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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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NT$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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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地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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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充實；方式：逃亡；手段：殺人。
這就是我遺書的全部。我想說，在你們的歷史上存在過這樣一個人。
再見。
在我心中，
一個人被殺是因為他值得被殺。
丁允恭（作家，高雄市新聞局局長）◎專文撰序
我覺得有一把彈簧刀，事情就會有一種儀式感。
我將它藏在包裡，走過人群，不一會兒就忍受不住誘惑，將手塞進包裡，按起按鈕。
嗒，它彈出去，嗒，它收回來。
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只能將之歸結為偶然。
大考前夕，十九歲的少年殺了一個美麗優秀的女同學，總共三十七刀。
不為錢財，不為性侵，沒有仇恨，理由僅因那份讓他再也無法呼吸的、生而為人的無聊。可怖的是，他連一點點歉意也沒有。
《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是根據2006年的一件「無理由殺人案」進行的一場文學演算，這也許我們看過最勇敢的小說。它與《麥田捕手》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犀利、深刻，直面現實；一面傷感、憂鬱，留有希望。比起沙林傑的感傷，阿乙顯然更加勇敢。
小說以第一人稱自述，從作案的籌畫、實施、逃亡、被捕、受審，一氣呵成，教人屏息。活著的意義究竟何在？阿乙藉由此書對現代社會的人類生存本質拋出了大哉問；他以一貫的犀利冰冷，逼迫眾人正視自身內在最難以自處的部分，令人如坐針氈，他更以此作向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異鄉人》致敬。
精彩摘錄：
我覺得有一把彈簧刀，事情就會有一種儀式感。我將它藏在包裡，走過人群，不一會兒就忍受不住誘惑，將手塞進包裡，按起按鈕。嗒，它彈出去，嗒，它收回來。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只能將之歸結為偶然。但我得挑選。在我心中，一個人被殺是因為他值得被殺。我覺得這些人都不太合適。
我們像兩棵樹、兩根木棍那樣擦肩而過，而我心知，我是殺過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捫心自問，在這世界與誰也沒有約定，如果非得算上一個，那就是自己。
我和他，我們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們沒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飛機停下來，好甩出繩梯，將我們撈走，帶我們去一個充實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點自由沒有也可以。但是什麼奇蹟也沒發生，我們不得不繼續忍受著時間。
有幾次我試圖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但這樣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對罪犯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強姦我啊。
此時讓我耿耿於懷的倒不是窗外自由的天空，而是在青山被捕的時刻。那時我完全可以推倒刑警，奪路狂奔，撿起石頭或菜刀傷害行人，如此便可被當場擊斃。而現在我卻不得不獨自面對龐大的時間。人世間所有的事情，行路、勞動、戰爭、求歡，都是阻擋肉身與時間直接接觸的屏障，但在我這裡，在這間無所事事即使有點事也會很快辦完的狹小牢房裡，我總是清晰地看著時間張大臂圍走過來。它孔武有力、無懈可擊、無所不在，沒有任何肉身都會有的情感，它既不會聽你的求饒，也不看你的哀傷，它就像是不停砸下的泥石、不停湧來的浪潮，塞滿整個房間，淹沒你，淩遲你，它淹沒你讓你感到全身被重量重壓時它是囫圇的，它割殺你它像竹簽一樣釘進你的指甲時它又是淩厲的。它讓你無法抵抗，讓你極緩慢地死亡。
書籍重點
◎ 繼《鳥看見我了》、《模範青年》等精彩短篇之後，阿乙首度推出的長篇作品，在微博上引起眾多讀者討論，甚至與阿乙直接對談！
◎ 二十世紀中期，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藉由《異鄉人》一書，探討了現代人在強大的現實威迫之下，生存意義和存在感都變得極端稀薄和虛無的狀態；而阿乙也因一起「無理由殺人案」的標題，引發了寫作《下面，我該幹些什麼》的念頭。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人心更加乾涸，人們皆受困於巨大的疏離感與渺小的自我價值感，此書是阿乙向卡繆致敬之作。
作者簡介：
本名艾國柱，一九七六年生於江西。擔任過警察、祕書及編輯。作品發表於《今天》、《人民文學》、《收穫》及《GRANTA》雜誌。曾出版短篇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麽》、《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
《模範青年》、《鳥看見我了》中文繁體版已由寶瓶文化出版。
小說作品曾獲：
二○一二年，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
二○一二年，《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
二○一二年，台灣《聯合文學》「二十位四十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
二○一二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
二○一一年，《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年度人物。
二○一一年，《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
二○一一年，《南方人物周刊》中國青年領袖。
名人推薦：
【推薦序】
殺與逃的雙股螺旋
丁允恭（高雄市新聞局局長、作家）
關於這本書，首先，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殺人」。
阿乙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於是，我們要問：那Meursault（編按）走了以後又怎樣？
那是《異鄉人》裡面，在母親的喪禮之後、焦燥乾渴的刺眼日光之中，因為輕率的誤解而殺死了阿拉伯人的男子。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他百無聊賴，他麻木不仁，對一切都滿不在乎，連辯解都不屑為之，所以自構了荒謬的末路。存在主義的年代，不為了什麼而做些什麼，意義的一再削減，終至虛無；這虛無也成為一面鏡子，反身看到無所依附的自己，成了一代文青的流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而在開放槍枝持有的美國州份、一次次的校園槍擊事件後，在貼上御宅標籤的秋葉原隨機刺殺事件後，當然，也在台北捷運令人悲傷的殺人事件之後，關於種種的「無意義殺人」，全都因為難以理解，而被反覆討論著。異鄉人裡頭這樣高蹈的哲學，抽象的關於存在的反省，卻沒有辦法滿足我們對於每一個具體殺人案件裡面，種種庸俗而真摯的好奇心。
Meursault縱然無賴，卻也稱不上可惡，關於那些真切地可惡著的人們，又或者所有那些擁有著「汪洋大的殺意、鼻屎大的動機」的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殺人，我們還需要更現世的說法。
於是，我們有車載斗量的通俗犯罪小說，也有像村上龍的《寂寞國的殺人》這樣的社會評論；也於是，阿乙在目睹了學生殺人的社會事件以後，寫出了這本《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就殺人者的主觀意志而言，「殺人」常常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手段，可是在無意義殺人的情境下，殺人作為一種說話，通常是沒有對話基礎的對話。沒有對話基礎，我們又如何談論下去呢？
我們的社會，習慣於簡單的答案，與複雜的儀式，對於這些殺人事件，我們往往以死刑等手段作為回應，然而對於並不畏懼死亡的人，這樣的回話往往只能讓他們冷笑，甚至對他們的惡我們也無從真正懲罰。這種無奈的情境，或許只好交給小說家以細緻的筆法來摸索，找出真實對話的稀少可能出來。
迥異於Meursault的漠然，阿乙的兇手充滿了獨白，然而這樣的獨白，雖然對於真實事件中那些謀殺者的模擬未必精準，卻是跟讀者最交心的對話。
在殺人以外，就是「逃亡」。
花了生平裡面許多時間擔任犯罪追獵者 ── 警察的阿乙，決定採取被狩獵者的視角，展開一場逃亡之旅，也讓「逃亡」成為無意義殺人的意義所在，讓主角從殺人者的狩獵角色，轉置為被追捕的獵物角色。
逃亡本身就「不是」什麼，而並非「是」什麼。一場逃亡，就像是一隻不斷掙脫著自己舊皮的毒蛇一般，把過去所有拋諸腦後。「逃」也是常見的主動機，隨著情節的發展，它構成了一部公路電影，或甚至是一場RPG遊戲，不論基於道德感受使我們對逃亡者多麼厭惡，我們卻也不得不對他做出投射與同情，也讓整個閱讀的過程成為兇手的從犯。在逃亡的過程中間，載荷了沿途的風景，也豐富化整個蒼白的犯罪故事，更因為拉長展延的時間軸，讓一切有機會在敘事中被反芻消化。
在阿乙的手下，逃亡本身也是匪徒對警察、對政府，乃至於整個體制的嘲笑方式，更與「殺人」所構成的挑戰互為呼應。逃亡的成功，讓體制自己所號稱的效能，因為本身的臃腫龐大，或是年久失修，而完全失靈故障。然而在這淺層的譬喻之下，更是挑戰一整個使我們感到安逸釋然的社會系統，原來所有那些我們以為足以保護我們的機制並不可靠，當然他們日常如同匪徒一般的行徑就更不在話下。
就在殺人與逃亡之間，交雜出這部作品的雙股螺旋，敘事在其中纏繞向前。我們小說的主人翁，透過冷血無恥的殺人，與大逃亡歷程的構思與實行，也幾幾乎就要反向地英雄化了起來。我們不禁也會猜測，或許這也是阿乙對自己未必情願的警察生涯，一種漫不在乎的嘲笑？
然而或許是對更多事物一種更為廣泛的巨大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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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只能將之歸結為偶然。
大考前夕，十九歲的少年殺了一個美麗優秀的女同學，總共三十七刀。
不為錢財，不為性侵，沒有仇恨，理由僅因那份讓他再也無法呼吸的、生而為人的無聊。可怖的是，他連一點點歉意也沒有。
《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是根據2006年的一件「無理由殺人案」進行的一場文學演算，這也許我們看過最勇敢的小說。它與《麥田捕手》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犀利、深刻，直面現實；一面傷感、憂鬱，留有希望。比起沙林傑的感傷，阿乙顯然更加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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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一把彈簧刀，事情就會有一種儀式感。我將它藏在包裡，走過人群，不一會兒就忍受不住誘惑，將手塞進包裡，按起按鈕。嗒，它彈出去，嗒，它收回來。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只能將之歸結為偶然。但我得挑選。在我心中，一個人被殺是因為他值得被殺。我覺得這些人都不太合適。
我們像兩棵樹、兩根木棍那樣擦肩而過，而我心知，我是殺過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捫心自問，在這世界與誰也沒有約定，如果非得算上一個，那就是自己。
我和他，我們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們沒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飛機停下來，好甩出繩梯，將我們撈走，帶我們去一個充實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點自由沒有也可以。但是什麼奇蹟也沒發生，我們不得不繼續忍受著時間。
有幾次我試圖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但這樣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對罪犯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強姦我啊。
此時讓我耿耿於懷的倒不是窗外自由的天空，而是在青山被捕的時刻。那時我完全可以推倒刑警，奪路狂奔，撿起石頭或菜刀傷害行人，如此便可被當場擊斃。而現在我卻不得不獨自面對龐大的時間。人世間所有的事情，行路、勞動、戰爭、求歡，都是阻擋肉身與時間直接接觸的屏障，但在我這裡，在這間無所事事即使有點事也會很快辦完的狹小牢房裡，我總是清晰地看著時間張大臂圍走過來。它孔武有力、無懈可擊、無所不在，沒有任何肉身都會有的情感，它既不會聽你的求饒，也不看你的哀傷，它就像是不停砸下的泥石、不停湧來的浪潮，塞滿整個房間，淹沒你，淩遲你，它淹沒你讓你感到全身被重量重壓時它是囫圇的，它割殺你它像竹簽一樣釘進你的指甲時它又是淩厲的。它讓你無法抵抗，讓你極緩慢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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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中期，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藉由《異鄉人》一書，探討了現代人在強大的現實威迫之下，生存意義和存在感都變得極端稀薄和虛無的狀態；而阿乙也因一起「無理由殺人案」的標題，引發了寫作《下面，我該幹些什麼》的念頭。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人心更加乾涸，人們皆受困於巨大的疏離感與渺小的自我價值感，此書是阿乙向卡繆致敬之作。
作者簡介：
本名艾國柱，一九七六年生於江西。擔任過警察、祕書及編輯。作品發表於《今天》、《人民文學》、《收穫》及《GRANTA》雜誌。曾出版短篇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麽》、《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
《模範青年》、《鳥看見我了》中文繁體版已由寶瓶文化出版。
小說作品曾獲：
二○一二年，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
二○一二年，《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
二○一二年，台灣《聯合文學》「二十位四十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
二○一二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
二○一一年，《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年度人物。
二○一一年，《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
二○一一年，《南方人物周刊》中國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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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允恭（高雄市新聞局局長、作家）
關於這本書，首先，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殺人」。
阿乙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於是，我們要問：那Meursault（編按）走了以後又怎樣？
那是《異鄉人》裡面，在母親的喪禮之後、焦燥乾渴的刺眼日光之中，因為輕率的誤解而殺死了阿拉伯人的男子。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他百無聊賴，他麻木不仁，對一切都滿不在乎，連辯解都不屑為之，所以自構了荒謬的末路。存在主義的年代，不為了什麼而做些什麼，意義的一再削減，終至虛無；這虛無也成為一面鏡子，反身看到無所依附的自己，成了一代文青的流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而在開放槍枝持有的美國州份、一次次的校園槍擊事件後，在貼上御宅標籤的秋葉原隨機刺殺事件後，當然，也在台北捷運令人悲傷的殺人事件之後，關於種種的「無意義殺人」，全都因為難以理解，而被反覆討論著。異鄉人裡頭這樣高蹈的哲學，抽象的關於存在的反省，卻沒有辦法滿足我們對於每一個具體殺人案件裡面，種種庸俗而真摯的好奇心。
Meursault縱然無賴，卻也稱不上可惡，關於那些真切地可惡著的人們，又或者所有那些擁有著「汪洋大的殺意、鼻屎大的動機」的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殺人，我們還需要更現世的說法。
於是，我們有車載斗量的通俗犯罪小說，也有像村上龍的《寂寞國的殺人》這樣的社會評論；也於是，阿乙在目睹了學生殺人的社會事件以後，寫出了這本《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就殺人者的主觀意志而言，「殺人」常常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手段，可是在無意義殺人的情境下，殺人作為一種說話，通常是沒有對話基礎的對話。沒有對話基礎，我們又如何談論下去呢？
我們的社會，習慣於簡單的答案，與複雜的儀式，對於這些殺人事件，我們往往以死刑等手段作為回應，然而對於並不畏懼死亡的人，這樣的回話往往只能讓他們冷笑，甚至對他們的惡我們也無從真正懲罰。這種無奈的情境，或許只好交給小說家以細緻的筆法來摸索，找出真實對話的稀少可能出來。
迥異於Meursault的漠然，阿乙的兇手充滿了獨白，然而這樣的獨白，雖然對於真實事件中那些謀殺者的模擬未必精準，卻是跟讀者最交心的對話。
在殺人以外，就是「逃亡」。
花了生平裡面許多時間擔任犯罪追獵者 ── 警察的阿乙，決定採取被狩獵者的視角，展開一場逃亡之旅，也讓「逃亡」成為無意義殺人的意義所在，讓主角從殺人者的狩獵角色，轉置為被追捕的獵物角色。
逃亡本身就「不是」什麼，而並非「是」什麼。一場逃亡，就像是一隻不斷掙脫著自己舊皮的毒蛇一般，把過去所有拋諸腦後。「逃」也是常見的主動機，隨著情節的發展，它構成了一部公路電影，或甚至是一場RPG遊戲，不論基於道德感受使我們對逃亡者多麼厭惡，我們卻也不得不對他做出投射與同情，也讓整個閱讀的過程成為兇手的從犯。在逃亡的過程中間，載荷了沿途的風景，也豐富化整個蒼白的犯罪故事，更因為拉長展延的時間軸，讓一切有機會在敘事中被反芻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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