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張文環及其他臺灣人作家的解殖文學

6.2.5　肯定差異的主體回復

　　張文環筆下的女性可分為大兩類，呈現出兩種生命特質與意義。1940年發表的〈辣薤罐〉，主角為頗有男人之風的阿粉婆，她是相對於軟弱的秀英，將軟趴趴的男人踩在腳下贏過父權的女性。對於像辣薤一樣潑辣的阿粉婆，張文環明確指出她的意義說：「阿粉婆的言行，的確能表現出被橫暴的男人壓迫而痛苦的女人反抗的一面。」與〈落蕾〉和〈藝旦之家〉中柔弱的女性形象，形成強烈的對比。落蕾與潑辣的辣薤，象徵父權支配下女性迎對的兩種態度，被支配女性的悲慘處境是落蕾，辣薤則是反抗父權支配、自主獨立的女性典型。〈閹雞〉這篇小說的前半部是寫月里「落蕾」的形象，後半部產生女性自覺、對抗父權社會體制的月里，則是以阿粉婆的形象為摹本。就「表現出被橫暴的男人壓迫而痛苦的女人反抗的一面」而言，月里與阿粉婆的精神立場一致，但月里的女權意識除了如阿粉婆一樣表現「就像男人那樣，隨便那裡都去做工」、「說話的口氣也像男人」，她對自己的性別差異則比阿粉婆更有自覺、更肯定，小說透過「有時看著鏡子，會忽然好想化妝起來。我不是女人嗎？為什麼不可以化妝呢」的質疑，寫出月里對自己性別差異的肯定，這也是女性反抗父權的一種表現。艾莉森．賈格在〈性別差異與男女平等〉一文中說：

由於意識到社會不平等不僅形成了人們對性別差異的認識和差異的本身，而且也形成了評價性別差異的方式，所以現在有些女權主義者有意識地重新評價性別差異，她們除了向抹煞男女生理差異的說法挑戰，還開始以婦女為中心的方法來看待差異，即不把差異看成是女人弱點的評價，而看成是可能形成婦女力量的源泉。

　　女性看似柔弱，卻擁有比男性更能承受壓力、更有韌性的生命特質，對於臺灣人如何面對戰爭體制中男性特質徹底被剝奪的處境，進而延續反抗立場，頗富啟示性。

　　依照村子的習俗，月里有個有病的丈夫不能過分打扮，所以在月里眼前是一如寡婦的生活。然而月里不像大多數婦女，屈服於「村子裡的道德規律」，過著心如止水的生活。她就像一般正常女人，對自己的美頗有自覺、也很在意，而道德規律的長期壓抑，反而強化了月里的女性自覺，使她特別在意自己不能在別人面前展現的美及女性魅力。在透過跳車鼓陣展現自己女性的美及魅力之前，她有過一段覺醒過程，張文環描寫阿勇喪失心智後月里的心境說：

阿勇成了一隻被雨水打光了羽毛的慘兮兮的雞，而月里似乎下意識地恐懼著被人們討厭。也因為如此，她較前更注意服飾。有時看著鏡子，會忽然好想化妝起來。我不是女人嗎？為什麼不可以化妝呢？

　　這裡呈現阿勇與月里之間，父權社會既定權力關係的鬆動。阿勇本是父權社會的掌權者，月里的價值本來附屬於阿勇，阿勇喪失心智後，月里不僅不能從阿勇身上獲得生存的依靠，甚至自己失去愛的滋潤，也被拖累得毫無生氣。在這種處境中，月里反而看到本身相對阿勇男性強權的消沉而凸顯的女性差異價值，女性的自我意識因而逐漸覺醒。看到歌仔戲的「男女班」來村子演戲，她羨慕能在舞臺上展現「仙女般的古典裝扮的女人身姿」的女性，希望死前至少能穿一遍那種衣裳。她從自己的美貌，也從工作不輸男性的表現逐漸獲得自信，進而「渴望看到化妝過的自己，也渴望讓別人看到」，甚者，失去丈夫的愛的她，偶而也閃過「我不能被一個男子愛，並且也愛他嗎」 這種會讓她聯想到村子道德規律，並從這種自我陶醉中驚醒的情欲。

　　月里對美貌的自覺及展現自身美麗的渴望，是女性自覺到本身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價值與權利，也是對不依賴男性仍能獨立存在的價值肯定，張文環由此深刻呈現月里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野間信幸認為這些女性小說只是在描述女性的人生問題，並沒有任何深刻的思想。其實從性別與殖民的異形同體關係來看，月里對性別差異的自覺，就是被殖民者對文化差異的自覺與肯定。殖民文化情境中長期遭受價值貶抑的我族和我性，和張文環筆下月里的女性處境一樣，在文化等級的支配關係中無法充分發散我族的生命能量、展現我性的光華。所以，張文環對月里渴望展現自己美貌的刻畫，不只是描述女性的人生問題與心理，由「民族寓言」這個角度來看，隱喻的是殖民下被視為非文明與非歷史存在的臺灣人處境，或戰時體制下臺灣知識分子漸漸失去反殖民舞臺，只能在當局設定的框框中活動的苦悶，以及突破這種困境苦惱，渴望自主獨立，充分發散生命能量的意願。

　　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使月里成為勇於表現自我的女人；車鼓陣的表演讓她掙脫了父權的桎梏，大膽舞出女人的嫵媚與愛恨，此後化妝和胭脂成了她的命根，不管人們對她的觀感如何，她也不再把男人放在眼裡，開始向男人有意無意地送秋波。她這些行徑雖不見容於封閉的山村，但她在女性主體意識覺醒後，既不為阿勇而活，也不為父親和鄉人而活，當然也不是山村的道德規律所能束縛。面對殖民資本主義與封建保守勢力的聯手壓迫，張文環寫出月里對父權的大膽挑戰，就像殖民下的臺灣知識分子，在歷史主體意識覺醒後，推動各種形式的反殖民運動，試圖衝破殖民者所定下牽制臺灣人的「道德規律」，展現臺灣「我性」的能量與美。

　　即使答應扮演車鼓旦，「希望將自己的美姿展現在眾人目前的心情，使她大膽起來」的月里，撕破了「保持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尊嚴與矜持的幔幕」，可是月里也「發現村子裡的年青們是一點勇氣也沒有的，他們的自私自利使她深感憤然」，月里的「自暴自棄，生活放肆」固然有顛覆父權的能量，但顯然缺乏明確的正當性。前文論及〈貞操〉時指出，張文環賦予「情愛」顛覆社會保守體制的能量，而他承接這種態度，在小說末段安排月里與殘廢的畫家阿凜相戀。阿凜

受制於雙腳殘疾不能充分展現自己才華，月里在他身上再次看到被環境支配的自我，從而認清她真正的處境。

　　這段「非理性」的情愛關係，使月里的女性「情欲」解放獲致正當性。月里到李懷家打工，李懷的三兒子阿凜是瘸了兩條腿的殘廢，雖然結了婚、生了兒子，但妻子是頭部特別大、手腳又小的畸形大頭仔。阿凜雖是瘸腳仔，但藝術天分極高，擅長刺繡、畫畫，村裡人人稱讚，因此自尊心頗高。他不滿自己因為殘廢不被允許到外地學畫，又沒人為他介紹一房正常的媳婦而怨天尤人。一個懷才不遇、一個天生麗質難自棄，在李家打工的月里看到阿凜的畫，對他表示佩服

之意，孰料阿凜卻有滿腹牢騷，他對月里傾訴不能到外地學畫盡情展現自己的才華，才讓自己的生命殘廢。這番話在月里寂寞的內心得到共鳴，了解到有形的殘廢不一定是殘廢後，讓她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新的體認：

對啦，我也是個殘廢。月里茫然地這麼認定。然而，儘管她這麼認定，可是一旦看到大頭仔，便起了一種反抗心，感到一股嫌厭之情。她覺得大頭仔整個人都是畸形殘廢的， 而她與阿凜則是人變形而成的另一種人， 儘管是殘廢， 卻擁有了不起的東西。好比說， 大頭仔是投錯了胎的，而她們則恰如變形的竹筍根，有著藝術味與深刻味。

　　月里從殘廢的阿凜認清自己的處境，並將受父權體制壓迫的自己等同為殘廢的阿凜；月里面對壓迫自己、讓自己淪落到如此處境的支配力量，顯然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她對女性差異的自覺與情欲解放也有了更清楚的針對性。詹明信在〈快感：一個政治問題〉一文，對「快感」能否具有意識形態性質，曾提出「是否把這種顛覆性的力量作為一種革命的『要求』」的前提。經上述釐清，月里對女性美的自憐自愛、情欲解放，與「父權體制」對立的態勢既已形成，並由月里清楚意識到這種顛覆力量便被導向對抗造成月里困境的支配性力量，從而產生「革命」的意義。詹明信接著論說「快感」要具有政治用途，必須具有「諷喻」意義：

快感的適當的政治用途必須在「諷喻」的意義上，這一點已經講得很清楚：作為一個政治問題的特殊的快感的主題（例如，在城市的美學領域的論爭；或對於某種形式的性解放，或為了進入某種文化活動；或社會關係或政治機構的美學轉化）必須總是包含雙重的焦點，自這種焦點中，局部的問題是充滿意義和自足的，但又被作為總體烏托邦和整體社會體系革命轉變的同一且同時的形象。

　　由詹明信這個視角來看，這段踰越社會道德規範的感情關係，的確具有雙重焦點，一是月里與阿凜之間因處境相同所產生的感情，作為「局部的問題是充滿意義和自足的」； 二則是他們的「缺陷美」，以及這段感情關係「作為總體烏托邦和整體社會體系革命轉變的同一且同時的形象」，的確符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人受人宰制沒有主權的主體處境。

　　前述性別與殖民異形同體的關係，讓「同一且同時」的這個必要條件可以形成，月里從阿凜身上領受到自己受制於環境，所以也是「有著藝術味和深刻味」的殘廢，與殖民主義的文化等級框架中備受價值貶抑的我性，則是「同一且同時」的形象。儘管在殖民「他性」的貶抑下，「我性」看起來是殘廢的，但重新劃分殖民地差異界線的張文環卻也從「擁有了不起的東西」，重新賦予「我性」應有的價值。因此小說的月里未受新式教育、成長於本土文化的氛圍，並藉由「歌仔戲」與「跳車鼓」展現女性美，肯定「性別」差異，也就是異形同體中的「文化」差異，使她產生隱喻「我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受過公學校教育的阿凜，接受的是現代文化的影響，而阿凜所擅長的「畫畫」，則可看成是經過張文環選擇後所要吸收的非宰制性的殖民「他性」。

　　「歌仔戲」和「跳車鼓」這種本土文化，就像前文所論，一直受新知識分子所極力批判，然而它動搖魅惑人心的野性，與繪畫作為一種藝術的感染力，都具有「酒神文化」的非理性特質，「酒神象徵一種價值的獲得，它是透過『生存的一般界線和限制的湮滅』來追求一種心態：即在個人的經驗或集體的儀式中，去強行突破某種限制而獲得一種超越，從而孕育無數的追求與動機」。張文環透月里、阿凜，以及他們用以發散生命能量的「藝術」，彰顯他在兩者中找到的共通的「酒神文化」精神。面對由殖民資本主義，以及被整合到殖民體制中，由父權與村人的道德規範構成的「理性」世界，透過月里、阿凜及其非理性的情愛，張文環所要跨越的不僅是性別的差異界線，也是殖民主義任意劃定的文化差異界線，並以「生存的一般界線和限制的湮滅」，質疑支配性權力的正當性。

　　兩人心靈相通後，月里希望阿凜為她畫畫，她希望看到他眼裡的自己。一開始阿凜是以炭筆作畫，隨著兩人盡情交談殘廢與人生之後的感情深化，同病相憐的灰暗色調逐漸消失，因為充滿愛意，阿凜眼裡的月里開始以亮麗的水彩出現在畫紙上。月里看到阿凜未以炭筆作畫，認為這樣不能畫出她的殘廢，她說：「不行。我覺得看起來像個殘廢，才能表達出我的心情。」阿凜則意味深長地回答：

勉強說，這眼裡的光就是殘廢。想從環境跳出來的這種眼光，也許在旁人看來是殘廢的吧。

　　「想從環境跳出來」這句話，將他們「局部的問題」與「總體烏托邦和整體社會體系革命轉變」聯繫起來，將月里被父權支配與臺灣人被殖民支配的命運，在喻依與喻體的關係上緊密結合。月里與阿凜是在對彼此相同的生命處境，有了這樣深刻認識後才成為同志，腳不好的阿凜既走不出宰制他的「環境」，也無力將月里從「環境」中帶出來，其實就是失去行動力的殖民地男性象徵，其和父權社會的女性是處於同一位格，兩人都企圖擺脫「環境」對他們的支配，阿凜和月里逐漸重疊成殖民下臺灣人的形象，同時也深刻傳達臺灣人想從殖民支配處境跳出來的希望。〈閹雞〉最後是以兩人投潭自盡，來擺脫環境對他們生命的支配，由此可以看到〈父親的要求〉中陳有義不妥協的反支配立場，一直延續到1940年代。

第6章 張文環及其他臺灣人作家的解殖文學

6.2.5　肯定差異的主體回復

　　張文環筆下的女性可分為大兩類，呈現出兩種生命特質與意義。1940年發表的〈辣薤罐〉，主角為頗有男人之風的阿粉婆，她是相對於軟弱的秀英，將軟趴趴的男人踩在腳下贏過父權的女性。對於像辣薤一樣潑辣的阿粉婆，張文環明確指出她的意義說：「阿粉婆的言行，的確能表現出被橫暴的男人壓迫而痛苦的女人反抗的一面。」與〈落蕾〉和〈藝旦之家〉中柔弱的女性形象，形成強烈的對比。落蕾與潑辣的辣薤，象徵父權支配下女性迎對的兩種態度，被支配女性的悲慘處境是落蕾...

第 1 章　序論（節錄）

1.1　皇民文學所引發的爭議

　　皇民文學作為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一直困擾著不知如何面對這筆殖民遺產的臺灣文學界，並曾多次引起臺灣文學界的尖銳對立與辯論。最近一次是張良澤輯譯「皇民文學」，並附上自己的序文〈正視臺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臺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在1998年2月10日的《聯合報》副刊刊出。之後從4月2日起，《聯副》一連三天登出陳映真的〈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回應、批判張良澤同情「皇民文學」的論調。之後，4月27日則有馬森發表〈愛國乎？愛族乎？—「皇民文學」作者的自我撕裂〉，他和陳映真一樣對皇民文學持批判立場。另一方面，26期的《文學臺灣》，則有彭瑞金在〈編後記〉站在認同張良澤的立場，為他也同情的「皇民文學」發言辯護。張良澤不畏批評，後續譯出的「皇民文學」，還包括了幾位向來被論定為反抗作家，因戰爭動員而發表支持日本國策的文章。張良澤在上述這篇序文中自我反省：「我只後悔當年無知，道聽塗說就對『皇民作家』痛批他們的『忘祖背宗』，儼然把我自己當作『仗義執言』的『春秋大筆』。」認為當時自己欠缺「將心比心」的寬容，未能設身處地了解他們創作的時代背景，欠缺以「愛與同情」解讀作品的認真態度，進而以過來人的身分，奉勸新一代的臺灣文學研究者不可以偏概全，他說：「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要正視日據時代的臺灣作家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的『皇民文學』的歷史事實。」張良澤譯出這些作品的目的，顯然不完全在正視「皇民文學」的存在，而是有意透過這些「皇民文學」的翻譯，揭露戰後被反抗史觀經典化的反抗作家，他們被研究者刻意遮掩的另一面，並以「誰沒有寫過皇民文學」的邏輯，將「皇民文學」合理化為殖民歷史的自然產物。陳映真則站在相對的立場，徵引殖民理論分析皇民作家及張良澤被日本殖民化的心靈狀態，在他的描述下，皇民作家成了「否定、鄙視、憎恨被殖民臺灣人（中國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個日本人那樣地生活、思考、並且像一個日本人那樣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終於做為日本人而效死」，陳映真最後總結：「這就是40年代臺灣皇民文學的主題的真髓。」

　　對於張良澤「企圖以『反共愛國教育』論，以日據時代的臺灣作家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的『皇民文學』為言」，「主張對這樣的文學不要以被殖民者的主體性（「民族大義」）加以批判和反省」的立場，陳映真對此大加撻伐，認為這種「對皇民文學無分析、無區別地全面免罪和正當化的本身，正是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深層加害的一個表現—長年以來未曾加以清理的、心靈的殖民地化的一個鮮明的表現」。的確，誠如陳映真的批判，由張良澤的皇民文學論述所看到的，是即使日本殖民已過去五十多年，臺灣人仍擺脫不了日本殖民化的影響，本書基本上也認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將清理知識分子心靈的殖民化作為寫作目標之一。

　　對臺灣這樣在歷史上曾被荷蘭、中國及日本多重殖民的社會來說，在朝向本土化、主體化的歷史進程中，亟需面對、處理的解殖民化問題，恐怕不只限於日本。「中國」並非臺灣本土社會發展出來的政權，與荷蘭、日本的位置一樣，都是外來的統治強權，陳映真所謂去日本殖民化以回復中國主體性的說法，如果站在以臺灣為主體的立場來看，不也是一種殖民化的論述立場嗎？這種面對中國時自我臣屬的殖民化心態，一直受到「被自然化」為民族構成本質要素的「血緣」、「同文、同種」等說法支撐，因此比起對象是「異族」的皇民認同，很少受到臺灣漢人社會的質疑與挑戰。但既然中國認同和日本認同一樣，是要臺灣人以外在於臺灣的另一個社會、文化作為認同對象，則被自然化的中國認同真的那麼「自然」嗎？

　　針對殖民地肯定論，陳映真批判的「殖民化」固然是必須面對的問題，但當中也有不可忽視的矛盾。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提出民族是被建構的命題，已廣為世人接受，他說：「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做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安德森這個「民族是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的命題，正是陳映真用以批判戰前皇民認同與戰後皇民文學肯定論的依據，卻因此陷在一種自相矛盾的論述困境中：一方面用安德森的理論，揭露、批判皇民身分認同是日本殖民主義建構下的產物；另一方面又要臺灣人相信有中國這種基於血緣、同文同種，自然天成、不可更改的民族認同。

　　本書關注的是日據時期臺灣人身分認同的問題。但身處主體身分一直未獲共識、迄今仍然為「我是誰」而衝突不斷的臺灣社會；也就是置身於不斷有人「據理力爭」說「從我的角度定位、詮釋臺灣歷史才是正確」爭議中的研究者來說，應該從什麼視角考察日據時期臺灣人的認同問題？應該選擇怎麼樣的論述位置立論才有正當性？由哪個視角、如何詮釋臺灣人在這個階段所面臨的認同掙扎才有歷史感，並能對當前臺灣社會認同問題的清理做出貢獻？本書進行後續討論前必須先釐清與確定這些問題。

　　「知識分子總要有所抉擇：不是站在較弱勢、代表不足、被遺忘或忽視的一邊， 就是站在較強的一邊。」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如是說。這位經常要在巴勒斯坦、阿拉伯與美國三種身分的矛盾衝突中，協調出合理立場的後殖民理論家，以慘痛的親身經驗導出如上知識分子應該如何面對群體、國族認同的說法。上述的論述立場，對政治處境和巴勒斯坦類似——一方面集體的身分認同尚未形成社會內部的共識，一方面對外仍擺脫不了國際強權支配的陰影—仍在為確立主體性而進行必要的解殖民化行動的臺灣研究者來說，薩伊德「堅定地站出論述立場」的提醒值得效法。他進一步申論上述立場：

至於群體或國族認同的共識，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顯示群體不是自然或天賦的實體，而是被建構出、製造出、甚至在某些情況中是被捏造出的客體，這個客體的背後是一段奮鬥與征服的歷史，而時有去代表的必要。

如安德森、薩伊德等人所論，國族認同或身分主體並不是「自然或天賦的實體」，既然如此，那麼所謂的「中國」或「日本」，甚至「臺灣」，就國族認同是人為建構與製造的這個角度來看，並沒有誰就比誰「自然」的正當性。不過在對這樣的問題有所意識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臺灣與中國、日本之間是有「一段奮鬥與征服的歷史」，其間存在著強勢／弱勢、支配／被支配的關係，由薩伊德上文所提示的後殖民知識分子應做的抉擇來看，分別站在「中國」、「日本」立場發言的陳映真及張良澤，是選擇了「站在較強的一邊」，代表征服者、支配者說話，並複製殖民者的觀點，說他們是臺灣進入後殖民時期最急迫要解殖民化的對象，應該不為過。相對地，位處於「較弱勢」、「不足、被遺忘或忽視的一邊」的臺灣，以它為主體建構的身分認同，雖免不了人為「建構」、「製造」的陰影，但這個客體的背後的確有「一段奮鬥與征服的歷史」，因此是本書認為「實有去代表的必要」的對象。

第 1 章　序論（節錄）

1.1　皇民文學所引發的爭議

　　皇民文學作為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一直困擾著不知如何面對這筆殖民遺產的臺灣文學界，並曾多次引起臺灣文學界的尖銳對立與辯論。最近一次是張良澤輯譯「皇民文學」，並附上自己的序文〈正視臺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臺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在1998年2月10日的《聯合報》副刊刊出。之後從4月2日起，《聯副》一連三天登出陳映真的〈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回應、批判張良澤同情「皇民文學」的論調。之後，4月27日則有馬森發表〈愛國乎？愛族乎？—「皇民文學...

第 1 章　序論
1.1　皇民文學所引發的爭議
1.2　臺灣文學研究的殖民化傾向
1.3　殖民主義及其對從屬性主體的建構
1.4　殖民地菁英回應殖民主義的三種文化立場
1.5　反殖民主義的解殖文學

第 2 章　日本殖民主義與進步意識形態
2.1　西方殖民主義與日本的文明開化
2.2　文明使命合理化的殖民支配
2.3　二元制與被殖民他者的再現
　　
第 3 章　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
3.1　傳統知識分子的同化立場
　3.2　啟蒙知識分子的自我殖民
　3.3　左翼知識分子的本土主義

第 4 章　賴和的解殖民文學
4.1　賴和的文化抗爭立場
4.2　拆解殖民主義的二元制
4.3　階級差異與內部去殖

第 5 章　戰爭動員與政治無意識
5.1　戰爭動員、皇民化與進步主義邏輯
5.2　非社會化的臺灣人立場
5.3　本土主義文化立場的延續

第 6 章　張文環及其他臺灣人作家的解殖文學
6.1　本土主義立場的確立
6.2　肯定差異價值的主體回復
6.3　建構臺灣主體意識安置的場所

第 7 章　結論

參考書目

第 1 章　序論
1.1　皇民文學所引發的爭議
1.2　臺灣文學研究的殖民化傾向
1.3　殖民主義及其對從屬性主體的建構
1.4　殖民地菁英回應殖民主義的三種文化立場
1.5　反殖民主義的解殖文學

第 2 章　日本殖民主義與進步意識形態
2.1　西方殖民主義與日本的文明開化
2.2　文明使命合理化的殖民支配
2.3　二元制與被殖民他者的再現
　　
第 3 章　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
3.1　傳統知識分子的同化立場
　3.2　啟蒙知識分子的自我殖民
　3.3　左翼知識分子的本土主義

第 4 章　賴和的解殖民文學
4.1　賴和的文化抗爭立場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