頃奉總督面論，囑向先生代達衷曲，敬謝先生兩年來任穀米局統制官時對本殖民地之寶貴貢獻。先生摒捨私務，出任斯職，以其槃槃大材，處理艱巨工作，殊多建樹，勞苦功高，此固總督所深知而又衷心感激者也。先生之出而為社會服務，純屬義務性質，此問社會，荷德良深，該此奉達謝忱，衹請康棋。香港政府輔政司麥道高敬上。(《 工商日報 》 ， 1948 年 5 月 19 日)

在香港、九龍的水、電、海底隧道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廣州的花園飯店也是他集資蓋起來的….凡是有關祖國的事，新華分社、《大公報》等託他，他一定努力去辦….(他) 為人非常誠懇，辦事負責，（與）我國領導人葉劍英、廖承志、楊尚昆等都比較熟。（錢昌照，1998 : 15 )

父親在 1970 年代時，不但已得到香港社會各階層人士和政府官員的尊敬與信賴，中國領導人對父親亦是敬重有加。國際上都稱他是香港的「決策性人物」之一….當時各界都認為父親是 1997 年 7 月 l 日香港回歸中國後，最理想的特區首長人選。《 利德蕙，1998 : 132 )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或者對以上三段引文所介紹的這位風雲人物印象模糊、認識不深。然而，若果我們細心研究並閱讀其生平事跡，則不難發現其出生成長不但反映了中國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特質和變遷，其非凡經歷、家族背景及個人事業，更牽動了近代中國與港澳的發展步伐，同時亦見證了近代中國由積弱不振、屢遭劫難，到逐步走向復興的過程。這位曾經叱吃一時的顯赫人物，便是利希慎家族的利銘澤。

誕生

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農曆二月初二日，即西元 1 905 年 3 月 7 日，農曆新年才剛度過一個月的時刻，本書的主人翁－利銘澤－在香港西環文咸西街 75 號 3 樓的一個單位內誕生。對於這位日後在內地及香港政商各界均極具影響力人物的出生與背景，其女兒利德蕙在 《 利氏源流 》 一書中頗有詳細描述。她這樣寫道：

當二姨太（利銘澤生母）傳出懷孕的消息，家人均極為興奮，袓父更特別請洋人助產士接生。這是祖父婚後七年首次傳出喜訊。我想祖父不願（二姨太）在生產過程中有任何差錯發生，又認為歐洲助產士較中國接生婆經驗豐富及衛生，故此不惜聘用洋人助產士（到家接生）。一九零五年三月七日，一姨太生下長子銘澤，我的父親。父親出世後福星高照，不只是家中有子繼承香燈，祖父事業亦一帆風順。父親承由祖母親自撫養，祈能因此借福生男育女，果不其然？祖母也陸續懷孕生了二子、二女….祖母與父親感情融洽，一如親生母子。（利德蕙， 1995 ：33）

利德蕙這段細緻的介紹，不但概括地交代了利銘澤出生前後家庭環境與結構的急劇轉變，還十分具體地帶出了中國傳統婚姻、家庭及繼承等多種制度環環緊扣與相互牽連的內涵與特徵：其一是重視血脈與香燈，其二是妻妾地位各有不同，其三是諸子的嫡庶身份及地位頗有差別。在展開深入討論之前，讓我們先逐點加以說明。

正如我們在 《 一代煙王：利希慎 》 一書中提到，仍在皇仁書院求學的利希慎一屆及冠之年即在父母的要求下於 1 898 年返回廣東新會的家鄉，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國傳統成家立室，迎娶台山大戶人家的閨秀黃蘭芳為妻，希望新娘子盡快為家族傳宗接代、開枝散葉，可見家族對延續香燈的問題卡分重視。然而，過門後的黃蘭芳雖曾誕下一女，但不久即夭折，之後便遲遲未見再度懷孕的徵兆，令一直渴望可以卉孫為樂的利希慎父母甚為失望與憂慮。至於另納妾侍，藉以生兒育女，繼後香燈，則成馮當時大戶人家一種很普遍的選擇，而嬰兒由二姨太分娩後交由元配夫人撫養的情況，其實更屬封建社會十分平常的舉動，一點沒有甚麼特殊之處。

封建社會這種特別強調繼後香燈、血脈傳承及多子多福等觀念，相信與傳統農業社會提倡人多勢眾、百子千孫的價值觀有關，亦可能與天災頻仍、戰亂與饑荒常常交替出現頗有影響，而醫療條件太差，死亡率太高等等，亦可能是一些不能低估的因素。正因封建社會十分重視血脈傳承，沒汰生兒育女的「絕後」問題，便被列為男子可以休妻另娶的重要理由－即社會大眾常常提及的所謂「七出之條」，亦是為人子者最認不孝、最對不起祖宗的事情 ─ 即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說，要盡量避免，不要讓其發生，確保本身族裔的延綿不斷、代代相傳（ Freedmon，1957 ；岳慶平，1989 ) 。

為了確保父系血脈的延續，實現百子千孫的「理想」－尤其是那些帝王將相、世家大族，西方社會所經常提到的「一夫多妻制」，或是我們常說的「三妻四妾」制度便應運而生，在中華大地上實施了二千多年，直至二十世紀初才被取消，香港更要遲至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才真正被拋進歷史的垃圾桶。
經深入研究及考證後，我們發現了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或理解上的誤會。中國古代實行的－或者說得準確一點－其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是皇帝，亦是一夫一妻的，擁有妻子身份與地位的，只有皇后一人而已，妻子死後可續絃另娶的繼室（擁有像妻子一樣正統地位），但同樣只是一位而已。至於妃嬪、後宮佳麗－即一般百姓的側室、偏房或妾侍，數量則沒有限制，可以三宮六苑、妾侍成群（張念瑜， 1995 ；尚緒芝， 2007 )。
還有，在談到如何繼承的問題時，我們很多時又會將家產與家族中的領導地位（家長）混為一談。所謂家產繼承，基本上可分為兩部份：一部份當然是指祖或父留下來的經濟資產轉移，這點並不難明。由於經濟資產一般可以買賣分割，因而便有了「諸子均分」的規定與傳統。另一部份則屬社會資產（或稱社會資本）的轉移，包括祖或父留下的人脈關係及社會名聲等。由於這部份資產屬於看不見之物，又沒有排他性（ non-exclusiveness ) , 原則上不會引起衝突，因而常被忽略。所謂家族中的領導角色轉移，則指一家之長的名譽更替，因為此種名譽關係到承襲爵位、主持祭祀等名份問題，很多時亦會被忽略(Zheng , 2009）。由於一家之長的地位只有一個，就如一國之君的地位般不可分割，囚而必須在一眾兒子中挑選。社會學家費孝通有如下的觀察：

在繼替問題上鬧得兇的是在世襲方式中權力的繼替。權力是建立在社會的集合性上的，若是社會不分裂，權力也不能守裂。握有權力的人不能因為他子息的增加，而將權力分成相等的部份分別傳遞給多個繼襲者。權力的完整限定了以一繼一的原則。（費孝通，1998：250）
也即是說，由於傳統社會十分強調多子多福，明確定立繼承權－尤其是領導權－ 的傳授與承襲，從而減少諸子之問的內部紛爭與褶轎，避免社會的混亂，自然顯得極有必要。至於「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確立，突出元配夫人及其所生兒子的正宗嫡系地位，則被認為可以清楚界定繼承權的花落誰家（岳慶平，1995；陳江， 2004 ）。

為甚麼確立「一夫一妻多妾制」那麼重要呢？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其成名作 〈 殷周制度論 〉 一文中曾有精闢的論述。他指出，商朝所採取「兄終弟及」的模式，導致了皇室因為爭奪領導權而骨肉相殘、兄弟閱牆。周代商而立後，周天子針對前朝繼承制度的混亂，定下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規則。王國維因而認為周天子此舉的目的，在於「求定息爭也」，減少皇室內鬨，因為以先天長幼的次序來決定繼承的資格，較後天以才幹、德行或個人喜好的主觀標準作決定較能減少爭拗。因為「任天者定，任人者爭」，並指「定之以天，爭乃不生」（王國維， 1956 : 117-115 ）。有了周天子的一錘定音，後世社會乃奉「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為圭臬，宗法制度亦從此確立下來（ 《 春秋公羊傳註疏 》 ， 1997 ；史鳳儀， 1987 ）。

頃奉總督面論，囑向先生代達衷曲，敬謝先生兩年來任穀米局統制官時對本殖民地之寶貴貢獻。先生摒捨私務，出任斯職，以其槃槃大材，處理艱巨工作，殊多建樹，勞苦功高，此固總督所深知而又衷心感激者也。先生之出而為社會服務，純屬義務性質，此問社會，荷德良深，該此奉達謝忱，衹請康棋。香港政府輔政司麥道高敬上。(《 工商日報 》 ， 1948 年 5 月 19 日)在香港、九龍的水、電、海底隧道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廣州的花園飯店也是他集資蓋起來的….凡是有關祖國的事，新華分社、《大公報》等託他，他一定努力去辦….(他) 為人非常誠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