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爾‧瓦丁頓
定價:NT$ 300
優惠價:88 折,NT$ 264
本商品已絕版
疾病的意義往往超越生物學層面。
500年來,
醫療的行為、體系與制度
究竟如何受到權力、商業與國家的影響?
過去,醫學總是和「進步」劃上等號。醫界發展出精密的外科手術,輔以各式高科技儀器;研發新型疫苗,逐一攻剋威脅人類生命的傳染病;十九世紀,歐美的船堅炮利,搭配熱帶醫學,躍升為全球主導力量。
不過,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界挑戰了這樣的看法。醫學並非以線性的方式向前進展,後來看似造福人群的醫學成就,也並非在一推出時,便獲得各界接受。當展開醫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圖時,發現醫學並非拉動歷史的唯一引擎,疾病形態、常民觀念、實作、個人行動、醫療人員、機構、社會、文化與政治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波持續四、五十年的研究潮流也帶來人類社會過度「醫療化」的省思,例如:婦女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是理所當然的嗎?精神疾病的版圖持續擴大是否暗示沒有「正常人」了?但是,作者提醒我們,「醫療化」的批判角度簡化了我們和醫學的關係。我們該如何正視醫療對我們的衝擊,持平地評估醫療的貢獻和轉變?
全套書分成三卷([卷一]醫療與常民、[卷二]醫學與分化、[卷三]醫療與國家),以重要的議題為經,以大量的歷史研究成果為緯,試圖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將常見的理論、概念與史學潮流檢驗、琢磨與修正。那將促使我們思索「進步」的意義,對「專業權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豐富我們對於醫學史的認識,也讓讀者意識到醫學的權威並非不證自明,醫學的改革反映了每個時代。
**************************************************
過去五百年來,把身體失衡和社會失序連結起來,向來是疾病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表徵的一部分,不論瘟疫或愛滋病都是如此;疾病的意義常超越其生物學層面。權力關係的微妙變化以及商業考量等因素,也都一直影響到醫療。——克爾‧瓦丁頓(本書作者)
作者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了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
【各卷提問】
⊙公共衛生何時進入國家的掌握中,它如何從針對飲用水、污水、都市清潔的環境改善,進展成為針對個人,具有排他性質的管制?細菌學在其中扮演如何角色?為什麼當發展出疫苗血清,可以抵禦傳染病時,仍有人反對接踵疫苗?
⊙醫療的目的常是救助人的身體,但是戰爭竟然幫助了醫學的進展,從外部手術、精神症狀「驚彈症」的判定,到引入DDT和盤尼西林,戰爭如何促展了醫學的發展?
⊙精神病學如何從傅柯所謂的「大監禁」的精神病院時代,轉向抗憂鬱藥物的時代?
作者簡介:
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
英國卡地夫大學醫療社會史教授、
歷史-考古與宗教學院學術發展主任
譯者簡介:
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著有《帝國的醫師》(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名人推薦:
譯者序言
李尚仁
醫學史在台灣常被視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然而,著名的醫學史學者田京 (Owesi Temkin)曾說:「醫師研讀醫學史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這句話有多種含義:在十九世紀前,西方醫師閱讀以拉丁文與希臘文寫作的醫學經典,他們吸收、使用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等古希臘、古羅馬名醫的教誨,來解釋個人疾病的發生、瘟疫的流行以及預防與治療之道。類似中醫師閱讀與使用《黃帝內經》、《傷寒論》與《本草綱目》等經典。這樣的情況到了十九世紀隨著西方醫學逐漸脫離此一古典傳統而開始改變,許多醫師研究醫學史,不再是為了臨床或研究上的直接應用,而是出於歷史與人文的興趣。到了二十世紀初,醫學史更成為學院研究的領域,開始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刊物以及專業的歷史學者。
然而,即便醫學史開始成為專門的研究領域,早期醫學史研究者多為醫師兼史學家、或是醫師轉為歷史學者,其研究主題與興趣往往是醫學(尤其是該研究者本身的專科領域)的進步、醫學觀念的改變、史上著名醫師的傳記等等,具有相當強的觀念史、內部史傾向,有時也不免染上進步史觀的色彩。這種情況到了一九七零年代開始改變,醫學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開始蔚為研究潮流,強調將醫學放在社會脈絡中考察,探討社會因素如何形塑醫療形態、知識內容與研究方向,也探討醫療機構、措施與政策如何與社會互動,造成怎樣的後果。將醫學史視為一般史的一環(而非某種封閉玄奧的專門領域),是醫學社會史的重要旨趣。
本書作者瓦丁頓(Keir Waddington)教授任教於英國威爾斯卡地夫大學,是醫學社會史研究中壯輩的傑出學者,其重要的研究包括醫院史、醫學教育史以及食品安全的歷史。 在《歐洲醫療五百年》這本書中,瓦丁頓教授達成了一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對醫學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以及醫療專業人員而言,透過本書可以看到歐洲這五百年來醫療發展與社會變遷之間深遠而複雜的關係;對想進一步探究西方醫學史的學生,乃至研究醫學史的學者,這本書提供了許多豐富的洞見、索引與學術資源。它固然是瓦丁頓教授廣泛閱讀、慎思綜述的產物,但也可以將它視為英語學界醫療社會史研究社群累積的豐富研究成果的一個結晶。
儘管這是本綜合大量研究成果的著作,但是讀者在書中不會看到套用時髦理論與概念、吸引人卻簡化複雜歷史的漂亮說法,或是看似完整一致實則以偏概全的極端理論立場;但它絕非只是事件的敘述或資料的堆疊。以大量心力與無比耐心將理論、概念與史學潮流放在大量而紛雜的史料中試用、檢驗、琢磨與修正,說出一則又一則具有分析性與理論意識,但又立足於堅實史料基礎上的故事,正是社會醫學史最吸引人、知識力道最強大的強項。瓦丁頓在本書中引用了許多知名學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也勇於提出自己的觀點與評斷。若要用有點簡化的方式形容瓦丁頓的立場,或許可形容為一種持平的折衷主義。從瓦丁頓如何評價傅科(Michel Foucault) 提出的兩個影響醫學史深遠的看法 ,就可以看出他治學的特色。例如,〈精神病院〉一章介紹了幾位研究瘋狂史的重要學者對傅科「大監禁」說法的駁斥,在贊同這些批評之餘,瓦丁頓仔細地介紹了不同學者對精神病院的興起所提出的種種因素和解釋,如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商業社會興起、醫師的專業擴張以及現代國家對偏差人口的管控等,但也謹慎地提出種種保留意見,指出任何單一因素都難以完整解釋此一重要現象。同樣的,對於傅科乃至目前醫學史學界主流認定大革命後的巴黎是「臨床醫學誕生」的地點,瓦丁頓一方面引用持論不同的歷史學者的研究,強調病理解剖、臨床教學等巴黎醫學特色,其實在十八世紀已經出現於愛丁堡與倫敦的醫院與醫學校,而巴黎臨床醫學的重要性是十九世紀下半法國醫學失去領導地位後,法國醫界事後建構出來的形象;然而,他也強調大革命後的巴黎在政治社會激盪的情況下,以深具活力與前所未有的規模,將這些要素整合到醫學改革中,因此也不宜因為這些修正主義的史學成果,而過於貶抑其重要性。這些細緻的史學分梳,是本書的重要貢獻。不過讀者若對這些史學辯論不熟悉或不感興趣, 那麼在閱讀本書時,不妨先跳過第一章,而每章開場的史學回顧也可快速瀏覽即可,待讀完後面的敘述之後,再回頭仔細閱讀這些部分,將可更輕易地掌握瓦丁頓的論旨。
這本書不是用一般編年史 (古代醫學、中世紀醫學、文藝復興或近現代醫學、現代醫學)的方式書寫,而以個別主題為架構。表面上看來,這似乎使得這本書更為專門、更技術性,然而,實際上這種寫法一方面使得這本書更容易與一般史的課題結合。例如,對戰爭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醫療與戰爭〉瞭解到戰爭史的一個重要側面;想進一步探索瘋狂史的人可以從〈精神病院〉讀到對相關史學研究與議題的細膩檢討;關心婦女史或女性主義議題的讀者,不該錯過〈女性、健康與醫療〉;對文化史乃至歐洲民眾文化感興趣者,則可以從〈宗教與醫療〉、〈自助醫療與醫療市場〉等章發現許多有意思的歷史描述。主題式的寫作也特別適合醫學人文教學,〈解剖學〉、〈外科〉 、〈醫院〉、〈疾病〉等章,都可作為醫學院課程的教材。最後,這本書雖然是歷史著作,然而它探討的範圍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末,因而能觸及不少當下重大的醫療保健問題。例如關心目前全民健保制度種種問題者,不妨仔細閱讀〈健康照護與國家〉,了解不同健康照護制度的歷史與它們之間的差別,乃至醫療制度和現代國家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或許對當下的爭議會有更慎思明辨的看法;而那些對所謂「醫療崩壞」現象憂心仲仲或竭力批判者,若能留意〈公共衛生〉、〈專業化〉、〈科學與醫學〉等章的討論,也許就不會把當下的醫療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健保給付制度不良,而對現代醫學目前所面對巨大困難與複雜挑戰,能有更廣泛深入的理解。
翻譯本書期間,余玟欣小姐、曾令儀小姐、蔡宛蓉小姐、賴姿伶小姐、陳姿琪小姐、陳昭宏先生、楊文喬先生提供寶貴的協助,讓我可以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以更快的效率與更好的品質完成這份工作。史語所的同事、同時也具有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的巫毓荃博士,閱讀本書第十六章的譯稿,提供許多寶貴的修定意見。左岸編輯林巧玲小姐的專業協助,讓本書文字更為流暢易讀。謹在此向他們致上謝忱。當然,譯文若有任何疏漏、錯誤或不妥之處,完全是我要自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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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的行為、體系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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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界挑戰了這樣的看法。醫學並非以線性的方式向前進展,後來看似造福人群的醫學成就,也並非在一推出時,便獲得各界接受。當展開醫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圖時,發現醫學並非拉動歷史的唯一引擎,疾病形態、常民觀念、實作、個人行動、醫療人員、機構、社會、文化與政治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波持續四、五十年的研究潮流也帶來人類社會過度「醫療化」的省思,例如:婦女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是理所當然的嗎?精神疾病的版圖持續擴大是否暗示沒有「正常人」了?但是,作者提醒我們,「醫療化」的批判角度簡化了我們和醫學的關係。我們該如何正視醫療對我們的衝擊,持平地評估醫療的貢獻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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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了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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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何時進入國家的掌握中,它如何從針對飲用水、污水、都市清潔的環境改善,進展成為針對個人,具有排他性質的管制?細菌學在其中扮演如何角色?為什麼當發展出疫苗血清,可以抵禦傳染病時,仍有人反對接踵疫苗?
⊙醫療的目的常是救助人的身體,但是戰爭竟然幫助了醫學的進展,從外部手術、精神症狀「驚彈症」的判定,到引入DDT和盤尼西林,戰爭如何促展了醫學的發展?
⊙精神病學如何從傅柯所謂的「大監禁」的精神病院時代,轉向抗憂鬱藥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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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
英國卡地夫大學醫療社會史教授、
歷史-考古與宗教學院學術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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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著有《帝國的醫師》(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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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仁
醫學史在台灣常被視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然而,著名的醫學史學者田京 (Owesi Temkin)曾說:「醫師研讀醫學史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這句話有多種含義:在十九世紀前,西方醫師閱讀以拉丁文與希臘文寫作的醫學經典,他們吸收、使用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等古希臘、古羅馬名醫的教誨,來解釋個人疾病的發生、瘟疫的流行以及預防與治療之道。類似中醫師閱讀與使用《黃帝內經》、《傷寒論》與《本草綱目》等經典。這樣的情況到了十九世紀隨著西方醫學逐漸脫離此一古典傳統而開始改變,許多醫師研究醫學史,不再是為了臨床或研究上的直接應用,而是出於歷史與人文的興趣。到了二十世紀初,醫學史更成為學院研究的領域,開始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刊物以及專業的歷史學者。
然而,即便醫學史開始成為專門的研究領域,早期醫學史研究者多為醫師兼史學家、或是醫師轉為歷史學者,其研究主題與興趣往往是醫學(尤其是該研究者本身的專科領域)的進步、醫學觀念的改變、史上著名醫師的傳記等等,具有相當強的觀念史、內部史傾向,有時也不免染上進步史觀的色彩。這種情況到了一九七零年代開始改變,醫學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開始蔚為研究潮流,強調將醫學放在社會脈絡中考察,探討社會因素如何形塑醫療形態、知識內容與研究方向,也探討醫療機構、措施與政策如何與社會互動,造成怎樣的後果。將醫學史視為一般史的一環(而非某種封閉玄奧的專門領域),是醫學社會史的重要旨趣。
本書作者瓦丁頓(Keir Waddington)教授任教於英國威爾斯卡地夫大學,是醫學社會史研究中壯輩的傑出學者,其重要的研究包括醫院史、醫學教育史以及食品安全的歷史。 在《歐洲醫療五百年》這本書中,瓦丁頓教授達成了一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對醫學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以及醫療專業人員而言,透過本書可以看到歐洲這五百年來醫療發展與社會變遷之間深遠而複雜的關係;對想進一步探究西方醫學史的學生,乃至研究醫學史的學者,這本書提供了許多豐富的洞見、索引與學術資源。它固然是瓦丁頓教授廣泛閱讀、慎思綜述的產物,但也可以將它視為英語學界醫療社會史研究社群累積的豐富研究成果的一個結晶。
儘管這是本綜合大量研究成果的著作,但是讀者在書中不會看到套用時髦理論與概念、吸引人卻簡化複雜歷史的漂亮說法,或是看似完整一致實則以偏概全的極端理論立場;但它絕非只是事件的敘述或資料的堆疊。以大量心力與無比耐心將理論、概念與史學潮流放在大量而紛雜的史料中試用、檢驗、琢磨與修正,說出一則又一則具有分析性與理論意識,但又立足於堅實史料基礎上的故事,正是社會醫學史最吸引人、知識力道最強大的強項。瓦丁頓在本書中引用了許多知名學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也勇於提出自己的觀點與評斷。若要用有點簡化的方式形容瓦丁頓的立場,或許可形容為一種持平的折衷主義。從瓦丁頓如何評價傅科(Michel Foucault) 提出的兩個影響醫學史深遠的看法 ,就可以看出他治學的特色。例如,〈精神病院〉一章介紹了幾位研究瘋狂史的重要學者對傅科「大監禁」說法的駁斥,在贊同這些批評之餘,瓦丁頓仔細地介紹了不同學者對精神病院的興起所提出的種種因素和解釋,如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商業社會興起、醫師的專業擴張以及現代國家對偏差人口的管控等,但也謹慎地提出種種保留意見,指出任何單一因素都難以完整解釋此一重要現象。同樣的,對於傅科乃至目前醫學史學界主流認定大革命後的巴黎是「臨床醫學誕生」的地點,瓦丁頓一方面引用持論不同的歷史學者的研究,強調病理解剖、臨床教學等巴黎醫學特色,其實在十八世紀已經出現於愛丁堡與倫敦的醫院與醫學校,而巴黎臨床醫學的重要性是十九世紀下半法國醫學失去領導地位後,法國醫界事後建構出來的形象;然而,他也強調大革命後的巴黎在政治社會激盪的情況下,以深具活力與前所未有的規模,將這些要素整合到醫學改革中,因此也不宜因為這些修正主義的史學成果,而過於貶抑其重要性。這些細緻的史學分梳,是本書的重要貢獻。不過讀者若對這些史學辯論不熟悉或不感興趣, 那麼在閱讀本書時,不妨先跳過第一章,而每章開場的史學回顧也可快速瀏覽即可,待讀完後面的敘述之後,再回頭仔細閱讀這些部分,將可更輕易地掌握瓦丁頓的論旨。
這本書不是用一般編年史 (古代醫學、中世紀醫學、文藝復興或近現代醫學、現代醫學)的方式書寫,而以個別主題為架構。表面上看來,這似乎使得這本書更為專門、更技術性,然而,實際上這種寫法一方面使得這本書更容易與一般史的課題結合。例如,對戰爭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醫療與戰爭〉瞭解到戰爭史的一個重要側面;想進一步探索瘋狂史的人可以從〈精神病院〉讀到對相關史學研究與議題的細膩檢討;關心婦女史或女性主義議題的讀者,不該錯過〈女性、健康與醫療〉;對文化史乃至歐洲民眾文化感興趣者,則可以從〈宗教與醫療〉、〈自助醫療與醫療市場〉等章發現許多有意思的歷史描述。主題式的寫作也特別適合醫學人文教學,〈解剖學〉、〈外科〉 、〈醫院〉、〈疾病〉等章,都可作為醫學院課程的教材。最後,這本書雖然是歷史著作,然而它探討的範圍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末,因而能觸及不少當下重大的醫療保健問題。例如關心目前全民健保制度種種問題者,不妨仔細閱讀〈健康照護與國家〉,了解不同健康照護制度的歷史與它們之間的差別,乃至醫療制度和現代國家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或許對當下的爭議會有更慎思明辨的看法;而那些對所謂「醫療崩壞」現象憂心仲仲或竭力批判者,若能留意〈公共衛生〉、〈專業化〉、〈科學與醫學〉等章的討論,也許就不會把當下的醫療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健保給付制度不良,而對現代醫學目前所面對巨大困難與複雜挑戰,能有更廣泛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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