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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和／ 「蘇建和案」當事人，於一九九一年被控犯案宣判死刑，全案纏訟達二十一年，二○一二年八月因事證不足判決無罪定讞。

這些變成冤案的過程，若除去人名，套用在我們任何人身上，我們人人都有可能是冤案的被告，不是嗎？嚴守「證據法則」，並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才是你我最基本的人權保障。

希望《冤罪》這本書的譯作出版，可以讓台灣社會對於「被告」及「壞人」，有更多不同面向的認知與啟示。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很難得有一起案件，不僅被翻案成功，更促使刑事司法的重大改革與科學鑑定的...

第一章　我為何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

菅家利和

案發半年後，警察來到我家

警察第一次來到我家，大約是在我被逮捕的一年多前的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也就是松田真實小妹妹被殺害的半年後。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真實小妹妹（當時四歲）和她父親一起到栃木縣足利市的柏青哥店後，當天即行蹤不明。隔天早上，她的遺體在柏青哥店附近的渡良瀨川堤防旁被發現。

當時我雖曾在電視和報紙上看過相關報導，但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竟被懷疑涉案，所以當警察來到我家時，我真的嚇了一跳。

直到後來才知道，原來警察那時過濾了真實小妹妹失蹤前去的那家柏青哥店的常客，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事件發生當時，四十三歲、單身的我和街坊鄰居幾乎沒什麼往來，不上班的時候，常上柏青哥店或窩在離老家約十五分鐘腳踏車車程的租屋處。我想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會被當成嫌疑犯。

那一天，警察突然出現在我的租屋處。

當時，我正牽著腳踏車打算要騎車回老家。警察問：「可以到屋裡談談嗎？」我也就打消回家的念頭，讓他們進來屋裡。當時的我，還完全不清楚警察來我家的目的。

進到房裡後，警察表示希望能看看衣櫃內部，這涉及到隱私權，裡面也有些不好見人的東西，雖然有所抵抗，但對方畢竟是警察，我也沒辦法拒絕。最後警察打開了衣櫃，翻箱倒櫃地向我問東問西。

在那之後警察一口接一口地抽著菸，一邊問我問題，在我家待了三十分鐘左右。在這過程中，警察應該抽了十來根菸吧。後來回想起來，那時對方說不定就在刺探我的反應了。但當時的我，應該沒表現出任何提心吊膽或是不安的神情，因為我並沒做什麼壞事，也自認問心無愧。

在離開前，警察問道：「你沒殺真實小妹妹吧？」「我才不會幹那種事。」我這麼回答。「沒做是吧？」警察確認之後便說：「那我先走啦！」於是，他便從租屋處離開了。

之後的一年，警察都不曾來訪過。

然而，警察還是懷疑我，並且持續地跟監、調查我的行蹤。在這段期間，我被任職的幼稚園開除，失去了娃娃車司機的工作。後來才知道，原來我的失業和警察的調查並非毫無關聯。從檢方向法官提出的證據之中，我才得知警察曾經和幼稚園園長見面，並且告知園長我是殺害真實小妹妹的嫌疑犯之一。

警察第二次到我家，是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

大概早上七點左右，一陣急迫的敲門聲吵醒了我。當我穿著睡衣走向玄關時，聽到門外傳來粗暴的聲音。「我是警察，菅家先生在不在？」門一打開，三名警察馬上衝入家裡，一共來了六名警察，其中三名已經進入房內。

「在那邊坐好。」他們要我坐在落地窗前。一坐下，警察立刻就問我：「你殺了那孩子吧！」

我當然回答：「不，不是我幹的。」就在那瞬間，突然飛來一記肘擊。原先我坐著的姿勢，因為胸前被強烈毆打的關係，差一點往後撞到落地窗。受到這麼猛烈地肘擊後，我整個人倒在地上。

被決定好的「強制到案說明」

那天是星期天，從前任職的幼稚園同事邀請我參加她的婚禮，所以我原本打算早上去理髮、下午出席婚禮。對鮮少交際的我而言，能夠受邀參加這場婚禮，令我打從心裡覺得很高興。

但當我提起準備要前往參加婚禮時，刑警們卻說：「那種事又怎樣？」完全不被當一回事。

我真的很生氣，心中想著：「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說？」但原本就膽小的我，卻完全沒有勇氣開口反駁。

我難過得掉下淚來，這時有一位刑警從口袋中拿出真實小妹妹的照片，對我說：「給我道歉！」

我又不是犯人，何必道歉？所以我並沒有馬上照做。然而當看到照片時，一想到還這麼小的小朋友被殺害，實在太可憐了，便很自然地合掌為她祈福。

我想我不該做這個動作的。

在那之後警察立刻要求我和他們回去。

但這並非出於我自願的「任意同行」，而是他們強迫我、也就是早已決定的「強制到案說明」。我在家中雖然沒被銬上手銬，但卻不能拒絕去警局，他們硬是把我帶回足利警察署。

當時在足利警察署前，據說已聚集了百人以上的媒體記者，只是當時我沒有注意到。

由於當天早報已刊載了警方即將偵訊重要關係人的消息，所以當時警察可能也已經無路可退了吧。

被迫做假證

大約在早上八點半，我被帶進足利警察署，在偵訊室待了半小時後才開始訊問。名為偵訊，實際上只是一直重複同樣的問題：「是你幹的吧！」

負責偵訊的人，就是把我從家裡帶來的那群警察中的其中兩人。偵訊過程中雖然有吃午餐，但早上和下午的偵訊過程，只不過是不斷持續重複著「是你幹的吧」、「不，不是我幹的」這樣的問答罷了。

接著在用過晚餐後，立刻又繼續偵訊。

到了晚上，負責偵訊的刑警開始有了新的說詞，說：「現在是科學辦案的時代，我們手上握有證據。」當然，我依然回答：「不管你怎麼說，沒做的事情就是沒做。」

當時警察雖然聲稱「握有證據」，但卻從頭到尾沒提到「ＤＮＡ鑑定」。那個時期ＤＮＡ鑑定才剛導入不久，或許警察對此也不是很了解吧！

此外，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晚上足利警察署周圍好像來了五百名以上的記者，甚至還有電視台的ＳＮＧ車。「菅家先生被補」這則新聞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

從早上就一口咬定我是犯人的警察，不停罵我是沒用的人、沒資格當人。他們一直說：「你絕對逃不掉的」、「趕快認罪吧，這樣比較輕鬆」。而這一切到了晚上更是變本加厲。

雖然次數不多，僅僅只有一次拉扯了我的頭髮、踢我的膝蓋，但他們常常用力敲打桌面以示威脅。他們就像流氓一樣，我被他們粗暴的動作嚇得半死。他們光是吼著：「別給我裝傻！」就能把我嚇到，我連反駁都做不到。

後來，應該是過了晚上十點的事。

不論我怎麼否認，他們都聽不進去。在根本可稱為脅迫的偵訊過程中，我萌生了隨便他們想怎樣都行的念頭。

就算說我是自暴自棄也沒關係，總之我只是強烈地希望能趕快逃離這種恐懼。

所以最後我終於說：「是我幹的！」

那時候我已經完全無法思考這樣做是不是等於自尋死路、未來會蹲多久苦牢這類的問題，也無法思考這麼做可能給家人帶來困擾。我完全喪失了沉著，只想著再這麼沉默下去，不知道會被痛罵到什麼時候，我只希望趕快逃離那個狀況。

如果是現在的我，不會做出那樣的自白，但當時的我，在警察面前是極為弱小的存在。

講出那句「是我幹的」之後，我握著警察的手哭了。

因為那明明不是我做的，卻不得不這麼說，我覺得好不甘心。聽到我承認犯行，警察高興地說：「哦！是喔！」之後，他們就不再對我採取粗暴的態度了。

那時，我真的無暇顧慮之後的發展。

第一章　我為何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

菅家利和

案發半年後，警察來到我家

警察第一次來到我家，大約是在我被逮捕的一年多前的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也就是松田真實小妹妹被殺害的半年後。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真實小妹妹（當時四歲）和她父親一起到栃木縣足利市的柏青哥店後，當天即行蹤不明。隔天早上，她的遺體在柏青哥店附近的渡良瀨川堤防旁被發現。

當時我雖曾在電視和報紙上看過相關報導，但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竟被懷疑涉案，所以當警察來到我家時，我真的嚇了一跳。

直到後來才知道，原來警察那時過濾了真實小妹妹失蹤前去的那家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