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磁吸

(1932-1949)

● 漢文老師的大家庭

我的父親是村裡著名的漢文老師，他出生時，臺灣還是清朝的領土。父親小時候唸私塾，四書五經都讀過，浸淫在漢文化裡長大，一心想要考秀才。1894年甲午戰爭後，一切起了變化。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在殖民統治下，大環境改變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

家裡原本開有酒廠，賣酒跟酒糟，那時生意做很大，也有賣到福州去，哥哥還被派去福州管分公司。日本人統治時，將酒改成專賣，酒廠無法繼續經營；我小時候喜歡在大酒缸裡玩，長大後，才知道家中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大酒缸。酒廠收起來，固然影響家中生計，但還可以靠收佃農租金維持生計。我記得小時候家裡附近有土城庄的「組合」，這是個像現在農會的組織，「組合」裡有碾米設備，稻穀經過碾米機碾成白米後，從機器尾端小孔送出來，在白米出口處有一個活動孔蓋，開開闔闔的，看起來很好玩，我覺得很好奇，就用手把孔蓋壓住，讓稻米出不來，於是整臺機器就停掉了，碾米的阿伯看到，追著我邊跑邊罵。現在想起來，我小時候真的很調皮。

對父親而言，日本人來，更痛心的事情是科舉制度被廢除，考秀才的願望落空，終生遺憾。也因為這些原因，父親很恨日本人，也始終認同漢文化，絲毫不受外在大環境影響。甚至在戰爭時期， 物資缺乏的年代，臺灣人如果改日本姓，可以有特別配給，對於人口眾多的家庭，引誘力不可謂不大，但是父親從不考慮改姓。他的堅守漢文化，更可以由他熱中於教授漢文一事看到。

日本人來了後，沒有了教漢文的私塾，不過，還是有許多人想學漢文。父親教漢文不以營利為目的，只要有心學，他一概傾囊相授，學費完全不是問題。他的漢文學生遍及各種年齡層， 也有日本人，甚至還有日本警察，他們會腰間配著刀來上課。我們家那時可以說是土城地區的漢文中心，鄉里都非常尊敬父親， 稱他「查某仙」，這個稱呼是有來頭的。據兄長陳述，父親是早產兒，小時候體弱多病，當時的迷信是取一個不雅的叫名，會幫助小孩健健康康地成長，於是就叫他「查某囡仔」，果然父親健康地長大了。成年後，大家仍習慣叫他「廖查某」，後面加個「仙」，是老師的尊稱。漢文學堂的興盛，也讓我們家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學生們來上課時，會帶來各式各樣的束脩，聊表心意，就像古時的傳統一般。在物資缺乏的年代裡，學生們的束脩還是很重要，例如有些學生會帶自己家中養的雞來，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雞腿的可口美味。

父親以閩南語教漢文，帶大家唸三字經、千字文、論語等等漢學經典。他不僅教他人，也要求子女學漢文。父親教子女的方式，匠心獨具。他為我們每個孩子各準備一本專屬教本，由三字經開始教，之後是千字文，每天教完一句，就畫上紅圈記號。每個人的學習情形不同，書本上的註記也會有所不同，所以每個人都要有一本自己的教本。我從小就很會背誦，學東西很快，所以很得父親歡心。每每父親晚上有空時，會帶著我一同走路去土城，大約要走個廿多分鐘。一路上，父親會要求我將最近幾天教的書背給他聽，如果背得好，到了土城街上，就有好吃的東西獎賞。在父親的教導、要求和鼓勵下，我用閩南語背了許多古文。除了背古文外，父親還教我們用毛筆寫書法。後來上日本國校時，學校也有教毛筆寫字，但是，日本老師教的拿法跟拿鉛筆一樣，讓我很不習慣。或許是物資缺乏吧，在家裡，是用報紙摺出格子練習寫書法。

雖然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是感謝他的教導，讓我在那個時代，還可以在充滿漢文化的環境長大。不僅如此，那時沒有人會想到，這些漢文對我日後的升學，竟有很大的幫助。

父親留給我的回憶，除了漢文外，還有音樂。父親有位朋友阿壽叔，在「臺北放送局」工作。這個單位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於1930年成立，位於新公園，即是今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所在。「臺北放送局」的主要目的在於政令宣導，但是，對年幼的我來說，它讓我聽到許多歌曲，可說是我音樂啟蒙的開始。阿壽叔來家裡做客的時候，都會教我唱日語歌，唱個一兩遍，我就學會了。今天回想起來，他可算是第一位讓我展現音樂才能的長輩。或許也是這樣，我至今都還記得阿壽叔，他當年教我的歌，我也還記得： 阿壽叔教我唱的是《旭日東升》。不僅如此，我自己聽收音機廣播時，也學會唱些曲子，有一首是《海之歌》。這些曲子，黃靖雅寫碩士論文時，還真的找到了曲譜，不過歌名有些出入，前者是《愛國行進曲》，後者是《海行かば》。為什麼有這些差別，我不知道，或是後來出版歌曲集時，曲名改了。今天回頭想來，這些歌曲不外乎是日本軍歌及愛國歌曲，歌詞裡反映了濃濃的日本帝國主義思想，只是我那時候年紀小，好聽的是旋律，自己能很快學會、記住，至今都還能流利地唱出，是人生的一件得意事，至於歌詞在說什麼，當時就未在意，今天更記不得，也更無所謂了。

除了廣播外，電影音樂提供了另一個聽歌的來源。2011年下半年，我看到電視報導李香蘭的電影《莎韻之鐘》，聽到主題曲的旋律，驀地想起，幾十年前，我曾經與哥哥在臺北延平北路的第一劇場看過這部電影。當年，哥哥廖年豐偶而會帶我去臺北看電影，他騎腳踏車，我坐在前面橫桿上，坐上半個小時，到達臺北時雙腳又麻又疼，但是能看電影，就很開心了。就算沒能跟去看電影，哥哥姐姐們看完電影留下來的「本事」（Program），我會小心收藏起來，不是因為上面的劇情說明，而是因為上面有電影配樂的簡譜。我還記得，曾經在日本電影裡，看到過指揮帶領小樂團演出的畫面，只是我家全無音樂背景，那時候看到，並沒什麼太多感覺。

雖然父母早逝，但是我有很多兄姐，而且因為我是么子，兄姐都很疼愛我，他們很早就代替了父母的地位，一路照顧我成長。



多元的音樂工作嚐試

(1952-1983)

● 與省交結緣(1955-1973)

由於拉小提琴，我經常去中華路新麗聲樂器行買絃、松香等器材，認識了樂器行的老闆楊朝開。楊朝開任職於省交，他打大鼓， 也拉大提琴，卻沒有正式學過大提琴。他知道我拉小提琴，在空小教書，勸我轉到樂團工作，輕鬆很多。對我來說，是否輕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整天拉琴，這是當時我的最愛。1955年，有一天，我依楊朝開建議，帶著小提琴，到省交應試。當時的團長是王錫奇，考試時，他問我的師承，聽到是戴粹倫，就說不必考了，直接入團。我很開心地辭掉空小教職，加入省交，一待就是十八年。

省交那時的全名為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是臺灣的第一個交響樂團，今天名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簡稱「國臺交」； 我還是習慣稱它「省交」。樂團成立的背景與多次改名的過程， 都和臺灣政治環境的變化有直接的關係。

1945年十二月一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簡二階少將參議蔡繼琨籌組成立了「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並任首任團長。蔡繼琨家族世代居於臺灣鹿港，祖先曾為同治年間進士。甲午戰爭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蔡家舉家遷居泉州，卻世代不忘要回臺灣。蔡繼琨於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畢業後，至日本東京帝國高等音樂學校留學，並曾以《潯江漁火》作品獲得日本國際作曲家協會交響曲比賽大獎，很有音樂才華。陳儀任福建省長期間，蔡繼琨為其主持藝文工作。抗戰勝利後，蔡繼琨隨陳儀來臺，擔任臺灣省受降典禮委員。因著職務之便，大力成立交響樂團，並恢復舉辦臺灣省美展，對於甫光復的臺灣藝文環境的建立，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1949年，蔡繼琨奉派赴菲律賓任大使館參贊，自此甚少回台。1983 年，蔡繼琨回泉州定居，並任福建音樂學院院長；2004年三月於當地過世。簡言之，陳儀當年負責接收臺灣以及之後的統治事宜，固有多方不適任和錯誤的政策，但藝文界不能不感謝他信任蔡繼琨，才能奠下臺灣藝文發展的基礎。

臺灣甫光復之時，百廢待舉，樂團絕不是首要之務。感謝蔡繼琨的魄力之舉，光復後不久，樂團就成立了，團員亦授予軍階。不久之後，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全國裁軍會議決定裁撤，有心人士努力下，將樂團改隸於行政長官公署，亦隨之改名。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後，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樂團再度改名，於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元月改名為臺灣省立交響樂團。同年年底，省府參議會提議撤除交響樂團，幾經交涉，將樂團管樂隊改列省府軍樂隊，管絃樂隊改隸臺灣省建設協會。蔡繼琨調任菲律賓後，軍樂隊長王錫奇接下團長，再經多方努力後，1951年（民國四十年），樂團終於又隸屬於省政府教育廳，更名為「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直到我進樂團時，還是這個名字。

進省交後，由老團員那裡聽到很多故事，印證了省交成立的特殊背景。有人曾經告訴我，當年日本人被遣返時，有些團員就拿著蓋有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印章的紙，貼在空屋門口，佔為己有， 成為自己的住家。也正因為倉卒成軍，團員素質不齊，管樂的來源有軍樂與「西索米」（就是送葬管樂團之俗稱）樂隊手，絃樂則極端缺乏，要不就是管樂手臨時去學絃樂，要不就得對外招考，才會有楊朝開告訴我的事。我進樂團時，是全團最年輕的團員，被分在第一小提琴聲部。樂團首席是臺南人黃景鐘，跟一位由日本回來的老師蔡誠絃學，也是科班出身。黃景鐘經驗豐富，我坐在他後面， 學到很多，很有收穫。

那時的省交位於西本願寺，俗稱「大廟」，亦即是今日的西門町、中華路底。我還記得，第一天的排練曲目是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由王錫奇擔任指揮。對當時的樂團而言，算是很難的曲目。也是因為這首「貝七」，我不久後離開省交好一陣子。

到省交工作後，才瞭解楊朝開說的「輕鬆」是什麼。樂團倉促成立，團員水準良莠不齊，上班時衣衫不整，穿著短褲、背心就來的人比比皆是；也有人有著當時俗稱「國恥」動不動就吐痰的習慣。排練中間休息半個小時的時間，不少團員蹲在地上抽菸、吐痰、聊天，不然就是標會、收錢。團練或音樂會時，演出的音樂慘不忍聽。省交剛開始經常演奏史特勞斯的圓舞曲，還都是簡易版。諸此種種，都和我對樂團的期待相距甚遠。進省交一年多後，有次練貝七，貝七前面的主題是六八拍，樂團卻總是演奏成附點四分音符加八分音符，聽起來很不舒服。我知道這樣下去，樂團程度不可能好，上班很痛苦，乾脆就不去了。大約四個月後，省交當時的演奏部主任陳暾初帶她女兒去市立女中（現在的東門國小）比賽，我也帶學生去比賽，兩人在那裡相遇。陳暾初知道，我因為樂團程度太差，很不滿意，才離開樂團，他告訴我，第二年三月左右，美國國務院會派一個指揮來，希望我再回團裡。我聽了他的話回省交，樂團竟將離開四個月的薪水都算給我，好像我沒有離開過，讓我很驚訝，也有些不好意思。

第二年，1958年五月，果然指揮約翰笙（Thor Johnson）來了， 剛好也指揮貝七，終於把節奏一一調整好了，樂團水準提升很多。約翰笙來省交指揮後，認為王錫奇帶團不行。當時的教育廳長為劉真，他曾經做過八年師大校長，在聽了建議後，邀請師大音樂系系主任戴粹倫來兼省交團長。那個時代，一個人兼好幾樣專職是常事。不僅如此，劉真還立刻撥了一百萬經費給省交，五十萬買樂器，五十萬在師大運動場邊蓋一個練習廳，就是音樂系第二代系館。1959年，戴粹倫任團長後，逐步整頓省交，最早的團員依制度慢慢地淘汰。當時樂團的帳很亂，戴粹倫不放心，要我任出納，老師開口，我雖沒經驗，卻也不敢說不，只能努力做，這可算是我第一個行政經驗。1969年，我開始兼任演奏部主任，參與更多樂團行政工作。

約翰笙在的時候，省交就已在國際學舍開音樂會了。戴粹倫接團長後，和國際學舍簽合約，讓樂團能有定期演出的場地。大約每六到八星期，省交就在臺北有一次大規模音樂會。那時候沒有什麼音樂活動，省交每次演出都可說是樂壇盛事，引人注目， 我的管絃樂作品《中國組曲》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被演出的。

省交慢慢交出像樣的成績單後，戴粹倫著手逐步擴展樂團的活動面向。1965年開始辦暑期音樂研習會，招收年輕學生，並在研習會結束時，舉行成果發表會，甚受讚賞。1965年11月，戴粹倫正式將這些學生們組成「省交響樂團附屬小弦樂團」，並於1966年二月廿六日於臺北國際學舍舉行成立後首次音樂會。1972 年底，因省交南遷臺中及戴粹倫辭去團長兼指揮之務，小絃樂團隨之宣告解散。無論是暑期音樂研習會，還是小絃樂團，戴老師都要我參與工作，讓我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終身受用。尤其是我自己在1968年創辦了「世紀」，一切由零開始，若無省交的經驗，一定是焦頭爛額，樂團亦不可能順利地成長。

省交搬到臺中後不久，我也離開省交，走向另一條音樂路。雖然離開了，對這個樂團總是有著特別的感情，畢竟它在我的音樂人生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它不僅提供我拉小提琴謀生的可能，更讓我認識樂團內內外外的點點滴滴，也讓我開始思考其他的音樂前途。在臺灣精省的過程中，省交再次經歷了一段困難的時期，有需要我幫忙時，我總是盡己所能，義不容辭，披掛上陣，希望能略盡棉薄之力。省交六十年團慶時，邀請我寫些話， 也讓我覺得很榮幸。多年下來，團裡人事早已全非，年輕的一代無論在音樂知識或技能上，都比我們這一代好很多，希望這臺灣第一個公設樂團，能在他們的努力下，長長久久，愈來愈好，對臺灣的音樂環境有更多貢獻。



精益求精：出國進修

（1976 /77, 1990/91）

● 前進維也納(1976-1977)

1973年，我離開了省交。在省交時，我心裡就很明白，自己的音樂程度並不夠好，要帶好樂團是很勉強的。但是，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正確。辭去省交的工作時，我最想立刻做的事，是去維也納，這個號稱「音樂之都」的地方。不過，那時我已41歲，而維也納的學校不收年齡超過25歲的學生。而且離開省交，沒有專職，也就沒有固定收入。那時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總得考慮家庭的問題。好在盧寧一直很支持我在音樂路的任何決定，只要能夠出國進修，她總是全力支持。我們商量好，我出國時，她暫時負責照顧家庭，並繼續隨蕭滋教授學習鋼琴，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至於出國的經費，很幸運地，兄姐將祖產賣掉，每人都分到一筆錢。對我來說，真是及時雨，感謝老天！

除了家庭和經濟財源的考量之外，那時候還有另一個困難，要出國必須經過層層管制。雖然每個人都可以申請護照，但是必須要有理由，這個理由要經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真正地申請護照。在取得護照後，才能申請要前往國家的簽證。所以從打算出國到真正能出國，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很難控制。不像現在，辦護照、簽證都很快，有效時間還很長，許多國家連簽證都不必先辦，要出國，買張機票就出發了。正因為這一層層的困難要克服，雖然計劃去維也納，卻不是一時半時可以做到的。於是我在教學生、帶樂團之餘，同時開始規劃，要如何一步步地達成目標。

1972年，我開始在中國文化學院（今天的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小提琴。在那裡，我認識了柯尼希（Wolfram König），他已在文化教了很多年小提琴，也算是當時的名師。我不是很清楚柯尼希是怎麼來臺灣的，我還記得，他太太拉中提琴。我曾邀請柯尼希與世紀合作，演出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他相當滿意。柯尼希後來要回德國，他讓陳必昭（陳必先的妹妹）轉來跟我上課。柯尼希建議我，要趕快去維也納，跟隨維也納音樂院最好的指揮教授斯瓦若夫斯基（Hans Swarowsky, 1899-1975）學。可惜的是，在我終於可以去維也納的時候，斯瓦若夫斯基過世了。我到維也納，就只能跟隨他的學生奧斯特萊赫（Karl Österreicher, 1923-1995）。後來很多年輕一輩的臺灣學生，也都跟過奧斯特萊赫學習指揮。

既然目標是跟斯瓦若夫斯基學， 就得進維也納音樂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in Wien）。由於已經超齡，我根本不可能以學生的身份進去。這時，在臺灣的音樂關係發揮了功效。蕭滋老師以前的鋼琴學生張瑟瑟那時已經在維也納，她在臺灣時，因為蕭滋老師要求要演奏室內樂，我們曾經合作演出室內樂音樂會。張瑟瑟提供訊息，願意在維也納幫我辦理旁聽學生證，整個出國手續有了曙光，踏出第一步。我至今都很感謝她當年的幫忙。

於是我開始申請護照。當年申請出國的理由不是留學，而是出國考察。那時我是亞洲作曲家聯盟（簡稱「曲盟」）的理事，由曲盟出公文推薦我去奧地利考察，用這個理由向主管機關教育部申請，獲得核准後，順利取得護照。到了維也納之後，再請張瑟瑟幫忙，介紹指導教授奧斯特萊赫，由他出面辦理旁聽生證。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奔波，1976年九月，我終於如願到了維也納，成為維也納音樂院的旁聽生。旁聽生一樣要繳保險費，沒學分也沒學位，什麼證書、證明都沒有。對我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我的目的是要真材實質地學，學我還不知道的東西，補強過往的不足。

為了準備到當地上課，我在臺灣就開始學德文。那時候要找到人學德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是跟一個叫白衛理的瑞士記者學，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好在有這麼點基礎，到維也納後，在學校課堂上講德文，在奧斯特萊赫家上個別課時，則是講英文。有著當年跟蕭滋老師上課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怕語言不夠好，至少溝通、瞭解老師教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白天在學校，老師用德文上課，我不是完全聽得懂，於是請老師在他家裡用英文一對一上課，有時候一星期會上兩次。由於只計劃去維也納一年，一定要全力認真學，所以，時間和精力都擺在看譜和練習上。明知道有很多好聽的音樂會，只能挑很重要的場次聽，不敢每場都去。我以前的學生陳泰成那時也在維也納，他對我說：「廖老師，你不能整天待在家裡，會生病的。」於是他硬逼我搭他的車，開到維也納森林去散步，結果，車開到那裡，他去散步，我留在車上看譜。我這麼拚，是有原因的，因為每個星期要去老師那裡上課，課前一定要將譜看熟才行，否則上課學不到什麼。畢竟自己已不年輕，出國進修，是知所不足，當然要用功才行。

嚴格來說，我開始學指揮，是到維也納之後才真正開始。當年跟蕭滋老師上課時，和聲學、作曲、指揮都在學，指揮當然不可能學得很紮實。好不容易來到維也納，當然要從基礎開始，紮實地學。我們一班有十七個人，其中有很多已經有指揮經驗。奧斯特萊赫很嚴格，無論是否有指揮經驗，一律由基本姿勢和動作開始要求。我們練習的第一首作品是莫札特小夜曲，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很簡單，奧斯特萊赫經驗老到，他告訴我們，不要小看這首曲子，要從簡單開始，才能打好基礎。慢慢地，我瞭解到，蕭滋老師教我的東西，其實是已經有基礎以後的教法，基礎不足，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奧斯特萊赫傳承自斯瓦若夫斯基，後者見長的小節句分析，只有他的嫡系學生才學得到。跟著奧斯特萊赫上課，當然也會學到這種分析方法，我發現指揮只要把小節句背熟了，就不會出錯。斯瓦若夫斯基系統的指揮，舉手投足、音樂詮釋，一看就知道。……



「世紀」一生

（1968至今）

● 「世紀」的誕生

辦一個樂團，讓學樂器的學生來練習樂團的合奏，這個想法，大約在1966 / 67年間就有了。1967年八月一日開始，進入籌備階段，從八月十日起，我們每個星期日在臺北市中華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練習。團員都是學生，由小學生至大學生都有，覺得時機差不多了，於是在1968年五月五日正式宣佈成立，稱為「世紀學生管絃樂團」。

「世紀」的名字不是來自我或我的家人，而是一位朋友李遠芳，他是新竹人，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的堂弟。李遠芳當時在功學社工作，本身也很喜歡音樂，常常到團裡來聽我們練習，練完後，和我們一起喝啤酒、聊天。那時候，我正煩惱著樂團要用什麼名字，無論如何，我都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有一次和李遠芳聊天時，我提到曾經和呂泉生談我要組樂團的事。眾所週知，呂泉生的榮星合唱團名氣很大，而且已經成立很久了。呂泉生不僅鼓勵我，還提醒我：「要成立樂團，可不能一下子就解散。」我立刻回答「不會。」講著講著，李遠芳應了一句：「那就辦一個世紀好了。」我一聽，馬上有了靈感，「就『世紀樂團』吧！」於是，樂團就以「世紀」為名，由於團員全是學生，也將「學生」二字納入團名，彰顯特色。

「世紀學生管絃樂團」並不是第一個這種類型的樂團，早在1961年，臺南就有「B. B. B. 兒童絃樂團」，業界習稱「三B」， 培養出不少出身南部的小提琴家。1962年，臺南還有另一個「臺南忠聲兒童絃樂團」。這兩個樂團當時都很有名氣，反而在北部並沒有這樣的樂團。和它們相比，世紀年輕很多，卻也是今天唯一還在運作的樂團，由此可見，誠如呂泉生當年的提醒，一個私人的音樂團體要長久運作，實在很不容易。

這幾個樂團都以絃樂為主，也是有原因的。小朋友剛開始學樂器，多半不是鋼琴，就是小提琴。由於體能的因素，學管樂的並不多。學鋼琴可以自己一人低頭練琴，學小提琴或其他樂器， 一個人練就有些無聊了，大家一起演奏的樂趣當然大多了。另一方面，交響樂團的主體本就在絃樂，很容易找到曲子合奏，最多自己改編一下就好了。

1968年五月五日，我們在臺北國際學舍舉行成立慶祝酒會， 演了三首短曲，各方反應不錯。不到兩週後，五月十七日，我們在同一個地點開了第一場正式的公開音樂會。大家都很捧場，我的老師們在節目單裡留下了鼓勵的話語。樂團正式成立前不久， 剛好教育部將1968年訂為「音樂年」，世紀趕上了熱鬧。康謳老師在節目單裡，高興地寫著：

「今年是音樂年……尤其令人振奮的是世紀學生管弦樂團的誕生，更給臺灣音樂界增加了無窮的光明與希望！ 這五十多位來自各大、中、小學生……在青年音樂家廖年賦的熱心指導下……每一首樂曲的演奏，都表現了優良的氣質，和活潑精神，令人欣喜，令人激賞 ！」

戴粹倫老師對我的期待與關心，流露於字裡行間：



「……廖先生和我一起從事音樂研究工作多年，他的學習態度和研究精神，真是涵泳乎其中，超形於物外，無論是琴藝或譜曲，均臻然，鏗鏗然之造境……廖先生為求其心血成果，推及社會，乃集合其門人弟子五十餘人組成世紀學生管絃樂團，勤練苦習，其間雖因場地之缺如，經費之支絀，然終不為所困，所謂人不堪其憂，而賦也不改其樂，可為廖先生奮鬥精神的寫照。在其苦撐艱持的局面下，個人曾數往參觀該團之練習，不獨其演奏中肯中綮，抑揚有序，而紀律良好，態度認真，更屬難能可貴，人定勝天，信有徵矣……」

和戴老師勞心勞力帶領省交相比，我帶世紀要輕鬆多了。孩子們都是一張白紙，我帶著他們一起享受演奏音樂的樂趣，我說什麼，他們就聽什麼。為了鼓勵大家更認真，我們沒有設專人的首席，而是每次音樂會結束後考試，表現最好的，就是下次音樂會的首席。這樣的方式，讓首席成為一種榮譽，人人都有可能做首席，對於孩子們是另一種鼓勵。

除了我自己指揮外，我也請別人來指揮，像蕭滋老師、柯尼希等人都在世紀剛開始時來指揮過，與他們合作很愉快，他們對樂團也很滿意，有些人還會私下告訴我，認為世紀的程度不會比省交差。若以團員年齡與演出程度來比，我相信是這樣的， 因為孩子們從一接觸古典音樂開始，就由我這裡學到了尊敬音樂、愛護音樂的態度，這樣的態度和精神當然會透過音樂流露出來。柯尼希還幫我們介紹國外的指揮，例如柯萊特（Hans Joachim Koellreutter, 1915-2005）和華斯（Kurt Wöss, 1914-1987），都是透過他的引薦而來。後來，華斯還推薦世紀參加蘇格蘭亞伯丁舉辦的世界青年交響樂團大會，讓我們名揚海外。



● 出國巡演

在1970至1985年間，世紀一共九次出國巡演，在那個時代，出國很不容易，更何況是「學生管絃樂團」出國，得經過教育部審查通過才能進行。由行前的訓練、出國巡迴音樂會到回國，媒體的報導都很大，將世紀捧得很高。當然，我們的表現也不錯。其中幾次，我到今天仍舊記憶猶新。

樂團成立的第三年，1970年八月裡，我帶團去日本演出。會去日本是因為姐姐廖淑玉認識東京新聞的經理，由東京新聞邀請， 並主辦我們的音樂會。另一方面，我本來就是「日本絃樂指導者協會」東京分會的會員，八月裡要舉行第八次全國大會，我們也可以去演出，於是就將這些行程安排在一起。我們八月十日出發，十九日回來，在日本共開了八場音樂會，對於世紀的團員來說，可算是開了眼界。有了這次的成功經驗，我對樂團出國更有信心。

1974年，我們第一次赴美演出，主要在美國西岸舊金山地區，光是住宿就是個大問題。多虧一位學生家長徐茂銘幫忙，他是臺大有名的耳鼻喉科醫生，他的女兒徐亞萍是我的學生。徐茂銘在美國讀書時，和一位任職郵政局的 Mr. Masterpole 交情很好，他人很熱心，徐茂銘請他幫忙，將七十五個團員安排到五十多個家庭寄宿，每天由這些寄宿家庭將團員送到演出場地，都沒出什麼問題，很不容易。這樣子相處了兩個禮拜，也都有了感情，到了要回家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有些孩子還哭了。在美國期間，戴粹倫老師大老遠過來看我，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

1975年八月，我們第一次去歐洲，參加在蘇格蘭亞伯丁市政府所舉行的「1975年國際青少年交響樂團與表演藝術節」（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Youth rchestras and Performing Arts 1975）。這是一個讓全世界青少年樂團交流的組織，但不是想去就可以去，得先經過甄選審查，選拔的過程是根據各團體所送的名單與錄音帶，經過嚴格審查通過後才能參加，我們也是經過這個程序獲選的。當年共有十四個團體參加，世紀是唯一的亞洲樂團，也是最年輕的。各團都有自己的單場演出，並也會被安排與其他團體的指揮合作，是真正交流。我們的音樂會被安排在交響樂週的壓軸，頗獲好評。由於臺灣與英國並無邦交，世紀能到英國參加這個活動，備受國內重視，各家報紙爭相報導；若在今天，應會被冠上「臺灣之光」的美名。

我個人覺得最高興的，不是報紙的報導，而是團員被選上參加「1975年國際音樂節交響樂團」，這是這個表演藝術節的特色。我們有七位被選上，其中只有嘉齡是長笛，其餘六位都是絃樂器。那一年，這個大會樂團的音樂會在亞伯丁和倫敦各有一場，由著名的指揮阿巴多（Claudio Abbado, 1933-2014）帶領，還請到鄭京和（1948年生）擔任小提琴獨奏，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被選上的團員真的很幸運，也很開心多一次寶貴的經驗。

藝術節結束後，我們繼續去瑞士、德國、法國等國家演出，九月五日回臺，讓大家趕上開學，不影響課業。

1980年，由團員裡選了二十多人，以「臺北弦樂團」 （The Taipei String Orchestra, Republic of China）的名義，我們去參加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比賽。兩年前，我帶藝專樂團參加同一個比賽，獲得二獎，這一次，我們獲得了首獎（Erster Preis），並在奧地利國家廣播公司（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簡稱ORF）演奏廳開一場音樂會。同樣地，大家對於團員的年輕與表現出來的成就，大表驚訝與讚揚。有趣的是，因為得了首獎，影響到之後的行程安排。

早在出國前，我們曾和新加坡辦事處聯絡，希望能去新加坡演奏，他們興趣缺缺。我們得首獎後，回到飯店，居然接到新加坡代表的電話，告知新加坡政府邀請我們去開音樂會。我告訴他們不行，因為行程已經排好，要直接回臺北，沒有過境新加坡。他們很熱情地表示，要我們改行程，所增加的費用全部由新加坡政府負擔，我們當然欣然接受。

世紀每一次出國，演出曲目中一定都會有國人作品，除了我自己的曲子外，也會安排其他作曲家如張邦彥、馬思聰等人的作品，大部分反應都不錯。我的願望是，無論曲子好或不好，都得藉這個機會讓當地人知道，臺灣也有古典音樂，不僅能演奏經典名曲，也有自己的作品可以演奏。

音樂的磁吸

(1932-1949)

● 漢文老師的大家庭

我的父親是村裡著名的漢文老師，他出生時，臺灣還是清朝的領土。父親小時候唸私塾，四書五經都讀過，浸淫在漢文化裡長大，一心想要考秀才。1894年甲午戰爭後，一切起了變化。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在殖民統治下，大環境改變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

家裡原本開有酒廠，賣酒跟酒糟，那時生意做很大，也有賣到福州去，哥哥還被派去福州管分公司。日本人統治時，將酒改成專賣，酒廠無法繼續經營；我小時候喜歡在大酒缸裡玩，長大後，才知道家中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大...

傳主序

民國九十八年，以「首位憑藉一己之力籌組大型私人交響樂團，活絡臺灣樂壇，對於國內音樂環境的改善及素質的提升，貢獻卓著，持續四十餘年從未間斷，擔任樂團指揮，經常演出本國原創作品，參加國際演出活動，屢獲獎項，長期培育國內音樂人才達半世紀，影響深遠。」為得獎理由，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也是國家文藝基金會設置以來首位獲獎的指揮家。

獲獎之前正好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的研究生黃靖雅小姐以音樂家的生平為研究主題來做訪談。靖雅在訪談的過程中所擬定問題的細膩及深度，以及其鉅細靡遣的查證我過去所經歷的點滴，讓我發現，在我成長過程中，許多我認為理所當然，毫不特別的事情，對於年輕一代而言卻是難以想像地困難，這讓我覺得十分稀奇。於是我開始構思編輯以及出版一本回憶錄。而靖雅的研究論文指導教授恰好是知名音樂學者羅基敏教授，所以我徵求羅教授的意見，由她擔綱回憶錄的撰寫、編輯以及出版等事宜，她欣然接受我的請託，在這裡表達感謝之意。再者，羅教授接受我的請託以來，日以繼夜對問題的追蹤以及查證，甚至於休假旅行期間都未曾間斷撰寫工作，對於她如此嚴謹的治學態度，謹表十二萬分敬佩。



作者前言

2010年秋的某一天，接到廖年賦老師的電話，希望我幫他寫本傳記。我當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黃靖雅的碩士論文即是以他為研究對象，而且一如往例，國藝會亦將會出一本他的傳記。廖老師很快就察覺到我的遲疑，他告訴我不要管那些正在進行中的論文或書，他認定的傳記只有一本，就是希望我幫他寫的這一本。既然廖老師看出我的考量，身為晚輩，只能「恭敬不如從命」。於是我回答：「至少要等靖雅的碩論完成後，才能思考如何動工。」廖老師表示，只要我答應，他都可以等。

2011年夏天，靖雅論文終於完成，我也依言開始思考要如何進行這份高難度的工作。在指導靖雅論文過程中，對於收集資料、進行訪談、架構論文等問題，我們多次討論，論文裡有多少是我對於該如何呈現廖老師的內容，我必須超越這些，才有可能開工。要如何超越，實在是個大難題。在重新閱讀靖雅提供的資料後，找到一些可以再補充的細節部份，再數度訪談廖老師。在這幾次訪談裡， 以與過去不一樣的角度觀察廖老師，書寫的方向慢慢浮現出來。

我決定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書寫廖老師，不僅可以跳脫有關廖老師所有文字著述的模式，還可以呈現我在訪談時感受到一位仁慈長者回憶一生的感覺。經徵得廖老師的同意後，我開始摸索這個我從未嚐試過的寫作方式。身邊許多人警告我，第一人稱很難寫，事實的確如此。經過幾個月的摸索，終於慢慢上手。全書雖是以第一人稱寫成，寫作的角度實則全由我決定，其中若有觀察角度的誤差，責任也全在我。在此特別要感謝廖老師對我的完全信任，讓本書可以順利完成。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世紀樂團一直是個很特別的概念。第一次和廖老師直接接觸，是在我偶然於藝專兼課的那一年，有一天在音樂科遇到他，他主動和我打招呼，親和的態度和口吻，很讓我這後生晚輩受寵若驚。我到師大專任後，在系上見面的機會更多了，廖老師的白髮、壽眉、笑咪咪的雙眼，是他給許多人的印象。在校外的不同場合，則讓我看到這位隨和長輩堅持藝術和人格的面向，令我敬佩。衷心期盼這本廖老師的傳記亦能給予讀者如此的印象。

為了讀者閱讀方便以及行文順暢，全書的年份標示以西元為主，僅於臺灣甫光復時用民國對照，彰顯時代的變遷。文末附上兩篇廖老師未曾出版的講稿，可以一窺他對音樂教育以及樂團運作的關懷、思考與經驗，並以列表方式呈現廖老師走過的音樂人生以及他少為人知的兒歌創作。嘉齡與嘉弘姐弟找到當年於維也納獲獎的演出錄音，予以整理並數位化，成為本書最有價值的附註與紀念。

感謝黃靖雅慷慨提供她於寫作碩士論文期間收集整理的各式資料，並應我所需，整理廖老師提供的資料與照片，更協助製作列表；沒有她的前置工作，本書之完成將遙遙無期。黃于真協助進行與廖老師的訪談、收集整理資料、協助製表、與我對話，給予我不同角度的寫作思考方向，在此表達感謝之意。世紀交響樂團的前後任秘書對於本書均有所協助與貢獻，特別是育朱與芷菁，讓我和廖老師可以 e 化保持聯繫。高談文化許總編以及同仁們本著製作好書的堅持，為這本傳記量身打造別具氣質的美感，在此致謝！

羅基敏 2014年十月四日

傳主序

民國九十八年，以「首位憑藉一己之力籌組大型私人交響樂團，活絡臺灣樂壇，對於國內音樂環境的改善及素質的提升，貢獻卓著，持續四十餘年從未間斷，擔任樂團指揮，經常演出本國原創作品，參加國際演出活動，屢獲獎項，長期培育國內音樂人才達半世紀，影響深遠。」為得獎理由，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也是國家文藝基金會設置以來首位獲獎的指揮家。

獲獎之前正好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的研究生黃靖雅小姐以音樂家的生平為研究主題來做訪談。靖雅在訪談的過程中所擬定問題的細膩及深度，以及其鉅細靡遣的查證我過去所...

傳主序
目次
作者前言
● 音樂的磁吸 (1932-1949)
我的父母
漢文老師的大家庭
土城國校 (1939-1945)
板橋初中 (1946-1949)
● 音樂的啟蒙 (1949-1952)
北師音樂師範科 (1949-1952)
鋼琴與聲樂之外：小提琴與樂團
● 多元的音樂工作嚐試 (1952-1983)
國校音樂老師 (1952-1955)
與省交結緣 (1955-1973)
兒童歌謠寫作 (1953-1964)
其他作曲嚐試 (1965-1983)

● 影響深遠的音樂前輩
恩師戴粹倫
亦師亦友的業師蕭滋

● 精益求精：出國進修（1976 / 77 , 1990 / 91）
前進維也納（1976-1977）
外一章：談資賦優異生出國與音樂班
紐約布魯克林學院（1990-1991）
● 建立音樂家庭（1957至今）
妻子陳盧寧
長女廖嘉齡
長子廖嘉言
次子廖嘉弘
● 愛與音樂的教育理念（1952至今）
高徒出名師
大專教職
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1977-2011）
● 樂團專業（1955至今）
演奏與行政
由「聯合實驗管絃樂團」到「國家交響樂團」
由「臺北縣交響樂團」到「新北市交響樂團」
指揮的執著
●「世紀」一生（1968至今）
「世紀」的誕生
「世紀」的幕後功臣：家長與老師
出國巡演
「世紀」走過的路
不以音樂謀利
回首音樂路
一生感恩
半生世紀
遲暮心語
附錄一：我國現行音樂教育學制與師資的探討
附錄二：樂團管理要點
廖年賦生平大事記
廖年賦歌謠創作一覽表

傳主序
目次
作者前言
● 音樂的磁吸 (1932-1949)
我的父母
漢文老師的大家庭
土城國校 (1939-1945)
板橋初中 (1946-1949)
● 音樂的啟蒙 (1949-1952)
北師音樂師範科 (1949-1952)
鋼琴與聲樂之外：小提琴與樂團
● 多元的音樂工作嚐試 (1952-1983)
國校音樂老師 (1952-1955)
與省交結緣 (1955-1973)
兒童歌謠寫作 (1953-1964)
其他作曲嚐試 (1965-1983)

● 影響深遠的音樂前輩
恩師戴粹倫
亦師亦友的業師蕭滋

● 精益求精：出國進修（1976 / 77 , 1990 / 91）
前進維也納（1976-1977）
外一章：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