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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初版於1998年1月，共收論文七篇。承元尊出版社楊淑慧雅意，然而書出版後一直到聽聞她過世、出版社瓦解，我和她都緣慳一面。且從待過元尊、對她有許多抱怨的知名小說家那裡驟聞她的死訊，已是她逝世一年多以後的事了。

翻查舊檔案，原來的計畫不是七篇而是九篇，也就是包含那本印得很糟的《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研，1996）的主要論文。當年依稀是怕書印得太厚了而臨時抽掉的，她似乎也建議印成兩本，但我的論文又不夠做成兩本書。因而這修訂版的意義之一就是，還原既有的構想。另一方面，則是增補了卷二部分的十六篇短論。

卷一的十篇論文有七篇是初版原有的，另三篇從那本廢書移過來。均發表於1993年迄1997年間，也就是我就讀碩博士期間。因而有幾篇是其時的修課報告（二、五、六、八），大部分且曾作為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論表（詳附錄〈論文原始發表處〉）。卷二的短論多為副刊文章，是我那些年對馬華文學場域比較直接的「介入」。大部分發表於1991年至1998年間，只有一篇是2000年的。那將八年間，大概是我這大半輩子寫得最多的一段時日，也就是從我二十四歲到三十一歲之間，是攻讀碩博士學位、到暨大當菜鳥講師的階段。那些年還寫了些不同文類的所謂創作，及其他類型的論文。

以下先就增補的短文略做說明。

〈「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重啟「華馬文學」的討論，一直到十七年後和張錦忠、莊華興合編出版《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吉隆坡：大將，2008）方就短篇小說初步落實，但其他文類尚遙遙無期。

因年少氣盛而捅了馬蜂窩，參與、或引發了論戰，熱熱鬧鬧的在馬華文壇引起一場風暴，讓許多老作家深受傷害（據說某馬華文壇大老因此鬱鬱而終），自己也遍體鱗傷，但說不定因此而結束了一個時代。有兩篇短文便是那傷害的紀念碑（〈.馬華文學「經典缺席」〉、〈馬華文學的悲哀〉）。但那些文章大多因太有針對性太有情緒而沒收進來，幾乎都是在與馬華本土派的鏊戰，也沾染了若干大馬在地的雜文習氣。

相關文章多為受彼時大馬華文報或文學雜誌的朋友邀約而寫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張永修。文章跟隨著他從《星洲日報》到《南洋商報》，多是應他策劃的專題而寫，尤其是95、96、97那三年間。刊於《蕉風》上的兩篇短論是應其時的主編，他太太林春美之邀而寫的。5篇小專論（〈鐵抗與馬華文學現實主義〉〈小論方北方〉〈溫任平兄弟與馬華文學史〉〈小論商晚筠〉〈小論雨川〉）三個馬華現實主義作者，一個現代主義者，一個受台灣現代－鄉土文學洗禮的個案，可以對彼時我的馬華現實主義論略事補充。〈兩窗之間〉是受邀而寫的詩歌點評，不料也引來頗大的反彈。我對馬華新詩的意見其實不比小說少，只是不太有興致去談。〈國外評審與本地評審〉涉及的文學體制問題，最近也曾被青年朋友問及，我並沒有甚麼新的看法，問題也還是老問題。其他幾篇關於選集或大系的，毋寧表達了我彼時對馬華文學的期待。因為選集即典律化，然而過去數十年間，馬華文壇為甚麼一再生產糟糕的選集呢？然而馬華當代文學大系還是令人失望的編成那個樣子（由作者「投稿」而非由編委精選），也欠缺相關的學術性論證。很多問題就是那樣，談了也是白談。近年隨著作品水平及作家眼界的提昇，應該會有較明顯的改善吧。

寫這些文章時沒想到讀者，但多年來似乎還真的有一些讀者，部分文章甚至可能還發揮了廣泛的影響力（尤其是對中國性的批判），讓學界注意到這麼一個馬華文學的系譜。但是否反而限制了讀者理解馬華文學的眼界呢？那已不是我的責任了，我能提供的也僅僅是自己的觀點，而且充滿試探的性質。

畢竟這是旅台學人第一本全然以馬華文學為研究對象的論著，五年後方有張錦忠的《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2003）。在台灣，前行代的學者不論棲身中文系還是外文系，一般不會花多少心力在馬華文學上。在很長的段時間裡，在民國－台灣的學術場域裡，它看起來沒甚麼學術價值。而在文學評論匱乏的大馬本土，類似的論著也不多見，即使有，也是近年的事了──也是新一代的學者。譬如許文榮的《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政治扺抗詩學》出版於2004，（柔佛州：南方學院出版社/八方文化創作室），林春美的《性別與本土：在地的馬華文學論述》更晚至2009年了（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十四年過去了，我自己也很少會去讀這些年輕時寫的文章。如今為了校對而仔細重讀了一遍，時間距離確實造成了陌生感。年輕的時候，確實比較有激情，也比較愛做文章。但有些論文確實寫得非常尖銳，譬如箇中的王潤華論，為了與彼時的頌王論別瞄頭，而似乎尖銳得過了頭。而潘雨桐論對作者大概也是不太公平的。或許不該把潘的幾種不同類型的小說混為一談，為它們找到統一的風格「侷限」。而方北方論中帶著的強烈憤怒，重讀時仍覺躍然紙上。為什麼讀方的作品會那麼火大呢？是覺得被壞作品嚴重的冒犯了嗎？

有朋友說，不讀就不會覺得被冒犯了。但不讀也就不能寫論文去處理它，不能進入細節，也就不能進入核心。那些年，或許真有使命感想要好好處理馬華現實主義。確實也讀了不只一家，感覺都很不好。也不料幾乎一篇論文就把他們打垮了，那脆弱，真是難以想像。那似乎也證實了我的看法：馬華現實主義已然瀕危待斃。他們甚至沒有能力在學理上自辯，更別說反擊。只能用不同的化名抹黑謾罵，企圖從道德（？）上摧毀敵人。說實話，寫作的人被嚴厲的檢視和被吹捧，不都是尋常事嗎？自己作品的水平如何，自己會心理怎會沒數？當然，論文其實也可以像那篇短文〈拓荒播種與道德寫作〉那樣寫得皆大歡喜，或許可以贏得作者及家屬的敬重。但如果我把主論文都寫成那樣，我自己就毀了。毀於自欺。

在本書的主論文中，現實主義的專論只有一篇，相較於我對廣義的「現代主義」的討論，似乎不成比例。然而作為伏線，它的存在也是甚有意味的。首先它是作為對照出現在對中國性的討論的，甚至在華文/中文的切分中、對馬華文學的中國性的批判中，現實主義都是那可能的救贖力量。雖然，現實主義本身的的中國性（作為一種移植的「民族形式」）並沒有真正被討論（我只指控它也是舶來品），那些論文甚至預設它可以一定程度的抵禦中國性這復返的幽靈。在對鐵抗的討論裡，也重申「此時此地的現實」這樣的現實主義綱領；對雨川的討論中，也試圖去理解他因試圖以文字去超出自己能力的再現而造成的「書寫困難」，都嘗試為馬華文學貧乏的現實主義寫作找到一種解說。我不也在重建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嗎？

在我當年寫這些論文時，有好些作家都還沒有專論（神州詩社、潘雨桐、張貴興、陳大為），而後，踵繼者眾矣。其中被討論的最多的就是神州詩社，議題也還是圍繞著中國意識，不見得有甚麼新意。但無形中讓天狼－神州詩社好像變得很重要，莫名其妙的增了值。主其事的溫氏兄弟的人格特質是極度的自我中心，個人英雄主義，以幫會的方式經營詩社，那些弟子或弟弟妹妹們均傻呼呼的以為唯獨他兄弟倆才高八斗，不可超越。那些有天份的，在那樣的英雄崇拜裡不敢另求蹊徑以「殺龍求道」，個性及才能沒有機會充份的發展，沒能走出自己的路；那些根本沒有寫作的天賦的，則在集體取暖的錯覺裡以為自己或許真能寫點甚麼。其實他們在詩社裡的功能不在創作，而在於為才子領袖犧牲──弟兄姊妹犧牲享受，大哥享受犧牲。更別說兄弟倆對社員造成的傷害似乎都被漠視姑息，以至他們自己多年來未見反省，猶自戀自憐的一再重述他們偉大的業蹟，或者怨嘆被辜負背叛。尤其是溫瑞安，至今猶以被迫害者自居，令人倒胃。我原以為我當年的討論就可以終結那自我膨脹的「傳奇」，這麼說來，那篇論文倒是太多同情的瞭解，不過銳利。

如果說我的論述有窄化馬華現代主義之嫌，關於最早的馬華現代主義及六七0年代的馬華現代詩，張錦忠的論述確實可以補我的不足，那也不是我熟悉的領域。

這些文章原也該是友誼的見證，然而雲流星散，許多昔日的朋友都因故漸行漸遠了。初版中請林建國寫的序、為〈中國性與表演性〉寫的批評意見，因版權問題這回沒再收錄。昔日的問學，疑義與析，我還是心存感激的。

書斷版已久，偶爾會有人索要。而今多虧了麥田林秀梅，方得以出此增訂版，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