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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著名歷史學家、原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

猝不及防：落入第二次階級鬥爭的深淵 當我一九五三年春天到華中師範學院復學後，經常反思我在教育學院遭遇的、階級鬥爭的苦頭，也算是真正吃一塹，長一智，所以，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即一九五四年一整年，到一九五五年春天，我都穩穩當當，生活得還算快活，有一陣子，我還當了班上的、俄語課的課代表，加之自己的課外活動、文娛表演搞得紅火，系裏系外均有女孩子喜歡我，我也有點兒得意：怎麼樣？快翻身了吧！故在寒暑假回到長沙家裏向父母吹牛時，便情不自禁地揚揚灑灑，津津樂道。這個時候，我父親總是一面靜靜地聽我說，一面靜靜地看著我。我一說罷，沒見他有喜色，反而帶著憂鬱的聲調問我：「你還是那麼喜歡文藝，愛好寫作，總出風頭？我覺得不妥，是會給你惹是非的。」 當時我認為父親這麼講，完全是大驚小怪，毫無根據，難道一次被蛇咬，見了草繩也驚嚇……我知道他老人家對我喜歡文藝不高興，在我小時候就一直督促我學理工，特別學他一生從事的專業―化學。他在化工創業上一生有較大的成就，有多項輝煌發明，可我沒有他這方面的遺傳，反而有祖父讀書、寫文章的基因，而且越是不讓我學文，我越是朝學文的方向奔。儘管《太陽照在姜祥山上》這個長篇那時被整、被封殺，可心裏又在構思另一篇小說了。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一生都得了這個驅之不去的「病」。 我父親還說：「這兩年，你看到黨和政府以及全國的報刊都在猛批電影《武訓傳》吧？」 「看到了。」 「武訓先生為窮孩子乞討，辦了三個『義學』，卻被批判為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反動封建階級投降，否定了人民的階級鬥爭……你說厲害不厲害？誰能想得到？」 「是厲害，是想不到，可與我有麼牽連？我又不去辦義學。」 「你是不辦學，可這與學文，寫文藝作品有關聯……還有這幾年批判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觀點及胡適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包括他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學思想、史學觀等等，你都知道點吧？」 「知道呀，《紅樓夢》我看過，胡適的《嘗試集》、《差不多先生傳》、《我的母親》我過去也讀過；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做學問的一個方法……但對這些我只是像讀別的書一樣。現在批判他們與我有啥關係？」 「是沒什麼直接關係！可這是個趨勢。依我看，搞自然科學，學理工，似乎保險一些；搞社會科學，學人文，很容易撞到槍口上。你沒看到，解放後―是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啊！」 對父親的這一提醒，我那會兒也覺得有點道理，但並沒完全放在心上―自己是個「小蘿蔔頭」，又沒什麼大學問，未必那號矛頭又會對準我？我總不會次次倒楣吧？可事後證明，我父親這位在國民黨政府混過幾十年的、不大不小的簡任官―還是有從政的官場經驗和靈敏的政治嗅覺的。在這一點上，我比父親差遠了，故幾十年來，我次次都是逃不脫的「老運動員」，而父親，儘管在國民黨當過官，卻成了民革中央的一個委員會的委員，且很早就是湖南省政協的政協委員，也挨了一些「整」，但處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比我強，比我好。這是在若干年後，我才悟出其中的味道。 就因自己這方面的「智商」差，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全國批判胡風「反動」思想的運動一開始，我就毫無思想準備地被捲進去了。按說，當時華中師範學院只是在老師中抓胡風分子，中文系抓了個王鳳教授，因他與武漢地區的胡風好友曾卓有聯繫，而在學生中，俄語系一下把我逮住了，這正應了父親的觀點：愛好文藝的，寫文藝作品的，不保險，容易撞到刀口上！我是撞個正著。現在想起來，活該！之所以如此，我大概有如下幾條具體罪狀： 一、 我在與我相好的同學中宣傳了胡風於〈關於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裏講的：作家應發揚「主觀戰鬥精神」，因為這精神是「生活底深入和胸懷底擴大」，「主觀戰鬥精神」並非「主觀唯心論」，而是作家對客觀的「融合」、「滲透」、「擁入」、「搏鬥」、「相生相剋」……「因為在實際生活上，對於客觀事物的理解和發現需要主觀精神的突擊……燃燒，才能使雜質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渾然的藝術生命。」我非常贊成胡風這個論點，甚至認為，這觀念不僅能在寫作上起激情的進攻作用，在幹任何事情和工作上都是前行的動力。而當時宣傳界、文藝界的一些領導和名人對此大加指責、批判，認為「主觀戰鬥精神」實際上是「主觀主義」，「是沒有階級內容的抽象東西」，「因而對文藝創作作出了主觀唯心論的回答。」特別指出「對於這種理論傾向的堅持，實際上成了一種對於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抗拒了。」這一上綱上線，胡風自然成了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幹將，我自覺不自覺地為這個「主觀戰鬥精神」搖旗吶喊，也必然成為批判的對象，毫不冤枉。 二、 胡風肯定「文藝是從生活產生出來的」，但他反對「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於是宣傳界、文藝界一些領導和名人認為胡風這是反對毛主席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基層，深入生產第一線，與工農兵打成一片。而我在一些相好的同學中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完全正確的，號召作者深入工農兵生活也是第一性的，但胡風講的處處有生活、日常生活也是生活，也需體驗，也需吸取，亦是有道理的。要不，文藝作品中非工農兵生活如何表達？我這個解釋自然在運動中被揭發，被批判，被貶為胡風辯護的「可憐應聲蟲」，我也只有低頭認罪。 三、 另外，我除了有上述這些「應聲蟲」的謬論外，對胡風弟子路翎的小說，如《財主的兒女們》、《求愛》―向許多相好的同學們推薦過，特別對他當時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關於抗美援朝的短篇〈窪地上的戰役〉讚不絕口，認為是一篇用作者主觀戰鬥精神與朝鮮戰場的火與血結合的、最激動人心的佳品。作品中的主人翁、志願軍十九歲的年輕戰士王應洪，被駐地一個美麗聰慧的朝鮮姑娘金聖姬愛上了，但由於志願軍的紀律，王應洪不能回應異國姑娘的愛。他只有默默地幫姑娘的家裏挑水，以及幹各種各樣的活路。姑娘暗暗送他一雙取暖的手工襪套，他也立刻報告班長王順，上交給王順。王順是個愛護戰士的好班長，他不僅沒說小夥子一句不對，反而鼓勵王應洪在戰場上更努力地消滅敵人，以報答朝鮮人民對志願軍的關懷。也就在這個時候，班長王順帶著王應洪和全班戰士，在一個深夜到一個山窩窪地的前沿陣地抓俘虜。經過千辛萬苦，抓俘虜的任務完成了。在往回撤時，班長命令副班長帶著其他戰士押俘虜迅速歸隊，而他和王應洪斷後掩護。掩護中，王應洪受了傷，兩人便躲在一個隱蔽的、深深的窪坑中。這時，王應洪從口袋拿出一繡花手帕，手帕中間還有用朝鮮文繡的兩個名字，一個是志願軍戰士王應洪，一個是美麗的朝鮮姑娘金聖姬。王應洪說：「班長，這是金聖姬親自繡的，又悄悄塞到我掛包裏，我上了窪地戰場才發現，現在，我把它交給你，這是紀律。」班長王順好感動，說：「應洪，你還是好好把它收起來吧！為了朝鮮、為了祖國，我們在圓滿完成任務後，一定要活著歸隊。首長和同志們都在等著我們哩！」說時遲，來得快，一隊美帝巡邏兵衝過來了。王應洪急中生智，為幫班長脫險，立即拋出手雷，自己卻中了致命一擊。恰恰這當兒，志願軍的援軍到了，王順背起王應洪，在援軍的幫助下，奔回了本軍陣地。在王順的懷抱裏，年輕的王應洪犧牲了，那塊繡著他和姑娘名字的手帕―灑染著滴滴鮮血……王應洪在這次窪地的戰役中立了頭等功，志願軍首長讓班長王順去金聖姬家報這個訊和交還那染著中國年輕戰士鮮血的、謹守軍隊紀律的繡花手帕。當姑娘接過立功喜報和手帕，雪白雪白的臉，杏圓杏圓的大眼，默默遙望遼遠的天邊，白雲的深處，那兒有英俊的王應洪，有中朝人民凝成的鮮血的友誼、牢不可破的親情和愛情！紀律和愛情溶為一體，天和地合而為一！我當時就被這篇小說陶醉了，一直銘記到今天，但這個作品在反胡風運動中被批為誣衊志願軍的毒草，是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惡劣展現。我當時也為此作了深刻檢討，但我的立場在心裏老轉不過彎來，總在念叨：「這樣的人性論又有什麼不好呢？」 四、 再就是我特別喜歡胡風的另一弟子綠原的詩，也經常將他感染我的作品在相好的同學中傳閱，比方，綠原寫的一首〈螢〉： 蛾是死在燭邊的燭是熄在風邊的青的光霧的光和冷的光永不殯葬於雨夜啊，我真該為你歌唱自己的燈塔自己的路 我很欣賞這道詩，認為這是為小人物的傲骨而寫的。可不是麼？即使死，也要死在烈烈火焰中，狂風暴雨中；那怕化為一瞬間的光，一縷縷淡淡的霧，也不悲悲切切在毛毛雨的夜；你說說，這樣的小螢火蟲、小人物不該歌頌麼？它和他有自己的星星之火，有自己的、但丁說的那條不為人左右的路！ 這首短詩的哲學藝術性，這首詩的崇高人格化，在反胡風運動中亦被批得體無完膚―是無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情調！而我李德復就愛這種反動的調調，若不挨批―批誰？ 五、 最後就是批判自己的反動「出新」和反動言論了。比方我在討論《聯共黨史》中講的辯證唯物論時，我曾向老師發問：「不是說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奴隸社會，是從量變到質變；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也是從量變到質變；再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亦是從量變到質變；接著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更是從量變到質變；最後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自然仍是從量變到質變……那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還有沒有從量變到質變呢？如有的話，那是個什麼社會？如沒有的話，這個辯證規律不是失效了麼？恩格斯講的否定之否定，不是到此打句號了麼？」我這一提，自然引起老師不滿，遭到同學們起哄，我這個准胡風分子便罪加一等了。 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掀起的這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後來發展到清查「胡風反黨反革命集團」，這與他上呈中央「三十萬言書」有關，這「三十萬言書」他自己概括為：批判他的人「在讀者和作家頭上放了五把『理論』刀子」，即：（一）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善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二）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四）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五）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再加上他的主要弟子和朋友舒蕪等揭發他二十世紀四○年代以來給他們寫的所謂私人密信，於是被定性為「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王國」……看到各個報刊上公佈這些權威「批示」和「按語」，我當時幾乎嚇暈了，因為我的那些言行，至少與「五把刀子」擦了毛毛邊，挖我的思想根源、階級根源必然掛得上，繫得住，真是天網恢恢，我插翅難逃了。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低頭認命，坦白，交代。上帝都救不了。 這次階級鬥爭與教育學院那次階級鬥爭的搞法有相同與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全班同學把我圍到中間，或讓我站在突出的臺子上由大家批判，我交代；若交代得不如大家的上綱上線，就繼續批，繼續鬥，直到我完全合乎大家的要求為止。我當時悟出的經驗是：只要自己把自己罵得豬狗不如，別人怎麼上綱加碼，自己就怎麼承諾答應，還要苦著臉，似乎真地被他們徹底征服，自己再狡猾也得交待……並看到批判的人們臉上忍著極痛快的微笑，那就說明―這一問題可以過關了。就這麼一關關地過，到大家認為我被徹底打倒―就等著組織處理、判決，才算了事。 可這一回，在上述的那個基礎上，加上了土改中行之有效的「札根串連」辦法，即團幹部、班幹部先做與我相好的、幾個同學的工作，把他們發動起來，揭露我的隱私言行，與胡風思想掛得上勾的「反動言論」，並對這類言行進行想像、加工、擴大，逼我只能走承認是反革命的這條路……那真叫「觸及靈魂深處」，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哀求沒有用，痛苦流涕也沒得門，唯有在心裏學魯迅的阿Ｑ，用阿Ｑ的精神救護法牽著自己的手走下去、活下去……當時，我只是悶著頭想，這階級鬥爭的藝術，這整人榨思想的技巧，真是越來越進步，越來越精巧了。 可以想像，我當時不僅是眾矢之的，幾乎分分秒秒都孤獨，猶如荒野裏的一條可憐的野狗，儘管四周階級鬥爭的烈火熊熊，熱氣沖天，似乎每一雙看我的眼睛―包括之前，在我各方面風頭正旺時的本系、外系女孩送來的頻頻秋波，現而今也都變成了獵槍的槍口，向我射出階級的、仇恨的子彈……我是不是死去了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可我為什麼還活著？因為有一個女獵手的槍口放出的是溫馨的氣息，救命的微笑……

猝不及防：落入第二次階級鬥爭的深淵 當我一九五三年春天到華中師範學院復學後，經常反思我在教育學院遭遇的、階級鬥爭的苦頭，也算是真正吃一塹，長一智，所以，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即一九五四年一整年，到一九五五年春天，我都穩穩當當，生活得還算快活，有一陣子，我還當了班上的、俄語課的課代表，加之自己的課外活動、文娛表演搞得紅火，系裏系外均有女孩子喜歡我，我也有點兒得意：怎麼樣？快翻身了吧！故在寒暑假回到長沙家裏向父母吹牛時，便情不自禁地揚揚灑灑，津津樂道。這個時候，我父親總是一面靜靜地聽我說，一面靜靜地看著我。...

前言

二○○六年六月十二日，是我與老婆李婉靈的金婚紀念日。這天，我請她給我這一生來個鑒定。她說了兩個短語、七個字：「雞扒命，死不安分。」

想想也是的，而今扒了七十七年，不僅汗流浹背，還血流浹背過，卻沒扒出什麼自己稍微滿意的、像樣的東西。既可憐，也討人嫌。

按說，如今在名義上我是退休了，別再雞扒命地扒個不休吧。

可老了老了，老不心甘，總想說點什麼，寫點什麼：說點過去想說卻沒有說出來的，寫點過去想寫卻不敢寫出來的。若說私心，是想自己給這個培育我的地球留一粒塵土―哪怕是烏黑的灰燼哩！至於對後人有什麼利弊，他們喜歡還是討厭，我就顧不得了。寫這個東西，我唯一的自信是：只要寫出來就有人看，哪怕是罵娘咧，也得看下去。

我這一生經歷了蔣介石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還生活在胡錦濤時代。每個時代，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遭遇，不同的覺悟……每個時代都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有的烙印淺，有的烙印深，其中有大悲大喜，亦有自暴自棄，自慚形穢和小小的自得其樂……這一切，與我同時代的男女老少都會有同感的。因為世上的每一個人都是一部長篇小說，一本厚厚的書，問題是你願不願意講出來，寫出來。

多年來，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是盧梭的《懺悔錄》。學盧梭，我想把自己幹的好事、壞事、風光的事，以及見不得人的事均在此展覽展覽，見見光吧。

不管怎麼說，自己耍了幾十年的筆桿子，可不少時候，是高高在上的大腦指揮我的小腦袋，是一隻巨手掌握我的馴服之手，叫我寫什麼我就寫什麼，而且，我十萬分心甘情願！現在，我蠻想用自己的腦、自己的手寫寫自己。孔子在《論語‧為政》中不是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麼？我真想隨心所欲一下，至於逾不逾矩？過去沒逾矩，卻常被批判為逾矩，現今，即使客觀允許逾點矩，怕也難逾了。幾十年的媳婦熬成婆，想裝嫩也裝不成了啊。我就試一﹁湯火」吧！老朽老朽，腐朽之前，總能冒一點出其不意的真經！

也許看家要問，你既然寫自己，為什麼不從頭寫起，卻攔腰一斬，從「文革」寫起呢？這是因為，這段歷史是我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最想死，最想活之時，亦最骯髒、最清白的一頁頁生命、一聲聲靈魂之音！

動筆之前，我還要聲明一下，本文除講了些真名外，其他代號、文字均是用魯迅先生塑造人物的辦法，即：「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錄自魯迅《創作的經驗》一書）。所以，萬望讀者不要對號入座。本文文體，我定為長篇紀實小說。一切源於生活，有的情節、細節高於生活；有的則低於生活。完完全全的真實―是可怕的美麗，美麗的可怕。

好啦，閒話少說，下面就言歸正傳。

前言

二○○六年六月十二日，是我與老婆李婉靈的金婚紀念日。這天，我請她給我這一生來個鑒定。她說了兩個短語、七個字：「雞扒命，死不安分。」

想想也是的，而今扒了七十七年，不僅汗流浹背，還血流浹背過，卻沒扒出什麼自己稍微滿意的、像樣的東西。既可憐，也討人嫌。

按說，如今在名義上我是退休了，別再雞扒命地扒個不休吧。

可老了老了，老不心甘，總想說點什麼，寫點什麼：說點過去想說卻沒有說出來的，寫點過去想寫卻不敢寫出來的。若說私心，是想自己給這個培育我的地球留一粒塵土―哪怕是烏黑的灰燼哩！至於對後人有什麼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