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一看就懂日本文化使

日本文化約略可分為傳統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生活型態以及自然環境文化等三種類型。細讀日本文化的形成可發現它是一部與外來文化交織融合而成的東瀛文明與學問財產，除有獨特的歷史與性格之外，亦有其傳承與延續性。它在東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具有多姿多彩的文化內涵。就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而言，從日本列島到中國大陸的日本人和從中國大陸到日本列島的中國人，由何處出發，到何處去？產生了哪些相互的影響？朝鮮半島在文化傳播與傳承上又扮演了何種功能？這些問題與人物的越境、文明的傳播及異文化的相互影...

第四章　平安文化的全盛（西元794年—西元1192年）

一 攝關政治與和風文化的完成

天應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從平城京遷都至長岡宮，新京建設尚未完成，又於延曆十三年（794年）遷至平安京（京都），拉開了平安時代（794年—1185年）的序幕。這一時代，日本逐步完成從古代律令制向莊園制的封建社會新體制的過渡，至10世紀平安中期，以藤原北家為代表的豪門貴族壟斷攝政、關白的職位，奪取天皇的權力，由皇室外戚左右國政，形成王朝貴族政治，史稱攝關政治。

平安初期，日本文化繼續接受中國唐代文化的浸潤，是漢風文化最燦爛的時期。沿襲上代作風，天皇于延曆二十年（801年）、承和元年（834年）派遣了兩次遣唐使。寬平二年（890年），學者、詩人出身的右大臣菅原道真向朝廷上奏，建議停止派遣遣唐使，並于同年獲准實施，企圖以此削弱漢文化的影響。事實上，這個時期，除最澄、空海等僧侶隨遣唐使赴唐求佛典外，兩國的交流漸次減少，日本逐漸消化漢文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平安文化，完成了漢風文化向和風文化的過渡，日本文化走向成熟。在日本文化史上，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這次建都平安京，與6世紀末飛鳥時代營造豐浦宮，以及其後在藤原京、平城京、長岡宮建都相比，規模都要大。劃地南北5.3公里，東西4.5公里建設宮城；中央南北開通朱雀大路，分左右兩京，南北九條路，東西各四坊；構築「百官府」，由貴族官人居住；建立「條坊制」，圈定宅地，集居一般庶民。這時開始出現種種都市問題，朝廷設各種機構設施用以應付，比如設「常平所」給貧者售平價官米，設「乞人屋」收容乞丐、流浪漢，設「悲田院」治療病人，設「道守屋」檢察奸人等。在城市走向都市化的同時，都市文化也興盛起來，比如庶民集居地病疫流行，政府便在神泉苑舉行禦靈會這樣的都市祭祀，請僧侶講經，伶人奏樂，藝人跳大唐舞、高麗舞，演雜技和散樂，向庶民開放。同時還將這種都市祭禮搬上街頭，抬神輿上市內遊行，演奏田樂和散樂，普天同慶。這是京都創立祭祀禦靈的神社以及舉辦祇園祭、葵祭、賀茂祭等祭事的前身，也是邁出神事祭禮化的第一步。

這一時期，都市文化也走向和風化，宮廷雅樂的演進就是一例。據史書載，當時已引進隋樂唐樂多達150多曲，至今宮內省還藏有沙陀調《蘭陵王》、壹越調《春鶯囀》等唐代樂舞譜。平安初期，天長十年（833年），政府下令將奈良時代從中國、朝鮮半島引進的樂舞予以大編整，成立樂曲左右二部制，左方以唐樂為主，右方以高麗樂為主；樂器配置分管樂、弦樂和打擊樂，正式混編為雅樂。這就充分說明這時雅樂已擁有複雜的組織、管弦樂和固定的舞蹈模式。至平安中期，受到雅樂管弦的影響，地方歌謠也被加以提煉，配以雅樂的曲調而形成一種新的歌曲「催馬樂」，內容包括俗謠、祝歌、戀歌等，主唱者擊雙板而歌，由和琴、笛、篳篥、笙、箏、琵琶等伴奏。現存最古的催馬樂譜《催馬樂抄》收錄61首樂譜。催馬樂的內容比神樂更自由而富於變化。

原來的神樂是在大嘗祭琴歌神宴時表演的一種在琴伴奏下頌神的樂舞，這一時期，它融合了地方的神遊歌而走向舞蹈化，發展為民間的土風歌舞，形成和風的藝能。這種演變為猿樂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促進平安王朝的宮廷文化走向民間。猿樂包括耍猴、歌舞、魔術、高足、相撲、走索等一般庶民容易接受的雜藝。

這一時期，藝能最先在田樂中出現專業表演者和專業集團化的萌芽。《中右記》所載的「田樂法師原」，就是在長承二年（1133年）五月宇治離宮明神的祭禮上最早出現的田樂專業團體。《中右記》還記錄了當時演出的盛況：「田樂法師原極盡其興，笛無定曲而任吹，鼓無定聲而任擊，鼓笛齊鳴，驚人耳目。」仁平三年（1153年），出現「宇治白川等座法師原」的名稱，這是將藝能團體稱為「座」的最早的史料。其後劇團也稱「座」，一直沿用至今。

藝能從中央到地方、從貴族到庶民的普及，不僅加速了藝能和風化的進程，而且成為孕育地方文化和庶民文化的河床。日本文化的和風化，不僅限於藝能，而且及於以日本民族審美意識為主體的各種文藝模式，比如和歌、物語文學、大和繪、建築藝術、假名書法等廣泛領域。

從漢風走向和風，就是日本古代文化吸收消化漢文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到平安時代中後期基本完成，其重要的標誌是：（一）確立「和魂漢才」的文化主體思想。菅原道真率先對漢風運動予以反撥，在《菅家遺誡》中呼籲：「非和魂漢才不能闕其閘奧矣。」其後，《源氏物語》作者紫式部主張：「凡人總須以學問為本，再具備和魂而見用於世，便是強者。」《今昔物語》的作者源隆國也說：「漢才雖微妙，但若無一點和魂者，可以說此心幼稚如死也。」《徒然草》的作者甚至諷刺有了漢才而忘了和魂的漢學者說：「你這個道並不高明啊!」這種和魂的自覺，奠定了和風化的思想基礎。（二）日本文字實現了日本化。日本從5—6世紀引進漢字，初時是用漢字來書記日本語，但文字與語言不協調，很難體現日本人的語言表述法和表達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於是在9世紀後期，日本開始創造本民族文字——和文（假名文字），逐漸擺脫漢文體的束縛，將漢字完全日本化，當時的物語文學的和文使用率達90％以上。文字與日常語言的統一，使得日本人能夠更自由、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利於民族文化和日本美的創造。可以說，這個時代是日本文化經過千餘年吸收和消化漢文化，最終完成了日本化的時代。

二 神道與佛教的融合

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初傳日本，在被受容的過程中，與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摩擦、矛盾和對立。從奈良時代開始，朝廷有意識地將唐傳佛典中宣揚王權神授的思想與日本的天皇神授的傳統精神相調和，將大陸佛教的出家思想與神道的現世觀加以調和，這樣既符合掌權者的政治需要，又能滿足貴族現世的享樂追求。所以，奈良時代中期即8世紀中期以後，神道與佛教融合的趨勢顯著增強，從「神悅佛法、護衛佛法」的消極接納發展到8世紀末期即平安朝初期的「神也是一個眾生，通過佛法免除苦惱」的積極主張。此時，人們對諸神也稱菩薩。據文獻記載，最早將神稱菩薩是在淳仁七年（763年），滿願為三重縣桑名郡多度神社建造神宮寺，將它祭祀的天照大神之子多度神稱為多度大菩薩。延曆十七年（798年），連朝廷也效法將八幡大神稱為八幡大菩薩；弘仁十二年（821年），進一步稱八幡大神為「護國靈驗威力神通大菩薩」，宣揚佛神的「鎮護」威力。神以佛、菩薩的形態出現，以至不同的佛各有相應的本地神。

這樣，統治者和貴族自上而下順利地完成了對佛教和神道信仰的整合，本地神也成了佛，外來佛也成了神，出現了「佛是神的本體」、「神是佛的化身」的「垂跡思想」，並普及地方民間。人們在神社內或附近興建神宮寺，造佛像膜拜；在佛教寺院內或附近也興建神社，安置本地的保護神，尊當地的土地神、大比睿神和小比睿神為鎮守神。許多大寺中都建有神社，比如法相宗的傳法中心有春日神社，東大寺有八幡神社等。不少大神社內部也建神宮寺。延喜五年（905年）制定的《延喜式》中的《神祇式》這一新的神祇制度，將平安京的土地神和皇室的氏神等神社，劃歸國家祭祀。這不僅提高了神社的地位，而且將祭祀形式固定化，並發展了本土宗教神的神格，使之更具權威。神佛融合已經普及全國大小神社，原始神社原本無神體，後來以八咫鏡作為神體，最後演變為模仿佛像來繪畫或雕刻神像，達到了神佛相依的境界。

到了平安末期，「本地垂跡說」發展到「欲歸依垂跡之神明，必歸依本地之佛陀」，從而在神佛相依中，形成「佛主神從」的局面。這時神宮寺由僧人主持，自不消說，連神宮、神社也由僧人管理，祭祀也採用佛教儀式，在神前誦經修法。然而，這一切又是通過「神托」來進行的。所謂「神托」，就是「神諭」，一般由神官借降神方式和托夢方式宣示神諭。菅原道真所撰寫的《類聚國史》敍述若狹比古神願寺的比古神神托「我神稟身，苦惱甚深，歸依佛法，以免神道」，《多度神宮寺伽藍緣起資料賬》也記述伊勢多度神宮寺的多度神神托「吾經久劫，作重罪之業，受神道之報。今析欲永離神身，歸依三寶」等，記錄了為神修行的事。連一向最保守的只供奉天皇家的氏神和最高國家神的伊勢神宮，也在祭祀儀式和修法方式上吸收了佛教的因素，走向神佛融合的道路。「本地垂跡說」為神佛融合準備了條件。它的流行，完成了神佛一體化，成為平安文化和風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古代受容佛教，經過神佛摩擦、矛盾、對立到神佛融合、一體化的過程，這也是不斷完善神祇制度、形成神道獨自的體系的過程。從這一過程來看，神佛融合的重要條件是：

（一）遷都平安京之後朝廷推行了新政，佛教由國家直接經營改為由寺院僧侶自行經營，朝廷可以將佛教作為國家統治的工具，佛教也借此積極主張護國的教法，巧妙地謀得國家的庇護，佛教與國家建立了雙向的關係。同時，這一時期佛教作為國家宗教，創立了以天臺、真言二宗為主的新佛教，逐漸形成一種民間的信仰，為其後佛教的發展和神佛的融合奠定了群眾基礎。

（二）「本地垂跡說」經過天臺、真言二宗構建了神佛融合的兩個體系：一是山王一實神道即天臺神道；一是兩部神道即真言神道。前者根據天臺宗學說來解釋釋迦是鎮護比睿山的吉日山王，這吉日神社的神就是佛的化身；後者根據真言宗學說的金剛界（智慧的世界）、胎藏界（理性的世界）兩界曼荼羅來解釋神祇，比如將伊勢神宮的內宮和外宮解釋為兩部曼荼羅即金剛界和胎藏界，兩界都是大日佛——開天闢地的三神——三身合一的顯現，以此證明神代就是佛的時代。這兩者被統稱為理論神道，在理論上為神佛融合作了準備。

（三）佛教教義主張來世思想，與神道主張的現世觀本來是相悖的，但平安時代中期隨著阿彌陀淨土信仰的普及，人們將觀世音菩薩作為阿彌陀的侍從來祭祀，這樣在含有主張現世利益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法華經》一卷）中找到了與神道的神祇信仰所追求的現世觀的契合點。

（四）平安末期，王朝貴族從興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榮華的上層貴族產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滿於現狀的中下層貴族和下層民眾更加厭世，祈願來世的極樂世界，便以一種遊戲的態度接受「厭離穢土，欣求淨土」的思想，以求通過這一信仰，實現對現世極樂的追求，從而批判了舊佛教釋迦的教義，以阿彌陀為中心的新佛教興盛起來。佛教走向日本化，更有利於進一步向廣大民眾傳播。

上述條件的成熟，為這一時代的文化走向和風化開闢了新路。

三 和漢文學的交替變遷

平安時代前期即9世紀上半葉，漢詩文全盛時期的重要標誌是：（一）朝廷的政策明顯地向漢風文化傾斜，以嵯峨天皇為中心的漢詩人圈，頻繁舉行詩宴，吟詩作文，敕撰、私撰漢詩文集廣泛流行，比如三大敕撰漢詩文集《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和菅原道真的漢詩文集的問世，標誌漢文學被公認為正統的文學；（二）以留唐歸國僧人為中心，大力引進中國詩論和詩學，出現了空海的詩文評論集《文鏡秘府論》《三教指歸》和最澄的散文等，迎來了漢詩文的第一個繁榮時期。可以說，日本漢文學處於「大陸文學圈」的邊緣，展開獨自的日本漢文學的歷史。

敕撰漢詩文集流行的時期，正是嵯峨天皇積極攝取隋唐文化，再建律令新體制時期。當時，朝廷宣揚謳歌唐風，以魏文帝曹丕《典論》的「文章經國」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積極繼承和消化前一時期吸收的六朝初唐的漢文學遺產，促進這個時代的正統理念和文學理念走向成熟，並風靡於當朝。這就成為敕撰漢詩文集《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問世的基礎。

這三大敕撰集，從內容來說，增加了豔情、樂府、梵門、哀傷、雜言等詩，富含抒情性，更多地以日本本土的風土人情為吟詠之主題，體現出本土的審美價值取向，比如重戀歌、重季節感。從詩的形式來說，與《懷風藻》以五言詩為主相比，更重視七言詩，開拓了長詩和雜體詩，且重平仄押韻，產生了日本最早的填詞。這反映了它們受容大唐的新詩風和詩體的過程。

當時以嵯峨天皇為中心形成了新的詩壇，天皇本人參照唐朝張志和的五首《漁歌子》作了五首《漁歌》，還親自用行書體抄寫了唐代李嶠的《李嶠百詠》斷簡，率先大力展開「漢風運動」。其後朱雀天慶年間（932—946），大江為時應皇太子之召撰寫的《日觀集》還這樣慨歎道：「夫貴遠賤近，是俗人之常情；開聰掩明，非賢哲之雅操；我朝遙尋漢家之謠詠，不事日域之文章。」就是說，慨歎當時歌壇「貴遠賤近」，輕視「日域」文學而向「漢家」傾斜。

這一時期，朝廷還開講《史記》，舉行《史記》競宴，在詠詩時以《史記》中的人物作為吟頌的題材，比如嵯峨天皇吟張子房（張良）、仲雄王吟漢高祖、良岑定世吟季劄、菅原清公吟司馬遷等。有的詩作者學習唐人將姓改為一字姓，即姓名合為三字，比如良岑安世改為良安世、小野岑守改為野岑守，等等。

如前所述，空海留唐回國後，編纂《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等，一方面吸取儒教「詩言志」的思想，一方面又宣導歌的言情作用，將情、志、心、氣結合起來。這一時期，漢詩文壓倒一切，許多歌論都模仿《文鏡秘府論》。可以說，它是在這個漢詩文一邊倒的形勢下的產物，也是學習中國詩賦和詩學的結晶。同時期問世的還有景戒的《日本靈異記》，這是模仿中國的《冥報記》《般若驗記》等所寫的以因果報應故事為中心的佛教傳說集。

上述這些漢詩文，對於當時日本漢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規範和巨大的推動作用，由此掀起了日本漢文學的第一個高潮。

《白氏文集》傳入日本後，其影響漸大於《文選》，漢文學迎來了轉折期。其時，朝廷設立文章院，替代大學寮，從事強化紀傳道（文章道）和開拓新詩文的工作。以此為契機，日本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強烈刺激和觸發下，出現漢詩文一邊倒、和歌衰微的現象，《歌經標式》的影響縮小，許多歌論都模仿《文鏡秘府論》。每年舉行的宮中漢詩宴急劇增加，有50多次，和歌則被視為遊戲，登不了大雅之堂。同時，宮廷貴族社會學習中國風俗，按期舉行七夕宴、重陽宴等，賦詩雅興，和歌作者也起而效之。

日本文壇形成漢文學之初，多模仿唐詩模式，經過長期吸收和消化，日本詩界開始致力於漢詩文的日本化，使漢文學有所創新，成為古代日本文學有機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撰定的《古今和歌集》在漢文序與和文序的差異上，就反映了這一吸收和轉化漢文學的歷史過程。漢文序接受詩學的影響，主張「以志為本」，強調「感生於志，詠形於言」，「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然複取義於教戒之中」。和文序則主張「以心為本」，強調「夫和歌者，以人心為種」，有意識地淡化言志詩學的影響。同時，伴隨《古今和歌集》的誕生，和歌的興盛，漢詩也加強了日本化的傾向。此後，從天德三年（955年）開始，朝廷舉行的漢詩會，也注意漢詩的日本化。漢文學的日本化以及本土文學的興盛，掀開了日本文化史新的一頁。

五 物語文學的誕生與繁榮

「物語」是日本最早的小說模式。物語文學最先是分傳奇物語與歌物語兩類。傳奇物語，如《竹取物語》，對民間流傳的故事進行加工和創造，強化其虛構性，賦予其浪漫的色彩，並加以藝術的潤色，將其提煉成比較完整的故事。歌物語，如《伊勢物語》，則與中國的「本事詩」近似，和歌與散文結合，互為補充，敘說著世間的故事和人間的情感。這兩類物語文學都脫胎於本土或外來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形式都由一個個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繫的短故事組合而成。這兩類物語文學向獨立的故事發展，經過以傳奇為主的《竹取物語》、傳奇與寫實結合的《宇津保物語》，到寫實的《落窪物語》，物語長篇化了。接著產生了長篇的虛構物語《源氏物語》，統合虛構物語與歌物語，以寫實與浪漫手法相結合，以虛構的故事與詩歌相結合，構成了獨立的文學想像空間，形成一種新的物語品種—創作物語。它成為一種頗具規模的長篇小說形式，從而將日本古代物語文學推向最高峰。隨著時代的變遷，物語文學不斷發展，至近古，產生了歷史物語、戰記物語、說話物語等類型的物語文學。從平安時代至鐮倉時代有二百部以上的物語文學作品問世，但現存僅約四十部。可以說，物語文學的出現，在日本小說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竹取物語》是「物語的鼻祖」，講述了主人公「輝夜姬不染塵世，懷抱清高之志，終於升入月宮」的故事。它是第一部用假名書寫的古代小說，第一次實現了日本語言與文字的統一，對於其後古代散文文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這部物語首先源於日本自古以來在自己的風土上培育出來的豐富的神話和傳說故，比如仙女穿上天羽衣升天的故事，比如竹取翁偶逢神仙，覺得可愛又神奇，便與七仙女對歌的故事；其次，它與中國民間傳說《斑竹姑娘》《月姬》和《嫦娥奔月︾》等也有明顯的聯繫，有不少可比性，足見中日兩國文學和文化交流的源遠流長。

作為日本第一部歌物語，《伊勢物語》是以和歌為母胎發展起來的。它由一二五篇故事、二○六首和歌並列構成，每篇故事聯繫不大，主要通過歌人在原業平的「風流」、「好色」的每個小故事鬆散地貫穿起來，沒有完整的統一的情節。主要內容是主人公舉行初冠〈日本古代貴族十一歲至十六歲時舉行的成年儀式〉、外出遊獵、宮廷內外的戀愛情事，以及他臨終賦詩感慨人生。書中反映的主要是男女間的情愛，其中有男女的純真愛情、夫婦的恩愛，也有男人的偷情、女人的見異思遷。它表現了風流的情懷，好色而不淫。也有的地方對王朝歌功頌德，對暮年悲傷慨歎；有的地方則對社會生活主要是貴族生活進行了描寫，如皇上行幸，高官宴飲；有的地方則是對景致的細緻描寫，以景托情；也有個別地方寫到了身份低微之人，如在荒涼鄉村裡的美女、在農村耕作的人、身份卑賤的僕役，作品描述了他們的生活，從不同角度揭示了他們的喜怒哀樂的種種世相。

在這種物語文學發展的狀態下，古代長篇小說的先驅《宇津保物語》誕生了。《宇津保物語》以俊蔭一家傳授琴藝和與貴族聯姻而引起政治紛爭為主題，從超現實的浪漫故事開始，最後又在傳奇浪漫的氛圍中結束。首先，它以渡唐譚、接受仙樂為開端而展開《竹取物語》式的求婚譚。第一部分幾乎全賴求婚的故事而構成，但它描寫的求婚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擺脫了傳奇的色彩。同時，它通過兩個貴族求婚於一女，以及宮中爭立太子之事，將皇室的權力爭鬥引入政事中，擴大了物語的主題。這說明作者的創作已具有一定的現實感和對社會的批判意識。不過，最後爭鬥以「國讓」而告終，又突然脫離現實生活，轉向一個無矛盾無紛爭的理想世界，實現大團圓的結局。這部物語，著眼於平安王朝貴族社會

圍繞立太子而引發的紛爭，反映了與之相關的政治生活和戀愛生活，具有濃厚的現實感。同時，它又通過對學琴、磨煉藝道的記敘，宣揚崇高的藝術精神力量及其不滅之美，為此甚至將音樂神秘化，並以一種超自然的描寫來調和種種矛盾。

繼《宇津保物語》稍後問世的《落窪物語》是一個中篇物語。中納言源忠賴的女兒受到繼母的冷落，被迫住在一間低窪的屋子裡，因而人們把她叫做「落窪」。落窪在家中備受虐待，侍女阿漕同情她。在阿漕和阿漕的丈夫—左近衛少將道賴的僕人帶刀—的幫助下，落窪認識了少將。少將真誠地愛著落窪，並娶她為妻，過著美滿的生活。為此繼母懷恨在心，對阿漕和帶刀加以打擊。另一方

面，少將對中納言一家進行種種無情的報復。源忠賴故去之後，繼母被徹底整垮，最後少將見繼母略有悔悟便寬恕了她，對她加以庇護，從而消除了家庭的衝突。作品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勸善懲惡和宣揚貴族家庭的道德倫理，比如落窪、阿漕、帶刀以及少將的揚善懲惡，都帶有警世的意味，具有一定的哲理。

這幾部作品開始注意曲折的情節、比較完整的結構，以及人物性格的細節描寫，從而初備小說的規模。其次，它們開始擺脫古代寓言、神話、史傳的色彩而轉向對現實生活—大部分是戀愛生活和政治生活〈政治鬥爭〉—的描寫，突現了貴族社會的種種世相，在表現手法上寫實與浪漫相結合。再次，這幾部物語作品經過有意識的虛構，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生動的對話和對人物心理的描寫。它們初具小說的虛構性、現實性和批判性三個基本要素，而且三者開始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在古代小說形成之初，能夠達到如此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有價值的。它們促進了日本古代長篇小說的成熟，催生著《源氏物語》的問世。

《源氏物語》藉以源氏為代表的皇室一派和以弘徽殿女御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作為背景，描寫源氏的愛情生活，但卻不是單純描寫愛情，而是通過描寫源氏的愛戀、婚姻，來反映一夫多妻制下婦女的歡樂、愉悅、哀愁與悲痛，反映她們的命運。小說著墨最多的是源氏及其上下三代人對婦女的摧殘。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而更衣由於出身寒微，在宮中備受冷落，最後屈死於權力鬥爭之中。源氏依仗自己的權勢，糟蹋了不少婦女：半夜闖進地方官夫人空蟬的居室，玷污了這個有夫之婦；踐踏出身卑賤的夕顏的愛情，使她鬱鬱而死；看見繼母藤壺肖似自己的母親，由思慕進而與她發生亂倫關係；闖入家道中落的末摘花的內室調戲她，發現她長相醜陋，又加以奚落。此外，源氏對紫姬、明石

姬等許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體如此。在後十回裡出現的源氏繼承人熏君〈他名義上是源氏與其妾三公主之子，實際上是三公主與源氏的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

生〉，繼承了祖、父兩輩人荒淫的傳統，摧殘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又怕事情敗露，把她棄置在荒涼的宇治山莊。

在這些故事裡，不難看出這些亂倫關係和墮落生活是政治腐敗的一種反映，和他們在政治上的沒落與衰亡有著因果關係。尤其是作者描寫了源氏營造的六條院原來被世人譽為瓊樓玉宇，源氏逝後卻「必然被人拋捨，荒廢殆盡」，並由

此慨歎「此種人世無常之相，實在傷心慘目」，這證明作者對貴族社會走向崩潰的趨勢具有強烈的預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對源氏三代的亂倫行徑的描寫和對「原罪意識」的揭示，以及進一步對他們心靈的救贖和人性的紊亂的反思，作者很明顯是要在藝術審美表現上創造一種悲劇形態。

在《源氏物語》中，作者紫式部繼承了古代歌謠、和歌、虛構物語、歌物語等傳統文學的精華，借鑒了這些先行文獻的典故，借用了其中的某些創作手法，作為其創作思考的基礎，並活用在具體的創作中。同時，她學習和汲取藤原道

綱母的《蜻蛉日記》，完全擺脫了此前物語文學的神奇的非現實性格，成功地將日常生活體驗直接加以形象化，並且擴大了心理描寫，在更深層次挖掘人物的內心生活，出色地描寫了當時女性的內心世界。她還繼承和融會了《蜻蛉日記》所表現的﹁哀﹂的審美理念，並學習清少納言觀察事物時的冷靜和知性的方法，參照其《枕草子》以攝政的藤原家族的盛衰歷史為背景，通過描寫平安朝的時代、京城、自然、貴族、女性和自我感受來反映社會世相的寫實創作經驗。也就是說，《源氏物語》的問世，與先行的傳統韻文文學、散文文學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它們對於這部作為日本古代長篇小說的品格的提升，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源氏物語》與中國文化、文學又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是接受了中國佛教文化思想的滲潤，並以日本本土的神道文化思想作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與融合；二是借用中國古籍中的史實和典故，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文精神，並把它們融合在故事情節之中。因此作者紫式部強調：「凡人總須以學問為本，再具備和魂而見用於世，便是強者。」這裡的「學問」，當時指「漢才」，即中國的學問。這說明紫式部既重視當時的中國古籍，又對和魂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紫式部一方面開放性地學習和吸取中國文化、文學思想，一方面又根據本國文學的需要，慎重地加以選擇、取捨與揚棄。

據日本學者根據現存的平安時代後期藤原尹行的《源氏物語》最早註釋書《源氏釋》統計：《源氏物語》引用和漢典籍全部共計四八八項，其中和歌三六○項、漢詩文四十九項、故事十九項、佛典十三項。就以活用《古今和歌集》與白居易詩來比，前者比後者多六倍有餘。因此，中國文化、文學對《源氏物語》的影響是相對的，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而對日本文化和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獨創以「物哀」為主體的美學觀，以及紫式部本人豐厚的生活體驗和素材積累，才是《源氏物語》的根基。恐怕應該這樣說，《源氏物語》是以日本傳統為根基的中日文化和文學交流的結晶，是中日文化、文學融合的典範。

第四章　平安文化的全盛（西元794年—西元1192年）

一 攝關政治與和風文化的完成

天應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從平城京遷都至長岡宮，新京建設尚未完成，又於延曆十三年（794年）遷至平安京（京都），拉開了平安時代（794年—1185年）的序幕。這一時代，日本逐步完成從古代律令制向莊園制的封建社會新體制的過渡，至10世紀平安中期，以藤原北家為代表的豪門貴族壟斷攝政、關白的職位，奪取天皇的權力，由皇室外戚左右國政，形成王朝貴族政治，史稱攝關政治。

平安初期，日本文化繼續接受中國唐代文化的浸潤，是漢風文化最燦爛的時期。沿...

第一章 繩文、彌生、古墳時代文化的曙光
　一　日本列島和祖先的誕生
　二　從狩獵漁獵到農耕生活
　三　日本語言文字的形成
　四　咒術與言靈信仰的產生
　五　原初美意識的萌動

第二章　飛鳥、白鳳文化的形成
　一　古代部族國家的成立
　二　上古神話、歌謠的流傳
　三　漢籍和漢字的傳人
　四　佛教及佛教藝：術的傳播
　五　上古文化中的性崇拜

第三章　奈良天平文化的開花
　一　律令政治與天平文化
　二　遣唐使與唐文化的交流
　三　從漢詩到和歌的開展
　四　舞樂藝能的源頭
　五　建築藝術的承傳與創造

第四章 平安文化的全盛
　一 攝關政治與和風文化的完成
　二 神道與佛教的融合
　三 和漢文學的交替變遷
　四 《白氏文集》的流行
　五 物語文學的彈升與繁榮
　六 佛教藝術與大和的發達
　七 古代審美主體的完成

第五章 鐮倉武士文化的初興
　一 幕府體質與武家文化的確立
　二 禪宗及其世俗化
　三 戰記物語與說話集的興起
　四 藝能的發達
　五 繪卷藝術的流行和多樣化

第六章 室町文化與禪
　一 建武新政與政治文化理念
　二 從庶民教育到宋學的興隆
　三 禪與近古審美的主題精神
　四 能樂與狂言的登場
　五 五山文學的興盛
　六 水墨畫與庭園藝術的禪化

第七章 安土桃山文化的變革
　一 時代與文化的特質
　二 屏風畫.隔扇壁畫的黃金藝術
　三 空寂的茶禪一味
　四 閑寂的俳句與禪
　五 西方文化的最初傳入及其影響

第八章 江戶時代文化的轉型
　一 宋學的日本化
　二 國學的興起
　三 兩種建築藝術模式的對立
　四 版畫日本化和浮世繪的誕生
　五 國劇歌舞伎的誕生
　六 洋學與西方文化的傳播

第九章 現代文明開化的路程
　一 現代科學與教育的振興
　二 近代自我的確立與受制
　三 對西方現代藝術精神的攝取
　四 對西方文化的認同與拒斥
　五 日本文化的抉擇
結束語
參考書目
後記

第一章 繩文、彌生、古墳時代文化的曙光
　一　日本列島和祖先的誕生
　二　從狩獵漁獵到農耕生活
　三　日本語言文字的形成
　四　咒術與言靈信仰的產生
　五　原初美意識的萌動

第二章　飛鳥、白鳳文化的形成
　一　古代部族國家的成立
　二　上古神話、歌謠的流傳
　三　漢籍和漢字的傳人
　四　佛教及佛教藝：術的傳播
　五　上古文化中的性崇拜

第三章　奈良天平文化的開花
　一　律令政治與天平文化
　二　遣唐使與唐文化的交流
　三　從漢詩到和歌的開展
　四　舞樂藝能的源頭
　五　建築藝術的承傳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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