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任何地方凡是有一個地方、一段時間和一份能量耗費之間的互動，也就有了韻律(rhythm)。
—— 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世界環繞著身體，展開連結。在傾聽世界的聲音時，我們首先聽到的是自己的身體。就像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開啟日常生活、空間和韻律研究的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我們從自己的身體中學會韻律，然後才知道如何去領會外在的韻律。身體就像是我們的節拍器(Lefebvre 2004: 19)。無論是生活、書寫、閱讀與思想，都必須通過我們的身體。

身體不僅是我們感知自己和世界的介質之一，還是其中最無可化約的介質。如此構成了我論述的核心。這不僅是我在本書第五章談身體情境性和後殖民的陰性情境時的焦點，同時也串連了前四章的主題，無論是語言、翻譯、地方、現代性、主體性，以及欲望，都無法跳脫身體這個根本的介質。人文學者必須停止假裝自己沒有身體。身體，是無法化約的基質。如此宣稱，是否讓我陷入了所謂的身體本質論？不盡然。本書的另一個核心在於解構建構和本質之間的對立，無論其以哪種形式在展現。因此，當我在討論語言、地方和主體性時，總是會回到身體及其感受性和界線/限。

長久以來，作為翻譯者、思考者、研究者和書寫者，我一直體會並見證著書寫的物質性(materiality of writing)。書寫並不是抽離肉身的腦部活動，更不是單純的思想紀錄與整理。書寫本身是一個肉身化的精神活動，以及思想的物質過程，牽涉到多重交疊的「物質性」，包括肉身的、心理的、技術的、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肉身的，也並非對立於「文化」的「身體」，而是活生生的、多重中介的、可以被科技提昇或操弄的。廣義的書寫政治，發生在許多制度性的書寫中，包括科學社群當中的書寫。

在當代思潮中，我個人特別關注的是「後殖民」(the postcolonial)和「後人類」(the posthuman)這兩大問題意識。基本上，這些問題意識體現了社會現實中不同向度的切面，交錯開展在我們的思考圖像中。其交會點正是在於對「人」(Man, the human)這個意符的解構與重構，而這無不牽涉到持續翻譯與闡連的過程。重新去定義「人」的內涵，釐清其中涉及的知識╱權力版圖與鬥爭，商榷人類肉身的體質構成與人我界線，乃至於人類個體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這些可以說是「後人類」和「後殖民」做為問題意識的最核心交會點。書寫是攸關生死存亡的科技，甚至可以說是在生理構成之外，人類演化的第二條路線。

任何一種觀點都是特定視線的呈現，而所有的視線要成為可能，都必然要站在特定的觀看位置，都必須透過特定的「科技」去「看見」。在所有科技當中，後殖民知識份子所能藉以改變世界的，最主要的仍是書寫，包括各種善用嶄新科技與科學工具與質材的多媒介書寫工作。科學和倫理是兩個必須並置思考的問題。女性的、後殖民╱全球化情境、新科技-科學政權下的知識份子，在面對世界時所可能具有的能動力，行動與改變世界的空間，究竟在哪裡？對我來說，這始終是無法迴避的問題。我長久以來所進行的思考勞動，乃是關於「書寫」世界的知識與倫理可能性，尤其當你站在一個近似人而非「全人」的位置。這些體會與思考構成我個人研究的核心軸線，讓我得以扣合個人的生命歷程和理論研究。
更重要的是，位置並非立基於抽離的觀點或抽象的時空定點，而包括了語文、肉身、土地、情境和載體。這本書「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強調思考最後仍必須回歸到最難以掌握與言說的身體情境性(situationality)，其生成構造的基質(constitutive matrix)，及其難以理喻的深刻欲望 —— 以我們所身處的時代來說，那就是對「現代」或(the modern)「現代性」(modernity)的欲望。而「現代」這個意符往往和「世界」、「西方」、「進步」、「理性」、「拼音」、「邏輯」、「主體性」、「全球化」等其他相關意符之間產生複雜的交換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扣連本書各章的關鍵線索。

各章皆出自我從2005到2010年所發表的期刊論文，並經過一定程度的修訂和整合。每章皆有獨立的主題與論述，但同時在彼此之間呈現出特定的有機連結，並構成更大的論述整體。此一有機連結的基礎除了導論一開始所強調的身體基質和解構二元對立之外，也在於我身為一個思考者╱翻譯者╱書寫者的後殖民問題意識，關鍵字是界線╱限(boundary/limit)，持續的流動、折衝與暫時定格。有機的界線，事實上任何的界線，原本就充滿了未定、滲透與協商的性格，一個不曾停歇的動態。我一直體會並見證著實質與非實質的「分子化」界線重組，尤其是關於透過跨界的分子化闡連與扣合，來重新進行定位與定義，不管這些界線/限所關涉的是自我、她者、個體、群體、物種、或主體，或語言及文化的系統，乃至於族群、民族、國家、地方等單位。這幾年在陸續出版各篇論文的持續修改與反芻中，思想的綿延和轉向也見證了有機的生長。

就寫作策略而言，本書各章的另一個共同點在於都討論了特定主題的若干辯論。對我來說，討論或重探某些辯論的目的，並不在於為辯論本身提供任何「解決」。而是透過辯論扣連到我所關心的問題意識，做為進一步思考的引子，去釐清其中的脈絡和意義，並發展重要的解釋觀點。

第一章在探討近代中國西化論述中的「世界主義」論述建構與修辭運作中提出了「分子化翻譯」(molecular translation)的觀點。在特定歷史的情境中，「世界主義」的論述型構可以被視為一種跨界分子化翻譯的文化效應。如同所有的文化建構，世界主義的論述也充滿了權力相關的弔詭，包括我稱為「慈善的世界主義」和「參與的世界主義」之間相互對立與矛盾的發言主體位置。透過檢視幾種具體的「世界主義」論述實踐，我想探問的是，「世界」這個名稱如何取得其現代的意含。世界主義、進化主義、民族主義、個人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是無法漠視的議題。藉由重探1935年關於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的辯論內涵，我探討了「西化」與「世界主義」的論述運作中所涉及的二元對立與換置，包括符號的換喻，以及種種換置與換喻所涉及的細部動態。我想指出的是，發言主體性的化成，尤其是現代脈絡下的「非西方」主體的演化與開展，往往有賴於那些持續動態穿越二元對立的分子化翻譯運作與多重喻說， 而非任何鉅觀甚至僵固的整體化認同。

第二章進一步探討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尤其是相關翻譯實踐的越界「分子化」運動，亦即一種跨越既定中西文化疆界的創造與轉化。採取雙線道的書寫策略方式：把「西方」放進「非西方」的境遇，也把「中國」放進「非中國」的更大脈絡中。首先，我釐清了中文改革論述中的「語音中心主義」 ── 充份表現在中文改革百年來對於「拼音系統」和「精確文法」的追求。從後殖民的脈絡去省視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我們將發現，後殖民版本的「語音中心主義」和西方的「邏各斯語音中心主義」之間並非純粹的借用，更涉及一種對西方「源頭」的重構與反思。然後，我探討了魯迅等人「直譯歐洲句法」以改造中國思考方式的翻譯方法論，及其與「中國心智改造」之間的論述關連。接著討論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直譯」觀：藉由直譯原著句法來擴展既定書寫的疆域，以達致「純粹語言」的境界。透過這樣的路徑，迂迴的理論思考，我指出，中國新文化運動者在其特殊的歷史社會情境中，往往不自覺陷入一種語文再現論和文法決定論的誤謬，執著於既定的中西整體二元論，從而低估了文化翻譯的越界創造空間，以及翻譯本身所涉及的分子化運動，儘管他們身為翻譯者早已在身體力行這樣的運動。

第三章從一個特定視角去重探漢字批判在中國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定位，從而探討「書寫」的後殖民問題意識。在這樣的問題性中，書寫的人為或科技性被凸顯出來。換言之，在漢字批判的改革提案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對於文化內在他性(inner alterity)的反思。總體來說，在此一意欲透過設計並推動一個新的語文以便把一個「新中國」引領到╱出世界(wording)的努力中（所謂「推向世界的舞台」，或進入黑格爾意義的「世界歷史」），人類歷史被呈現為一種透過廣義「書寫」來推動的人工演化。而這種有意識的人工演化特別會在「危機」時刻中展露。就像霍爾(Stuart Hall, 1996: 255)在定義「後殖民」時將之形容為一種「形成中的知識域」(episteme-in-formation)，我們在這些改革企圖中所見證並持續見證的也是這樣的動態過程。身為一個中文使用者，我認為有必要更深地去拆解和重構中文的語文現代性，更動態地去了解語文世界與視域的形成，並拆解「『西方』進步乃是其語言文化內部特質「自然演化」的結果」這個未經檢驗的預設，而非框限在獨尊語音/邏各斯的拼音偏見之中。

第四章把視野拉遠到全球女人的問題，從晚近人文思潮中的「地方-倫理的轉向」出發去探討當代女性主義學術的幾個關鍵問題意識，包括歷史、理論和政治之間的糾葛，全球化熱望和後殖民抵抗之間的折衝，普遍價值和地方差異之間的協商，以及更重要地，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強大的新殖民力量，所謂的「全球女性主義」是否可能或必須，或是我們應該擺脫「主義」的誤稱，尋求一種戰略性的跨界結盟，思考一種以在地為基點並包納異己的世界主義。「世界」、「人」和「全球」這類優位意符所牽連的意義叢結，緊緊盤據了被殖民者或文化弱勢者的欲望，包括所謂的「非西方人」，和所謂的「女人」，亦即「非男人」。延續前幾章對翻譯的文化效應的關注，以及對文化內在他性的反思，第四章探討了「女性主義」做為「西方的」和/或「現代的」禮物所具有的矛盾性格。比如「落後的女人」和「女性人權」之類的概念，就如同「落後的語文」和「邏各斯中心主義」之間的曖昧關係，總是要回歸到身體、地方、處境和欲望的跨界運動，以及發言位置的倫理。

本書第五章也就是最後一章回到台灣的論述場域。自從1990年代幾場關於台灣後殖民性的激辯之後，「後殖民」已成為台灣文學批判與史論的重要部分。可惜的是，關於台灣後殖民主體性的深入探討，卻往往因政治立場和其他因素而中斷。我從幾個面向著手重探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場域。首先，透過檢視相關論述中頻見的「女性喻說」，並從身體現象學的取向進一步釐清身體/土地的物質性與能動力，我勾勒了台灣後殖民主體性的「陰性情境」(feminine situation)或陰性情境性(feminine situationality)。接著，我重訪邱貴芬、廖朝陽和廖咸浩等學者在十多年前的辯論，接續他們當年驟然停下的腳步，深入追索其中幾個關鍵的爭議點，尤其是關於「主體位置」、「空白主體」與「主體化」等概念之間的複雜動態。最後，我試圖以「陰性情境」和「空缺主體」之間的相互闡連來理解台灣的主體性空間，以及如何在關於認同建構的文化研究中重新置入土地與肉身的物質性思考。

透過這本書的軌跡，我一直在省思的是，身為一個中文使用者，身在台灣這個地方上，我們所身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情境？如果我們可以用「後殖民」、「全球化」、「世界化」或「現代」來形容這個歷史特定的處境，那又代表了甚麼意思？在當代後殖民「世界化」與「在地化」之間的拉扯中，如何尋找或打造出真正的自己？在後殖民的重複與差異中，如何不落入恆久的文化邊陲或全球學術的加工區，將是我們無法假裝矇住眼睛就以為看不到的問題。欲望不僅表現在符象和語言的層次上，同時也流淌著逃脫符象化的欲求與渴望。要掌握文化內在欲望的韻律，除了更扎實的理論探討和意識深耕之外，也必須願意花功夫去檢視中文論述場域以及台灣本土論述場域中的重要線索。而這正是我在這段寫作歷程中所做的努力。

導論任何地方凡是有一個地方、一段時間和一份能量耗費之間的互動，也就有了韻律(rhythm)。—— 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世界環繞著身體，展開連結。在傾聽世界的聲音時，我們首先聽到的是自己的身體。就像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開啟日常生活、空間和韻律研究的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我們從自己的身體中學會韻律，然後才知道如何去領會外在的韻律。身體就像是我們的節拍器(Lefebvre 2004: 19)。無論是生活、書寫、閱讀與思想，都必須通過我們的身體。身體不僅是我們感知自己和世界的介質之一，還是其中最無可化約...

期待張君玫vs.小心張君玫！──做為抵抗與出路的陰性書寫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殖民地缺乏超越例行公事的精神力量，並且……它缺乏這種能量，因為它不夠相信自己……它設定的完美之地不在自身的現在，也不在自身的過去或未來，而是在它邊界之外的地方，超出它自身的可能……藝術的孕育產生，是由於藝術家及觀眾共同擁有一份熱切又獨特的興趣，對存在於他們所處之國家的那種生活感興趣。」──E. K. Brown, The Problem of a Canadian Literature, 1943

我與張君玫是有距離的。這一段距離不只是東吳和東海的距離，也是德希達（Derrida）與康德（Kant）的距離，更是後殖民之女史碧華克（Spivak）與西方文明之子韋伯（Weber）的距離，是地方性思維與世界性心靈的距離。但是─距離正好觀看，有距離才能遇見。

張君玫是有型的，不單只是視覺印象，更是治學風格，也是知識態度，皆有模有樣。勾勒張君玫的模樣，成為這一篇序文的存在理由。

譯作醞釀書寫

張君玫的譯名當稱人盡皆知。我常言，認真計較起來，在臺灣對於社會學知識的引介、推廣與傳播，張君玫當屬第一，因為──誰人不讀張君玫！只可惜臺灣學界向來蔑視，甚至罔顧翻譯著作對於在地學術發生與生成的影響與價值，總以為著述優於譯作。在臺灣學界，譯作不列為研究向度，不計點為知識勞動。「有為者」多不低就翻譯工作，翻譯被視為不過就是一種工具性地「重現」、「再製」，其知識用心與費力遠遠不及著作書寫的「創造」，借用張君玫在本書中的說法，就是臺灣學界對於翻譯工作的認知陷入一種「語文再現論」的謬誤。

在此無意為張君玫的苦心孤詣卻未能獲得相對應的肯定抱不平，反而要刻劃張君玫藉由孜孜不倦的翻譯工作所累積的知識能量在本書中的盡情發揮。譯作醞釀書寫，從士萊馬赫（F. Schleiermacher）經班雅明（W. Benjamin）到D. Frisby，乃至於鄧曉芒、洪漢鼎，都立下了以翻譯滋養書寫的典範，張君玫是臺灣學界的代表。譯書，是成人之美；寫書，則是揚己之才。本書的五篇論文展現了張君玫由翻譯工作所汲取的養份，進而轉化成為創造知識的才情，也走出了臺灣社會學界自甘淪為或不自覺處於西方學術加工區的困境。

書寫「闡連」譯作

張君玫的書寫，不論內容旨趣的享有，還是觀點策略的繼受，固然源自於譯作的觸動，但是張君玫有本事將譯作轉化成為「自己」的書寫，也就是藉由書寫進行知識創造。有別於臺灣學界一般經驗研究論文的刻板模式，張君玫的書寫並非以西方理論為本，檢視在地經驗為例，反而以一種夾敘夾議的「闡連」（articulated）方式，接合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應用與套用的過程往往是理論歸理論，經驗歸經驗；結果是西方的還是西方的，在地的還是在地的，亦即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在研究中遭遇──遭遇並未接合。闡連不同於應用或者套用，是一種相當於生物產業的「嫁接」。適當的譬喻可以高接梨為例，由於細白多汁的梨種多生長於緯度較高地區，但臺灣的梨種多生長於低海拔淺山地區，如俗稱「粗梨仔」的橫山梨。七○年代初期，東勢果農將日本的溫帶梨梨穗嫁接在橫山梨的枝幹上頭（故稱「高接梨」），使得粗梨仔樹長出幼梨仔。張君玫的書寫堪稱技巧純熟的嫁接，書中論文的西方理論不以套裝出場，在地經驗的亦非待驗案例，反而兩者如同高接梨在嫁接時，必須藉由經驗豐富的老手，方能將梨穗下端削成楔形，以便插入砧木，亦即要求梨穗與枝幹接合時的平整密合。如此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的平整密合，方才使得研究果肉可食味美，而非如一般研究論文聊備一格。最重要的是，闡連嫁接的過程獲得了知識的創造與轉化，並跳脫了體用二元論的爭辯不休。

以小分子搏大敘事

本書的前三章聚焦於「中國」文化現代性論述爭議──翻譯、文字──的耙梳。張君玫將經驗對象安置於中國二十世紀初時空脈絡下文化現代性的重大爭辯，考察了「世界／世界主義」概念翻譯史的演變、翻譯理念與方法的爭辯，到漢字改革的不同主張。這些關於中語文面對現代性，或者說如何步入現代性過程中所引發的各種爭議。張君玫以「分子化」穿梭運動的分析策略勾勒這個論述場域，並藉此消解、打破、逃逸、游移在整體觀的二元對立架構：殖民vs.後殖民、本質vs.建構、東方vs.西方、國粹vs.西化、前現代vs.現代性、形象vs.語音、文明vs.自然、精神vs.物質、主體vs.客體……。如是的二元對立架構成為一般處理中國文化現代性既定的視角框架，而張君玫所謂的「分子化」運動的分析策略係考察文化細部要素的拆解與重組，並探究既定文化整體界線的滲透與超越。張君玫的「陰性」書寫功力展現於對於文化細部細緻的、幽微的娓娓道來，不若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思想巨擘鋪天蓋地，波瀾壯闊的陽剛宣言。張君玫筆下沒有英雄將相的獨占舞臺，亦無重大事件的關鍵時刻，反而多是細小枝節的攀爬依附。但是張君玫的論述策略並不坐落於宏觀元敘事的彼岸，也就是不以巨視vs.微觀的二元對立做為視角框架。張君玫所要強調的是以字詞為單位，探照宛若分子般的滲透、擴散運動之進行，並觀察在這一小波、一小撮的文化分子穿梭運動中，實際上發生改變的接合闡連作用。如是文化風貌的細緻雕琢自然比不上大斧劈鑿來得側影鮮明，但卻深入肌理，實實在在地形塑了文化的真實面貌與血肉軀殼。

界線／限的重劃

既然以分子穿梭運動，所形成的闡連與轉化，使得文化界線的鬆動、游移、介入、修補、逾越、相互穿透，乃至於內爆裂解、自我「突變」，重新劃界，甚或領域消長，成為分子化運動難以事先判斷，精準預測的狀態與結果，也使得後殖民陰性情境經常保持在動態的闡連變化中。用較為通俗直白的語言表述，一切立場堅固、出發點鮮明的東西也許尚未煙消雲散，但都曖昧不明、模糊不清了。現代性、殖民時代以來所建構型形塑的二元對立視角框架已不再壁壘分明，反而必須不斷地對焦劃框，持續地變換調整主體位置。

界線／限的重劃意味著秩序重整，以張君玫在理論上甚為倚重者德希達的說法，就是解構。在張君玫論文中所指涉的解構意涵，特別是指反二元對立論、反中心論，並在一定的社會脈絡下，是反等級制度。界線／限的形成肇因於現代性在普遍理性掛帥的四處征戰下，無役不與，並攻無不克，理性聖戰的結局就是以「肯定性」的判準設置了各種範疇的界線／限，並將經驗事實拘禁在這些界線／限之中。如今範圍與限制的判準在分子穿梭運動中，在「地方─倫理」的轉向中已然模糊。至於張君玫在鬆動模糊界線／限之後所面臨尼采（Nietzsche）意義下的價值重估，雖然論文著墨不多，但可以想見，張君玫會主張以有血有肉的人，以及這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不斷地重新設置界線／限，而非遵循宏大理念的指導與安排。

從發言位置進行抵抗

就我眼見耳聞的有限認識，幾回接觸，張君玫稱不上是社會運動家，在她身上嗅不出「野」的氣味。可是讀她的論文，字裡行間又充滿了在知識論述之外的實踐欲求，但張君玫的實踐欲求並不若帶著野味的運動人士所訴諸的強烈籲求。就外在抗爭與訴求的實際行動上，張君玫並沒有想要怎麼樣，卻讓讀者覺得可以怎麼樣。此話怎講？張君玫以具體的文字確立了一種知識立場，佔據了一個倫理位置，因而也展現了一種抵抗姿態，一種屬於我想像中知識份子的態度及身段，也是我對於讀書人如何實踐的理想解答──不甘寂寞，也不甘沉默，卻不干涉現實。張君玫的書寫具備發揮呼喚、提醒、警示的實踐性格，理由在於她的論述脈絡標誌了確切的歷史意識與地理座標，以及將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並行闡連的接合。這使得張君玫的書寫能夠免除純粹理論闡釋的知識潔癖，也不落入訴求迫切，煽惑挑逗的政治宣言激情之中，而是字裡行間流露著蠢蠢欲動的渴望欲求。

換言之，張君玫的實踐潛能在於她以論述闡連或開創的抵抗性概念，例如「分子化翻譯」（翻譯的分子化運動）與「陰性情境」。我不使用「攻擊」而以「抵抗」這個字詞描述張君玫的實踐欲求，在於標記她所身處或所經歷的戰爭或暴力處境。張君玫的論文透露一種反抗現代性的專橫霸道、抵禦殖民性格的唯我獨尊─男人壓迫女人、文明濫用自然、理性輕蔑感性、科學排擠常識、系統支配生活。然而抵抗性概念並未失卻對現狀的批判力道，也能提供對抗現實處境的另類選項。令我敬重的是，作為實踐策略，張君玫所提出的抵抗性概念並沒有陷入班雅明所謂的「左派憂鬱症」（Linke Melancholie, 1931），一種對於過往精神財產所留下的痕跡而引以為傲的依戀，這往往是當今左派心有餘力不足的身心處境。反而，張君玫不慍不火，細緻引證地娓娓論述，文字之間流露著雖未言明，卻可以體察的自信意志。翻譯的分子化運動改變文化面貌自不待言，特別是在本書第四章中以「地方─倫理」為思維導向，重新定位女性主義的當前意義與抵抗的立足點，以及第五章綜論臺灣後殖民論述的論辯，提出「陰性情境」以安置臺灣的主體性，都提供了知識上理解與實踐上欲求的可能出路。

嚐試定位

若問，我對張君玫的書寫有無質疑與責難？批評自然有之，但也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說，既然張君玫以分子穿梭運動刻劃文化面貌的皺摺變化，批評與質疑當跟著張君玫追蹤文化分子的運動行徑，以及因行跡所改變並型塑的文化風貌。這必須逐篇逐章地個別對話，例如對於分子化運動譬喻的再斟酌，或者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黏著分野的再商榷。本文所述，僅著墨於張君玫為書成文「有模有樣」的有型與個性──譯作與書寫的親近性、分子運動的方法論、界線／限重劃的認識論與本體論，再加上「地方─倫理」以及「陰性情境」的實踐欲求──都能說服我繼續閱讀下去。就此而言，張君玫的書寫是成功的。

整體說來，我將張君玫的書寫性格與終極企圖歸結也定位為一種「反思性」的努力。一種立足於後殖民、後人類處境，不只要求現代性以及後現代的自我警醒，也抵禦了或者逃離了現代性與殖民主義的霸道行徑，更提供了被現代性所鞏固也禁錮的二元對立架構之困境的另類出路。這完全符合我對於知識份子的唯一冀望，亦即隨時警醒地將自身以及自身處境安置於反思（反身）狀態。以目前的態勢看來，陰性書寫以及分子化運動的活動，係依附於陽性大寫以及二元對立架構的存在前提，因為「陰性」與「分子」概念本身的命名就是對照著「陽性」與「整體」，猶如馬克思主義將永不式微，因為資本主義看來長存不息。所以只要支配、壓迫、剝削、濫用、排擠等權力作用的不同變形存在於人類社會──事實上也如此這般霸道地存在著，兌現了尼采的斷言：「生命本身本質上就是佔有、傷害、壓迫、嚴酷、強制接受外來的形式、併吞，而且至少、至少也是剝削。」──陰性書寫以及分子化運動就不會只是靜態地、被動地處於一種「依附」關係，更會動態地、主動地展現一種「抵抗」姿態，以及提供一種「出路」選項。此時，張君玫所提出的概念也喻示了進行抵抗時的戰鬥位置。

處於「依附」關係、展示「抵抗」姿態，以及做為「出路」選項，是我對於張君玫書寫的定位。

***

張君玫找我寫書序，一開始，我感受莫大的善意與榮幸。可再三仔細閱讀全書論文，然後提筆書寫時，卻隱隱意識到，這不難道也是一種分子化運動。閱讀張君玫的文字，會感受到她的實踐欲求。張君玫以周密細緻，有條不紊的論述─大約只有「絲絲入扣」可以形容這樣的分子運動─嫁接在我這個與康德為鄰，與韋伯為友的準西歐心靈。此後，這一顆感染著陰性書寫的心靈將怦然心動，卻也不免怦然心驚。

怦然心動因為期待──

對我來說，一門領域、一位學者的旺盛衰竭不在於產量多寡，而取決於對其即將問世的書寫與作品懷抱著多大的期待。向來，我對於臺灣學界的期刊以及出版品少有期待。對於張君玫，我總有著高度的期待，不論是譯作還是著作。

怦然心驚因為警惕──

閱讀張君玫，期待張君玫，都給了我莫大的警惕。我的警惕來自於自身的處境，是肉身的，也是精神的，因為男性，因為西方心靈。腦海裡，老浮現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的最後一段話：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

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

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因為，我知道張君玫有好手藝。

所以，讀完這本書，我期待──下一次相遇；

同時，也要──小心張君玫！

期待張君玫vs.小心張君玫！──做為抵抗與出路的陰性書寫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殖民地缺乏超越例行公事的精神力量，並且……它缺乏這種能量，因為它不夠相信自己……它設定的完美之地不在自身的現在，也不在自身的過去或未來，而是在它邊界之外的地方，超出它自身的可能……藝術的孕育產生，是由於藝術家及觀眾共同擁有一份熱切又獨特的興趣，對存在於他們所處之國家的那種生活感興趣。」──E. K. Brown, The Problem of a Canadian Literature, 1943

我與張君玫是有距離的。這一段距離不只是東吳和東海的距離，...

序 張君玫教授走出的一條路 /孫中興
序 迎接一個「陰性」閱讀的邀請與教習 /丘延亮
序 期待張君玫vs.小心張君玫！ /鄭志成

致謝
導論

第一章 世界主義作為分子化翻譯的效應
第二章 分子化翻譯和語文現代性──德希達、魯迅、班雅明
第三章 漢字改革的演化意識以及黑格爾式的拼音偏見
第四章 女人的地方與倫理──全球女性主義和發言倫理
第五章 「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重探台灣後殖民

參考書目
索引

序 張君玫教授走出的一條路 /孫中興
序 迎接一個「陰性」閱讀的邀請與教習 /丘延亮
序 期待張君玫vs.小心張君玫！ /鄭志成

致謝
導論

第一章 世界主義作為分子化翻譯的效應
第二章 分子化翻譯和語文現代性──德希達、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