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天下雜誌發行人 殷允芃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 柯華葳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 孫寶年

父親的身影

在我剛踏入小說界時，曾被稱為「不知人間疾苦的千金」。原本，每個人都難免被貼上標籤，若是為了識別上的方便，倒也挺方便的。因此，我不曾排斥這個標籤，甚至曾經覺得這個與自己不符的稱號還不錯。實際上，我自幼就是勞碌命，任何家事都會做，與千金小姐根本無緣。

五十幾歲時，我開始從事園藝勞動。起初我都自己一個人來，但在六十四歲和七十四歲時，左右腳的腳踝竟雙雙骨折，只好請人代勞。

前些日子，院子裡的小芋頭能摘了。之前芋莖尚未發紅，想不到在最後一刻受到了雨水的恩澤，不僅是芋頭，連芋莖也茁壯得已能食用。替我種植芋頭的人似乎以為我沒吃過芋莖，但我可是任何料理都能勝任的。以前，我常看母親做菜，深信摘自大地的任何食物都是美味可口的。母親做的芋莖料理只加醋和味噌，我則會加美奶滋、芝麻醬，還有搗碎的核桃，很是美味。「不用學也會做」，雖然我很想這麼說，其實自我小時候以來的生活，全都可稱為體驗。

自幼開始，父母的感情不睦，家就像座「火宅」般。即使回家了還是很緊張，未曾有過休息的感覺。我覺得這是我性格彆扭、不易相處的原因。但也因此，我養成了得以與小說兩軍對峙的性格。為了忘卻現實的生活，我曾沉溺在閱讀小說的世界裡。

我的父親在明治二十年代（約一八八○年代）出生於東京京橋八丁堀。家中的長男為了繼承家業，只讀完舊制的中學。身為次男的父親必須出外工作掙錢，因此進入慶應義塾大學的理財系就讀。

畢業後到商社上班的父親，既不飲酒也不賭博。雖然他絕不向人借錢、謹守分寸，卻是個妻子與孩子受苦、軟弱的人。最甚者，他會施暴。我的思緒無時不刻都在想辦法如何不惹他生氣。也因此，我每天過著精神萎靡的生活。

至今，當時留下的後遺症還殘存在我現在的性格裡。不過我心裡覺得，如此扭曲的性格也走過來了，其實還不錯。

父親在外的形象很好，也不會擺架子。所以大家都說：「妳父親個性通達，是個好人呢。」從此，我再也不相信人的外在表現了。

我生於昭和六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當時母親虛齡三十三歲，父親四十歲，是家中的次女。我有個未曾謀面的姐姐，她三歲時病死的六年後，我出生了。

母親認為，若再失去這個孩子，她無法再生育小孩了。據說她當時下定決心：「絕不能讓這小孩死去。」

還沒有抗生素的年代，母親不讓我吃冰淇淋、刨冰。因為當年有細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等疾病。大家都在吃冰淇淋，唯獨我不能吃。當時的怨恨至今還不能平復，所以成年後，即使前往多麼偏僻的地方，任何食物都不忌口。大概只剩螞蟻和北美馴鹿的生肉沒嘗過而已吧。

母親的哥哥開了家製造薄橡膠公司，事業很成功。父親婚後，就在那裡幫忙。當時我們住在南葛飾郡（現在的東京都葛飾區），我體弱多病，時常發燒。當時的葛飾區有許多土地僅需挖一公尺深就能汲水。但現在已成了很繁華的地段，昔日面貌不再。

不久後，雙親在名為田原調布的郊外買了一塊賣剩下來的地，移居過去。當時的田園調布是澀澤榮一（譯註：一八四○年～一九三一年，企業家。創立第一國立銀行、東京證券交易所等，有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模仿英國的都市計畫，以車站為中心，呈放射線狀排列而成，乍看頗富西洋風味。我家原本是純粹的日式建築，應鎮內會之求，木板籬笆與水泥圍圍牆都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樹籬笆與石牆。託建築規定之福，田原調布在戰爭將結束前，房子雖遇空襲遭炸彈燒燬，卻不至於延燒。

當年，家門前是砂石路。車站前連一輛計程車也沒有，只有人力車並排著。電車僅有東橫線的兩節車廂和目黑線的一節車廂。那像極了玩具的車廂，有人讚譽直到昭和三十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前後，下了車站後有迎面而來的新鮮空氣。

當年買不起麹町和麻布區一帶的年輕夫婦，倒買得起田園調布。我三歲時，舉家遷到這裡。這裡原是麥田，車站前的櫻花很美，空氣也清新。

我家雖不算中產階級，但也僱了傭人，算是一般的中等家庭。由於父親的關係，我學會了的觀察眾生相。在我還是小孩時，當我遇到狀似開朗的人，會自然地想像這個人的背後可能有個悲慘的遭遇。可以說，我是性格彆扭的孩子。雖然彆扭，這也是個可將其運用在社會上的證據。

表象與真相不同。掀開表象、好好理解箇中情況是件好事。後來，我在造訪貧困國家、風俗習慣迴異的國家時，都可以很快地入境隨俗，或許是自己在察顏觀色上訓練有素之故。成長於豪宅、有地位又有錢的人，可能會認為與他際遇不同的人是不幸的。但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任何地方都有它獨特的現實，如此而已。

修女的教誨

幼稚園時，我進天主教經營的聖心女子學院幼稚園部就讀。有許多國外歸國子女，但大財閥的女兒很少，當時並非名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小學畢業後，我就讀於舊制的高等女子學校。當年，

有五個年級。由於新制是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舊制短了一年。大部份的人，自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就結婚去了。

當時，聖心幼稚園、小學、高等女子學校都位於白金三光町。現在有一條街就稱為白金街，是很高級的路段呢。當時，聖心有兩萬坪，一部份還拿來務農、養牛。這是修道院的規定。修道院修女們從歐洲各地抵達橫濱後，立刻搭乘前來迎接的車子，來到三光町修道院，之後就一輩子再也不離開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譯註：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五年。天主教會第二十一次大公會議，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後，制度稍作了修改。修女們雖然可以在七年一次的安息年返國探視家人，但一進修道院就不離開仍是當時的慣例。而修女們的墳墓就建在富士的山腳下。

在我就學期間，正值學校制度的更新，讀到一半的高等女學校要轉入新制。某日，校長宣佈了一則消息：「向各位報告一則令人欣慰的訊息！」正想著是什麼事時，校長說道：「聖心要成立大學了。」

建校的用地，決定購買舊久邇宮的宅邸。獲悉此事後，我並不覺得特別振奮，當時我對學問一點也不感興趣，甚至為賣地的貴族感到悲哀。賣掉長年居住的宅邸，畢竟是不得已的事。

久邇宮是香淳皇后與昭和天皇結婚時居住的宅邸。昔日大門上附有的皇族菊花家徽與氣派的大廳的紙門仍留著。國際系的學生穿著鞋子堂而皇之的跑進大廳讀書，大廳旁就是美軍寄贈的士兵宿舍（Quonset hut），我們曾在那棟士兵宿舍裡聽講。就讀於聖心大學的正田美智子（譯註：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東京。日本現任皇后。日本紅十字會名譽總裁）在當年應該也沒料到之後會進入皇室吧。

三光町的修道院之所以養牛，是為了獲取牛奶與肥料。雖然我不清楚當時的日本農業使用多少的硫酸銨等化學肥料，但一般農家都是用人的屎尿當作肥料的。外國的修女們並不這麼做，她們養牛，必定也會使用牛糞吧。所謂的生活，有一部份是耕種、養牛、每日實實在在地勞動。那極富教育意涵的日子，有如米勒的《晚鐘》，深刻地鐫於我心。

由於母親一心想離婚、自殺，讓我就讀基督教學校，或許是想給女兒生存的力量、建立心底的基石。當時的她應該已清楚知道，重要的支柱不在於親人或血緣關係等外在的東西，而是來自內在的力量。

幼稚園的入學考試很簡單。「叫什麼名字？」「幾歲？」，只要能正確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合格了，真是個不錯的時代。

幼稚園裡也有修女，我從當時就開始讀英詩。我的導師是位英國籍的修女，聽說她是英國王室圖書館館長的女兒。

那位修女會在黑色的修道服上加穿一件圍裙，若有空就會清掃廁所。在那裡我學到，無關身份或是高等教育，人都必須屈膝跪在地板上掃除。

孩子們如果在廁所裡聊天講話，修女會很生氣地：「噓！」在有目的的場合中，不要做目的以外的事。廁所不是用來聊天的地方。

學校教我們保持沉默。在走廊走路時，需維持靜默。因為走廊是走路的地方，而非交談的地方；在電車裡也要保持沉默，不得大聲喧嘩和奔跑。但是，學生們都不太遵守。所以在電車裡會遭到校友的斥責。

然而，我們從中學到一件重要的事。無法忍受沉默者，勢必無法成材。第一，沒有深思自己的時間。在會話中，我們要看著對方，然後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但沉默無需與誰比較，因為那是在神的面前思考自己，理解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去干擾他人靈魂的靜寂。若耐不住沉默，想必在監獄裡也無法度日了吧。這真是了不起的教育。

時值戰前，學校會示出天皇、皇后的肖像，學生們會在天皇、皇后的相片前行禮。在「人類之王」前，善盡禮儀之舉。不過，由於我深知真正偉大的是神，所以不排斥這樣的鞠躬之禮。

天皇與皇后的相片收納在宛如小神社般的奉安殿中，每所學校都設有這種空間。戰後，文部省的官員前來聖心回收照片及奉安殿時，據說當年身為校長的德國修女說道：「哪有國家不尊敬自己國家元首的呢？如果真想取回，請帶走相片就好。奉安殿是藝術品，就放在這裡吧。」這也是一種抵抗的姿態。

學校教我們：「若想成為國際人，就要成為該國的優秀國民。（譯註：原文為To be international, be national）」不記得自己是否實踐過，但回想一九七五年時，我參加訪問中國的學術文化使節團，我穿著和服，在大民大會堂會面鄧小平先生。其實，在出發前夕，那家幾乎包辦北京旅行的旅遊公司寄來型錄，說明：「由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請各位著以樸素的服裝。」一看完這段文字，我馬上決定把手邊的衣服全換上鮮豔的服飾。因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認為日本人無需理會那樣的指示。而我也特地穿著和服前赴人民大會堂。

駐北京日本大使夫人愉悅的說：「日本代表穿著和服到人民大會堂，還是第一次看到呢。」看來，當時日本的左派，有太過在乎中國的風氣。

在戰爭中學到的事

若要說體驗形成我的人格，戰爭的存在的確是相當大的一部份。現代，人們把人生中的善惡分得過於簡單。雖然每個人都確信，和平比戰爭來得好，但實際上也不盡然如此。

有人因生活中的無聊感到痛苦，也有人為排遣無聊而賭博或與人通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十三歲那年，夜夜體驗美軍的空襲，過著不知能否活到翌日的生活。因此，和平的定義是很簡單的。即是造出讓每個人都能活到隔日的環境。畢竟在當年的內戰期間，光是去汲水，或是去見個雙親都可能面臨死亡，是很不幸的事。打造生存後的幸福，就是那些人要做的努力。

昭和二十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我在大田區體驗了東京大空襲。距我家約三百公尺遠的麵包工坊遭到爆彈的直接襲擊，一家九口當場同歸於盡。

只要思及不知能否活到翌日早晨，就令人膽顫心驚。因此我得了炮彈恐懼症，幾乎有一個星期無法開口說話。

死亡、被殺究竟是什麼感覺？戰時，站在右邊五十公分的人被炸死，但站左邊五十公分者卻存活了下來。在那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道理。那絲毫之差，牽連著自己無法動搖的命運，了解這樣的事實，就會變得謙虛。

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也是個重大的災難。我無意以死亡人數襯托不幸的程度，然而這不幸是太平洋戰爭無法比較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至十日，東京遭到攻勢劇烈的空襲，當晚約有十萬人被燒死。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人因而失去家人，恐怕連遺體都找不到了。當時沒有DNA鑑定這類的科學，國家也沒有余力在焦黑的屍體堆中辨識身份。

以下是某人說給我聽的故事。一個空襲後的翌日，走在隅田川的橋上時，許多發亮的顆粒隨風拂過橋上而來。那其實是人骨。當時，日本住宅的建材，幾乎沒有不可燃物。畢竟房子盡是木頭和紙。那些建築素材全成了燃料，焚燒著活人。順帶一提，因戰爭災害可獲得國家補償者，除了某些身份特殊的人，一般人都無法獲得補償。聽說，戰死者的家屬、傷兵、從中國撤退回來的士兵、原子核爆的受害者、西伯利亞強制居留者，能獲取少許補償或年金。但我身邊那些家園燒毀的人、父親、兄長或孩子在空襲中受傷的人、財產遭沒收的人，都沒有任何補償措施。

當時的狀況無法像東日本大地震那般，當晚就能配給緊急食物、水；有指定的避難所；有巴士可接送要逃出災區的人們；之後還臨時住宅。東京空襲下的人們是怎麼活下來的？有人暫時躲到友人燒了一半的家；有人在房子燒毀時，揀拾可用的土磚塊，在一旁搭起庇身之處。換言之，他們有如流浪犬似地在焦土茍延殘喘的活著。想必也沒有組織可以對失去雙親的孩子們伸出援手。孩子們只能依賴路過的行人所給予的極少的慈悲，像流浪兒般地生存。

對東日本大地震的災民，我深感同情。但若思及戰爭，現狀擁有的國家、友人、警察軍隊及外國義工團體等的援助，與戰爭的悲慘是不可相比的。畢竟這次震災的情況，除了災區，北海道和中部以西的日本人都能持續過著平日的生活，且有餘力援助他人。而在戰爭期間，任誰都是物資缺乏、貧窮、營養失調，沒有餘力的。

從那年的五月到隔年的二月，我疏散到金澤。雖然東京最猛烈的空襲已暫告一段落，但無法確定是否會有再次的空襲，我無法預知自己的命運。父親因直腸癌動了手術，得以免役，所以戰爭期間我們一家三人都聚在一起。

透過高等女校的介紹，我被動員派至樹脂加工廠當女工，主要製做飛機零件中的絕緣體。十三歲那年，我每天上午七點勞動到傍晚六點，除中午時間稍事休息外，成天勞動。然而，對於生活上的變化，我倒挺樂在其中的。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信心，原來自己也可以這般地勞動。迄今，面對工場勞動時，我絲毫不會有任何的不安。

戰爭讓每個人都變窮了。不僅頭髮、衣服上長出蝨子，一堆人擠進混濁的浴池裡也是從沒有過的體驗。戰時，大家只能穿上連身式的勞動服。這有兩個意涵。一方面是缺乏物資，一方面是不得穿其他衣服，以免礙了當時戰意高揚的氣氛。無論如何，是自願穿上的。

戰爭結束時，我得到一件華美的棉布洋裝，那是去過上海的日本人送的。然而我沒有機會穿，只覺得若遭空襲燒燬未免也太可惜，因此一直塞在背包裡帶著走。若我拿到甜食，想必也會這麼做。當時，每個人的慾望都是如此，這種想法不足為奇。總之，不至於餓死，也不至於裸身。

第一次發現頭髮長了蝨子，是某次在頭部奇癢時，我戴著工作手套抓癢時發現的。當我看到指頭那邊，手套上的細縫部分有一隻蠕動的蟲子時就知道了。我請工廠裡作業的同事幫我抓蝨子，在那之前，真的很難想像蝨子會存活在自己的頭髮裡。長大的蝨子一經沖洗就會掉落，但產在頭髮裡的蝨卵卻非常棘手。回到東京後，我有一位打扮時髦的阿姨有支燙髮鉗。我請她用那燙髮鉗把附在髮根的卵全都處理掉後，才大大鬆了一口氣。至今都還記得蝨子繁殖旺盛時的慘痛經驗。

最近，我有種想法。體驗過悲慘的底層生活，也是一種財產。現代人一心追求的是奢侈的財富—當然這是很自然的，沒有人會對負債給予好評。不過我們這個世代的每個人，在當時都是負債者。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個人成長的境遇也各不相同。無論是好的環境或悲慘的生活，都有其教育的意義。

戰時我罹患了砲彈恐懼症，但我從戰爭中學到很多。戰爭是惡的，卻也有教誨的一面。

昭和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三年），新潮社出版了吉田健一翻譯的尼古拉斯的《憤怒之海》（The Cruel Sea）。前些日子，我稍微翻了一下。上、下兩冊，以九號字上下兩段的方式編排，定價兩百五十日圓。

吉田健一是前日本首相吉田茂元的長子，是英文學者。妹妹麻生和子的先生是前首相麻生太郎。

吉田健一氏在這本書的後記寫道：

《西線無戰事》與《戰艦大和之終結》這兩部作品，都在異於常態的戰爭體驗上進行描寫。因戰爭體驗的異常，導致人類的精神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那樣的情況下，小說補捉了堪稱為人類精神的光輝。然而，反其道而行的《憤怒之海》實現了另一種，至今在戰爭文學中被遺漏的某種書寫的可能性。它反用了戰爭—使交戰國的全體國民陷入其中的近代戰爭—的性格。面對同樣受到來自戰爭猛烈的衝擊，文中點出團體中每個人不同的反應。以人性的角度理解團體的動向，亦即將那強烈的光線照射在人類的社會生活裡。

以當時的世態，戰爭想必是忌諱之事，且毫無價值可言。畢竟，離戰爭結束還未滿十年。不過，無論是《西線無戰事》或是這本書，我相信，正如吉田所言，有些東西唯有透過戰爭才得以學習，我們不能全面地否定戰爭。這樣的想法在我心中定立了很久，我想這也是幾年後，成為我調查渡嘉敷島的集體自殺、撰寫《一個神話的背景》（後來改題為《沖繩戰．渡嘉敷島「集體自殺」的真相》，由WAC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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