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產業發展上，台灣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全球慣性模式的路線。經過多年戰事，台灣經濟不振，國民黨遷台後將台灣作為復興基地，力圖振衰起敝，此時開始有不同的聲音。一派是傳統路線，許多工程師都認為，戰後的建設要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工業的根本，從根本做重工業開始，未來工業一定成長茁壯。

對這項說法當時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印度一位名叫P. C. Mahalanobis的計畫經濟學家，他認為重工業就好比是生產機器的工業，只要這種工業先發展，就可以生產許多新機器，不斷生產，工業成長自然飛速成長；反之如果發展輕工業（也就是消費品工業），雖然對人民的生活消費可以快速提高，但新機器的生產量沒有快速增加，未來的成長也就比選擇重工業開始的國家來得慢。這是所謂的「重重輕輕」概念，也就是先重視重工業，較輕忽發展輕工業。

不同的道路：重輕輕重

對這項說法，蔣碩傑深表反對。早在任教於北京大學時，蔣碩傑便開始探討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問題。他認為這套說法是忽視了一項事實：戰後世界已經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無論是輕工業或是重工業，所生產的產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上經過貿易交換，成為各國民眾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各國只需要生產自己最適合的產品，不需要特別在意是否為重工業或輕工業。

蔣碩傑主張以「重輕輕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反對過去「重重輕輕」的經濟發展策略，讓台灣不走國際間計畫經濟路線、強調以重工業帶動其他產業的政策，採行以輕工業為基礎，配合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推進國內外工業合理分工的自由經濟政策。他覺得，經濟落後國家應該「先辦輕工業、再辦重工業」。輕工業可以很快地取得回報，提升所得，從而擴張有效需求。再配合政府正確的儲蓄政策和利率政策，人民的儲蓄也會和有效需求同步成長。等儲蓄提高、投資資金來源穩定之後，新的投資自然會選擇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如此循環下去，重工業也會逐步發展起來。

巧合的是，尹仲容也強調重視民生工業（輕工業）的發展。認為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特別偏重重工業，往往引起經濟的不平衡與脫節、通貨膨脹、過度降低人民生活水準等紊亂現象，即令成功也是得不償失。這種觀念與蔣碩傑主張的重輕輕重，正互相對應。

1953年（民國42年），尹仲容改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運用美援資源，發展國內化工、食品、交通、電訊，以及一般工業。之後先後出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與費驊，此時都在工業委員會服務，經濟安定委員會擬定出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據此向美方申請美援，並且協助國內企業申請融資貸款。

次年，尹仲容受副總統陳誠賞識，任命為中央信託局長兼經濟部長，他規劃執行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政策，改革外匯貿易措施。在進口替代信念下，他強調「進口布不如進口紗，進口紗不如進口棉」的主張，管制日本布料進口，改進口棉花，扶植國內紡織業的發展，台灣許多知名紡織事業就從此時開始站穩發展的腳步。另外，在外匯貿易措施下，他放寬外匯管制、鼓勵出口，迅速促進台灣塑膠、玻璃工業的成長。另外，他也配合「耕者有其田」落實自由經濟，將原本國營的水泥、紙業、農林、工礦四大產業轉由台泥，台紙等民間企業經營，以促進經營效率。

當工業委員會向美方申請聚氯乙烯塑膠（Polyvinyl Chloride, PVC）計畫時，尹仲容更主張不由政府主導，而交由民間企業經營。尹仲容透過台灣銀行放貸紀錄，發現王永慶是當時的存款大戶，他鼓勵王永慶投資產業，成就台灣塑膠公司的發端，更是台灣石化業的開始。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台塑從全世界最小的聚氯乙烯公司，躍升為世界龍頭。美援貸款支持的企業大都相當成功，不僅奠定民間經濟的活力，更提升全民生活水準。

多年後重新檢視蔣碩傑的主張，2012年還擔任經建會副主委的單驥依舊支持「蔣老師」的看法。單驥說，蔣碩傑的概念其實非常簡單，就是不要違背經濟學的比較利益原則，不要作太扭曲的經濟政策。在那時台灣有的是人力資源，善用人力資源也是一個好方法。單驥說，在產業走向轉型後，蔣碩傑後來也贊成發展科技業，但他不贊成把經濟和重工業畫上等號，因為這種發展太過簡單了。如果當初產業興起時台灣馬上走科技業，台灣眾多勞動人力的就業就會落空。

與台灣同為四小龍的韓國，是很明顯的對照。單驥指出，韓國就是以重工業為主，以國家資源作為後盾，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大財團；但台灣卻以輕工業為主，培養出眾多中小企業。後來很多科技業是從小廠商起來的，宏碁也是起於一個小公司，除了少數如政府鼓勵的積體電路、晶圓廠外，1980年代個人電腦開始發展，台灣的中小企業就剛好趕上了這陣熱潮，人力和產業技術都自然升級上去。

韓國有韓國的模式，台灣有台灣的模式，單驥說，可以很自信的說，台灣經驗是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學習的模式，但其他國家要學習韓國，可能有99%失敗。因為把大部分資源放在一兩家企業上，如果他們倒了，經濟也就倒了。台灣經驗可複製、可參考、可實用，「重輕輕重」並無不當。

單驥說，台灣在1950到1960年代，公營企業佔製造業的七成以上，但後來台灣很快的擴大經濟和市場，用公營支持民營，以穩定低價的原料或中間材料給予民間企業，得到這種支援，中小企業也得以發展起來。1970年代的末期，民營企業創造的附加價值已經遠大於公營企業，整個局面扭轉，但公營企業的規模並沒有縮小，而是中小企業以更大的速度快速擴張。

蔣碩傑送的一本書讓尹仲容換了頭腦，曾經是一個標準技術官僚的尹仲容原本認為政府主導的經濟產業才會有效率、有成果，在蔣碩傑適時的建言及該書的影響下，讓台灣的經濟自由化免於無限期延後的惡夢。台灣過去4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這段期間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由管制慢慢走向開放，雖然仍有經濟管制措施，但也積極鼓勵民間企業發展，市場價格機能一直都能發揮相當的作用。

在產業發展上，台灣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全球慣性模式的路線。經過多年戰事，台灣經濟不振，國民黨遷台後將台灣作為復興基地，力圖振衰起敝，此時開始有不同的聲音。一派是傳統路線，許多工程師都認為，戰後的建設要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工業的根本，從根本做重工業開始，未來工業一定成長茁壯。

對這項說法當時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印度一位名叫P. C. Mahalanobis的計畫經濟學家，他認為重工業就好比是生產機器的工業，只要這種工業先發展，就可以生產許多新機器，不斷生產，工業成長自然飛速成長；反之如果發展輕工業（也就是消費...

前言

于宗先

就目前台灣而言，認識蔣碩傑教授並與其相處最久的，就屬我這個後輩了，也許是這個原因，高希均要我為吳惠林教授和彭慧明女士撰寫的《蔣碩傑傳：奠基台灣奇蹟的自由經濟導師》寫序，我義不容辭。况吳教授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同仁，我對他所撰寫的文章及書籍十分熟悉，而且也瞭解到他是研究蔣教授著作、闡揚蔣教授貨幣理論最有心得的人；彭慧明女士無論採訪和編輯都有豐富的經驗，由他們合著蔣碩傑傳會更加完整與精彩。

吳、彭兩人在蔣碩傑傳中所強調的是蔣教授求學、治學，然後為國效勞的一生，對於蔣教授私人生活描述的不多，這是與一般「傳」的不同地方，這也是它最有價值之處。根據他們倆人所述，我將蔣教授的一生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蔣教授的少年時期

蔣教授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兄弟姊妹很多，從小他們都受到很紮實的基礎教育，沒有一個有紈袴子弟的浮華作風；長大後，都有一技之長，獨立生活，而各有成就。蔣教授在15歲以前已讀過四書，奠定他的國學基礎，他也讀過簡易的經濟學，對經濟學感到很有興趣。於15歲那年出國去日本慶應大學預科讀經濟，認為念經濟可幫助國家富強，改善國計民生。雖然東到日本後才開始學日語，由於領悟力強，很快就能聽懂教授的課。他也修了一門理則學，教人如何判斷一種理論的正確，對辯論很有用。三年後，「七七事變」發生，日寇大舉侵略中國，蔣教授返國後，又轉去英國入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本科大學，繼續修習經濟學。1941年他完成大學學業，因財源不繼，乃休學一年轉去工作。次年才回到政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第二階段：開始挑戰經濟權威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讀了經濟大師的書，也聽了大師們的課，他不像一般學生，全部接受大師的講話，而是找出大師們理論的缺點，而著文批評，像凱因斯、庇古教授都是當代最具權威的經濟學家，他以一個研究生的身份，敢有這種「不怕虎」的勇氣與動作，在研究生中罕見。這就是蔣教授與生俱來的勇氣和精神。他所完成的博士論文，獲得當年最佳博士論文獎。

第三階段：發表「可貸資金理論」，奠定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

蔣教授於二戰結束後回到中國，先去東北參加經濟復員工作，並結識他的賢內助─馬熙靜女士。1946年回北京，任教北京大學經濟系，從而認識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劉大中教授，並結為好友。在大陸北方變色前，他來到台灣，在台大教書半年，便去美國國際貨幣基金（IMF）工作，劉大中已在那裡任職。兩人性格雖不同，卻惺惺相惜。有人形容他們的關係是「秤」與「坨」的關係，凡事合作無間，不分彼此。就在1956年蔣教授在美國最權威的經濟雜誌（AER），發表「可貸資金理論」（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 Theories, 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alysis A Synthesis），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在IMF服務十年之後，他與劉教授離開IMF，劉教授去康乃爾大學，他去洛徹斯特大學執教，最初他受到最高的尊敬，從而也各為台灣學生爭取了很多獎學金，後來因拙於言、與人無爭的個性，便失了年薪多年不增的虧。劉大中教授乃請他到康乃爾大學經濟系任教，以迄屆齡退休。

第四階段：經常返國，為台灣經濟發展效勞。

1952年，蔣教授利用休假回到台灣，當時台灣物價飛漲，而經濟發展剛剛開始，李榦先生帶他去見時任中信局長尹仲容，由於尹仲容相信計劃經濟可以使經濟發展，蔣教授相信自由經濟可使經濟活絡起來。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不過，蔣教授離開時，贈送尹仲容一本米德（J. E. Mead）所著的《計畫與價格機能》，尹仲容讀過之後，便改變了他原有的想法，及對蔣教授的態度。1954年，尹仲容親自寫信向IMF借將，請IMF同意蔣教授和劉教授回國，就經濟政策提出建言。

當一般開發中國家都嚮往「先發展重工業，再發展輕工業」的策略，蔣教授所重視的則是「重輕輕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則是減少管制，提高利率，鼓勵儲蓄。尹仲容贊成他的意見，乃改變了傳統的作法，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了顯著成果。

1967年在召開經濟發展會議時，出席的國際經濟學者建議成立經濟學博士班，培植經濟人才，解決台灣人才不足問題。蔣教授和劉教授是核心人物。每年暑假蔣教授都回國講授他的經濟理論。1968年，政府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由劉教授主持，蔣教授是有力的委員。他提出採用加值稅的構想，認為可以收縮貨幣供給，減少預算赤字，鼓勵多生產，少消費，加值稅要比所得稅更合理。但劉教授在美國麻斯格雷教授支持下，且國內的委員對加值稅都十分陌生，也表示反對，致沒有採納。由於蔣、劉友誼甚篤，不會因此放棄賦改會的建言工作。

第五階段：「蔣王論戰」所引起的反響。

「蔣」是指蔣碩傑教授，他是剛成立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長，也是康乃爾大學經濟系教授；「王」是指王作榮教授，他是中國時報的總主筆，也是台大經濟系教授。兩人國學基礎均深厚，筆鋒健而犀利。一位屬內歛，一位屬外向；一位重理性分析，一位說理時帶點情緒。在爭辯時，各不相讓，兩人均有不服輸的傾向。他們所辯論的重點是貨幣供給問題，一位重在說理，成為經濟學者所思考的問題；一位強調對企業的利害，為不少業者所喜愛。蔣教授認為濫發鈔票，點燃通貨膨脹，就是「五鬼搬運法」，最為讀者所欣賞。他們倆人各有各的支持者，難說誰是贏家。

這場先後為期兩年的論戰，為學界立下了一個就事論事的榜樣，也為政府雇員上了一課，即政府的政策是希望經濟穩定，還是在不安定中找平衡。當時，我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蔣教授是我的上司，我沒有出來參與蔣教授這一邊，完全為了保護剛萌芽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怕它經不起風浪襲擊而夭折，但是仍然無法避免它的「池魚之殃」。在一次兩方相對的座談會上，參與蔣教授一方的費景漢教授（耶魯大學），他說台灣的企業家大都是「白手起家」，這句話並無惡意，這時有一位業者起來發言：「我們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帶著機器設備從上海來的。」。從此之後，有數位原答應捐款給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基金的業者，乃停止了他們的捐款。

蔣教授過世快廿年，我自中華經濟研究院退休也已16年，回憶與蔣教授相處的日子也有15年之久，在我印象中，蔣教授是謙謙君子。在學術上，他不迷信權威，肯堅持自己的看法；對當政者，他不阿諛，一向保持學者的風範；對社會，從不作倚牆草，討好某些人；對所批評的事，從不妥協；對朋友，誠信相待，為後輩所敬仰。

前言

于宗先

就目前台灣而言，認識蔣碩傑教授並與其相處最久的，就屬我這個後輩了，也許是這個原因，高希均要我為吳惠林教授和彭慧明女士撰寫的《蔣碩傑傳：奠基台灣奇蹟的自由經濟導師》寫序，我義不容辭。况吳教授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同仁，我對他所撰寫的文章及書籍十分熟悉，而且也瞭解到他是研究蔣教授著作、闡揚蔣教授貨幣理論最有心得的人；彭慧明女士無論採訪和編輯都有豐富的經驗，由他們合著蔣碩傑傳會更加完整與精彩。

吳、彭兩人在蔣碩傑傳中所強調的是蔣教授求學、治學，然後為國效勞的一生，對於蔣教授私人生活描述的不多，...

出版緣起　　　　　　　　　　　　　　　　　　　　　　　　　　吳中書
序文 「不怕虎」的學者風範 于宗先
導讀 路遙知馬力──停滯膨脹氛圍下緬懷蔣碩傑院士 吳惠林
第一章 成長歷程
第二章　負笈英國
第三章 關懷政策的北大學者
第四章 十年國際貨幣基金歲月
第五章 美國教學歲月與梨山論壇
第六章 成立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七章 蔣王論戰
第八章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推手
跋 歷史的教訓是「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 吳惠林
蔣碩傑先生大事年表

出版緣起　　　　　　　　　　　　　　　　　　　　　　　　　　吳中書
序文 「不怕虎」的學者風範 于宗先
導讀 路遙知馬力──停滯膨脹氛圍下緬懷蔣碩傑院士 吳惠林
第一章 成長歷程
第二章　負笈英國
第三章 關懷政策的北大學者
第四章 十年國際貨幣基金歲月
第五章 美國教學歲月與梨山論壇
第六章 成立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七章 蔣王論戰
第八章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推手
跋 歷史的教訓是「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 吳惠林
蔣碩傑先生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