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麥克風- DIY 自己幹文化 再版序
文/黃孫權
很難想像此書在台灣的出版環境中可以再版。
這些在九零年代英國年輕人的故事離台灣很遠，無論歷史或地理上，但是這些故事卻與現時現地毫無距離。在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運動所掀起的波瀾中，除了我們不能真的像墨西哥原住民解放軍（EZLN）副總司令馬可斯（Subcomandante Marcos）騎在馬上叼著雪茄揹著長槍長征惡魔首都外，「他們也是我們」，不同世代的年輕人用不同的方式騎馬打仗，用身體、鐵鍊、錄像、部落格、網路、跳舞、辦刊物、坐在樹上或在推土機前種花，以嘉年華式歡樂革命干擾世界權力自以為不可變的世界，改變被制定好的意義。

年輕人只有創造自己的災難才得以躲避歷史的囚籠。DIY自己幹文化運動的優缺點盡在其中，一方面以青春無敵的方式斬盡歷史與歷史條件的不可能，一方面又過於自大的以為前輩們只是失敗的老頭，自己開啟的運動方是史上第一，忘了這些可能起舞的戰場都是歷史的積累，都是無數失敗老頭們打好的戰壕，這正是此書編者George McKay教授在導言裡語重心長所指出的。

我們對於「當下一定要作點什麼」有著真摯的迷信，然而，整體革命不復，自己幹文化還是日常生活鬥爭最有效的掙扎。從西雅圖事件後，DIY的文化運動就像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發明的群眾麥克風（People’s microphone)延綿不決，世代交替。在華爾街運動中，群眾聚集在祖科提公園中，禁止使用電子擴音設備，人民想出一個解決發言與民主討論的巧妙方式。當有人要發言時，必須先高聲喊；「麥克風測試」，讓群眾注意，發言必須非常簡短，好讓群眾複誦以便讓所有人都聽得見，你可以想像這些發言與討論像聲音的波浪舞，每個人都在認真聆聽與複誦，讓後面以及遠方的人可以聽到。當人數眾多的時候，群眾麥克風不只重複一次，不只二次，不只三次，每一次的聲波代表一群人聽見發表者的聲音，每一次的聲波也代表人們以複誦來表示他們的積極聆聽。這無疑是民主的最佳示範，每個人都是聆聽者也是發言者。

自己幹文化就是民眾的麥克風，往歷史裡傳遞。我們仍然從Iraq戰火中聽著勇敢的blogger傳出報導，在樂生看見努力抗戰的居民與學生，在華爾街與香港中環的佔領運動傳出改變的決心。DIY傳遞著總體革命不復後的一種力量：希望。希望不是信仰，不只是針對結構徹底改變，而是與每日遭遇的挫折戰中找到勇氣和歡樂。如果我們無法處理一般人的慾望、快樂、家庭生活，甚至孩子的教育問題，我們便無法從戰渠中找到有火星的地方。

自己幹文化有著約翰‧勒卡雷的《摯友》情感，夾雜電影《我們曾是炸彈客》（What To Do In Case Of Fire）的浪漫與好結局。這些恰好都是現實裡缺少的，滋潤勇氣的乾枯。但這種滋潤作用卻要非常小心，作為文學與電影，他/它/他們什麼都沒有改變，自己幹文化最終不要成為作品。要記得暴躁齊澤克（SlavojŽižek）的提醒：「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道主義是白痴！」你買有機蘋果，捐錢給孤兒，自我感覺良好。但其實什麼都沒有改變，正是透過作這些事以致於無能改變任何事情，人們掉進陷阱，正是此種人道主義式的「作為」使得世界停留在不需改變的狀況。

我相信DIY某些層面的基本的美學便是：歡樂。電影《替天行盜》（The Edukators）男女主角在進行自由之愛前奏曲時愉快地在牆上噴上：“Every heart is a revolutionary cell”。是的，每顆心都有革命的可能，但要剛好你有顆心。“Joy is able to drive hearts if you happened got one.”

要讓自己幹化文避免人道主義式的，歡樂有餘改變不足，就要記得我們從歷史現實裡感受到的真實現象：你深信那時文化中的樂觀主義與歡愉如此痛苦，而現在的文化就算表現出痛苦卻也快樂有餘。姑且將自己幹文化的反思稱之為「對於歡樂過敏」的反應好了，我們需要對歡樂的過敏反應，過敏是刺激與副作用的共構，對歡樂過敏使得自己幹文化不會因為太愛自己而終成為一場嘉年華，但沒有歡樂卻一切不可能。

希望來日我們可以有能力編撰一本屬於我們的自己幹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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