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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來有重視社會教育（習慣上稱之為社會教化）的傳統，然而長期以來，社會教育卻沒有或很少進入中國教育史研究者的視野，更少有成果面世。儘管教育理論體系越來越龐大和複雜，而值得關注的社會教育的研究卻是備受冷落、冷冷清清，研究的成果少得可憐，研究的人員不多，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沒有一本較權威的社會教育學，沒有一本較系統的中國社會教育史，大學的教育研究機構和相關科系也甚少有開設社會教育史課。這種狀況，無論是從學科建設的角度還是從現實需要的角度來看，都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研究社會教育史，對於教育史學科來說，可以豐富和深化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補充教育史學科的內容，拓寬教育史專業的研究領域。

　　對社會教育史的系統研究，九○年代中期我和國鈞同志組織力量做《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時曾有過一些嘗試，編寫組對中國教育制度史研究內容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把社會教育和教育政令、學校教育制度等一起列為主要研究內容，各分卷主編做了一些可貴探索，但明顯還不夠。2004年，集北師大中國教育史研究團隊之力，我「聊發少年狂」，主持了211重點課題「中國社會教育通史」，希望能對社會教育做進一步系統、詳細的工作。我有幾個學生也參與了這項研究工作，周慧梅的博士論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民眾教育研究》便是社會教育通史（民國卷）的組成部分。她畢業後進入歷史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在合作導師何茲全先生的支持下，選擇了民眾教育運動的綜合機關―民眾教育館進行了專題研究，我參與了她出站報告的全程指導。這本專著便是她在博士後出站報告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實際上，我時常在想，社會教育史之所以踟躇趔趄，資料的蕪雜枝蔓、學科劃分轄限、意識形態禁錮等固然是原因所在，更為重要的是，該研究哪些內容，用什麼標準取捨，從什麼角度介入，用什麼方式研究等問題長期含混不清。特別是近代以來的社會教育，不僅歷經傳統社會教化向近代西方意義上「社會教育」的轉化，還承擔著「教育改造和社會改造」的雙重任務，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眾教育……從辛亥革命到抗戰全面爆發不足三十年的時段內，社會教育的主體表現形式不斷變化，或一枝獨秀，或交織纏繞；而施教內容從文字教育、政治教育、生計教育到健康教育、休閒教育、科學教育，無所不包，不一而足，讓人眼花繚亂。

　　辛亥革命以來，隨著西方影響範圍逐漸滲入中國廣大的內陸城鄉，與其他後起國家的近代化歷史一樣，中國社會精英更加明顯地分化為近代化的倡導者和傳統文明的守護者兩大陣營，在社會文化和社會政治領域，雙方展開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衝突和較量，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基礎尚未基本改變的現實，雙方衝突和較量的結果，有勢不兩立，也有彼此妥協和融合。新與舊，革新與傳統，進步與落後，舶來品與本土化……往往複雜糾葛在一起，難以釐清此疆彼界。它們對教育領域的影響，在社會教育領域（社會教育始終徘徊在學制體系之外，加上社會教育司職掌範圍的寬泛性等）更為淋漓盡致。凡此種種，都增加了研究社會教育的難度。

　　大體來講，近代社會教育史研究，我認為應有兩大領域：一是社會教育理論，二是社會教育實踐，包括社會教育的行政、社會教育的機構以及社會教育實驗等等。周慧梅博士的新作《民眾教育館專題研究》就是從機構設施這一角度入手，對近代以民眾教育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教育進行深入研究的一項成果。

　　近代社會教育設施之中，民眾教育館的地位極為重要。它前接北洋政府時期的通俗教育館，後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館、圖書館，繁盛時期曾推廣至全國各地。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了《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將它作為實施民眾教育的綜合性的中心機關，用「行政力」鋪設了民眾教育運動發展的路徑，同時賦予了民眾教育館權威性資源地位。國民政府專門彰顯了民眾教育館的設置目的：「從民眾生活之迫切需要出發，積極充實其生活力，從而培養其組織力，並發揚整個民族的自信力，以達到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之教育宗旨」，可見民眾教育館的設置是與當時「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相適應的。而從實踐層面來說，作為社會教育的中心機關，民眾教育館所開展的活動幾乎囊括了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如為失學民眾提供補習教育、指導家事改善與民眾健康教育、協助保甲制度與地方自治的推進、乃至壯丁訓練、通俗講演；進行各種職業指導與介紹、農作物土質試驗、優良品種的推薦、病蟲害的預防、各種工藝的講習、商業補習教育、合作社的組織與改良等。從民眾教育館這個「點」來深入挖潛民眾教育運動，具有代表性。

　　民眾教育館值得研究的問題很多，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對民眾教育館的各項事業上，而是在掌握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近代民眾教育館的發展歷程、內部管理、社會功能與文化性格等問題，指出民眾教育館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特定產物，且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而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在國民政府時期，民眾教育館成為政府對鄉村生活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載體，是社會精英們以教育改造社會的一個典範，其活動既體現出國家、政府與鄉村社會的關係，又反映出新的鄉村社會力量與舊鄉紳權貴在基層社會中權力爭奪，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度。從更高的層面上將民眾教育館的設置動機、內部管理與實際效果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相互聯繫的邏輯體系。周慧梅前期的博士論文對整個民眾教育運動已做了全景考察，以此為鋪墊來深入研究民眾教育館，基礎還是比較紮實。在資料運用上，她充分利用了搜集的大量民國檔案、民眾教育館自辦刊物，相關著作，還有數百幅老照片，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花了大力氣查閱了大量文史資料，利用當事人的「口述」與文本資料相互印證，增加了說服力，老照片的印證也獨具匠心。總之，該書在史料挖掘上是有突破的，在觀點分析上也有諸多創新。

　　周慧梅是跟隨我多年的學生，博士後期間算是我協助何先生指導的，長期擔任我的助教。她這些年來的勤奮和努力我是十分清楚的，而對於她每一點的進步我都感到十分欣慰，本書的出版也算是對她多年來努力的一種鼓勵吧。作為導師，我更有責任寫一點文字進行勉勵，一方面是肯定成績，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希望她能以此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成為中國教育史研究隊伍中的新生力量。

是為序。

　　　　　北京師範大學　王炳照

　　　　　2009年5月于英東樓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