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吳乃德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專文導讀 媒體推薦：各方推薦

如今蘇維埃帝國的共產夢魘已經過去，雖然許多知識份子仍然不願甦醒。這個夢魘、及其中浩瀚的悽慘，所提供的明顯啟發是：夢魘 來自甜美的夢想。因為夢想太過高貴，使得一切邪惡的手段都被容許。——吳乃德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雷姆尼克是一位仔細觀察時代大格局的作家。他的寫作非常愜意，帶著幽默與誠實，宛如現代的托克維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對於蘇聯帝國之崩潰這個劃時代的轉變，雷姆尼克的口述歷史不僅鏗鏘有力，而且引人入勝。」——葉禮庭（M...

第三章 永遠愛惜羽毛

在史達林死後那幾年，整個蘇聯就像一位肌肉鬆弛的老邁暴君，帶著白內障與膽結石宿疾，蜷縮在角落。他穿著塑膠鞋與一套閃亮卻汗臭漣漣的西裝，如豬似地享用所有食物，不斷發胖，撐開自己的褲子。一大早，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覆滿了歲月的灰燼，但仍然咕噥碎語，毫不在意。他的思緒如同暴風雨雲般飄來散去。一年之間，只有幾次時間，他會清醒地引述「偉大的十月」（Great October）及「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等老舊傳奇。有時，在他黑暗的房間裡，他會在那張披著綠色桌巾的大桌子上，陳列出各種外國人送他的禮物，黃金做的捲菸器、銀製的艾菲爾鐵塔、各種色彩的鋼筆、水晶做的紙鎮。這個國家已經垂垂老矣，但仍然危險無比，他將那扇寬闊大門的鑰匙藏進自己的口袋，宰制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時，當蘇聯略感不適，全世界都為之顫抖。

但這個國家如何維持自己的生命，又怎麼度過每一天，則是一件神秘的事。在這裡，歷史就是神話，日常生活的運作原理，宛如一台持續運作的魯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機械，縱然有些簡陋。如果當初沒有對舊油井的搜刮及全球能源危機，蘇聯的經濟會比歷史上記載的日期更早衰退。一九八Ｏ年代早期，KGB的報告宣稱石油獲利已經全數耗盡，並尖銳地指出，在我們面前是一座可怕的深淵。蘇聯的經濟已經注定崩解。不管公認的定義為何，幾乎沒有一件事情在運作，也幾乎沒有人在工作。在俄羅斯北部，我曾看見沃洛達格（Volodga）近郊集體農場的農夫，成群結隊地搭上公車進城採買食品，他們的農作物早已在大雨中腐爛。在鋼鐵之都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我也曾目睹礦工在午休時間前往當地診所吸食「氧氣雞尾酒」（oxygen cocktails）——一種由氧氣與維他命混合而成的液體。在日本北部的庫頁島（Sakhalin Island）上，幾十萬隻鮭魚，本來可以賣到日本銀座或紐約百老匯，卻只落得在漁船回港時，在漁網上扭動直至腐爛。從地理位置來看，比起俄羅斯的「紅場」，庫頁島離好萊塢大道更近，但是，一位當地的政治人物向我透露，「如果莫斯科沒有發來任何電報，那些漁夫什麼都不准做。」等官員的旨意一週後抵達時，這些鮭魚已經白肚朝天。

然而，藉由某種方法，這個國家仍能讓自己不至於完全解體，至少，他們還有麵包與遊行，標誌著蘇聯一以貫之的歡欣。甚至一九八八年的「五月遊行」（May Day parade）也與過去沒有太大差別。當時，我就站在列寧陵寢右側的記者區，觀看那群領導魚貫走出，臉上混雜著尷尬與歡愉。列寧那幅神情緊張的畫像仍然掛在「國家百貨商場」的側牆上。一群壯漢舉著啞鈴，與體操選手靈巧地穿過各種圈環，展現蘇聯的「身體文化」。莫斯科汽車工廠的工人高舉標語，並在遊行結束後品嚐會場發送的伏特加。只有音樂不一樣了——當吉爾（ZIL）汽車工廠的工人遊行經過時，皮特･西格（Pete Seeger）的歌曲轟炸了克里姆林宮的喇叭。拜占庭研究者謝爾蓋･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認為，共產主義式的典禮源於君士坦丁堡。領導者鮮少公開露臉，然而，一旦在「大庭廣眾下露臉，必然伴隨著轟然迸射的歡慶。甚至會選出一群人，讓他們高唱官方許可的歌曲」。

這個國家就像《綠野仙蹤》裡的奧茲國（Oz），乃是全世界最長久、最巨大的錯誤，而忍受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完美的自嘲和反諷。沒有別種方式可以讓自己活命了。即使是用頭巾包著頭、以家居服掩飾龐大身軀，看似親切無比的老奶奶，也都能夠感受到這種諷刺，絕非只有法國「花神咖啡館」裡的那些「荒誕派」，才會對此心領神會。某天早上，我坐在莫斯科某處庭院，與一位老者談天，話題是一位男人的徹底崩潰。他需要幫助，即使向外國人求助會引起KGB的不斷騷擾，也無關緊要了。他的妻子因為白血病而命在旦夕。他想盡辦法要於馬約診所就醫。他聽說那裡的醫生「非常厲害」，可以救他妻子的命。當他說話時，我的視線碰巧越過他的肩膀，看見十樓有個女人把一隻貓從廚房窗戶扔出去。

「畜生！」她拉著嗓門大叫：「這裡不是你住的地方，給我滾。」

那隻貓重重地落在人行道上，聽起來就像水球爆開般。現在，我們兩人，老人與我，一起看著十樓窗戶裡的那個女人，她的臉因為憤怒而扭曲在一起，那隻貓不斷掙扎，試著用已經斷掉的腿爬起來。

「哦，天啊。」老人回過頭來說：「我們俄羅斯式的生活啊。」

他在微笑，就像是一頭骷髏頭在微笑。然後他繼續我們的話題。

……（略）

第四章 歷史的歸來

一九八五年三月，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取得政權兩個月後，針對蘇聯戰勝納粹德國四十週年紀念發表了一場演說。他在演說中宣稱：「無論是在戰場前線還是國內後防，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和總書記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在那場戰爭中所統轄的國防委員會等，均共同率領國家進行了這些巨大的工作。」這段話讓「蘇共中央」成員響起如雷掌聲。

一九八六年二月，戈巴契夫向法國媒體《人文報》表示：「『史達林主義』乃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所編造的概念，也是對蘇聯及社會主義所進行的大規模汙衊。」他向《人文報》保證，蘇聯共產黨對於「過去」已經得出合宜的結論。最後，戈巴契夫在一九八六年六月與蘇聯作家會晤時表示：「如果我們開始處理過去，就會失去這個國家所有的能量，這好比對一個人迎頭痛擊。我們必須向前邁進，同時探索過去，並讓所有事物都能回歸其位。然而，我們現在必須把國家的能量帶往進步的方向。」

蘇聯全國上下的共黨官員就是不願全面揭露過去，就連戈巴契夫也是如此。一九八七年年中，馬加丹（Magadan）——這座城市曾是交通樞紐，通往惡名昭彰的科雷馬（Kolyma）勞動集中營——當地的共產黨頭子告訴來訪的西方記者團，史達林時期的「清黨整肅」運動「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這裡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都已走過那些歲月，歷史上的那一頁也早已翻了過去，」那位名為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ksandr Bogdanov）的共黨頭子說：「實在沒有必要一直談那些事。」然而，僅僅在科雷馬，就有三百萬人遭到屠殺。

戈巴契夫一路在共產黨的官僚體系中步步高升，因此非常明白如果失去了像波格丹諾夫這樣的軍事大腕支持，會有什麼後果——更別提猶如恐龍般可怕的「蘇共中央」、KGB、軍方與警方——此舉會讓他立刻失去領導權。幾年後，聖彼得堡市長、自由派人士阿納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如此寫道：「一個極權主義政體，只會遺留一大片的地雷區，而其國家的社會結構與其公民的個人心理狀態，全都身處於此。每一次，當這個政治系統面對崩潰危機，或這個國家終將看見真正的復甦前景時，地雷就會引爆。」

無論戈巴契夫是否喜歡這個任務，他的確扮演著守護蘇聯祕密的角色，猶如一位盡忠職守的館長，看管蘇聯共產黨的犯罪祕史。蘇聯政權將殘忍特質與極權統治技術進行了極致的融合，因而留下千萬具屍體及墮落的社會秩序，同時，它也使得這個國家的所有機構，從幼稚園到特務組織，都無法進行真正的歷史調查。史達林並非第一個強化蘇聯歷史神話的領導人，但卻是最成功的一位。誠如歷史學者瓦特･拉奎爾（Walter Laqueur）所說，現代歷史學需要齊全的資料與證據，但蘇聯現今的歷史著作，卻遠遠不如兩百年前。研究印加帝國歷史的帕里斯庫柏･維拉斯（Pariscop Villas），是第一個以彙編官方史料迎合獨裁者的蘇聯學者。在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不僅摧毀了「十二月黨人起義」，也成功地掃除了歷史書籍對其權位的威脅。

史達林繼承了這種操控人類記憶的偉大傳統，而且幾乎熟練得完美無瑕。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前十年，歷史學者之間曾經存在著對立與爭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其「資產階級」對手。然而，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聯合研討會」於一九二八年召開後，這一切爭論就結束了，而史達林也在同年成為此「布爾什維克」國家不可質疑的領導人。這場研討會亦清晰地彰顯了史達林掌控歷史的權力有多麼穩固。一九三四年，「蘇共中央」發布了一條法令，要求將攸關歷史的嚴格意識形態版本，轉變成所有教科書、學校與研究機關中的樣本教條。史達林本人甚至親自檢查發行量達五千萬本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之編寫與出版。這本著名的《教程》，充滿著憤怒的意識形態，按照歷史學者根里克･喬夫（Genrikh Joffe）的說法：「就像一把大槌，將虛假的釘子，狠狠地敲進每一個學童的腦海。」《教程》是一本充滿「歷史決定論」的教科書，書中所有事件都必然指向一榮耀的結論：蘇聯政體的正義與強大。歷史因而免於任何內在爭鬥、矛盾與抉擇，甚至荒謬與悲劇。這個「蘇聯大謊言」有其內在邏輯：任何反對者都是國家的敵人，而殺戮是必要手段。一切都相當清楚，也都被呈現為神話般的表述。與史達林爭奪權力的競爭者——尼古拉･布哈林、列夫･托洛斯基等人——都是「白黨的矮人，渺小如螻蟻。」這就是蘇聯如何讓人民接受歷史——唯一的歷史——的方法。人民對於自我的理解，注定受制於《教程》。只要質疑或抗拒教條，就是有罪。

在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去世，而赫魯雪夫開始攻擊他的「個人崇拜」後，《教程》不再是共產黨的聖經。現在的重要教義是《共產黨歷史》，這本新聖經貶抑了史達林所自我賦予的那種巨人般的角色。有些歷史學者甚至將「解凍」時期視為一個機會，讓他們能更為開放地書寫赫魯雪夫只能略微觸及的蘇聯罪行。學者維克托･丹尼洛夫（Viktor Danilov）就是在此時，進行了一系列關於「集體化」運動的前瞻研究。

然而，當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六四年取代赫魯雪夫，並開始緩慢地復興「新史達林主義」後，意識形態的「灰衣主教」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也將目光轉向了歷史。意識形態的鐘擺再次回到共產主義教條。布里茲涅夫與蘇斯洛夫任命了黨御用史官謝爾蓋･特拉佩茲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作為「蘇共中央」的科學與教育部的領導人。這讓他實際上掌控了從愛沙尼亞到庫頁島上每一所學校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為了確保「解凍」時期完全消失在歷史課本，他禁止丹尼洛夫的「集體化」研究出版。依據真正的「史達林主義」論點，特拉佩茲尼科夫認為「集體化」是必要且正義之行，因此，「集體化」的榮耀必須由一位負責任的歷史學者來撰寫，而他指定了自己。

蘇聯共產黨對歷史的掌控程度如此之深，以致在這個國家中最有價值的歷史作品，幾乎都是由異議分子所撰寫：羅伊･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針對史達林所寫的作品：《讓歷史審判》（Let History Judge）; 米哈伊爾･格夫特（Mikhail Gefter）針對「史達林主義」所寫的論文；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對於集中營的「文學探訪」。儘管麥德維傑夫與格夫特都曾投身革命，並效忠列寧，但還是遭到流放邊疆且受到KGB的嚴格看管。布里茲涅夫試圖讓史達林重返過去的聲望，而這條路上絕不允許任何反對意見。索忍尼辛所犯的「罪行」更為嚴重，因為他揭露了蘇聯政權和所有領導人——包括列寧在內——均不具正當性。這絕對不是一件可被寬待的事。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成為托洛斯基之後第一位遭到強制驅逐出境的人士。

然而，鎮壓異議分子不過是這個國家機器想要控制歷史的一個小手段。特拉佩茲尼科夫必須確保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院、馬列主義研究院、全國大學、期刊與一般學校，都沒有任何「存有異心之人」。波羅的海、烏茲別克與烏克蘭都再也不敢宣稱自己的歷史或文化與蘇俄之間有何不同，因為這有損整個蘇聯的命運與蘇維埃人的神話。所有可能引爆的議題，例如蘇聯在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後隨即解散其民選國會的舉動，都需要藉助慣用的神話故事及各種中性語言，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的爭論或「異心」的暗示。比方說，當蘇聯歷史學者談到入侵阿富汗時，他們說的是「國際責任」或來自「社會主義友邦」的「邀請」——或者什麼也不談。

……（略）



夢醒時分：《列寧的墳墓》導言

文/吳乃德

「我狂烈地請求你，不要讓這部作品消失…不要讓它毀滅。我重複、我強調：這無關我自己的命運。不要讓它失落！…請發揮憐憫心！不是對我，而是對這個作品！」

布哈林從監獄中寫信給史達林。他的哀求讀來令人傷感。布哈林是俄國革命功臣。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只有二十九歲，在新政權的領導群中，不只最年青、也最孚人望。列寧稱呼他為「革命的金童」、「全黨的寵兒」、「頭號理論家」。他哀求的對象，正是為他鄙視的史達林。在史達林統治下，光是列寧的讚揚以及廣泛的人望，就足以致布哈林於死地。而且，布哈林曾經寫信給秘密警察頭子，「我們應該迅速邁向自由主義式的蘇維埃統治」，他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不僅如此，他也反對史達林的集體農場計畫（該計畫後來導致大約六百萬俄國農民，若非餓死就是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凋謝）。他說該計畫將引發內戰，「而史達林勢必讓反抗溺死在血泊中。」

布哈林於1938年和另外二十位革命元勳老同志，一起接受史達林法庭的審判。歷時十一天的審判又一次轟動世界，讓世人對共產主義政治的本質再度感到震驚。西方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識份子卻似乎視而不見。布哈林在審判中「承認所有反革命組織所為的總體罪行，不論我是否知道其存在，不論我是否參與。」可是對具體的罪行指控，包括企圖暗殺列寧、從事恐怖活動、企圖顛覆蘇維埃政府、出賣國家給日本和德國，都一概否認。

布哈林哀求史達林留下的作品是他在獄中的創作。他和史達林達成協議：以認罪交換寫作自由和親人安全。雖然每天固定接受疲勞的審訊，同時也缺少參考書，不過他還是以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四本書，原稿大約一千四百頁。其中一本是包含兩百首詩的詩集《世界的轉變》。最後一本書則是回憶錄《它如何開始》。雖然是小說式的體裁，人物和性格都為真實，包括他的父親：「出門去買香腸，卻帶回來一隻金絲雀。」布哈林撰寫這本書的時候距離死期已經不遠，整個革命元勳世代已被史達林幾乎屠殺殆盡。他在獄中目睹太多同志在刑求、恐懼、和擔憂親人安全中，否定自己的過去。或許他是想用他對青年時代的回憶，來見證他們那個世代的理想主義。或許他試圖在毀滅之前，經由寫作回到曾經有過的純真年代。

史達林並沒有履行和布哈林的另一項交易承諾：親人的安全。布哈林三年前才和二十多歲的年輕妻子結婚。這位羞澀少女的第一封情書，還是透過史達林之手轉交給她所崇拜的中年英雄。他們的男嬰、以及和前妻生的十三歲女兒，都沒有獲得安全。在獄中的布哈林並不知道。他的妻子此後二十年不斷在監獄、勞改營和西伯利亞流離；他們的兒子則改名換姓，不是被人領養、就是在孤兒院求生。布哈林的妻子告訴本書作者，兒子後來終於和母親團圓之後，才知道生父的身份；可是也不敢讓人知道。在正常狀況下，政治犯的親人都會被槍斃。史達林有時候會留下活口，以便隨時充當政治審判的工具。史達林在二次大戰後不久過世，布哈林的親人才得以倖存。

布哈林只是眾多被史達林屠殺的革命元勳之一。一九一七年四月選出的九位中央委員都是列寧的老同志，其中五位活到三０年代，不過他們卻全部被史達林殘殺。同一年在革命前夕選出的二十七位中央委員，得票最高的四人被視為黨的最高領導：列寧、季諾維夫、卡門涅夫、和托洛斯基。除了列寧之外，其他三人後來都成為「人民的敵人」，為史達林槍斃。隨後數屆的中央委員並沒有更幸運。後面數屆中央委員的死難比例如下。1925年：80/106。1927年：96/121。1930年: 111/138。1934年: 98/139。

如果史達林對革命元老和黨內領導同志殘暴無情，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當然也不會手軟。他到底殺害了多少人民？即使在目前，正確的數字仍然無法得知。史達林死後，繼任的赫魯雪夫在1956年「全蘇聯共黨大會」的秘密演說中，宣稱有一千萬人在史達林手中毀滅。（八個月後赫魯雪夫出動坦克車進入布達佩斯，以武力擊潰匈牙利的自由化運動。）以下是目前幾個較為確實的數字。被共產黨推翻的前一百年間，沙皇的政府總共槍決了三千九百多名政治犯。共產黨上台後，光是1918年秋天就槍決了一萬五千名政治犯。蘇聯垮台後，「國安部」檔案局負責人的統計數字是：三百八十五萬人因政治原因被逮捕，另外將近八十三萬人被判死刑。這些並不包括在秘密警察的命令下，沒有審判「就地槍決」的無數反抗者和農民。也不包括史達林在大飢荒中仍然出口小麥，因而餓死的數百萬烏克蘭人和數百萬卡札斯坦人。更不包括為了防止未來可能反對他的波蘭領導菁英，而被史達林在「卡廷」地區秘密屠殺的兩萬五千名波蘭軍官和士兵，以及後來由法庭判決死刑的十一萬一千名波蘭軍人。在史達林統治下，整個蘇聯地區因政治原因而死亡的人數，兩千萬應為接近事實的數字。

兩千萬的數字雖然龐大，畢竟不包括所有的人民。普及至每一個人民身上的困頓，是社會主義天堂中的極度貧窮和普遍貪污。政治壓迫、貪污、貧窮，讓蘇聯存在的七十多年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夢魘。而這個夢魘卻是以人類最甜美的夢想開始。本書所描述的期間，是俄國人剛從夢魘驚醒的時刻：對未來的憧憬已經誕生，卻也混雜著對過去的餘悸。從眾多受訪者的敘述中，讀者管窺俄國人如何在夢魘中生活、掙扎、和屈辱。在這個夢醒時分中，新生的理想力量和僵固的腐朽力量，經常地互相拉扯和爭鬥。「活在惡夢廢墟中的人們，願你們能早日甦醒。」本作者這樣期待。

可是直到今天，俄國人似乎仍未甦醒。本書所描述的未來和過去之間的鬥爭，在書出版的二十年後仍未結束。秘密警察出身的普丁，仍然以鐵腕統治著俄國，也仍然禁止俄國人回憶及反省這個惡夢。其中一個例子是，書中所提到的「紀念協會」(Memorial)的例子。該會以保存政治壓迫的歷史記憶為任務。普丁的警察卻強行進入該會辦公室，並且沒收了電腦。工作人員多年來辛苦收集、保存的資料，因此付諸東流。

然而，夢魘是如何出現的？是否如希特勒般的惡魔所製造？許多人這樣想。英國左傾詩人奧登因此說，「生命如此美好、奇妙、和可愛；可是我們不應該，自從史達林和希特勒之後；永遠不應該再相信自己。我們知道：任何事都可能。」史達林固然是邪惡之人，可是夢魘並非從史達林開端。革命成功不到兩個月，列寧就下令成立秘密警察的前身Cheka(「全蘇維埃特別委員會」)，鼓勵人民檢舉危害革命的個人和團體。兩個月後，Cheka下令所有的地區蘇維埃政府「偵查、逮捕、並就地槍決」所有反革命者。數年後，列寧在一封給莫洛托夫的信中說，「我們現在必須發動一個決定性的、毫無慈悲的戰役，以壓制他們的反對，其殘酷的程度將讓他們數十年都忘不了。這些反動的僧侶、反動的資產階級，將他們槍殺愈多愈好。」托洛斯基對鎮壓反革命者的態度同樣堅定。當列寧下令逮捕反對一黨專政的「反革命份子」，將其移送革命法庭，托洛斯基說，「我们終於邁出溫和的第一步」。

他們之中的共同點就是相信：為了革命大業，一切犧牲在所不惜。因為革命代表的正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實驗：以人為的方式，重新安排全社會的生產關係，重建嶄新的社會：一個充滿尊嚴、正義、善良、公平、平等、自由、和博愛的王國。夢魘的種子 卻早已包含在這偉大的夢想之中。《共產主義宣言》將人類的歷史視為一部階級鬥爭史，而人類所有的社會關係，包括道德和宗教，都可以化約為階級之間的宰制或鬥爭。因此，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推翻現存的全部社會關係。為了成就沒有階級的王國，一切的代價都值得，包括法治、道德、和良善。

在這樣的理論支持下，當革命成功之後第一屆的「選區議會」選舉，社會革命黨獲得多數席次，列寧立即解散議會，因為「該選舉未能尊重人民的權力。所有的權力歸於蘇維埃！」。列寧同時警告無法理解其邏輯的黨員：「任何企圖使用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架構，來思考『選區議會』議題的人，都忽略了階級鬥爭和內戰，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觀點而出賣無產階級。」當時Cheka的頭子對他的手下說，「我們並非在對個人發動戰爭，我們的目標是要清除整個資產階級。所以在調查的時候，我們無須尋找被告反蘇維埃的行為證據。你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他目前屬於哪一個階級？他來自哪一個階級家庭？他的教育和專業是什麼？這些問題決定被告的命運。」

共產黨因此也不是一般意義下的政黨：提供好的施政表現和經濟成長，以換取人民的支持。它比較是一個帶領人民、或替人民建構理想王國的十字軍。也正因為其歷史任務的神聖性，共產黨雖然殘酷至極，仍然受到部分人民的支持。有人在聽他的母親談到家鄉許多人餓死，甚至發生吃人的慘劇後，在日記上這樣寫：「這是必要的，因為這樣農夫們才能將小資產階級的心態轉變為我們需要的無產階級心態。那些因為飢餓而死的人，就讓他們餓死吧。他們會餓死顯示他們意志軟弱，這種人對社會有什麼用？」。他後來因為「隱瞞階級來源」而被開除黨籍，他的母親則被判處八年徒刑。另外有人如此看待政治恐怖：「真正的歷史已經來臨。我們有幸擁有目睹歷史轉折的快樂，當史達林將所有不合格、軟弱、腐化、空虛者的頭顱砍下來。」這是為何納粹前後只存活十二年，蘇聯共產黨竟然可以生存超過七十年。

也正是這樣的意識型態，對夢想世界的追求，讓西方許多知識份子對列寧、史達林等人的邪惡視而不見。蘇聯坦克在一九五六年開入布達佩斯，十二年之後又開進布拉格，西方許多左派知識份子因此覺醒。可是著名的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對蘇聯的支持卻始終一貫。他在一九九四年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的訪問時說，如果蘇聯創造真正共產主義社會的工程終至成功的話，那麼犧牲兩千萬人還是值得的。「馬克斯自己不是說過，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流血產生的？」主持人加拿大籍的依格那迭夫教授問他：「如果你早知道，蘇聯的實驗在一九三四年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你的信念、你的共產黨員身份，會不會受到影響？」霍布斯邦的回答是：「應該不會。」

如今夢魘已經過去，雖然許多知識份子仍然不願甦醒。回顧這個夢魘，以及其中浩瀚的悽慘，我們獲得何種啟發？最明顯的啟發顯然是：夢魘來自甜美的夢想。因為夢想過度甜美和高貴，使得一切邪惡的手段都被容許。不只夢想的內容高貴，同樣吸引人的是：有資格實現夢想、構築未來理想世界的人，正是目前被壓迫、被扭曲的人群。這是何等的壯麗的景觀！或許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悲劇的產生並非因為邪惡的勝利，而是因為善良的墮落。

然而，夢魘也讓我們看到了人類精神力量的堅忍。當人類被逼迫到極致的情境，平凡的人可以成為不平凡的英雄。古拉格集中營一位囚犯寫信給他的愛人：「史薇塔，讓我們保存希望，當我們還有力氣希望的時候。我終於了解，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全然失去希望。在你還有力氣的時候，劃掉所有的『可能』，然後放棄戰鬥，是最恐怖的自殺方式。」

第三章 永遠愛惜羽毛

在史達林死後那幾年，整個蘇聯就像一位肌肉鬆弛的老邁暴君，帶著白內障與膽結石宿疾，蜷縮在角落。他穿著塑膠鞋與一套閃亮卻汗臭漣漣的西裝，如豬似地享用所有食物，不斷發胖，撐開自己的褲子。一大早，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覆滿了歲月的灰燼，但仍然咕噥碎語，毫不在意。他的思緒如同暴風雨雲般飄來散去。一年之間，只有幾次時間，他會清醒地引述「偉大的十月」（Great October）及「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等老舊傳奇。有時，在他黑暗的房間裡，他會在那張披著綠色桌巾的大桌子上，陳列出各種外國...

早在任何人預言蘇聯即將殞落之前，作家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就曾以充滿希望的語調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她的見解。她既不多愁善感，也不一廂情願。一九三Ｏ年代那場極其恐怖的集中營風暴奪走了她的丈夫，偉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她的筆鋒清晰、銳利，描述了這個政權如何使人民陷於永恆的恐懼之中。正如她描寫的，蘇聯人民已經「心智失衡——雖然還不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但也無法回到正常了。」然而，和許多學者與政治人物不同，她也看出蘇聯體系的內在孱弱跡象，並始終堅信著蘇聯人民的韌性。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號，我在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和守護「俄羅斯白宮」的群眾並肩而行。他們希望阻擋住來自軍事將領的侵襲。當天，我們每個人都見證了這一幕，而這並非一般人會猜想到的情景：所有的蘇聯公民——勞工、教師、街頭混混、孩童、母親、祖父母、甚至是士兵——一起挺身而出，抵抗另一群由愚昧之徒組成的團體。這個團體依然相信自己是改良版的共產政體，以為手中的權力能夠凍結時間，甚至扭轉時間。在經過嫻熟的算計後，陰謀家們相信「人民」早已精疲力盡，亦不願做出反擊。但成千上萬的莫斯科人做好了萬全準備，隨時可以為民主原則而慷慨就義。過去，人們常說俄羅斯人對公民社會所知無多，甚至一無所知。然而，在那一刻，竟有如此多的俄羅斯人捨身保衛公民社會，這是多麼令人費解。

我未曾擁有過目不忘的能力，但在那個政變的下午，當人們確定軍方不會採取攻擊，這場造反終將失敗的幾個小時前，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擁有的一本曼德爾施塔姆的書，《心存希望》（Hope against Hope。我曾在書裡用墨水標記了一段文字：「恐怖將捲土重來，會有百萬名群眾被送進集中營——包括他們的家人、朋友與鄰居。這是一件我們必須謹慎思考的事。」「八月政變」（August coup）的領導者沒有深思過人民的方向。他們無知至極。他們精明的政治算計，只不過是將自己送入監牢而已。這個老舊政體的支柱，至此終於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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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寫作本書時，八月歡慶早已不再，俄羅斯的民主則如玻璃般易碎。長久以來，整件事情看似從未改變，俄羅斯的命運又再一次仰賴於某個人的才能、意向與情感。這一次是鮑里斯･葉爾辛（Boris Yeltsin）。這位政變時期的英雄，身段柔軟且聰明絕頂，但有時用語輕率，還貪戀杯中物。沒人知道葉爾辛政權垮臺後會發生何事。會引發另一次軍事攻擊？還是民族主義強硬派、「新法西斯主義者」及懷抱鄉愁的共產主義者將崛起並統治克林姆林大會堂？本書在一九九三年四月付梓之際，葉爾辛與「俄羅斯議會」之間的權力競逐仍懸而未決，此事也彰顯了俄羅斯欠缺清晰有效的憲法、法律體系及治理系統。這個新生社會的制度仍處在強褓之中，極度脆弱。

一九九三年一月，葉爾辛採取的「經濟休克療法」（economic shock therapy）只帶來了短暫的進展，卻造成更多痛苦和焦慮。在某些地方，食物與其它日常用品的供需，的確比過去更為充足，但物價卻已完全失控。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變得像是拉丁美洲國家。大型軍工業頭子完全沒有興趣轉型為和平時代的經濟體系，卻能拿到荒謬的補助金，這讓俄羅斯的經濟大失方寸。一群以詐騙為生的新階級誕生了，他們跟生意人都有辦法大發利市，但老邁、孱弱與貧困的俄羅斯人民卻備感沮喪。犯罪率一如脫韁野馬。蠱惑人心的政客在各地崛起——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說是一群瘋子——正準備剝削民選政府的失敗、自負與不幸。威權主義的誘惑仍潛伏在俄羅斯。時至今日，幾乎葉爾辛的所有潛在接班人都承諾不會走向激進經濟改革，而是更傾向採取逞兇鬥狠的反西方政策。

前蘇聯其它地區的情況也同樣險峻。在高加索這個中亞地區，仍然有許多令人不快的小型戰爭與政變。摩爾多瓦（Moldavia）、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譴責俄羅斯不撤出駐軍乃是帝國主義之舉，俄羅斯人則抱怨波羅的海國家的政府對待非波羅的海人的方式猶如次等公民。亞美尼亞受到嚴重傷害，距離崩解僅有一步之遙，喬治亞殆為內戰所苦。儘管美國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都簽署了一系列歷史性的協約，然而，這些前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所稱之的「核斯拉夫佬」（Yugoslavia with nukes），由於軍備情勢所造成的衝突，仍然是美國人的夢魘。

儘管如此，我仍傾向相信曼德爾施塔姆那種堅決的樂觀主義。畢竟，本書是一部編年史，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座體制如何走向末日。我曾旅居莫斯科，親身生活在那末日之中，並踏遍這座沒落帝國的所有土地。我相信，儘管前方困難重重，但他們絕對不會走回頭路。我們不能忽視俄羅斯的發展。如果我們不願伸出援手，這將會嚴重危害俄羅斯、前蘇聯及全球安全。

想要理解蘇聯的發展及其崩解，需要參證大量的書籍與資料。而我們也將持續地探討發生於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事件。書寫一部蘇聯的歷史仍需時間。當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問及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他說：「下結論為時尚早。」而當我們亟欲探究戈巴契夫統治時期的種種發展時，也必須從多方角度分析不同事件：諸如中蘇關係、蘇聯經濟發展、波羅的海地區的獨立運動，及高加索地區、烏克蘭、中亞地區等地的發展，與「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推展動機、極權政體的心理性與社會性效應。

一九八八年一月，我以《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從此特殊角度見證了這場革命。就像派駐在莫斯科裡不計其數的外國記者，我一年大約呈交給報社三、四百篇報導，而編輯們收到的報導數量肯定更多。即便時局炙熱無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葉爾辛時代所發生的眾多事件，仍然依循著特定的邏輯與模式：只要政權疲態漸露，讓自己暴露在全面檢驗歷史的可能性中，激進改革就會無可避免。一個政治體系，只要膽敢洩漏它過去的真實面貌與所作所為，就注定瓦解。本書的第一部將探討最關鍵的時刻——重返蘇聯的歷史——繼之，第二部將探索蘇聯民主政體的開創時刻，第三部則描述舊體制與新興政治力量之間的對立。第四部則從多方角度勾勒「八月政變」——最非比尋常、改變一切的時刻——與其後續。第五部，我們將看見蘇聯共產黨如何在新生國家盛起之時，做出最後的自辯。全書主要透過一群具代表性的男女之眼來勾勒這個故事，其中有些人家喻戶曉，有些人默默無名。

如果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尚在世，我確信她不會談太多當時的歡慶之情，她將冷酷地批判「後極權時代」（post-tatalitarian）的俄羅斯政治裡，所充斥的不平等與荒謬，也將警喻世人，不要期待俄羅斯人民能夠迅速轉向另一種生活方式，一舉擺脫從搖籃到墳墓的「家父長制」（paternalism），因為他們已然傷痕累累、孓然一身。儘管，她熱愛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也仍會警告人們小心西方垃圾文化的來襲——例如沉迷於墨西哥肥皂劇與美國球鞋。她不會忽略前方的種種難關，甚至是災難。但是，我相信她依舊會保持樂觀。樂觀主義是從共產主義的廢墟上帶著傷痕而逐漸興起的信念，相信前蘇聯的人民不會返回獨裁與孤立，因為他們承受了太多歷史傷痛。俄羅斯洋溢著崛起的徵兆，甚至在前蘇聯的其它地區，也孕育了許多新生代的藝術家、教師、商人甚至是政治人物。就像俄羅斯人所說，人們已經「擺脫了舊情懷」。有一天，俄羅斯將不再需要那種我們在舊政體末日時曾見證的奇蹟。只要它願意邁向明日，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或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讓自己變得更為「正常」，成為「雖有問題，但沒有災難」的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之地，而不是危機迸發之處。如果那一天來了，會是多麼令人期待。

早在任何人預言蘇聯即將殞落之前，作家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就曾以充滿希望的語調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她的見解。她既不多愁善感，也不一廂情願。一九三Ｏ年代那場極其恐怖的集中營風暴奪走了她的丈夫，偉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她的筆鋒清晰、銳利，描述了這個政權如何使人民陷於永恆的恐懼之中。正如她描寫的，蘇聯人民已經「心智失衡——雖然還不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但也無法回到正常了。」然而，和許多學者與政治人物不同，她也看出蘇聯體系的內在孱弱跡象，並始終堅信著蘇聯人民的韌性。...

（上卷目錄）
第一部 以記憶之名

1 森林中的政變
2 史達林式的童年
3 永遠愛惜羽毛
4 歷史的歸來
5 革命的遺孀
6《妮諾奇嘉》
7「醫生密謀案件」與其他
8 紀念協會
9 書寫在水面之上

第二部 民主的遠景

1 假面舞會
2 雙面人
3 共產黨人
4 窮人
5 地下革命
6 來自於帝國的明信片
7 島嶼
8 麵包與馬戲
9 最後的古拉格

（上卷目錄）
第一部 以記憶之名

1 森林中的政變
2 史達林式的童年
3 永遠愛惜羽毛
4 歷史的歸來
5 革命的遺孀
6《妮諾奇嘉》
7「醫生密謀案件」與其他
8 紀念協會
9 書寫在水面之上

第二部 民主的遠景

1 假面舞會
2 雙面人
3 共產黨人
4 窮人
5 地下革命
6 來自於帝國的明信片
7 島嶼
8 麵包與馬戲
9 最後的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