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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家高陽評為民國歷史筆記小說之首

黃濬和他的《花隨人聖盦摭憶》──高陽

黃秋岳，單名濬，字哲維，秋岳是別號，福建侯官人。同光以來，江西、福建的詩壇，名輩迭出，「閩派」的鋒頭更健，前有陳寶琛、鄭孝胥；後有梁鴻志、黃秋岳。依我看，論人品、論詩文造詣，黃秋岳都比梁鴻志來得高，但黃的運氣不如梁，梁鴻志當到執政府的祕書長，而黃秋岳在北洋政府，一直浮沉郎署，並不得意。

北伐以後，黃秋岳進入行政院工作，在汪精衛當院長時，他是行政院的簡任祕書，掌握議事。他的交遊很廣，日本駐南京的總領事須磨，也是他的朋友；須磨出身於日本外務省專為培養對華工作人員而設立的上海同文書院，自畢業後即派赴華北工作，除了能操一口流利的華語以外，亦能談詩詞、劇曲，算是風雅人物。

須磨在黃秋岳身上，早就下了工夫，經常有來自日本的「名物」諸如食物、文具、玩具等等相餽贈。有一回須磨問黃秋岳，這天「閣議」，與日本有關的某一案，可曾通過？覆函說是通過了。從此以後，每逢「閣議」中通過了某項與日本有關的協議之類，黃秋岳都會寫封簡單的信，通知須磨。這些協議等等原是早已談好的，提交閣議通過，不過是個形式；反正第二天亦會見報，不構成洩密的危險。而須磨則表示，雖然只早知道一天，但外務省認為他消息靈通，每每來電嘉獎。這對須磨的前程很有幫助，所以他對黃秋岳常表謝意，兩人的交情，也就越來越密。

有一陣子，兩人見面時，黃秋岳常顯得有心事的模樣，問他不肯說，但須磨卻打聽到了，原來黃秋岳的續弦妻子，性好虛榮，與一班闊太太混在一起，打首飾、做衣服、打牌聽戲，開銷甚大，以致黃秋岳入不敷出，拉了好些虧空，最近為應付登門債主，大感苦惱，所以變得沉默寡言了。

於是須磨備好一張上海正金銀行，五萬日幣的支票，將黃秋岳請了來，當面致贈，他說：「我沒有想到，范叔之寒，一至於此！同為斯文一脈，我實在於心不忍。最近我收到外務省發的一筆特別獎金，特以奉贈。」黃秋岳聽他用了解衣推食的典故。而又正在窘鄉，便靦顏收受了。明知日本人的錢，不是好用的，無奈急在燃眉，只好用了再說。

懷著這樣的隱憂，沒有多少日子，麻煩果然來了。原來須磨只是拿黃秋岳作橋樑，真正的目標是他的在外交部條約司居高位的長子黃晟，有一天須磨要求黃秋岳教黃晟供給一份中國政府與某國所訂某項條約的抄本；黃秋岳大駭，結結巴巴地說：「你這不是要我私通外國？」

「要說私通，早就私通了。」

「你不要血口噴人，這要證據的。」

「證據麼？喏！」

須磨拉開寫字枱抽屜，裡面全是黃秋岳寫來的信，他急急分辯：「這裡面談的都是無關緊要的例案，都見了報的。」

「緊要不緊要，不是由你來認定的。外交情勢，變幻莫測，早一步得到消息，哪怕早一個鐘頭，都會使得整個局面發生變化。」

黃秋岳開不得口，這時才省悟到人家是有計畫地拖人下水；而須磨則威脅以外，兼之利誘，軟硬兼施，困得黃秋岳一籌莫展，最後只好妥協。

他的長子黃晟當然不肯幹此賣國的勾當，但禁不住黃秋岳軟磨硬壓，在父子的名分之下，忠孝不能兩全，為盡孝道，黃晟只好不顧大義，但是存著僥倖之心，從滿淸末年以來，外交部條約司不知換過多少人，萬一東窗事發，總還有推諉的餘地。

及至抗戰爆發，政府組織了最高國防會議，作為進行全面抗日的最高指導機構，幕僚作業由行政院負責，議事部分亦仍由黃秋岳掌管，在須磨挾持之下，黃秋岳已洩漏了好些國防決策上的機密，但關係都還不大；只有一回讓日本軍撿了個大便宜，關係就太大了。

參謀本部的「軍師」，也許受了演義中韓世宗困金兀术於黃天蕩的故事的啟發，主張在江陰附近鑿沉船隻，封鎖長江航道，來困住駐長江中上游各口岸的日本軍。經國防會議通過後，正在部署之際，不道日本軍部以最迅速的行動，將駐紮在重慶、沙市的海軍陸戰隊集中到漢口，共計一千多人，星夜鼓輪東駛，逃出虎口。

這個甕中捉鼈的計畫失敗後，蔣委員長既驚且怒，認定一定有人洩密，嚴令軍统徹查，戴笠親自主持此案的偵查，經過層層過濾，認為黄秋岳涉有嫌疑，但此事須查證屬實，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於是軍統設計了一套求證的辦法，由國防會議袐書長找了黃秋岳來，當面交代他發通知，定於次日上午八時半在靈谷寺召開臨時會議；及至深夜，特派專差個別通知，會議提前於七時半召集，當然，黃秋岳是不會被通知的，目的是要看看到到時候會發生怎麼樣的反應，再作進一步的研判。

第二天上午準七時半開會，但很快地就散會了。到得八時半將近時，只聽天邊隱隱然車走雷聲，倏忽之間，大批日本飛機，破空而來，轟炸的目標是靈谷寺——事後獲知，這批轟炸機由日本木更津機場起飛，領隊是地位、名聲相當於我國高志航的三輪寬。

經這正反兩面的測試，已可確定，黃秋岳脫不得干係。軍統派出幹員，日夜跟蹤；在黃秋岳常到之處，最堪注意的是國際聯誼社。

這個聯誼社由勵志社所辦，本意是為在南京的外交官及外僑提供一個社交休閒的場所，不意成了中高級高官的一個交際中心，它那裡的西餐，又便宜又好，各部院衙門的司長、科長、參事、祕書，每逢中午，聯袂而至，黃秋岳幾乎每天必到。

但他在用餐時，接觸了哪些人，跟蹤者卻一無所知，因為不知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與戴笠是否有約定，軍统人員辦案，不能登堂入室，跟蹤者活動範圍只限進門之處的穿堂。穿堂略呈長方形，一面靠壁設置沙發茶几；另一面壁上釘著好些掛鈎，供賓客懸掛衣帽之用。跟蹤者往往只是坐在沙發上，抽著煙目迎目送黃秋岳進出，記下離到的時間，及進出有無同伴而已。

黃秋岳以獨來獨往的次數居多，一進門先將頭上的呢帽摘下來，往壁上一掛，然後推玻璃門入內，如是數日了無異狀。有一天跟蹤者偶爾抬頭一望，不由得看直了眼發楞——他所看到對面壁上所掛的呢帽，一頂變成了兩頂，顏色、式樣，完全相同。這是怎麼回事？

冷靜一下，凝神細細想，這兩頂呢帽有三同：夏天很少有人戴呢帽，如今不但有，而且無獨有偶，是第一同；顏色、式樣，絲毫無異是第二同；在某一場合，某一時間，兩頂呢帽，同時出現，是第三同。一同是巧合，再同、三同，巧而又巧，其中就一定有文章了。

因此，全神貫注只盯著那兩頂呢帽，不久，裡面出來一個中年人，一伸手便去摘呢帽，但他所取下來的是黃秋岳的帽子，接著，往頭上一戴，揚長而去；令人不解的是，此人似乎絲毫不曾感到他是戴錯了帽子。跟蹤者急忙奔出門外，招呼接應的同伴，去釘那個人的梢。

等回到原來的坐處，心裡在想，「帽子戲法」快要揭曉了！就常情而言，一個人戴錯了帽子，穿錯了鞋子，一上身就會感覺到不舒服；像剛才那個人的感覺，遲鈍如此，實在少見，倘或回頭黃秋岳居然也不曾發覺他自己的帽子被別人戴走了，那就是「三同」以外的第四同，可能嗎？

這樣轉著念頭，突然想到有件事現在就應該做；他站起身，走到對面，看看左右沒有人注意，將壁上的呢帽摘了下來，看清了出品的商號及尺寸號碼，將帽子放回原處。

等他再次回到座位上，黃秋岳已經出來了，伸手摘下呢帽，戴上就走，似乎並沒有發覺帽子不是他自己的。跟蹤者滿心歡喜，接踵而出，回到局本部；另外跟蹤陌生人的同伴也回來了，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莫名的訊息：被跟蹤者是日本總領事館的人。

案情已明，是彼此用呢帽交換情報，但逮捕的時機卻猶未到；因為要掌握最確實的證據，戴笠派人專程到上海，在盛鍚福帽店，買了一頂同樣質料、式樣、顏色、尺寸的呢帽回來，而且加工「做舊」，然後帶到國際聯誼社，將黃秋岳的帽子「調包」回來，一掀開呢帽襯裡的皮圈，就看到一張紙，記載著前線指揮官的行蹤，核對筆跡，絲毫不錯是黃秋岳的親筆。

這就需要立即行動了，因為日本情報人員戴走的呢帽，並非黃秋岳的原物，內中空無所有，一經電話查詢，黃秋岳知道已經出事，如果逃入日本總領事館，事情就麻煩了。

於是幹員四出，查詢黃秋岳的行動，終於在新街口弟弟斯咖啡館，逮捕了黃秋岳，由父及子，父子雙雙皆蒙「獨柳之禍」。同案槍決者共廿八人，除他們父子以外，其餘廿六人都是為日本人收買的地痞流氓，或在井中下毒，或住空襲時指引目標，是真正的小漢奸。黃秋岳與此輩同時斃命，真是辱上加辱。

黃秋岳除詩以外，亦寫得一手極好的散文，義理辭章，兩俱司稱。在行政院供職時，為中央時事周報撰寫隨筆，定名「花隨人聖盦摭憶」，舉凡人物、掌故、藝文、名勝、風土等等，無所不談。前後約歷時三年，至他棄市而中斷，稿亦無人為之出版，殆與巖嵩的「鈐山堂集」相似，因人而廢言。

民國三十二年，黃秋岳的在華北偽组織服務的胞弟澄懷，設法弄到一批白報紙，便將「花隨人聖盦摭憶」印了出來，但只到廿五年年底為止；廿六年八個月的稿子，並不在內；印行的數量亦不多，只一百多部，分送親友存念。至五十四年，香港龍門書店由於旅美學人楊聯陞、房兆楹的推荐，將此書影印出版，並收錄餘稿，使成全璧，但印得極其馬虎，既無標題，亦無標點，更未詮次，雜置一堆，毫無條理之可言，實在貶損了原著的價值。

因此，我與蘇同炳兄發願加以整理，我只決定將全稿分為「知人」、「論史」、「識小」、「述古」、「談藝」、「紀遊」六大類，每一條的歸類、製題、標點、勘誤，由同炳兄一手包辦。出版以後，頗蒙讀者嘉許。但當時因大環境所限，不便特標作者的姓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如今時異勢遷，一切忌諱都放寬了，我希望再版此書時，能在封面上加上「黄濬著」三字。

黃濬和他的《花隨人聖盦摭憶》──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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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黃濬和他的《花隨人聖盦摭憶》 / 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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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枚如記孫衣言沈葆楨芥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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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致沈葆楨函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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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與英法聯軍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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