得接受。

從本書中不難看出，艾琳達心繫施明德，但一直得不到同等的情愛回報，感到有所欠缺。但由於一開始兩人之間的關係即定位為「革命」、「工作」，艾琳達理智上也不曾自怨自艾，但情感上必然以為不足。

我個人看過施明德身邊的男女關係，倒是有一句話足以深刻、切實的安慰艾琳達：

作為一個法律上的妻子，雖然「有名」重過於「有份」，但艾琳達畢竟是在施明德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一個陪同他公開出入一些政治場合的女人。比如施明德任立委公職、民進黨主席時的外交工作，艾琳達都有所參與，並因此種下離婚導火線。

以當時施明德不願身旁女人們「干政」來說，艾琳達應該感到相當滿足。

何況，對於一個白種美國人來說，「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逐出境，雖不能「代夫出征」，但以施明德妻子的身分，在國際間展開救援工作，這些，不也是艾琳達來到第三世界台灣，要協助改革的初衷？

求仁得仁。

施明德在不少方面給予艾琳達革命工作的著力點，就此來說，兩人之間的關係，艾琳達或該覺得比較無憾。

政治

三十幾年前，在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孤立無援的時候，有像艾琳達這樣的外國人，離開第一世界舒適便利的享受生活，與島內的異議分子共同打拚，我們每個人都感佩在心。尤其艾琳達平實、樸素的生活方式，真正可以與基層民眾、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為被壓迫者主持正義，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相當欽佩。

這麼多年後，台灣歷經經濟起飛，也有人不以物質享受為生命的終極意義，投入世界性的救援工作，雖然大部分仍著重在救苦救難，對艾琳達當年的作為，於今可以有了更深的體悟。

「歡喜做、甘願受」，這是曾為民主打拼奮鬥的台灣人共同有的心聲，「歡喜做、甘願受」這六個字，也是送給艾琳達的最佳肯定。

對於抗爭時期參與政治改革的黨外人士，她書中提及的一些事件與人物，因為來自一個外國人的觀點，自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對我正在寫的男性與政治的小說，喚起往日情懷的深切感觸。

讀到艾琳達對台灣政黨輪替後政治運作的批判，我個人則以為，政治畢竟是一項實質的運作，具有理想性當然最好，用較高的準則來批判也不為過。但如果只以自己的看法才是最高指導原則，旁人觀點不同，則是墮落腐化，會不會也是另種專斷？尤其台灣涉及的統獨問題，恐怕更不是誰是誰非能簡易加以論斷。

因而，我對艾琳達在書中對一些民進黨的人士的批判並不全然同意。比如，最明顯的，要指責別人與CIA掛勾，以及論斷某些人的主張與意識形態等等，恐怕得提出更明確的証據，有更周延的論述，才不至於成為誹謗。

艾琳達來自民主政治保障言論自由的美國，對此，定有深刻的體驗。

如同我一開始說的，我是個台灣人，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當中，努力的學習容忍與尊重不同的意見，希望在台灣顛簸的民主中，逐漸開展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另一方面，原是為白種美國人的艾琳達，她自己也深知在美國無從實行的一套理想性標準，要拿來到台灣作為準則，如此很方便的想要對第三世界有所改革。

是不是有所矛盾？也是一種吊詭的兩難？

整體來說，艾琳達能同基層站在一起作為出發，浸淫知識界，拿到博士學位，學理上有一定深刻的認識，仍然高舉著理想大旗，令人感佩，她此書中的一些批判，也足以令我們自省。

只不免回想起施明德以前一提到艾琳達的理想言論，常愛笑道：「那個番婆！」

是以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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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治單位鬥智鬥力

琳達雖然討厭隨時被跟監的生活，卻也無可奈何。她帶著點調皮的心態，跟情治單位周旋，有機會占點上風，就算精神上的勝利。她在大坪林的家在從主要道路進來的大豐路31巷巷底右側，斜對角有條僅容一人迴旋的小徑，乍看之下像個通往住家的死巷，但其實會迂迴接上別的巷道，可以走回大路，琳達自己也是搬過來多時才發現。她觀察到情治單位常換人來跟監，當遇到不熟悉地理環境的新手時，她會躲進這裡，讓對方遍尋不著，再繞一圈，啪的一聲拍對方的肩膀。她常被特務嚇到，這下總算反擊成功了。

有一個年輕的外事警察會定期來拜訪，美其名是要了解外國人在台的生活，實際上是要掌握琳達參與黨外運動的情況。他是本省人，琳達跟他講情治單位怎麼跟監、怎麼用不合法的方式逮捕人、台灣的人權是如何被壓迫、她為什麼要投入黨外運動。這些事情許多資深警察已經見怪不怪，但這個初出茅廬、像張白紙的年輕人卻聽都沒聽過。他的表情從一開始的天真，變得越來越困惑。琳達從他緊皺的眉頭中，得到了一點安慰。國民黨老是對人民洗腦，現在換她來洗腦這些壓迫人民的幫兇。

又有一次，琳達在台北火車站外等夜班公車時，發現身後有個高高壯壯、年約五十歲的外省人，穿著軍用大衣，和她一樣在等往新店方向的公車。他說：「我知道，妳是那個幫黨外的外國人，我很欽佩你們。」琳達猜他是情治單位的高層，不然怎麼可以這麼沉著地認出她來。雖然他是壓迫者之一，但他個人的態度卻是友善而尊重的，在非執行勤務時的偶然機緣下，坦白表達他個人的想法。這就是人性，壓迫者也有良知，比較高層的人知道比較完整的資訊，看事情的角度也比較廣。反過來說，即使個人良知未泯，還是安於向共犯結構效力，這也正是獨裁體制可怕的地方。

他的話讓琳達發現，即使站在敵對立場的人，也能尊重黨外運動的努力。執政當局總向人民宣傳黨外人士都是顛覆政府的可怕人物。顯然，政府宣傳連自己人都不見得能說服。另一方面，政治犯雖然飽受壓迫、受刑甚至被打入死牢，可是受害者也有軟弱的時刻，其中也不是沒有陰險算計的人。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光明與黑暗常是互相交織。敢挺身而出對抗獨裁政權的志士，在踏出去的那一刻，還是不免怯弱傍惶。他們在顫抖中手拉著手，朝著遠方可以寄託的一點光亮前行，這樣做就是肯定人生的價值。

余登發被捕、施明德發難

1979年1月21日，曾任高雄縣長的黨外政治大老余登發和其子余瑞言遭到逮捕，罪名是涉嫌參與吳泰安匪諜案。吳泰安是個來路不明、神棍騙徒之類的人物。他到處去聯絡黨外人士，說要成立反政府組織，後來在5月被國民黨槍弊，但凡是他接觸過的人都被安上罪名，被捕入獄。這其實是情治單位設下的陷阱，用一個無名小卒來打擊黨外陣營。立委選舉時，余登發在最後階段加入黨外助選團的行列。1978年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以美台斷交的國家危機為由，無限期暫停立委選舉後，黨外在12月25日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強調「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立場。余登發帶頭連署，並進一步表示願意出錢出力。1月18、19日施明德南下高雄，和余登發商討訂於2月1日由余老具名邀請的黨外大餐會，要將黨外勢力從南往北擴展開來。在這關頭，余登發的被捕，無疑是大整肅的前兆。

好不容易透過助選團組織起來的黨外陣營，會怎麼因應這重大考驗？琳達從人權工作中知道，以往只要有人被逮捕，其他人就紛紛走避、怕被牽連入獄，稍微聚集起來的力量，就此被打散。像是前一年陳菊被逮捕，琳達連要人去送點東西都很困難。這次余登發被捕，當天早上十一點，許信良、陳鼓應、蘇慶黎、王拓等和琳達及施明德一共二十多人，聚在張德明的辦公室討論。許信良率先發難，他說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不集合起來、有所行動，我們會一個一個地被帶走。陳鼓應贊同這樣的看法，在黨外的陣營中，這兩人代表兩個立場幾乎相反的派別，合作對抗國民黨這個龐大的體制，是雙方脆弱的共識。許信良是本省人，對於台灣的前途，支持走向獨立；陳鼓應是1949年隨蔣介石軍隊到台灣的外省人，傾向和中國大陸統一。他和琳達的好友蘇慶黎一樣，理念也偏向左派，相信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兩派人的共同之處是都追求民主自由，也都被國民黨打壓，他們互異的統獨立場，也同樣被國民黨打為十惡不赦。國民黨政府既認為獨派打算分裂國土，摧毀他們統治的正當性；也認為《夏潮》這種左派中國民族主義靠向最大的敵人共產黨，擺明了是賣國。黨外、台獨、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策略，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軸。

戒嚴時期不能進行政治集會，所以他們計畫秘密聯絡黨外人士南下高雄，「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高雄余家，「慰問」余登發家屬，實際上是要舉行政治示威，聲援余登發。許信良要施明德當總聯絡人，為了怕國民黨監聽電話，他們分派任務、親自分頭去找人。

施明德先到省議會去聯絡南下高雄事宜。跟立法院、國民大會這類中央民意機關比較起來，省議會有比較多的黨外省議員。國民黨政府遷台時，沿用他們在大陸時代的四級行政機構：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市；台灣就被分成中央政府、台灣省與台北和後來升格的高雄兩市、省轄縣市、鄉鎮市。其實台灣就這麼小，實在不需要這種疊床架屋的行政組織。國民黨說為了反攻大陸，這套行政體制不能因地制宜改變。1949年以來，國民黨以國共內戰為由，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中央民意機構的選舉，說這些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是在大陸選出來的，得打回大陸才能改選。除非有立委或國大過世，讓出名額，才能進行個別補選，這造成民意代表根本無法代表實際的民意。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省議員都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比較能反應台灣民意，這也是有比較多省議員投入黨外陣營的原因，省議會幾乎是黨外運動的核心。施明德到了省議會後，就開始到處聯絡人，商討要如何聲援余登發。陳婉真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是《中國時報》派在省議會的記者，跟著琳達隨施明德南下高雄縣橋頭鄉。

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想到父親及丈夫被捕，害怕得不知所措，這是戒嚴時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心情。警察到家裡來，勸告余陳月瑛不要輕舉妄動。從早上九點開始，黨外人士開始湧進余家，一個又一個待在客廳，點點人頭，竟然擠了二十幾個人。大家寫了抗議信，都說要有所行動，但是沒有人知道該從何著手。一向都是人被逮捕，同志鳥獸散，家屬哭著喊冤；而現在一屋子的人圍著哀怨的媳婦，面面相覷，許多人抱著必死的決心，連遺書都寫好了！屋外圍了越來越多情治單位的人，要監控黨外人士的動靜。屋裡屋外就僵持著。

「橋頭事件」：老處女戒嚴法被開苞

琳達和陳婉真到了余家後就聊了起來，決定到附近市場買些紅布與白布。琳達向來喜歡做手工藝，在黨外陣營裡常負責做美工，但她不太能寫中文。她開始裁布條，陳婉真拿起毛筆寫上抗議標語和主要領導者的姓名，做成披在身上的彩帶。男人商量著國家大事，卻不知如何進行；女人裁剪布條，好像是無關緊要的瑣碎雜務，卻在這個時刻，推動了三十年來台灣首見人民自發的政治示威遊行。

當琳達與陳婉真把寫上標語的布條拉開時，彷彿有個無形的秩序在安排每個人的行動。大家拉著布條照相，琳達也搞不清楚是誰帶頭，向來國民黨一打擊就退縮的人們，這時卻拉著布條，就這樣走出屋外。1979年1月22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幾個黨外人士從余家出發，余登發的追隨者也跟上，一行五十多個人拉著抗議布條，走上街頭、走過廟埕、走進市場。情治單位沿著道路兩旁拚命拍照存證，卻沒有下重手阻止。他們沒想到一向被恐嚇的人民，會有勇氣站出來反抗，一時間來不及鎮壓。在三十年後的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向政府訴求，幾乎像是去逛街、爬山這種假日休閒運動。但是，這場後來被稱為「橋頭事件」的遊行，卻是戒嚴時代，人民難得集體站出來，控訴政府不義的突破。千年暗室一燈即破，反對勢力從此開始凝聚，在一次又一次的火光中，逐漸劃開黑夜，迎向民主的光明之路。

一行人遊行至橋頭市區後回到余家。中午，他們乘車到鳳山遊行一周，然後轉往高雄市火車站。蕭裕珍和曾心儀在人群中振臂大喊：「誰無父母子女，我們抗議國民黨逮捕余氏父子！」琳達隨著人群，她很興奮，雖然情勢緊張，卻高興得想歡呼，台灣人民終於團結起來，正面對抗壓迫者，但她覺得自己一個美國人，搖旗吶喊似乎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待在施明德身邊，拿出余登發幕僚準備的傳單發放。幾個警察不知從哪邊冒出來，攔下她、跟她爭論。情治單位的人把她跟警察圍在裡面，更外圍又繞了一圈民眾旁觀，他們從來沒看過有人在散發抗議政府迫害人權的傳單。忽然之間，琳達發現她被一百多個人包圍，不知道怎麼脫身，看起來眼前的這幾個警察打算把她帶走。她瑟縮在人群中，覺得很害怕。她想起愛著也恨著的Nori。

施明德帶著幾個人，乘風破浪地穿過人群而來，直奔圍著琳達的警察，義正辭嚴地說：「這是我太太，為什麼台灣人的太太不可以關心台灣人權和民主法治？你們想對她做什麼？」瘦削的他，用強而有力的手臂將琳達拖出人群。

琳達隨著眾人搭上往台北的車，施明德已想好下一步。他這鬼頭鬼腦的軍師，總會想出一個又一個策略，然後到處聯絡人，想辦法付諸執行。同行的曾心儀是黨外陣營少見的外省籍年輕女性，身形瘦弱卻讓人忍不住多看她幾眼，參與橋頭遊行時曾被警察攔下來，但她的口才犀利、態度潑辣，竟把警察罵走了。她在回程的車上說：「國民黨的戒嚴法已不再是處女了，我們已強暴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了！」車內傳來熱烈的歡笑呼應，民主的瓜熟蒂落好像指日可待。

施明德叫大家到立委康寧祥家集合。大家擠進萬華狹窄的巷弄，頓時人聲鼎沸。施明德認為康寧祥可以起更大的作用，他踏入政壇甚早、輩分高，也是少數非國民黨籍的本省立法委員。康寧祥確實想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但卻不是眾人所期待的。他向來主張議會路線，認為要透過既有的議會選舉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重重限制中，議會民主其實改變不了威權政體什麼。康寧祥在眾人的翹首盼目中，像花蝴蝶一樣地演出，公開指定了幾個聯絡人，其中卻沒有施明德。曾心儀忽然起身，怒然質疑為何略過要求採取堅定行動的施明德，反倒點了周平德等人。康寧祥這才加入施的名字。他又勸大家先回家休息，隔天早上七點到他家集合，他會先去跟抓人的警總交涉，如果警總不放人的話，他一定會行動。當康寧祥一這麼講，琳達就知道，這又是他一貫的花招。就像陳菊被逮捕時一樣，他出來講大話，叫大家不要行動，他會處理，但實際上他什麼也不能做。他這些說辭，只會打垮大家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能量。果然，隔天一早， 二十個人在康家等了一個多小時，康寧祥過了八點才出現， 說交涉沒成功，而那股反抗的氣勢也被打散了。

施明德不會就這樣算了，他畢竟是琳達心目中的革命家。「橋頭事件」後，由張俊宏、林義雄、許信良、施明德與姚嘉文組成的「黨外助選團」五人小組想辦法持續能量，律師出身的姚嘉文當起余登發的法律顧問，施明德動筆寫下「橋頭事件」的經過。他一直想把康寧祥拉進真正在進行的反對運動，所以寫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事實陳述，另一個版本寫康寧祥有參與橋頭遊行，希望能製造團結一致的氣氛。兩個版本都送到海外的台灣同鄉會，海外同鄉從此越來越關注這批黨外人士的動靜，注意他們如何以街頭路線，撼動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爭取台灣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

施明德的文章後來被登在《美麗島》雜誌上。「橋頭事件」過後，五人小組決定籌組雜誌社，希望透過辦雜誌成立各地分社，凝聚反對勢力，將力量推展到全國各地。施明德跟黃信介是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他們兩人有點像師徒，施明德很認真地經營跟黃信介的關係，他提出很多策略，但往往要讓黃信介認為是自己想出來的。

黃信介年過五十，可是看起來仍很有精神。他是資深黨外立委，黨外的財源幾乎都是他募集而來的。他掛名《美麗島》雜誌發行人，但沒有實際的工作。在雜誌社裡，施明德為他留了一間大辦公室，他偶爾來一趟，一坐下來就要小妹倒茶。琳達覺得他像個從封建時代走出來的老太爺。但也因為他的帶頭，黨外運動才能組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琳達觀察這些黨外人士，覺得這是最好的社會學實習。她在學校唸了很多左派思想、馬克思主義，要服務弱勢的勞苦大眾、要推翻獨裁政權。她討厭人與人間的壓迫，主張社會平等，但即使黃信介的大老闆行徑令她搖頭，他對抗國民黨政權的勇氣，卻也由不得她不服。當施明德提出很多想法，例如辦雜誌，希望他出面當領導人時，他都敢冒著被逮捕、失去所有身家財產的風險去做。

「美麗島事件」後，黃信介因為有立委身分，情治單位得等立法院通過決議案授權，才能抓人。他不驚不怖，一派瀟灑從容地坐在家中等著被捕，微笑地坐上囚車。為了表現風骨、抗議國民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思想，他還刻意穿了中山裝。琳達深深體會，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左派人士或許很會分析社會現象，但容易流為教條。要評論一個人，他的立論是左派或右派不太重要，應該要觀察他的行為，才會知道他到底抱持什麼理念。

余登發案在3月開庭審理。在戒嚴時代，牽扯到共匪的案件都被視為軍事案件，以軍法處置。軍法跟一般法律比較起來，刑責重上數倍。開庭的地方在景美秀朗橋旁，現在已經改成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覽政治受難者的文物。琳達住在大坪林，沒走幾步路就到了。她到法院時，已有約四十個人聚集在門口，進行非正式的抗議，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嬿嬿也在其中。她是將軍的女兒，身材壯碩還會柔道，常幫琳達做研究訪問女工。她在報紙上看到對黨外「橋頭事件」的負面報導，顧不得上班時間就跑去找琳達。她立刻加入黨外，每場反對運動無役不與。

後來，琳達把這個案件畫成漫畫，登在陳婉真辦的地下報《潮流》上。她掌握人物特徵，畫出黨外陣營領導人物的群像。余登發手上抓著一條魚，因為其子余瑞言就是在魚塭邊撞見吳泰安的；施明德有次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把假牙拿出來，敘述在獄中被刑求的經驗，所以琳達畫他手上拿著假牙；許信良則是脫下帽子露出光頭。情治單位的人翹著腳坐在桌前，桌裡桌外都是打擊黨外人士的工具：特務機構、新聞界、司法單位、工會、學校、鈔票，還有最令人痛苦的刑求工具。

這是第一次有人被逮捕，激起社會上反抗聲浪。這也是第一次有人願意為政治犯辯護，姚嘉文成為余登發的辯護律師。這變為一種模式，當「美麗島」軍法大審來臨，許多律師站出來，成立辯護律師團，為施明德這群政治犯辯護。

曾經，施明德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角色。但從「橋頭事件」開始，他為黨外運動奔走，越做越起勁，彷彿發揮了社會影響力。儘管琳達跟他的感情已經越來越疏離，但他們兩人在從事黨外運動時，卻會在無意間會心一笑。而且，國際媒體越來越關注黨外的發展，琳達這個國際媒體聯絡人的角色就更形重要。這對因為政治運動而結合的夫妻沒有時間吵架，碰面的時候只是拚命工作，在工作中默契愈來愈好，他們的感情已發生變化，卻不知道是正面還是負面，只知道彼此越來越分不開了。

赴菲開會，拓展國際視野

施明德告訴琳達，他在經營跟長老教會的關係。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到淡水行醫傳道。一百多年來，長老教會秉持馬偕醫生「焚而不毀」的精神，服務台灣人民。他們在台灣傳道的歷史悠久，向來有關心社會的傳統。尤其當人民受到不義政權的壓迫時，更是常會站出來，以基督的愛來保護弱勢的人們。因此，在黨外陣營中，也有一些年輕的長老教會牧師，參與《美麗島》雜誌社的運作，林弘宣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3月，林弘宣剛從美國回來。長老教會想指派他去菲律賓參加一個亞洲人權會議，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代表都會出席。當局不給林弘宣出境許可，施明德說，琳達妳會講英文，就妳去吧！畢竟琳達是外國人，受到的限制沒那麼多。她的台灣居留權還有半年，雖然擔心出國後回不來，但好奇的她，還是去了。

她記得啟蒙她社會運動思想的Ron Fujiyoshi說過，美國在亞洲南韓、越南、菲律賓等地支持獨裁政權。在戒嚴體制下，很多資訊都被封鎖，很難知道外界的訊息。因此，她想把握這個可以開開眼界的機會，去看看亞洲鄰國的情形，做個比較。

當時菲律賓當權的是美國支持的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他當了兩任民選總統後，取消了總統任期只有兩屆的限制，藉口共產黨叛亂，在1972年9月21日宣佈戒嚴，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大規模的逮捕拘禁，是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曾下令軍隊掃射農民和學生。他任用私人，讓親信把持國家產業，把菲律賓搞得貧富懸殊。他的妻子伊美黛 （Imelda） 曾是選美皇后，以奢華聞名，從不穿重複的鞋子，所以家中的鞋子約有三千雙之多！

琳達確實搞不清楚狀況，她以為菲律賓之前被美國殖民，應該比較自由開放。她準備了許多台灣的人權資料，卻在出境時被扣留。當她抵達菲律賓時，只知道主辦單位叫「亞洲人權論壇」 （Asia Forum on Human Rights） ，還自己做了貼紙貼在手臂上，結果在入境的機場被盤問，檢調人員還想拿走她帶的書籍，琳達堅持不許。

她按著開會通知上的地址，搭計程車到一個教會，彷彿像去參加什麼秘密儀式一般，沿著牆壁，一步一步踏著樓梯，進入地下室。這個人權組織在教會的庇護下，半秘密式地開會。與會的代表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有派人來，大家開口大罵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他們國內的獨裁政權、欺壓人民。紐西蘭的代表是毛利人，澳洲的代表是白人，但是，除了琳達這個美國人代表台灣來以外，韓國的代表也是白人，辦公室在華盛頓。在獨裁政權的壓迫下，本地人常無法出國開會。雖然如此，會場反美的氣氛卻越來越明顯，連帶著有點反白人的情緒，加上琳達的台灣人權資料已在出關時被沒收，更讓菲律賓地主懷疑她會不會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況且，誰會相信，好好一個美國女孩，會遠渡重洋，嫁給一個台灣的政治犯呢？

還好這個組織的執行長—馬來西亞籍的華人Sam Ho，會講中文，住在香港，比較了解台灣的情況。他相信琳達的說明，幫了她不少忙。「亞洲人權論壇」已經在香港成立辦公室，那時外國媒體因應美國和台灣斷交的情勢，都已經遷到香港。琳達趁機向Sam Ho多問了些香港的情況，未來好多為黨外陣營做國際宣傳。琳達離開菲律賓回台灣之前，去了香港一趟，Sam Ho帶她認識香港其他的人權組織及外國媒體。這些人脈都成了琳達接下來的戰鬥資源。

認識了Sam Ho後，她的心情比較輕鬆，總算可以安心參加主辦單位安排的參訪行程。上遊覽車時，主辦單位給大家戴上Sun & Sea的臂章，將一行人偽裝成觀光客。琳達這才恍然大悟，她來參加的真是個秘密會議，一切都是地下運作。

首先，與會者去一個位在美軍基地旁的加工區，了解美軍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一位工運領袖控訴美軍，他要組織工會，卻被美軍抓起來用刑，用熱開水燙他的生殖器。琳達想起她在台灣碰到的罷工事件，原來各國都有被剝削的不幸故事。

主辦單位也帶他們去參觀農村。菲律賓標榜成功透過綠色革命增加糧食產量，餵飽了更多人民。但實際的狀況是，政府貸款給農民，提供肥料來種新品種。為了要增加產量，就得用更多肥料。有錢農民確實賺了更多錢，但許多小農付不起貸款，破產、自殺的有之，導致農村的貧富不均越來越嚴重。台灣在1946到1972年，也實施類似的肥料換榖政策，要求農民以一比一的比率，用穀物與政府交換肥料。這是對政府專賣的肥料工業的保護政策，也是隱藏的重稅，導致1960年代後期農村的破敗，迫使農村人力轉往工業部門。琳達研究的工廠女工，很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都市的。

他們在農村共進午餐，當地的社運人士告訴琳達，馬可仕政府最害怕知識份子與廣大農民結合起來對抗他們，為了鎮壓反對勢力，會派軍隊到農村去抓來自都市的青年。軍隊厲害到會檢查青年的耳後，是否有眼鏡戴久了而形成的凹槽。抓到這種年輕人，女的會被強暴，男的會被像動物一樣宰殺，丟到山上。

有些人權工作者也告訴琳達，雖然軍隊常到鄉間清剿反對勢力，但是他們若身分曝光，可以跑到別的地方，改名換姓、從頭來過。菲律賓遍布熱帶叢林，又是群島，可躲的地方不少。然而，容易藏匿，也代表人一旦被抓了，其他同志根本一無所知，難以救援。反觀台灣，從日治時代就建立了戶口制度，並且廣設派出所，警察掌有轄區詳細的地圖與戶籍資料，很容易抓到通緝人犯。在戒嚴法下，通往山上的道路設有檢查哨，海濱為軍方控制，不能隨便進入。

即使在都市，菲律賓政府也很難掌握人民的動態。琳達攤開買來的馬尼拉地圖，有三分之一是空白的，空白的地方是窮人聚居的貧民區。都市的窮人只能在爛泥地上蓋房子，他們為了避免泥濘，把住屋架高，就在兩、三坪大的空間中生活。琳達看了這種違章建築，又看了當地華僑蓋給祖先的墳墓，覺得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實在太大了。菲律賓的有錢人通常是華僑，他們建祖墳時，會用大理石蓋個小房子，還附了廁所，供一家大小來掃墓時休息。看來死去的人，過得比活著的人還舒適。

琳達在之前五天的會議中，認識了來自斯里蘭卡的代表George Caius。他說著流利、典雅的英式英語，黝黑的膚色凸顯炯炯有神的目光，翩翩風采，十足的紳士，和台灣男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浪漫穩健，實在不由得被他吸引！琳達很高興能遇見像他這樣有歷練的人，一掃在台灣孤立封閉的感受。這段短暫的邂逅，餘韻不絕。

George Caius告訴琳達，斯里蘭卡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主要的農產品是茶葉。他曾在英國人開的茶行當會計，當斯里蘭卡開始反抗殖民統治時，他公佈了茶行的帳目，讓勞工們知道英國大老闆賺了多少巨額的利潤。當然，他就被開除了，但也因此下定決心，投身反殖民的運動。等到斯里蘭卡脫離英國獨立時，他以為曙光就要來臨，沒想到瞬間的光亮後，卻是更漫長的黑暗。新政府將所有茶行收歸國有，但英國抵制斯里蘭卡的茶葉，提高進口稅、運輸和保險成本。英國控制了銷售管道，沒有英國的配合，斯里蘭卡產的茶根本賣不出去。

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在首都馬尼拉，琳達接觸了一個包容中產階級的左派組織「新民主陣線」（New Democratic Front），他們常帶海外的菲律賓人回國，像是旅居美國但心繫祖國的有錢醫生，讓他們看看在馬可仕的迫害下，底層人民過著多麼痛苦的生活。全國的財富都集中在馬可仕跟他的親信手中，正當的商人也做不了生意。琳達覺得他們這種結合海外的手法很值得學習，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常獲得海外同鄉的關心與支持。

談起反對運動發展，這些菲國左派表示看不起當時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艾奎諾（Benigno Aquino）。菲律賓的土地集中在幾個大地主手上，艾奎諾也是其中之一。他們覺得艾奎諾雖然反馬可仕，但若他上台，也是換湯不換藥，不會改變什麼。他們也說，一些地方政客，往往很投機，打著民主的幌子，事實上卻跟政府合作。琳達的腦海中浮現康寧祥和許多其他台灣政客的臉孔。

琳達從他們的言論中獲得很多啟發。她覺得菲律賓的反對運動有思想也組織嚴密，不像台灣的黨外運動，常是隨便組織起來，而且除了反國民黨外，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論述，好爭取更多人的支持。這並非個別的問題，面對強大的壓迫者，弱者會有很多型態。有些人高談理論卻無行動、有些人有行動卻無方向、有人衝動地作無謂的犧牲、有人一碰到打壓就忍不住退縮，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這些菲律賓人的眼神是那麼堅定，講起可能要承擔的苦難，是那麼的舉重若輕。他們的國際視野，遠遠超過琳達在台灣見到的黨外人士。

回國後，琳達迫不及待地想把她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她有一大堆想法，希望黨外同志可以學習菲律賓革命組織的國際觀和明確的理念。琳達跟蘇慶黎和一些左派的朋友討論她的菲律賓之行。琳達希望黨外人士有更寬廣的思考，要知道不同階級的人各有進步的角色，才能跨越階級，動員民眾，達到反抗國民黨的目的。這時候黨外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律師和老師，黨外的財源大多來自中小企業主；然而，參與街頭運動的絕大多數是小市民和農人。琳達覺得，如果缺乏階級的思考，就會變成資產階級的民主，越走越狹隘，總有一天，會失去廣大勞苦大眾的支持。

施明德忙著籌辦雜誌，愛理不理。他看到琳達老是跟左派的朋友混在一起，甚至警告她：「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妳都跟統派的人在一起，要搞什麼陰謀。」陳菊則說：「我們忙選舉，怎麼會有時間管社會上這些有的沒有的？」也許因為琳達提出的質疑，陳菊到後來較偏向社會關懷。

成立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雜誌社

選舉確實是凝聚黨外勢力的重要關鍵，自從1978年下半年成立後，黨外助選團在全國巡迴助選，第一次形成串聯全島的反對勢力。在此同時，許多批評國民黨的黨外雜誌也一直在印行，發行量幾乎是供不應求，常常警總前腳查禁，後腳又有一份雜誌創刊。1979年4月，陳婉真創辦《潮流》這份雙面大張的地下報，一千多份的報紙一油印好，立刻就發完了，人們還手抄傳送，所以《潮流》大約有一萬名讀者，總共發行了四十六期。同年8月7日，國民黨抓了印刷廠的老闆楊裕榮和幫忙分發的陳博文，陳婉真在美國絕食，並且動員海外同鄉抗議，人竟然沒幾天就被放出來了，但陳婉真也因此上了黑名單，長期無法返台。

黨外陣營變得可以和國民黨抗衡。以前人被逮捕常就無聲無息，現在只要國民黨一鎮壓抓人，黨外就會反擊。黨外陣營知道要動員民眾，不動員的話就更危險。社會局勢似乎在變，雖然警總抓人的腳步從未停過，但卻好像抓不勝抓，許多批評國民黨的書報雜誌到處在賣。施明德站在浪頭上，決定轟轟烈烈地辦份雜誌，作為反對陣營的基地。

1979年5月，施明德在仁愛路與新生南路附近「百齡大廈」租了一間六十坪的辦公室。琳達拉著他的袖子說：「這裡一個月租金要三萬塊，我們怎麼負擔得起？」施明德一副頂天立地男子漢的模樣，跟琳達說：「安啦、安啦，要搞就要搞大。捐款自然會進來。」他跟琳達借研究經費，當租辦公室的押金。實際上，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嚴格來講，施明德算是無業遊民，琳達雖然有向美國的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可是台灣的物價漲得比她想像的還要快。她想打工，常前腳應徵，後腳情治單位的人就找上雇主。若不是海外同鄉大力支持，他們連住家三千塊的房租都交不出來。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任教的海外台灣人陳文成博士，曾經寄了五千塊美金給他們；日本的台獨組織領導者黃有仁（真名為黃昭堂），送來一包香菇，琳達拿香菇去賣竟然賣了兩千塊。

呂秀蓮也來佈置辦公室，還有許多志工來來去去，幫忙籌辦雜誌。施明德一邊聯絡台北的知識份子陳忠信、魏廷朝等來當編輯，一邊聯繫全國各地的黨外政治人物，找有錢的元老出錢，以雜誌社的名義在各地設辦公室、做全島的組織。他有種天生的靈敏，可以嗅出變化，東湊西湊，就找到不少支持辦雜誌的金主。《美麗島》雜誌社組織在7月確定，社長為許信良，副社長由呂秀蓮、黃天福擔任，總編輯張俊宏，施明德任總經理。8月第一期雜誌出刊前，所有成員拍了一張大合照，儼然已有組成反對黨的氣勢。《美麗島》雜誌社就是沒有黨名的黨，各地服務處其實就是地方黨部。

翻開第一期《美麗島》雜誌封底，編輯委員名單上沒有琳達的名字。雜誌社已開始付她薪水，有編輯委員建議把她加進去，但施明德好像不希望讓太太跟他平起平坐。雖然黨外人士追求民主自由，但女性身處其中，其實地位不平等。

琳達沒有多抱怨什麼，她忙得很，有接待不完的國際媒體，倒是呂秀蓮大聲嚷嚷，她台大法律系畢業，有美國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和哈佛大學法學碩士的高學歷，回國後倡導新女性運動，幾乎是台灣婦女運動的發起人。她老是說黨外有性別歧視，但琳達覺得，另外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性格使然。呂說凡事要求到最好，她寫一篇文章，就要求編輯全文照刊。一開始她積極參與雜誌社的運作，甚至掛名副社長，但沒多久，就有些同事覺得很難和她合作。呂秀蓮有所謂知識份子的潔癖，興致勃勃地要當中產階級的發言人，好像看不起那些街上吃檳榔的基層民眾。她想統馭不同陣營的人，聲稱只要去跟國民黨內的溫和派商量，一切都好辦。她辦9月8日的創刊酒會，一訂場地就是五星級飯店中泰賓館，想請社會上流和國民黨開明派來參加，結果國民黨找了聲稱是反共義士組成的外圍團體來鬧場，把場面搞得很難看。她曾表示：「我們不要太激烈，國民黨就不會抓人。」施明德主張這正是帶頭衝的時候，呂就怪琳達在背後操縱，其實琳達是被施明德拖著走！

呂秀蓮在佈置雜誌社位在九樓的辦公室時，用鐵線把陽台全圍起來，琳達嫌醜，她卻提醒琳達：「妳要以防萬一，這裡出入的人多，小心哪天被推下去！」她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琳達是外國人，不像本地人有那麼強的恐懼感。黨外人士一直處在被恐嚇的狀態，跟蹤監聽是家常便飯，也有隨時被包圍的危險。1979年10月，呂秀蓮驚慌失措地叫大家到她家集合，她身陷險境、被重重包圍。這次她是被假情報嚇到，但事到臨頭時，呂秀蓮終究還是展現勇氣，沒有選擇低頭。危險一直存在，只看參與的人要不要退縮。大家怕雖怕，卻在顫抖與怯懦中手拉著手，團結突破、升高對抗的局勢。



「民主烈士」：被下神經毒的兩隻小狗

在這種充斥緊張的氣氛中，琳達的唯一安慰是家裡養的兩隻小狗，一隻是乳白色的Cream，另一隻是白色長毛的Joey。她不只是天生喜歡小動物，在黨外運動如火如荼下，她更需要兩隻小狗的慰藉。每當她打開家門，看到牠們無憂無慮地對她汪汪叫，就覺得可以把一切的煩惱都擋在門外。但是，情治單位連無辜的小狗也不放過。有天晚上十點多，兩隻小狗原本開心地在庭院裡玩耍，忽然對著圍牆吠個不停。琳達和Nori在床上，循著方向往院子六尺高的圍牆望去，看到牆頭有個黑影在動，像個人頭。隔天早上，琳達發現圍牆另一邊有座梯子，顯然昨晚有人攀著牆沿在監視他們。琳達把兩隻小狗抱在胸前親吻。她把這兩隻忠心的狗當成自己的心肝寶貝，施明德不愛她沒關係，這兩隻小狗愛她就好了。卻沒想到一週後，她就得承受失去牠們的哀慟。

一天晚上八點左右，有個體格魁武的中年外省人忽然找上門，自稱是推銷報紙的業務員，看起來倒像政府特務，問琳達要不要買《青年戰士報》。這是國民黨控制的軍方發行的報紙，琳達覺得莫名其妙，當場拒絕，兩隻小狗卻追著「業務員」衝了出去，頓時不見影子，過了十五分鐘才乖乖回家。琳達摸著牠們的頭，真是捨不得處罰牠們的調皮。Nori在房間內喊琳達，不知道又要使喚她什麼。她攤開桌上的文件，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成英文，翻到累了就上床，想著Cream在她買的紅色沙發上跳上跳下，Joey在院子裡繞圈圈，想著想著就笑著睡著了。深夜她被悽涼的叫聲給吵醒，披衣走進客廳，Cream全身抽搐，一直慘叫。她想說不好了，Joey在哪兒呢？二十分鐘後，院子裡的Joey全身痙攣，也在慘叫。她不敢碰牠們，兩隻狗叫了半小時，力氣耗盡而死。顯然稍早牠們跑出去時被下了毒。Nori走出來，望著琳達的背影，用冷靜的語氣告訴她，情治單位要警告我們，他們隨時可以下毒，我們根本都不知道何時會毒發身亡。琳達轉過頭來，含著眼淚，Nori的眼神跟著迷濛起來。後來琳達問過獸醫，獸醫懷疑是神經毒，設定好六小時後發作致命，送醫也來不及。

隔天早上，長老教會的牧師林弘宣跑來找施明德，他上次來，斗笠被Joey咬破，這次在庭院裡卻找不到那隻調皮的小狗。施明德領著林弘宣，抱起兩隻小狗的屍體，埋在靠近警備總部旁的景美溪河畔。林弘宣把那頂破斗笠放在他們的屍體上，寫上「民主鬥士」，希望兩隻小狗的英魂安息，不忘去騷擾警總裡老是在鎮壓黨外人士的特務！

桃色風暴：革命情侶形象破裂

1979年7月26日晚上六點左右，《聯合報》的顏文閂和另一名女記者登門採訪，琳達接過他們手中的文件，心想這下不妙了。這是一封英文信跟中文翻譯，1978年9月琳達還沒跟施明德舉行公開結婚典禮前，她開始對他心灰意冷，在苦悶的情緒中，寫了一封信給她在美國的教授情人翟若適，哭訴她被逼著要跟一個狂熱的台獨政治犯結婚，懇求舊情人來台灣一趟，幫忙擺脫他。琳達當初是託一個美國記者送信，還有收到翟若適的回信。這下才知道，情治單位中途把信攔截下來，只是影印副本，正本照樣送到收件人手上，做得神不知鬼不覺。記者送來的資料附上琳達穿著露背裝與愛狗Cream的合照和信件原文的中文翻譯，譯文加油添醋，把琳達跟施明德間的關係形容得非常聳動，描述琳達像一個妖豔的蛇蠍魔女，隨時在尋找獵物、勾引身邊男人，還加上「筷子與糯米團」為標題，諷刺身材肥胖的琳達與瘦骨如材的施明德的婚姻。

《聯合報》是一家民間報社，但是立場非常偏向國民黨。記者跟琳達說，他們來拜訪是要了解當事人的意思，做個平衡報導。他們的消息來源自稱是「中華民國愛國青年」，聲稱這封信飄在史丹佛的校園，他在風中撿到，仔細閱讀後決定披露，免得蛇蠍女妖繼續殘害我們的青年。他不只把信件寄給《聯合報》，還到處發送給平面媒體與教會組織。這不知是愛國青年還是情治單位的花招？

施明德看著琳達，她只能承認信是她寫的，現在唯一能做的，是提供記者兩人比較上相的照片，她選了兩人在牆上和服前的合照。那件和服的繡面上，飛舞著丹頂鶴，是琳達第一次到台灣來做田野調查，母親過境日本時買給她的。她佈置大坪林的落腳處時，把和服當戰袍一樣掛在牆上。施明德搬來跟她住時，堂堂正正像個指揮若定的將軍，端坐在和服前，和琳達拍下夫妻合照。施明德送走記者，回頭鐵青著臉撂下狠話：「這種事再發生一次，我就跟妳離婚！」施明德知道，國民黨一定會大肆公佈這些文件，好打擊黨外陣營的士氣。因為理想而結合的革命伴侶，會變成一個笑掉人大牙的笑話。果不其然，戲謔的報導隨之而來，隔天7月27日，《聯合報》刊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報導。

當時很多人相信施明德和艾琳達是恩愛的革命伴侶，這篇報導打破了這個幻象，國民黨宣傳單位讓他們非常難堪。有位「瑪利諾會」（Maryknoll, 全名「美國天主教外方傳教會」 The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的神父來找琳達，問她這件事的真偽。這個搞社會運動的美國神父，從不懼怕對抗國民黨，但當他聽到琳達親口承認這件事確有所本，擤著鼻子，差點哭出來。到現在，琳達想起這個遭遇還是相當難過。

但是，這則新聞也不是只有負面效應。那是個資訊封閉的時代，只有三家電視台、報紙，用手指也可以數得出來，還只限每日發行四大張，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當女巫琳達跟施明德的事蹟被刊出來後，頓時之間，他們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施明德在黨外陣營裡，原本因為沒有公職身分，所以不是那麼有名，現在卻被報出有個受高等教育的美國女性下嫁於他，反而打響他的知名度。許多同情黨外的人，看了這份報導，猜測這是人身攻擊，只注意到琳達與施明德抱持的崇高理念。這使得施明德更容易推動很多事，因為支持黨外的人們會說：「我知道你，你是跟那個替『國際特赦組織』工作的美國女子結婚的政治犯。你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坐過十五年苦牢，真是辛苦。」

同志之間，誰能信任？

而被形容成巫婆的琳達呢？現在則辛苦得像個女傭。她跑上跑下，忙著搬家。房東又受到情治單位的壓力，第二次逼他們搬家。他們搬到仁愛路和信義路的交叉口、省議員林義雄的住家二樓，走個路就到《美麗島》雜誌社的辦公室。雜誌社的辦公室常有人來來去去，所以編輯部被放到琳達的客廳與一間多出來的臥室，她和施明德住主臥室，後面還有兩個客房，一間給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主任陳菊北上休息用，另一間則當倉庫。琳達把放在大坪林住家的紅色皮沙發搬進客廳，移來移去，總算擺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她一下子掃地、一下子清廁所，最後滿頭大汗，再去廈門街買來二手辦公桌椅櫃子，總算大功告成。她覺得男人們老是在高談闊論，而她一個美國女人，看起來高高在上，但是很多粗活是她在扛，施明德就是比著手勢使喚她，頂多喊人來幫忙。

正在幫琳達扛家具的這個人，叫做徐春泰，這個外號「泰國」的政治犯是施明德的獄友。他長得高高胖胖，常跟著施明德。他說他是泰國的華僑，1960年代在中華民國使館工作，自稱因共產理念想暗殺泰皇，被國民黨以共匪罪嫌逮捕，關了十五年。他說施明德曾參與「泰源事件」，夥同台東泰源監獄的囚犯暴動，要推翻國民黨。失敗後，他為了掩護施明德，曾經在冬天裡被丟在冷水池內逼供，但他打死不說。他講得對施明德多忠誠，但施明德叫琳達別相信他，他親共。琳達知道情治單位無所不在，到處滲透，她也搞不清楚誰真誰假。施明德說，反正我們缺人手，妳湊合著用，只要不把機密文件讓別人碰就好。

黨外陣營裡，因為情治單位的滲透，搞得人和人很難建立互信。但更難防的是同志間互相分化、彼此猜忌。黨外陣營裡的主要人物是本省籍的菁英，大多主張台灣獨立；再來是一些懷抱左派理想的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外省籍，但也有本省人，他們嚮往共產中國，希望能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橋頭事件」後，這兩派人結合而成黨外陣營，聲勢越來越旺，但他們的合作基礎極其脆弱。國民黨利用統獨兩派的分歧來打擊黨外陣營。前面幾次獨派人士被抓，都引起激烈的抗議，逼得他們放人，現在換統派人士被抓了。

9月的時候，曾應徵琳達丈夫的外省籍政治犯張化民被捕，判了十年有期徒刑，他寫了本書，揭發情治單位跟大財團間的掛勾。後來以開茶藝館「紫藤廬」出名的周渝，在編輯會議上告訴琳達這件事。他說，張化民參加黨外運動已經很久了，怎麼會沒人聲援他？琳達跟周渝說，我們得做點什麼，不能因為他是外省人就不救。他們在雜誌社門口貼了張海報，許多人來來往往，卻不怎麼在意。琳達覺得大家各自為政，一點都沒有團隊精神，這樣會讓國民黨趁隙而入。

許信良曾說：地方的黨外人士有行動力，但卻沒什麼社會思考；左派能提出理論，卻沒有群眾基礎。這兩派若是能結合，就像手腦並用，才能真正擴大黨外運動的聲勢，抗衡國民黨。可惜這只是難以企及的理想，1979年4月時，施明德與黃信介決定推動中華民國重新加入聯合國，認為台灣應有適當的國際地位，不能被排除於國際社會。他們希望國民黨內的溫和派會加入，但這些所謂的溫和派，只是做做樣子，沒有反應。施明德要發表聲明的前一晚，陳鼓應來家裡拜訪，琳達邊翻譯打字邊跟他寒暄。隔天4月12日早上，黃信介集合統派獨派，希望統派的人可以簽這份聲明。聲明訴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接受內戰分裂的現實，進行對等談判，兩岸要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台灣要申請加入聯合國。統派的人無法接受，因為對他們來說，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就是分裂國土。更難堪的是陳鼓應，他忽然變得很不安，嘆了口氣：「明德兄啊，昨晚我到你家去，你怎麼不先跟我商量？」他在室內踱了幾步，帶著統派的同志走出去了。

小說家陳映真在10月3日二度被捕，他之前就以「為匪宣傳」等罪名被關了七年，也是在1975年特赦出獄。他的作品充滿社會關懷，也對大中國抱持著憧憬，所以他雖是本省人，卻被劃為具左派思想的統派作家。國民黨逮捕陳映真，像是施加外力，就要把這個鬆散的組合沿著縫隙撕裂。

琳達拿著強力膠，想把牆壁的縫隙給補平，才發現這條裂縫已經越來越深。施明德聽到陳映真被抓，即便他曾勸琳達不要跟這種統派混在一起，但基於基本人權的原則，還是決定發出聲援。他知道海外同鄉中，有不少人同情陳映真的立場，就用雜誌社的電話打到海外，要鼓動同鄉有所行動，表達抗議。他盡說反話，勸同鄉們不要激動，不要因為這種事就去燒國民黨在海外的辦事處云云。他是用個人名義去做，並沒有動員雜誌社的組織。而琳達則是在家裡拚命打電話，給可以聯絡到的台灣同鄉會、國際媒體、國際人權組織，報導這件抓人的事件。結果隔天電話公司跑來說要「修電話」，修著修著，就讓琳達有兩天無電話可用了。電話剛通，她把線路接好，就出門去跟王拓和一些《夏潮》雜誌的左派人士到警備總部在博愛路的辦公室抗議。他們十來個人就在下班時間坐在門口，表示不放人就不走。

這次，陳映真被捕不到三十六個小時，就奇蹟似地被放出來。他衝到琳達家門口，給她一個大擁抱。但施明德卻接到罵他的電話，說他為什麼去救統派。對琳達這些在台灣從事人權救援的外國人來說，爭取民主自由是終極價值，大家都被打壓，何必分統派獨派！施明德都在訓琳達太左傾了，卻還被罵包庇共產黨。琳達聽了生氣，如此狹隘，這就是台灣黨外運動的格局！她與梅心怡為台灣的人權與民主拼死拼活，並不預設特定的統獨立場，而是要維護每個人的人權以及台灣人民對未來自決的權力。

琳達從菲律賓回來後就覺得黨外運動太狹隘，希望黨外可以更有國際觀。現在她發現國民黨抓人的步調越來越快，也希望可以從國際上討救兵。余登發受審時，「國際特赦組織」曾派一名日本教授來台訪察；11月中旬，加拿大人Laurie S. Wiseberg來台，她在1976年組了一個「國際人權救援聯絡網」（Human Rights Internet）。這些國際組織的代表讓琳達有個想法：與其透過梅心怡或是海外同鄉幫忙，不如在台灣成立一個國際組織的分部，更有利於直接進行人權救援。她透過旅美的法學教授陳隆志，聯繫上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組織「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想在高雄成立台灣分部。她本來想聯繫「國際特赦組織」，但他們卻規定成員只能救援它國的政治犯。琳達怎麼等得了其他國的志工來台灣救人？情勢越演越烈，她只想立刻搬救兵，上火線跟警總對抗。

巡迴全省，串聯反對勢力

整個秋天，雜誌社的工作人員穿梭在剛完工的高速公路，巡迴全國，凝聚民眾的支持。《美麗島》的主要領導人從這年夏天組織雜誌社開始，就一直遭到恐嚇與跟監。他們之中有坐牢多年的政治犯，也有甘願放棄光明前途的律師。他們並不是全然無懼，卻努力克服怯懦，邊辦雜誌，邊巡迴全國串聯反對勢力；軍隊出動催淚瓦斯、坦克車與機關槍，美麗島人手無寸鐵，唯一的憑藉是民眾的支持。他們辦的雜誌沒有通路，託郵局寄送會被整批寄丟，但印一期卻可以賣十萬本。他們老是擔心辦公室的租金付不付得出來—起碼琳達擔心得很，但許多中小企業主穿著家常便衣，站在活動會場後頭默默旁觀，散會時搶上前去，遞過裝滿鈔票的黑色手提包—這些人是台灣戰後出生的世代，不像他們的父母一代被二二八血腥鎮壓嚇到不敢反抗。這時的台灣人民，在經濟情況好轉後，決定要進一步爭取民主自由，不甘再受到軍事戒嚴法的壓迫。

琳達隨著施明德到全省舉辦《美麗島》雜誌社各地服務處的成立大會。南投那場，國民黨出動坦克車在門外繞行，民眾還是勇敢地走進會場；警察在會場外圍了兩三圈，民眾用人海戰術，手拉手結成人鏈，打破警察的包圍網；在台中，借了學校操場當會場，一抬頭，校舍的屋頂架滿整排機關槍，施明德還是鎮定地請大家傳遞火把宣示。黨外運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幾場活動有高達兩三萬人參加。民眾越來越不怕警察、越來越敢反抗不義的政權，隨時可能引發雪崩，讓整個戒嚴體制垮台。《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也步步為營，深怕擦槍走火—若民眾被軍警激到先動手打人，就給了他們鎮壓的藉口，讓整個運動功虧一簣。

施明德不時會對琳達大現殷勤，哄她穿得漂漂亮亮，一起去參加活動。他說，民眾看到現場有外國人作見證，會比較有安全感。琳達不想只當施明德的跟班，她有自己的主見和行動。她繼續培養外國友人，請他們翻譯台灣的人權文件，寄到海外給梅心怡；她也想發揮女性角色，組織政治犯家屬支援團體。11月中，她找了跟陳映真的太太和同時被捕的李慶榮的太太，請她們向黨外人士的妻子講述先生被抓、家裡被搜查的經過，讓大家能有心理準備，預先設想若是遇到了要怎麼因應。這些預備工作，在日後都派上用場、幫了大忙。那場民主的聖戰，即將來臨。

《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在高雄舉辦活動。在戒嚴時代，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制，本來計畫在高雄體育場舉辦大型集會，但被警方阻撓，所以換成遊行。這當然也是非法行為，但他們就是要挑戰這種箝制人民權利的惡法。施明德是遊行的主要籌辦人之一，陳菊跟林弘宣早已去高雄成立服務處。琳達在12月9日就跟著施明德，來到高雄這個反國民黨的大本營。

另一位主要籌辦人楊青矗是專門描寫勞工百態的小說家，他和施明德在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二樓的辦公室商量著要買火把，規劃遊行的路線。辦公室裡人聲鼎沸，許多志工來來去去。琳達找了一個角落，捲起袖子、趴在地上，做起「國際人權聯盟」的旗幟，足足有十二尺乘六尺見方。儘管已經是冬天了，南台灣的氣候還是搞得她滿頭大汗。她抹了抹額頭，對旁邊也趴在地上做標語的張溫鷹笑了笑。張溫鷹是牙醫，「美麗島事件」後幫逃亡中的施明德整型，因此自己也入獄，後來選上台中市長。她們倆從下午開始，完成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兩人正打算拉開旗幟時，外面忽然傳來志工的鼓譟—有人被抓了！

琳達衝出去看看怎麼一回事。她隨著人潮來到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已經有幾十個人坐在門口要為被抓的人討個公道。這兩個人是雜誌社的志工，一個是本省人邱勝雄，另一個是出身眷村的姚國建。他們開著宣傳車上街宣傳隔日的人權日活動時，跟警察發生一些爭執，結果被帶回警局，後來又被押到附近的警備總部南區司令部。從八點半他們被拖進警局，外面的人越圍越多，大部分是雜誌社的志工，擔心兩人被刑求。警察把鐵門拉下來，避不見面。幾位長老教會的牧師帶領大家手拉手唱歌，先唱台語民謠〈望春風〉，接著唱國語歌曲〈美麗島〉。〈美麗島〉改編自女詩人陳秀喜的作品，描寫先民開拓台灣的辛苦與這塊島嶼的風土民情。警察還是閉門不出，牧師們說：弟兄姊妹們，我們來唱激昂的進行曲。他們徹夜唱著，唱到午夜十二點，這兩個人才全身傷痕累累地被放出來。隔天，「美麗島」的成員決定去高雄市第一分局抗議，要求撤換鼓山分局的局長。琳達打了電話給海外同鄉，報導「鼓山事件」。

披上三色帶，準備出征

遊行前夕，琳達總算拿到託人從台北帶下來的三色帶。兩個月前，她就挑了顏色和布料，請志工縫製紅黃綠相間的三色彩帶，二十條大條的披在身上，三十條小條的則可別在上臂，用來識別「美麗島」的主要成員。之前7月她跟施明德去參加黨外在台中的活動時，發現遊覽車上的文字標語都被撕掉了。因此，她覺得要有識別標誌，最好顏色能代表黨外陣營跟《美麗島》雜誌社。坐車回台北時，她被高速公路上的風景震攝住了─金黃色的夕陽、籠罩著紅磚厝、也灑滿了綠油油的稻田，這是跟她的國家完全不同的風景。紅黃綠的景緻讓疲倦的她精神一振，覺得又可以為台灣的民主自由拼下去。少女時代，她就是為這樣整片綠油油的稻田而心動，彷彿她這一生的命運，就要跟這片紅黃綠交織的風景分不開了。這三種顏色，也成為《美麗島》雜誌第一到三期封面的顏色。

施明德是遊行的總指揮，琳達為他披上三色帶和另一條繡有他名字的彩帶。他穿著一件有灰色肩章、軍裝風格的黑毛衣，琳達則穿著在菲律賓買的寬鬆白色長洋裝。她在整理衣服的皺摺時，Nori稱讚她真有自由女神的樣子。琳達照了照鏡子，結實的身形、堅強的線條—嗯，真的有像。

民主聖戰：世界人權日遊行

1979年12月10號晚間六點，天色漸漸暗下，遊行隊伍準備出發時，琳達為主要的領導人一個個掛上三色帶。施明德和姚嘉文登上改裝的小貨車作前導，琳達和陳菊、曾心儀、蘇治芬張起「國際人權聯盟」的旗幟走在隊伍中。剛開始大約有三百人，前頭的一百人手持火把。遊行從《美麗島》高雄服務處出發，朝幾條街外的中正路圓環邁進─2010年，這個簡陋的圓環，成為高雄市捷運的中心美麗島站。

小貨車開到圓環時停了下來，群眾鼓譟要警察局長下臺。鎮暴部隊立刻團團圍住遊行隊伍，有更多人想加入，卻被擋在封鎖線外。施明德和姚嘉文決定進去警局交涉，進去之前，施明德安撫民眾，要眾人待在原地，不要輕舉妄動。十五分鐘後，琳達發現人群中有不明人士穿梭，她開始覺得不對勁。遠方鎮暴車射來強光，她看到車頂上冒著煙，不知是不是催淚瓦斯。她瞇著眼看見Nori走出警局、站上貨車。他指揮遊行群眾從另一條街走回美麗島服務處。

施明德站在貨車上，指揮群眾左轉，不要和鎮暴車正面撞上。這一側的封鎖線只有輕裝步行的警力，小貨車和遊行者突破警方陣線。隊伍走了約十分鐘，警方已在服務處附近築起另一道防線。這些警察全副武裝，舉著一人高的盾牌護身，小腿上綁著鐵片。一瞬間，琳達聽到棍子擊打鐵片的撞擊聲，但就是不見下手的人。一百多名手持電擊棍的憲警就戰備位置，試圖阻擋群眾，但見群眾像汪洋大海般湧上，一時之間不知從何下手。警方暫時撤退。

後來情勢緩和了些，幾千名民眾鑽出附近街巷，聚集了過來，琳達估計一度至少有五萬人。一輛裝有擴音器的大貨車停在服務處前，黃信介和呂秀蓮登上車開始演講，長老教會的年輕牧師大聲喊著關懷農民與勞苦大眾的口號，帶領群眾用台語呼喊：「Bilido si lan e（美麗島是我們的）！」琳達聽得入神。過了一陣，她看到一小隊鎮暴警察擠入人群，逼進充當講台的貨車，好像打算阻止演講進行，但在車前被民眾圍住。她排開人群，想過去看看，忽然發現身旁跟著三十多個民眾，好像在等琳達開口向鎮暴警察挑釁，他們就可以攻擊。琳達趕緊抽身離開。車上演說繼續進行，群眾安靜而平和。現場氣氛激昂，成千上萬的人民站出來，在強勢警力的包圍下，以行動證明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到了晚上快十點時，鎮暴部隊開始向封鎖線內的民眾噴灑催淚瓦斯。琳達聽到黃信介宣佈散會，但群眾開始衝撞鎮暴車。

Nori瘦削的手找到琳達。他知道這一刻終於到了。他望著失控的遊行場面，對琳達說：「我為今天晚上坐牢一輩子，我甘願！」街道上瀰漫著催淚瓦斯的煙霧，不知是情緒激蕩還是瓦斯作用，人人淚流滿面。

沉默不語：為被捕做心理準備

當晚，琳達和施明德坐上張俊宏的車，雜誌社領導人決定到台南大飯店集合。Nori一聲不吭，琳達靠在他身旁，翻出包包裡三島由紀夫 （Yukio Mishima） 的小說《奔馬》（Runaway Horses）。她剛看完這本小說，講一個右派的愛國年輕人，出於對天皇的忠誠，去謀殺資本家，事成後自殺。最後一幕是他面對著東昇的太陽切腹。她低聲跟Nori說這個故事：這個人付出生命的代價，完成他心中認定的理想。Nori靜靜地聽著，忽然發出一聲乾嚎，好像脖子被掐住般。他的臉色凝重、沉默不語，他知道已經來到生死關頭，將要承擔被捕的恐怖後果，他的假釋將被撤消，這次至少會被判無期徒刑。他一直希望激起台灣人民反抗的意願，這目的是達到了。

到了台南大飯店，二、三十個人擠進一個大房間，徹夜難眠，面面相覷，直到破曉。眾人只知道自己中了陷阱，後果難以收拾。隔天琳達翻開早報，版面盡是空曠凌亂的街頭，沒有太多前晚遊行的報導，只說民眾整個晚上都在對抗警察、扯下安全島的欄杆、阻礙鎮暴部隊通過。情治單位一時還沒反應過來，但到當天晚上，國民黨控制的媒體出現肅殺的氣氛，聲稱黨外打人、警察受傷。琳達知道，逮捕人的鷹犬就要出動了。

12月11日，施明德和琳達回《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看看。琳達還去醫院探望「鼓山事件」的兩位受害者。姚國建的胸口上布滿了拳印腳印，警察拖著他頭下腳上地上樓梯，他的門牙就這樣被撞斷了。琳達拍了照，向他們要聯絡地址，希望日後找外國記者去採訪。他們本來不想給真實住址，但還是被琳達問了出來。離開醫院，琳達趕回雜誌社的辦公室。一路上，她發現竟然沒有人跟蹤。她的腳步不知不覺輕快多了，情治單位或許一時之間慌了陣腳、沒空理她。

琳達和施明德搭客運回台北，經過休息站時，琳達附在Nori耳邊、勸他逃走：「或許你轉個車到屏東東港，聽說那裡有偷渡的機會。」她不希望她的男人束手就擒，活生生地在自己的眼前被抓走，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可能會被刑求、甚至槍決。這個時候還有機會逃，他該走，走得遠遠的。他只是靜靜地聽，一回頭，喊琳達上車，他們還得趕路。

11日晚上，大家聚集在姚嘉文家裡，討論因應措施。說來說去一直都沒有結論，只是一再重複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怎麼會掉入國民黨製造的陷阱，演變成警民衝突。講來講去，其實只是發洩恐懼的情緒。這些黨外陣營的人曾經簽署過聲明，聲稱「我們願為台灣民主的前途坐牢」。但對多數人來說，坐牢僅是抽象的概念，事到臨頭，不是每個人都能面對。

琳達訪問政治犯時，聽過太多次這樣的情形了。她打斷大家，建議大家集體回到高雄，發個公開聲明，以團結的立場面對社會大眾。即使被捕，也有民眾見證。抱怨是停了下來，卻換成我明天沒空、後天我有事這些推託之詞。琳達有點失望，她覺得這些黨外人士就是中產階級，缺乏承擔考驗的氣魄，不如她在菲律賓遇到的革命志士。但是，琳達又能說什麼呢？畢竟她是外國人，比較沒有被捕的危險，可以從容思考判斷。他們決定隔天召開記者會，跟國民黨道歉，並請康寧祥去跟國民大會交涉。但是，12月12日的記者會上，記者只是拚命照相，像禿鷹一樣，啄食這群垂死的動物。

記者會前的下午，琳達花了點時間在家整理文件，毀掉一些敏感資料。12號晚間十一點，呂秀蓮和陳菊來到琳達家；十二點施明德回來，交代琳達，一旦大逮捕來臨，要趕快打電話給國際人權組織。一位外籍人權工作者Monica Croghan （Nicki） 住在琳達附近，她來自美國，留著一頭黑髮、身材壯碩，相當投入人權工作。琳達早就安排好由Nicki來聯絡海外。琳達套上睡衣，Nori看似已沉沉睡去，她爬上床時，摸到她的男人全身冰冷僵硬，像死去一樣。她沒有搖他。從10號當晚開始，琳達感覺Nori像準備結蛹的昆蟲一樣，持續縮進自己的軀殼內，或許在建構一道牆，預備重新適應即將到來、漫無天日的囚禁。整夜屋外車門開開關關的聲音不斷，好像心理戰術，刻意要屋內人知道四面埋伏。清晨五點，琳達披衣起身，走到房間外的小陽台探看。他們已被重重包圍。

大逮捕，施明德逃亡

13號早上六點，琳達又被車輛的聲音吵醒，她把通訊錄跟日記本塞進還熱烘烘的棉被裡。Nori開始慢條斯理地穿衣服，慎重地說：「妳得回去美國告狀。」琳達急了起來，她在房子裡跑來跑去，想找東西堵住門。總算，她發現剛到大坪林落腳時買的紅色沙發椅，尺寸剛好可以卡進玄關，讓門一時之間無法打開。特務就在門口砰砰砰地敲門，說要搜查。他們推不開門，Nori跑到門口喊說：「小心，我太太在門後放了炸彈！」

琳達拿起電話，線路不通。她知道廚房旁的後門藏了個隱密的樓梯，可以通往其它樓層。她跑到廚房，Nori就在一瞬間從她背後閃過去，一下就不見人影，她甚至來不及回頭跟他道別。這一別，他們再相見是十一年後了。

陳菊從後頭的臥室跑出來，丟給琳達一千元美金。她從後樓梯逃到樓下，想尋求省議員林義雄的庇護。琳達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他們連林義雄一起帶走了。

特務花了一點時間，繞了一圈，從廚房的後門闖了進來。他們推倒琳達，用手帕塞住她的嘴，她的眼鏡在混亂中破了。她使盡全身的力量大聲呼叫，她可不願讓這些特務稱心如意地逮人。她手腳亂揮，拚命跟他們拼搏，要轉移注意力，好爭取Nori逃跑的時間。琳達被架到前頭客房，驚慌中注意到特務到處搜查，還在找施明德，不禁覺得高興。他們眼裡哪有法律，一巴掌就要打向琳達，但有人叫住：「打她沒用！她不會講施明德在哪裡。」施明德後來告訴琳達，他爬過屋頂時還聽見她的尖叫。他們東翻西敲，帶走琳達的研究資料，獨獨漏了塞在棉被裡的通訊錄。

最後，他們像拎小雞一樣，把呂秀蓮從臥室提了出來，她連衣服都還沒穿好，身上還是件長睡衣。琳達在他們身後大叫：「你們憑什麼抓呂秀蓮？」眼看一行人就要離去，這時電話竟然通了，琳達剛告訴Nicki逮人的消息，大塊頭的幹員就跑了進來，從牆上把電話機連線路一起拔掉。

琳達錯愕頹喪地跌坐在凌亂的屋子裡。之後整整一年的時間，她失去整理自己物品的能力。她覺得不管怎麼整理，都會被人翻得亂七八糟。她現在知道，為什麼以前Nori老是亂塞東西，那是出於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你唯一能掌控的只有貼肉藏著的東西。但她得打起精神，用這副疲憊的身體，為她的同志而戰。Nicki已經把逮捕的消息傳出去，她得起身行動了。

她環顧屋內，幸好護照、一千美金和一些零錢還在，通訊錄與日記也沒被搜出來；施明德蒐集的黨外運動照片放在臥室抽屜，竟也沒被查到。琳達把這些文件照片收進一個小行李袋。一個小時後，來了一個加拿大女孩，接下這個行李袋保管。琳達沒見過她，但知道她是Nicki的朋友。她就像許多待在台灣的外籍人權工作者一樣，平常有自己的工作，彼此靠隱密的人際網絡聯繫。一旦有事就悄然動員。

琳達接著跑去外國人聚集的地方大聲叫嚷，她想讓全世界知道，國民黨進行了歷史性的大逮捕，要鎮壓民主運動。她衝去剛成立的「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美國與台灣斷交後，AIT實際上就是大使館。她對美國官員大吼，美國剛通過〈台灣關係法〉，宣稱要促進台灣的人權發展，她要求美國官員拒發國民黨高官簽證。官員冷笑著說：強化台灣的人權就是保持現狀，我們的做法會跟過去一樣。美國官員告訴她，台灣當局不只是到她家抓人，事實上共有十三個「美麗島」領袖被捕。琳達聽了更火大，一定有人一早就向美國官員作過簡報。她對那些排隊辦美國簽證的台灣人大吼：「你們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被捕嗎？這個美國政權幹了什麼好事？」

一路上琳達像瘋婆子一樣到處咆哮，連過馬路時，都對著停在紅燈前的整排汽車駕駛喊：「黨外人士被抓了！黨外人士被抓了！」她再跑去史丹佛中心宣揚逮捕的消息。情治單位跟在她後頭，她加快腳步。她打電話給每個認識的國際媒體，約了《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的記者隔天採訪。這份英文刊物派了許多記者在亞洲各國，常報導亞洲的政經情況，提供西方社會有關亞洲事務的權威消息。

琳達接到Nicki的通知，政治犯的家屬會集合在許榮淑家，她的丈夫省議員張俊宏也在當天被捕。傍晚琳達前去會合時，Nicki正在教這群太太們如何聯絡「國際特赦組織」。琳達在許榮淑家接到一通國際電話。母親從琳達到台灣後，一直都在關心黨外運動的進展。海外的台灣同鄉出錢，請她聯絡西岸一家比較關心社會運動的廣播電台，他們透過琳達妹妹的安排，就在電話中訪問琳達。琳達很鎮定，在一個小時內，用英文簡要地說明黨外運動與這次的大逮捕。電話一掛，新聞局的人就來了，要求琳達明天去找外事警察報到。琳達不打算去，但她知道，被驅逐出境的一刻就要來臨了，她希望自己可以鎮定地面對。

實際上，琳達一點也不鎮定。晚上她不敢回家，待在Nicki家裡。夜裡，恐懼感像藤蔓一樣纏繞她全身，她全身顫抖，拚命發冷汗。她整天都在跑，一靜下來，這幾天的壓力一下爆發，終於再也忍不住，縱情地大哭了一場。這是她這一生第一次經驗到如此恐怖的感覺。她翻來覆去，稍微睡著，就被惡夢驚醒，耳邊一直傳來遭刑求的慘叫和槍斃的槍響。她最後驚醒坐起，雙手痛苦地掩著臉。她覺得一切都完了，台灣的民主運動遭到全面性的鎮壓，先前的努力都已付諸東流。Nicki抱著她，安撫了她一個小時，琳達才得以稍微休息。

隔天早上，她跟這些政治犯的太太們一起送衣服到警總，Nicki與大坪林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嬿嬿也來了，琳達之前就介紹她們認識，好在接下來幫忙家屬。下午的時候，她跟《遠東經濟評論》的特派員約在火車站前的希爾頓飯店，她口述「美麗島事件」跟大逮捕的經過，把整個事件講得很詳細，強調警方包圍群眾。她講到一半，特務就出現了，嚇跑了這位外國記者。琳達早有心理準備，緩慢地起身，跟他們去警政署，這是她要去面對的鬥爭。她有些畏懼，隨後又平靜下來。她從來不知道自己能這麼堅強。

遭驅逐出境

警政署的警察擺著尊重她的樣子，沒給她上手銬。外事警察的主管是一個自稱是Peter Lee的將軍，一副外交官長袖善舞的樣子，用流利的英文問琳達為什麼跟這些叛亂份子在一起？琳達從頭到尾都用英文回答，不想讓警察知道她的中文多好。這個將軍很快就露出猙獰面目，恐嚇要琳達交出護照。護照明明在她隨身皮包，但琳達騙他說護照已經交給記者了，又反問他要她的護照幹什麼？他氣得脖子都紅了，但只得逼著去找AIT補發給琳達旅行文件，不然就無法把她驅逐出境。

琳達趁他生氣的時候，衝到大樓中庭，大吼「抓人啊、抓人啊」，她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故意不讓這些惡行惡狀的小人好過。一名彪形大漢抓她回來，官員要作她的筆錄，拿出好幾本相片，裡面都是琳達參與遊行的紀錄，這些都成為琳達的罪證。她作證是警方「先鎮後暴」。筆錄完成後，官員要求琳達簽名，她看到內容裡有「滋事」的字眼，要求重寫。對方打斷她的話，說怎麼寫都一樣啦！琳達堅持要他們改，她參與了一個可能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事件，不能留下扭曲的紀錄。AIT的官員來了，問琳達有沒有被虐待。琳達指Peter Lee說：「他威脅我！」戳破了他想維持的外交官風度。

媒體記者已經包圍她家。情治單位不讓她回家，而把她送到桃園機場的女警宿舍。隔天，她聯絡上其他在台的外籍人士，知道有人保管了她的日記本，有人則毀掉她的通訊錄，不然會牽連更多人受害。但終究，還是有本筆記落到情治單位手上，正是記有「鼓山事件」兩位受害者的那本。琳達到今天還是耿耿於懷，不知道是不是害了他們，讓他們之後被抓到。

琳達躺在宿舍的通舖上睡不著。情治單位的人送來一口皮箱，那是袁嬿嬿幫忙整理的，她不得不佩服袁嬿嬿蕙質蘭心，打包了許多深具象徵意義，而且派得上用場的東西進去。她趁女警不注意的時候，穿上施明德那件像將軍裝束的黑色毛衣，再把三色帶塞在大衣的前襟。她也沒忘記，要把那些紀錄黨外運動的照片塞在行李箱最底層藏好，慶幸還保住了這些照片。

她的飛機十一點多起飛，她被送去搭機時，AIT跟外事警察陪在她身後。她看到整排記者等在機場的通道，脫下大衣，將三色帶披在黑色毛衣上。這幅畫面立刻傳送到全台灣，琳達要為黨外的同志們打氣，也要為民主自由豎起戰旗。她像個尊貴的公主，即使被迫流亡，仍用最後的尊嚴，在廢墟中升起殘破的旗幟。她要用盡所有的力氣，鼓舞獄中的同志與廣大的台灣人民，不要放棄一心追求的民主與人權。她之後聽說，逃亡中的Nori也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畫面。飛機上的她忍著悲憤、挺直腰桿坐定，她的髮絲散亂、淚痕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心中卻已有奮鬥的方向。她將為營救同志而戰。

李昂　序

愛情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別人的傳記裡，心裡還是難免一陣驚心。

我和艾琳達算是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共同走過台灣戒嚴時期的高度白色恐怖，只是我們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艾琳達積極參與，而我一直以小說寫作為生命中的職志，在旁關懷，以及，能力所及，給予些許的幫助。最後也希望為這個階段留下小說創作。

我們兩人更重大的不同當然來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艾琳達是白種的美國人，為著左派理想，到第三世界的台灣。儘管我們都希望能對台灣的民主有所幫助，然而我們兩個人最密切的交集，居然還為著一個男人—

施明...

目　　錄：
陳菊　序
李昂　序：革命與愛情
How This Book Was Written
English Synopsis
序　幕　選擇
第一章 來自亞洲的包裹 (1949-1963/出生-14歲)
第二章 少女琳達在「自由中國」 (1963-1968/14歲-19歲)
第三章 美國甜心台灣妻 (1968-1975/19-26歲)
第四章　轉折：拋夫棄子、投身人權工作 (1975-78/26-29歲)
第五章　革命伴侶之畸形婚姻 (1978/29歲)
第六章　挑戰戒嚴法 虎背難下 (1979/30歲)
第七章　海外救援 (1980/31歲)
第八章　國際革命經驗、火花四射 (1981-1990/32-41歲)
第九章　重返台灣、勞燕分飛 (1990-1995/41歲-46歲)
第十章　終場告白：美妙的冒險 (1996-/ 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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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陳菊　序
李昂　序：革命與愛情
How This Book Was Written
English Synopsis
序　幕　選擇
第一章 來自亞洲的包裹 (1949-1963/出生-14歲)
第二章 少女琳達在「自由中國」 (1963-1968/14歲-19歲)
第三章 美國甜心台灣妻 (1968-1975/19-26歲)
第四章　轉折：拋夫棄子、投身人權工作 (1975-78/26-29歲)
第五章　革命伴侶之畸形婚姻 (1978/29歲)
第六章　挑戰戒嚴法 虎背難下 (1979/30歲)
第七章　海外救援 (1980/31歲)
第八章　國際革命經驗、火花四射 (1981-1990/32-41歲)
第九章　重返台灣、勞燕分飛 (1990-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