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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並不那麼黑暗，更黑暗的是宋澤萊。我至少沒有經過他那麼多近於崩潰的內在掙扎與苦難。 ──李昂（作家）

宋老師作品最動人之處，就是有時凝視現實，有時過分凝視現實，有時又如此地超越現實。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作家）

詩作＜想起：宋澤萊＞。

──林文義（作家）

　　

宋澤萊是戰後出生，台灣土地培養出來的全方位作家。其文學作品讓小至「打牛湳村」，大至「台灣」，在歷史長流中，永存並發揮光彩。

　　　　　──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台文系合聘教授）

此刻，當我們我們重讀宋澤萊的小說，或許可以喚醒當代讀者對台灣農村的新感受，並將人物命運與當下的台灣現實做連結；同時，也可以再次體會作家以書寫參與到公民社會運動的美好傳統。

──陳建忠（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推薦

黑暗的宋澤萊VS黑暗的李昂

李昂

正臨要到京都小住，行前一陣忙亂中，仍均出時間來寫這篇文章，除了和宋澤萊長達近四十年的交情，還為著我對他的看法，也許可以加深對他作品另個面相的了解，能夠在一大堆鄉土、工農兵、弱勢等等這些我最害怕的過度簡化、容易套公式的研究中，或有著不同的可能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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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澤萊都出身於現代主義，這類鑽研自我、進入內心深處尋求意義的解析，對我們兩人，可說是基礎的中心思想。我知道宋澤萊未必同意，但是，深入挖掘更深刻的內在，或者更明白的說必然的黑暗面，是使得宋澤萊作品有別於一般簡單的寫實主義、或者說現實主義。

宋澤萊一定也深深的知道，他自己觸及到黑暗面，才會給我這樣的封號：黑暗的李昂。在此，我也要同樣的回敬他：黑暗的宋澤萊。

除了現代主義深度挖掘自我，另個造成宋澤萊黑暗的，我以為來自他的家庭關係。雖然不曾見過他的父母親，但在宋澤萊不經意的述說中，我有著這樣的圖像：受日本教育影響，大男人主義有著君父思想的父親，還曾被送到南洋當軍夫，背負著這樣的傷痕，父親在家裏大概不會是個所謂的慈父，加諸於母親身上，更是不小的壓力，我甚至懷疑家暴的可能。

在那個時代，對有些人，父親果真是那黑暗的霸權！

纖細敏感而且並不強悍的宋澤萊，成長在這樣的家庭，看著母親像不少那時代的女人一樣的受苦，心生不忍但又無力改變，成為他的原罪。在他書寫母親生病到亡故的文章中，小心地檢視，不難看出母親的受苦之於宋澤萊，是怎樣揮除不去的罪惡感。

罪惡感恐怕也來自宋澤萊對自己的不斷省思、對自我的苛求，這些「黑暗」，對一般人也許習以為常，但有一種具使命的心靈，不斷的自我辯證，會使他自身一直處在巨天的糾纏與拉扯之中。

一直在尋求救贖，是宋澤萊一面面對黑暗，迎面奮力想要自我拯救的重大承擔。寫作當然是種出路，但不寫作的時候，宋澤萊不走早年現代主義師承的心理分析，他大概也為自已分析過頭了吧！接著他從宗教上尋求解脫。大量閱讀佛教、禪宗書籍，甚至親身力行的進入修行，想要去除不安。但心中的魔，那能辦識體會黑暗的能力，牽引出來的魔，我相信，某種程度上使他走火入魔，也造成身體上的不適。

有一陣子我老看到病弱的宋澤萊，精神耗弱不定。

另種求救的方式是繼續寫作，寫光明的東西，台語詩詞裏大量對台灣的愛與關懷，是一種療癒。但黑暗之人寫的誦歌，與一般人寫的相較，會是如何？即便在寫《廢墟台灣》這樣的作品時，我們現在覺得他是很有遠見的預見台灣的未來，我更感覺到那廢墟其實最終就也是宋澤萊自身，預見的能力源自最深的內裏。

不小心慎為、不步步為營，一切終究是廢墟，頹敗以及死亡。

之後，再次的，要尋求救贖，這回他進入西方宗教信仰，過程更是神奇。有一年，我回鹿港，為自己的靈異感應問題和他討論，卻聽到他更聳人聽聞的經驗：

他剛走過一個階段，每天與到學校上課的路上，騎摩托車經過一條寬大的馬路，可是視野上每天逐漸的感覺到馬路越來越窄，並且連天空也越來越壓低，四周全方位的向他壓迫下來，巨大的黑暗一步一步的要將他吞沒，他知道當不再有空隙讓他通過的那天，也就是他陷入崩潰時。

他尋求各種幫助，人世間的、宗教上的、心理上的，都無效。直到有一天，他高喊著向神祈禱，他高聲喊出的時候，那黑暗一點一滴的褪去。

我說這是種精神性的病症，到了臨界點，沒有變得更壞，就逐漸的好起來。

宋澤萊堅持相信，這是神的奇蹟，神聽到他的禱告回應了他、也拯救了他。

他所信仰的教派，是要大聲的呼喊出內心的聲音，在這樣大聲的、外向的呼喊中，我以為，宋澤萊也在呼喊著作自我拯救。

我常常笑他：李昂並不那麼黑暗，更黑暗的是宋澤萊。我至少沒有經過他那麼多近於崩潰的內在掙扎與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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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個極端不同的人，卻也碰到過十分有趣的撮合。都還年輕未婚時，一次葉石濤先生來到鹿港，到我家拜訪坐在客廳的太師椅上，對著我的母親一直說宋澤萊的好話，母親一頭霧水，但也不曾多加以詢問。

葉老的意思是：我們兩個都是年輕而且才華洋溢的作家，如果能夠結婚生下孩子，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與希望。我聽了後哈哈大笑，我們兩個就算能夠結婚生下孩子，會不會就是一個文學天才值得懷疑，萬一結合我們兩個的缺點，生下個笨蛋、壞蛋怎麼辦？

而且，我是那種比較實際的人，會以為，為什麼不成就我們兩個各自的寫作，在現有的成就上繼續努力，而要將希望寄託於虛無飄渺的未來？

更實際的是，我們兩個是那種相亙不可能來電的人，註定就只能是相惜相知的文友。之後宋澤萊結了婚，家庭生活因為太太作為有能力的女人要力爭上遊，有不少家事就落在宋澤萊的身上。有一陣子我不懂事的替他叫屈，總以為作他的太太就就該要盡心盡力於家務，讓他能夠只專注於寫作。

可是我很快的體會出，在照顧孩子、做家事過程，之於宋澤萊，也是一種療癒，回報他對不能有所幫助的母親的一種贖罪。這些由俗事組合成的家庭責任，一定扮演的很大的支撐力量，讓這個心靈如此敏銳的作家，在這些紛雜的小事上得以休憇，無需一再尖銳的時時刻刻面對自我。

宋澤萊也會抱怨瑣事讓他不能盡心創作，但我更感覺到，家庭、孩子對他的支撐力量。

走過這大半輩子，我們兩個被封為、自封為黑暗的作家，事實上有很大的差異。我有著不管後天磨練出來、或者是先天上相當強悍的個性，而且從小長在充滿愛的環境，有足夠的後靠，又是最小的孩子，像白先勇說的：老么最會作怪，我基本上是被寵壞某種程度上為所欲為，但這一切給了我本錢來面對、書寫黑暗。

可是宋澤萊不同，他那樣纖細極端敏銳受苦的心智，一再的辯證演譯，不僅在小說，也在生命中。有時候我會想，更多更多的愛也許也是出路，可惜的是，年輕時候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大概摧毀了他對男女之愛的很多信心吧！

如此，近四十年下來，我成為那自由自在全世界趴趴走的人，而宋澤萊留在鹿港，在福興鄉的中學任教，直到退休，直到現在。僅有一次年輕時在愛荷華寫作班停留較長的時間，也因著與「中國」作家的衝突關係備受挫折。

我還是會想，如果我們兩個當時真的為了那個「偉大」的理想去結婚，大概會像朋友說的，不到三天就離婚。但作為一個自以為是宋澤萊一輩子的老友，我還是會想：如果，如果，他不是那麼的深陷在中部的鹿港小鎮、在任教的中學、在佔據他生命不少時間的家庭中，宋澤萊有一點像我那樣的自由，會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作家？

不過，到了這種年齡，我毋寧宿命地相信：再活一次、再走過一次，宋澤萊還會是今天的宋澤萊，而李昂也會是今天的李昂。

這方是我們倆個同質「黑暗」的所在吧！

的確，我們都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