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賢愚經》序

《賢愚經》、《法句經》、《百喻經》是佛教的根本寶典，而《賢愚經》更是敦煌文化的核心；換言之，《賢愚經》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及影響力，遠在《法句經》與《百喻經》之上。對於敦煌石窟的造像而言，《賢愚經》展現了祂豐富而深遠的寓意及教化之功，這也是《賢愚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堅固地位。但自唐宋以後，隨著中國一佛乘思想的成熟與展開，中國佛教思想邁向了抽象的空性哲理，反而讓《賢愚經》這類寓意深遠的故事型經典隱沒不彰，殊甚可惜！

文化的發展，從具相到抽象，從事件到理論，乃是必然的軌跡；但是一經邏輯化、理論化後，其所延伸的意識形態，則是大腦所生文明的另一種罪孽，這是因為人類在積累文明與記憶的過程中，將具相的事件給予邏輯化的過程中，程式的運用，令事件的本身在規格化中被簡化了，而在此簡化的過程中，大腦只選用其所需的題材，因此事件的簡化，使得歷史事件逐漸被窄化而變形，所以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逐漸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性，致使文明與人性脫勾，而不知為何而生、為何而活。佛法傳入中國亦然，逐漸的失去了本意，而產生了純意識的佛教，因此重新發揚《賢愚經》、《法句經》以及《百喻經》的事相法理，使殊勝的佛法回歸到人生中來，乃是當務之急。故而巧遇杜教授這位敦煌學專家，又專擅於《賢愚經》的資料搜集，乃一大幸也！

杜斗城教授是敦煌學的泰斗，對於敦煌學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賢愚經》，自是嫻熟，在百忙的研究生涯中，自工作上的需要激發起興趣，由第一手資料的研究，產生了對法義的研究與探索，因而將敦煌學圖像中有關《賢愚經》的法要匯集成書，親自著寫此書，用舒心懷，甚是可貴！此書不若坊間的教學工具，亦非宗教類弘法工具，而是學者專業研究之餘之紀要，乃實物實證的紀實與心得。由於專家對圖像的研究解讀所產生的心內影像，而將之彙聚成文，乃至積累數十年之功夫而成累案之牘，甚為可貴。近年杜老將簡體版的文稿修改後欲重刊之，適逢兩岸文化交流，空庭書苑有幸蒙杜老慈允，得以獲繁體版的出書機會，殊感榮幸！

排版、出版事小，為了出書的順序以及中印之間往返的中英文版書籍，致使杜老此書一再延宕，實感抱歉。今日終於可以出書，一了心願，倍感欣慰，特此一併記以感恩！

普賢行者 海雲繼夢 合十



《賢愚經》、《法句經》、《百喻經》是佛教的根本寶典，而《賢愚經》更是敦煌文化的核心；換言之，《賢愚經》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及影響力，遠在《法句經》與《百喻經》之上。對於敦煌石窟的造像而言，《賢愚經》展現了祂豐富而深遠的寓意及教化之功，這也是《賢愚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堅固地位。但自唐宋以後，隨著中國一佛乘思想的成熟與展開，中國佛教思想邁向了抽象的空性哲理，反而讓《賢愚經》這類寓意深遠的故事型經典隱沒不彰，殊甚可惜！

文化的發展，從具相到抽象，從事件到理論，乃是必然的軌跡；但是一經邏輯化、理論化後，其所延伸的意識形態，則是大腦所生文明的另一種罪孽，這是因為人類在積累文明與記憶的過程中，將具相的事件給予邏輯化的過程中，程式的運用，令事件的本身在規格化中被簡化了，而在此簡化的過程中，大腦只選用其所需的題材，因此事件的簡化，使得歷史事件逐漸被窄化而變形，所以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逐漸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性，致使文明與人性脫勾，而不知為何而生、為何而活。佛法傳入中國亦然，逐漸的失去了本意，而產生了純意識的佛教，因此重新發揚《賢愚經》、《法句經》以及《百喻經》的事相法理，使殊勝的佛法回歸到人生中來，乃是當務之急。故而巧遇杜教授這位敦煌學專家，又專擅於《賢愚經》的資料搜集，乃一大幸也！

杜斗城教授是敦煌學的泰斗，對於敦煌學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賢愚經》，自是嫻熟，在百忙的研究生涯中，自工作上的需要激發起興趣，由第一手資料的研究，產生了對法義的研究與探索，因而將敦煌學圖像中有關《賢愚經》的法要匯集成書，親自著寫此書，用舒心懷，甚是可貴！此書不若坊間的教學工具，亦非宗教類弘法工具，而是學者專業研究之餘之紀要，乃實物實證的紀實與心得。由於專家對圖像的研究解讀所產生的心內影像，而將之彙聚成文，乃至積累數十年之功夫而成累案之牘，甚為可貴。近年杜老將簡體版的文稿修改後欲重刊之，適逢兩岸文化交流，空庭書苑有幸蒙杜老慈允，得以獲繁體版的出書機會，殊感榮幸！

排版、出版事小，為了出書的順序以及中印之間往返的中英文版書籍，致使杜老此書一再延宕，實感抱歉。今日終於可以出書，一了心願，倍感欣慰，特此一併記以感恩！

普賢行者 海雲繼夢 合十

前 言

《賢愚經》（十三卷）是很特殊的一部佛典，其雖名為“經”，但實際上是一部“佛教故事集”。全書共分十三卷、六十九品（節），也就是說共講了六十九個故事。但實際上，其所包括的故事更多，因為往往一品中又包含了很多小故事。

關於《賢愚經》的來源，現存《大藏經》，題為“元（北）魏涼州沙門慧覺（一說慧覺為曇學之誤）等在高昌郡（今新疆吐魯番）譯”。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九說：有河西（今甘肅河西走廊）沙門曇學“威德等，共有八僧，結志游方，遠尋經典”,到達於闐（今新疆和闐），遇到了那裏五年一次的無遮（人人都可參加辯論的佛教法會）大會。如此盛會，講經論道者，佈施傳法者很多。曇學、威德等八人，隨即根據各人情況，分頭聽講，並學習當地語言，記下了各自聽到的內容。不久，他們便返回高昌，合集各人所記，成為一書。又越流沙，回到涼州（今甘肅武威）。當時河西有一名叫慧朗的高僧，精通佛理，知識淵博，頗受僧界尊敬。他認為曇學等人所記，源在譬喻，兼明善惡，即用譬喻弘揚佛理，勸善戒惡，原想為其命名《譬喻經》，但因此前譯經，也多用“譬喻”之名，遂據其論說善惡之理，取其義而改名為《賢愚經》。

關於《賢愚經》成書的年代，《出三藏記集》說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唐智昇《開元釋教錄》說是“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查其時間，皆為西元445年，但後者所記，可能來源於前者。對此，龍蓮法師和方廣錩博士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他們據《出三藏記集》作者僧佑所記，認為僧佑既在梁天監四年（西元505年）採訪過曾去涼州的沙門弘宗，弘宗時年已84歲，據此推算，弘宗14歲隨師在涼州“躬睹其事”（指集《賢愚經》）時，正當西元435年，即元嘉十二年（北魏太延元年）。由此可知，僧佑所說的“元嘉二十二年”很可能是“元嘉十二年”的訛誤。我贊同這個分析。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賢愚經》成書的最後時間應在西元435年左右，即北涼晚期沮渠牧犍時。元嘉二十二年（西元445年），建立在河西的佛教之國——北涼，已被北魏消滅，涼州城破，經書焚蕩，僧人東奔西逃，河西被北魏控制。此時，北魏太武帝滅佛之心漸顯，曇學、威德等人，絕不可能在此種情況下自投羅網。至於曾給《賢愚經》提名的“河西宗匠”——慧朗，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所以現在流行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對《賢愚經》問世的年代應作糾正，改“元魏”為“北涼”。

此外，歷代《大藏經》都說《賢愚經》為曇學等在“高昌郡譯”，可實際上此經並不像流傳到中國的絕大多數佛經那樣，是從梵語或從其他語言翻譯成中文的，而是編譯的。也就是說，是由曇學等人各書自己所記，整理記錄後成集的。

《賢愚經》的內容除了講述各類佛弟子及其信徒的前生故事外，還有不少佛本生故事（佛前生故事）和佛傳故事（從降生到成佛的故事）。如《降六師品》講述了六師外道與佛鬥法，結果六師大敗。此類故事，實際上是《西遊記》中二郎神與孫悟空鬥法的來源；《微妙比丘尼品》描述了一個丈夫被蛇咬死，兒子被狼吃水漂，遭受了無數次災難的婦女形象，這又為魯迅的小說《祥林嫂》所借鑒；《檀膩羈品》的倆婦人爭一小孩，國王讓其各自用力去拉，誰拉走，算誰的，結果真母因不願拉傷小孩而退出爭執，國王從中看出真偽，此又為中國民間流傳的“包龍圖斷案故事”所吸收。

總之，《賢愚經》雖說是一部佛經，如讀起來，妙趣橫生，理明事清，妙不可言。如果要瞭解佛經故事，一本《賢愚經》就知梗概了；如果要瞭解一點古代印度的民間故事、題材和表達方式，一本《賢愚經》也夠了；如果要瞭解一點敦煌等佛教石窟壁畫雕刻的創作來源，一本《賢愚經》也夠了。《賢愚經》不像《百喻經》那樣，一個故事，了了數字。其情節曲折動人，內容雖長，但又能引人入勝，不覺冗繁。

同時，《賢愚經》也不像很多佛經那樣，或是講經論理，或是不厭其煩的說教。其寓佛教“勸善戒惡”的旨意於故事之中，它給讀者的不僅僅是豐富的故事，更重視其中的“賢愚”道理，其可以使人的心靈淨化，修養提高，知識增多。

當然，《賢愚經》同很多佛經一樣，往往有一些迷信的成分摻揉其中，在科學的今天，明眼人一看便知。佛教講究“隨緣而教”，為了弘揚自己的主旨，採取的方法是不同的。為了勸善戒惡，講一點地獄天堂之類又有何呢？所以，為了保持原貌，我們把《賢愚經》全文都翻譯了，換句話說，我們不願意採取那些掐頭去尾的方法，把一件完整的作品弄得殘缺不全，支離破碎。

杜斗城

1993年夏于蘭州大學

後 記

眾所周知，把古漢語譯成白話本來就很不容易，把佛經譯成白話就更難了。因為翻譯佛經，除了要具備較深厚的文、史、哲功力之外，還需要相當豐富的佛學方面的知識。但由於我們這些方面的功力均有限，所以錯訛之處是難以避免的。還有，我們翻譯時所依據的本子為《大正藏》本，其本雖有斷句，但誤斷極多，原文本身也有不少錯訛別奪。遇到此種情況，只好瞻前顧後，揣摩原意而“理順”了。但為了使原意不致走樣，我們沒有採用“直譯法”。這樣一來，文句上就顯得生硬曲折了一些。此外，由於《賢愚經》是曇學等八人“各書其聞”而集成的，所以全經文風也頗不一致，甚至同一專用名詞的漢譯法在各卷中也各有不同的情況，所以，我們的譯文也很難保持一致。現在，我們唯一能問心無愧的是：我們是在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所以，還希望廣大讀者不吝指教，以期有機會修訂。

最後，我們還要感謝上海佛教協會秘書長、上海佛學書局經理周家俊居士。周居士敬奉三寶積年，頻交大德，學有根基，熱心於佛法之弘揚，兩年前（1992年5月）就曾令我譯此《賢愚經》，他保證出版，但因我忙於教學和塵世雜煩，一直未能如期完成；雖後完成（1993年夏），但因種種原因，不能在上海出書了。總之，如果沒有他的催促和鼓勵，此事恐怕還要托下去的。

此外，我還要感謝蘭州大學歷史系90級許多同學及我的研究生陳海濤、殷光明、劉慧琴並周絢隆諸君，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也是不會現在就展現在讀者面前的。

以上是我於1994年寫於蘭州大學的一段“《白話賢愚經》後記”，見於1994年8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話賢愚經》。

此次再版，我還要特別感謝臺灣大華嚴寺導師海雲繼夢大法師。法師現為國際華嚴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多年來奔走於海峽兩岸，以濟世救人為宗旨，弘揚佛教，心得頗多，著作等身。而法師的講學足跡更是遍及世界，其精于華嚴，涉獵各宗，實為當代出家者中少見。我認識海雲大師是在西安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共同的興趣與話題使我們有了許多交往。我曾多次邀請海雲大師給我的研究生們講授佛學，並合作舉辦了三次海峽兩岸的大規模學術考察活動，共同走遍了從敦煌至隴東的隴原大地，取得了許多學術成果。現海雲大師鼓勵我把1994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話賢愚經》在臺灣用繁體字再版並配以原文，以便更多的讀者能夠讀到並瞭解它。雖然我感其只是一個佛經的“普及本”，而並非一項學術研究成果，且為多年前翻譯之作，還存在不少問題，然我還是欣然應允了。在此，致大師以衷心地感謝！同時，希望此繁體版面世後，能夠得到更多讀者朋友的不吝指教。



杜鬥城於2012年9月12日記於

蘭州大學

後 記

眾所周知，把古漢語譯成白話本來就很不容易，把佛經譯成白話就更難了。因為翻譯佛經，除了要具備較深厚的文、史、哲功力之外，還需要相當豐富的佛學方面的知識。但由於我們這些方面的功力均有限，所以錯訛之處是難以避免的。還有，我們翻譯時所依據的本子為《大正藏》本，其本雖有斷句，但誤斷極多，原文本身也有不少錯訛別奪。遇到此種情況，只好瞻前顧後，揣摩原意而“理順”了。但為了使原意不致走樣，我們沒有採用“直譯法”。這樣一來，文句上就顯得生硬曲折了一些。此外，由於《賢愚經》是曇學等八人“各書其聞”而集成的，所以全經文風也頗不一致，甚至同一專用名詞的漢譯法在各卷中也各有不同的情況，所以，我們的譯文也很難保持一致。現在，我們唯一能問心無愧的是：我們是在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所以，還希望廣大讀者不吝指教，以期有機會修訂。

最後，我們還要感謝上海佛教協會秘書長、上海佛學書局經理周家俊居士。周居士敬奉三寶積年，頻交大德，學有根基，熱心於佛法之弘揚，兩年前（1992年5月）就曾令我譯此《賢愚經》，他保證出版，但因我忙於教學和塵世雜煩，一直未能如期完成；雖後完成（1993年夏），但因種種原因，不能在上海出書了。總之，如果沒有他的催促和鼓勵，此事恐怕還要托下去的。

此外，我還要感謝蘭州大學歷史系90級許多同學及我的研究生陳海濤、殷光明、劉慧琴並周絢隆諸君，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也是不會現在就展現在讀者面前的。

以上是我於1994年寫於蘭州大學的一段“《白話賢愚經》後記”，見於1994年8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話賢愚經》。

此次再版，我還要特別感謝臺灣大華嚴寺導師海雲繼夢大法師。法師現為國際華嚴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多年來奔走於海峽兩岸，以濟世救人為宗旨，弘揚佛教，心得頗多，著作等身。而法師的講學足跡更是遍及世界，其精于華嚴，涉獵各宗，實為當代出家者中少見。我認識海雲大師是在西安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共同的興趣與話題使我們有了許多交往。我曾多次邀請海雲大師給我的研究生們講授佛學，並合作舉辦了三次海峽兩岸的大規模學術考察活動，共同走遍了從敦煌至隴東的隴原大地，取得了許多學術成果。現海雲大師鼓勵我把1994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話賢愚經》在臺灣用繁體字再版並配以原文，以便更多的讀者能夠讀到並瞭解它。雖然我感其只是一個佛經的“普及本”，而並非一項學術研究成果，且為多年前翻譯之作，還存在不少問題，然我還是欣然應允了。在此，致大師以衷心地感謝！同時，希望此繁體版面世後，能夠得到更多讀者朋友的不吝指教。



杜鬥城於2012年9月12日記於

蘭州大學

《白話賢愚經》序

《賢愚經》、《法句經》、《百喻經》是佛教的根本寶典，而《賢愚經》更是敦煌文化的核心；換言之，《賢愚經》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及影響力，遠在《法句經》與《百喻經》之上。對於敦煌石窟的造像而言，《賢愚經》展現了祂豐富而深遠的寓意及教化之功，這也是《賢愚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堅固地位。但自唐宋以後，隨著中國一佛乘思想的成熟與展開，中國佛教思想邁向了抽象的空性哲理，反而讓《賢愚經》這類寓意深遠的故事型經典隱沒不彰，殊甚可惜！

文化的發展，從具相到抽象，從事件到理論，乃是必然的軌跡；但是一經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