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詩、史：民初上海遺民之學術與著述

陳丹丹

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州立學院　助理教授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一批以清遺民自居的文人陸續聚集上海，形成一個文化／學術群體，內中重要人物，包括沈曾植、王國維、羅振玉、陳三立、鄭孝胥、繆荃孫、汪辟疆、楊鍾羲、沈瑜慶、於晦若、徐乃昌、李詳、況周頤、朱祖謀、麥孺博、潘若海、俞恪士、陳仁先、吳鑒泉、王旭莊、林貽書、李拔可、夏劍丞、樊增祥、姚賦秋、唐元素等。對此批遺民而言，既立意遠離政治，則不妨避入學術。王國維曾自述：「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方伯莞然曰：『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與大笑。」羅振玉亦有言：「前返里過滬，初與方伯相見，方伯為予言，君與靜安海外共朝夕賞析之樂，可忘濁亂。」說來輕鬆適意，彷彿學術只是離世的手段，實則不管是王、羅還是沈，對於學術背後的使命都看若千鈞，決非只是消磨時日之具。1917年劉承幹（嘉野樓主）擬聘王國維編校藏書目錄，王氏以其「乃養老性質」辭卻。而在愛儷園的工作雖環境污穢，「於研究學問則可有自己所好者為之」，故留之。在王國維等人的視野中，學術決非「虛談」、「浮文」，實與國運相契。羅振玉曾追念王國維東渡後之學術轉向：「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返經信古未由也。」所謂「守先待後」，學術著述本身成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政治／文化行動。王國維稱讚羅振玉之搜求書籍、器物，將「學術存亡」與「小雅盡廢」之「無妄之世」相聯繫。認為學術不只與「一代興亡」相關，更為「萬世人紀之所繫」，故「學術存亡之所繫」，亦「等於人紀之存亡」。其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亦論「國初學者」「多勝國遺老」，「所為致用之學」，乃因其「離喪亂後，志在經世」。而「道咸以降之學」同樣出之於「政治風俗已漸變」，「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王國維認為，既有此背後之價值訴求，則「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王氏所循理路，亦即由「學」通向背後的「價值」，而在「價值」已遭「剝離」的當世，此舉無疑帶上了濃厚的「遺」的意味。

　　此時，清遺民多於上海之十里洋場「閉門」「樓居」（比如沈曾植有海日樓，鄭孝胥有海藏樓）。既增添了學術的內容，閉門樓居就不只是隱居的一種方式，更成為存「道」與存「學」的最後陣地。羅振玉認為「人心陷溺，仍從學術補救」：「人生今日，除閉門自守，活一日是一日，否則有飲醇，近婦，博弈，鴉片。」「百尺樓」其後乃有「千帙書」。所以不管怎樣自許「荒寒枯槁，是吾輩人襟抱」，或口口聲聲從此「神州袖手」，然正如王國維評沈曾植所言―「遺世而不忘世」，對於此輩仍舊胸懷大志的遺老來說，當然決不甘心只做「荒江獨釣翁」。是以此時遺老詩文雖鋪滿殘敗意象，彷彿早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紙背後胸腔中卻決非波瀾不驚。事實上，單單「窮」且「餓」並不就能完全符合遺民的標準，尚須有「孤懷之抱」方成「與道共存」之真正孑遺。本來，此輩遺老大都與張之洞政見略同，即將「學」視為「國體」層面的問題。張之洞《勸學篇序》開篇即言：「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裡在學。」此時政事上的心灰意冷使得士夫們紛紛轉道為「學」，所以鄭孝胥表彰勞玉初國變後猶自勞山講學，關注的正是「學」之弘揚於世道的補救作用。然而不可逃避的是，隨著新學日盛，老一代士夫念茲於心的「道」與「學」，實則已日趨於「孤」。當昔日「文酒過從」的「書院盛會」越來越成為記憶中的「前塵往事」，遺老們便只能退而為「讀書以自遣」的「樓中人」、「廬中人」。陳三立記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國變後避地上海，晚歲移家僑居大連灣，閉門讀《易》自晦」。鄭孝胥題《劉幼雲潛樓讀書圖》曰「潛樓非人間，東海意已蹈。此中不廢讀，放眼藐群盜。紛紛亂未止，恃此昌吾道」，亦將「樓」與「學」與「吾道」聯繫在了一起。羅振玉向劉翰怡推薦王國維信言：「比來神州陸沉，三千年來禮樂文物，掃地垂絕，二三名節之士，戢影滬上，獨抱遺經，忍饑待盡，聞公一一禮聘，得贍其生。」所以時人描述一眾老輩，每每強調其「獨抱遺經」。

　　「獨抱遺經」之外，「學術」成果此時也進入商業交易市場―王國維曾因陳田（松老）之窘迫，想將其所著《爾雅義疏》稿本賣與蔣孟蘋。1919年11月9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言：「前日探蔣孟蘋語氣，似不能出重價，蓋不知此書在學問上之價值也。」又王國維1918年2月14日致羅振玉信，言「雪老歲暮甚窘，以嚴鐵橋《全上古三代六朝文》稿本並一他書售諸蔣孟蘋，得四百元。」「聞今年雪老欲開一書鋪，亦請夔笙為之籌畫，夔笙於辛亥後曾開一書店，云雖不得利亦不蝕本。然此君於經濟極疏，雪老又過之。」凡此種種，皆為前代遺民所難以想像。

　　「賣文」、「鬻書畫」也是另一條生存大道。雖然陳三立祭悼昔日故舊範肯堂，將自己以「孑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愧恥，反蹈君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尚役於文字，得錢求活」，歎為「身世可悲」，但其中更多還是不為世用的憤慨。1917年10月28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笑」述自己為況周頤「捉刀」事：「今日以三時間作克鼎、曾伯二跋，為況夔笙代筆。夔笙蓋為人捉刀以易米者，而永又為代之。二跋共得千字，（賣文者以多為貴。）隨筆寫出，亦有數語道著，可笑也。」。楊鍾羲《來室家乘》錄其《偶書絕句二首》：「樓名詩話閣詩徵，前輩風流謝未能。破屋一閒書萬疊，殘煤禿管短檠鐙。」「月戀餐錢語近詼，不應迂叟故遲徊。千升罪孽消除盡，莫遣他生識字來。」下記：「第二首代人編書事也。」5此處將自家「著述」與為人「編書」作比。在王國維與楊鍾羲二人的敘述中，皆是自嘲的意味要遠過於恥辱感。事實上，在其時士大夫的敘述中，遺民之「賣文」、「鬻書」之舉比之前代，每每被賦予了更多誇讚的渲染。朱祖謀記金甸丞：「六十供事通志局，朝夕與乙庵相叩擊……七十賣文海上，主周氏晨風廬。」金甸丞《〈雪橋詩話二集〉序》則記楊鍾羲：「國變後遁居滬瀆，其所交皆遺黎遁叟文行兩美之士，不沾屠沽一錢半菽，以賣文自活，於世俗無所詘。」柳肇嘉《清道人傳》狀李瑞清：「辛亥事起，江寧官吏，紛紛出走。……（先生）以庫金數十萬付縉紳，黃冠野服，孑身而去，從此隱姓埋名，自署清道人矣。鬻書滬上自給，求者如市，然非其人，雖千金不可得。」陳三立《〈清道人遺集〉序》亦記其「家累數十，僦椽僻區屢空且斃，稍鬻書為活」。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亦記：「梅庵於清遜國後，服道士服，往來寧滬間，鬻書畫自給，署清道人。」在這裡，「鬻書自給」已足為士夫「潔身」與「自傲」之證。而「醫」、「手工」等「賤業」若能支撐文人的本色當行，也是可接受的。鄭孝胥作詩贈李經彞：「誰識伯休真賣藥，還從太白細論文。孑遺聊勝蠹沙盡，危行寧妨鳥獸群。稍喜等身書已就，埋頭端欲事邱墳。」表彰的正是其以「醫」養「文」―即養背後的傳統之「學」。鄭氏之詩亦正反映當時遺老對生計的普遍態度―如何生存本身乃是次要，關鍵是「生計」背後的「精神」要依舊「清明」。

　　由此不難看出遺老對「商業」的態度雖是前所未有的寬容，就中仍有尺寸的分辨。劉承幹《〈雪橋詩話三集〉序》狀楊鍾羲：「（留垞）狹廬專室，長物蕩然，故人有閔其窮者，束脩之奉，升米之貸，倚恃為活，至於今茲。仕不爭利於朝，隱不爭名於市。」相似者如前所述柳肇嘉《清道人傳》，亦強調其賣書「求者如市」，然一旦「非其人」，「雖千金不可得」。身處本來求「利」的行業，卻仍以「氣節」自許或許人，可見對遺老而言，「從商」畢竟只是藉此生存的方式，故縱然具備由此「發達」的條件，也一定強調以「溫飽」、「存身」為限，最關鍵的，仍是生存之後的「學」與「文」。

　　與「退」而為「學」相表裡的，還有遺老們的「退」而為「詩」。汪辟疆《近代詩人小傳稿》記沈瑜慶：「濤園以名父之子，故早有匡濟之志。……即值辛亥光復，乃徙居海上，以詩人終老。」正如前所述，此輩遺老早年多為擊節高歌的風雲人物，一旦隨時事遷移而轉為幽居獨「吟」，就中之落差令人喟歎。懷帶著「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只因「時不我與」而不得不推枰撒手，由「奇士」而為「詩人」，對此輩遺老，當然決非情願。汪辟疆於《光宣詩壇點將錄》中題送丘逢甲的詩句―「天意茫茫難自料，縛將奇士作詩人」，其實頗可拿來贈予這一群同樣「遭天相棄」的遺老。陳衍評張元奇「才筆馳鶩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斂就幽憂」，亦實可做這一批遺老的像贊。由「意氣遒上」而至老來頹唐，時世剝落的何止是少年心性！既然學書學劍皆不成，至少要以詩「鳴」，而世間大不平，以劍不能消之，所得便惟有詩卷―在這個意義上，余越園《讀亡友黃晦聞蒹葭樓詩集，淒然有感》詩中所哀歎的「平居深識思垂教，窮老傷心反輟詩」，可改為「窮老傷心反為詩」。陳三立題陳詩《隴上草》亦云：「鬢髮凋疏面目黧，莽穿關塞命如絲。更彈地變天荒淚，成就窮邊一卷詩。」陳氏《〈俞觚庵詩集〉序》起言「辛亥」之大「亂」，其下筆勢一轉，小結曰：「其稍稍獲償而荷其賜者獨有海濱流人遺老，成就賦詩數卷。」此種「江山之助」實是令人酸鼻。張元奇《酬王逸塘》歎「垂老百無成」，「所得只詩卷，僅足怡餘情」，鄭孝胥《海藏樓夜集》亦言：「海上無山可似歸，登樓詩卷暫相依。」事實上，此種「千愁百憂」之作，未必真能「怡餘情」，倒很可能如陳衍言：「近作清苦不怡，遂足以感召憂患，中夜徬徨，良久乃釋。」

　　講究「意態閑閑」的士夫傳統，使得遺老描述並不那麼情願的蟄居生活，也忍不住要渲染為一派雅致從容。鄭孝胥《答洪鷺汀》一面抱怨「滔天四顧無歸日」，一面「卻羨愚園好懷抱，能將餘事作詩人」。楊鍾羲《壽散原七十》則將自稱為「獷野激急」的陳三立狀如「入定老僧」：

　　　早日聲名四公子，晚年淵靜一詩人。

　　　……炳燭自娛閑歲月，倚樓還望舊星辰。

　　貌似曠達的平淡，實則仍湧動著一種莫可奈何的感傷。事實上，被楊氏狀為「淵靜」的三立本人，自己也始終對不得不由「實務」轉為「虛文」耿耿於懷。

　　既然早年多以經國大事為己任，為文為詩，在此輩心中，實為末事。所以遺老論及自己及友朋，每每著意強調「為詩」決非儕輩之志。陳三立記沈曾植早年為詩，每每隨手丟棄，可見其於寫詩並不看重。陳衍為沈瑜慶所作《濤園詩集正陽篇詩序》言：「濤園少為詩，未成。喜言經濟家言，足以推倒一時豪傑。」《石遺室詩話》亦稱其並「不專心致志於此事」，至於「行坐誦吳梅村詩，虞子山《哀江南賦》」，不過由抱負無從施展而激發。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記於晦若「辛亥前絕少作詩」；陳三立為俞明震、瞿鴻禨詩集作序跋，亦強調其早年為官為宦，用心於政務，為詩不過是餘事，至「亂」後方詩作稍多，乃是「遭遇世變，辟世孤往而然也」。「窮」且「老」且見棄於世，加之「上海」於文本中輕易就可轉為「海濱」，這使遺老在表述中很輕易就上接到徘徊江邊的屈子。陳三立《〈蒿庵類稿〉序》記馮煦：「避亂滬瀆，僦椽棲息，髯鬢皓然，跼天蹐地之孤抱無可與語，輒間托詩歌以抒其伊鬱煩毒無聊之思，宛然屈子澤畔、管生遼東之比。」為朱祖謀所作墓誌銘亦言：「晚處海濱，身世所遭與屈子澤畔行吟為類，故其詞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固有曠百世與之冥合者，非可偽為也。」在《海日樓詩集跋》中，陳三立更將沈曾植之詩提到「一世之離騷」的高度：

　　　晚歲孤臥海日樓，志事無由展尺寸，迫人極之汩圮，睨天運之茫茫，幽憂發憤，益假以鳴其不平。詭蕩其辭，寤寐自寫，落落懸一終古傷心人，此與屈子澤畔行吟奚異焉？則謂寐叟詩為一家之離騷可也，為一世之離騷可也。

　　張爾田《寐叟乙卯稿後序》評沈曾植：「公宏邵廣攬，走東南者以為望。詩何足以盡公？顧自邦宇崩沸，流人遵海上，一觴一豆，一花一鳥一拳石，永曛旦，敘殷勤，非是無以寄其抱。」此處慨歎的亦是沈氏之能，遠超寫詩之上，惟因家國破敗，只能借描幽居、詩聚、吟詠花鳥蟲魚聊抒心志。雖一再以古之前賢自比，然空負著「佐世之才」，而以布衣書生老死，對遺老而言，「到底意難平」。鄭孝胥《九日與劍泉介庵同游徐園》言：「空將目力送歸鴻，意氣頹然一禿翁。辟世猶能作重九，汙人終自厭西風。無山易敗登高興，得酒聊忘失路窮。霜菊名園堪從倚，未妨同戀夕陽紅。」陳三立祭悼昔日故舊范肯堂，將自己以「孑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愧恥，反蹈君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尚役於文字，得錢求活」，歎之為「身世可悲」。前所引《〈俞觚庵詩集〉序》，雖一再寬慰自己將抑鬱發諸於詩並不為非，其下卻筆勢陡轉，歎曰：

　　　然而生世無所就，賊不得殺，瑰意畸行無足顯天壤，僅區區投命於治其所謂詩者，朝營暮索，敝精盡氣，以是取給為養生送死之具，其生也藉之而為業，其死也附之而獵名，亦天下之至悲也。

　　所以時人或後人論及此輩遺老，亦每每強調不能徒以「文人」、「詩人」目之。歐陽竟無《散原居士事略》論散原：「得志則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則抑鬱發憤而一寄於詩，乃至喪命。徹終徹始，純潔之質，古之性情肝膽中人。發於政不得以政治稱，寓於詩而亦不可以詩人概也。」又陳三立為其父所作《行狀》記隱居時「往往深夜孤燈，父子相語，仰屋欷歔」，吳宗慈《陳三立傳略》承此記散原：「往往深夜孤燈，父子相對欷歔，不能自已。」「先生晚年，自號散原，所以識隱痛也。」「庚子後，歲開復原官，終韜晦不復出，但以文章自娛，以氣節自砥礪。其幽憂鬱憤，與激昂磊落慷慨之情，無所發洩，則悉寄之詩。世或僅以詩稱先生，豈為深知先生者耶？」揚聲昭《讀散原詩漫記》亦言：「縱其生平，殆有烈士志士之概，不得徒以文人目之。」而陳氏自己為由革命派而為遺老的蔣觀雲作序，同樣強調：「蔣君豈詩人哉！後之讀君詩者，因其聲以求其心，因其心以論其世。」為朱祖謀所作墓誌銘更以「物傷其類」的傷感言辭收束：

　　　三立與公遊處久，故哀其志行，不徒以詞人傳也，為銘其幽。銘曰：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天荒地變，江長海遠，有巫陽下，察偃蹇之孤蹤，芳菲不沫兮終古，魂魄猶視兮幽官。

　　所以對遺老而言，作詩便絕不只是「一宣憤悱之情」。沈曾植稱讀沈瑜慶詩要與其政策之文對讀，陳三立描述梁鼎芬之作詩，更將其與「天下大計」鄭重地聯繫在一起：

　　　當是時，天下之變蓋已紛然雜出矣，學術之升降，政法之隆汙，君子小人之消長，人心風俗之否泰，夷狄寇盜之旁伺而竊發，梁子日積其所感所營，未能忘於心，幽憂徘徊，無可陳說告語者。而優閑之歲月、虛寥澹漠之人境，狎亙古於旦暮，萬象於一榻，上求下索，交縈互引，所以發情思蕩魂夢，益與之無窮。

以詩求其「心」而知其「世」，其後更存著藉此「傳之來世」的念想。沈曾植曾希望羅振玉做「今世之梨洲、謝山」，甚具「傳古之熱心」的羅振玉由此在1917年10月15日去信王國維，雖歎曰：「然弟已頹然，如黃山茅棚中入定老僧，在不生不死見，尚能何為！」卻將沈之希望轉托於王，希其「將來能以稽古餘閒寫諸老之心事，俾昭示來茲，於世道人心，裨益甚巨。」並一再敦促其作詩，「且將廣之而傳記」。羅氏同月26日致王國維信亦曰：「作詩之事，不得不望之先生，且將廣之以傳記。今世之梨洲、謝山，舍公無第二人也。」事實上，這也是其時遺民的普遍抱負。將「滿腔之氣」付之「吟事」，以求昭示來者。在這裡，「詩」便不只可以「群」與「怨」，更提供了回觀「世道」與進入「歷史」的途徑。既不能與世周旋，便不妨由「詩」而入「史」，這樣，遺老的筆兜兜轉轉，便又回到了早已綿延千百載的「詩史」傳統。

　　揚聲昭《讀散原詩漫記》稱陳三立「集中感時之作」，合當「諡為詩史」。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引沈瑜慶語：「人之有詩，尤國之有史。國雖板蕩，不可無史。人雖流離，不可無詩。」並贊曰：「進於史矣，是為詩史。濤園之言語如是爾。」於同書中，楊鍾羲、沈瑜慶、陳曾壽（仁先），皆被汪氏比擬為前代之「王官谷」、「野史亭」。如書中陳曾壽讚語：「晚年身世，又與王官谷、野史亭相近。忠悃之懷，寫以深語，深醇悱惻，輒移人情。」沈瑜慶讚語曰：「易代相知野史亭，燎原終感是星星。」楊鍾羲讚語亦曰：「王官谷、野史亭，誰其嗣者楊芷晴。」。原本官江寧的楊鍾羲，窮十二載編纂「詳於山林野逸，尤詳於滿洲」的《雪橋詩話》。楊氏亦每在詩中以王官谷之司空圖自比，比如《長至後一日作用身雲長至詩韻》云：「連天晦昧雨如絲，閉戶心情足自怡。野史事徵施北研，遺民詩詠戴南枝。日長添線閑方覺，夜話圍爐睡故遲。」《夜坐用身雲居士見贈詩韻》云：「賃春權作王官谷，詩卷還應署名一鳴。」《文衡山可菊草堂圖》云：「茅舍疏離小寄家，不將晚節負黃花。詩情合在王官谷，料檢秋光紀歲華。」蓋司空氏即在黃巢亂後退居陵谷，以詩話自遣。其時同輩論楊鍾羲《雪橋詩話》，亦多揭櫫其隱藏在浩瀚掌故下的深意，如繆荃孫《〈雪橋詩話〉序》言：「前序意園文集，以信陵密國擬意園，今又以京叔遺山擬君。千古傷心人，當相喻於言意之表也。」陳三立《〈雪橋詩話續集〉序》則言：「留垞所為詩話，掇拾所及，比類事蹟，甄綜本末，一關於政教，學術、風俗及其人行誼遭際，網羅放失，彰闡幽隱，儼然垂一代之典，備異日史官之採擇。……（留垞）辛亥之變，避亂滬瀆，踞天蹐地，累然安之。但取故紙殘帙，托之山海，日漁樵於其中，獲而獻，獻而自憙，不知日月之相代乎前也。姑寄其哀窈窕，思賢才，以默契聖尼『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志，沒吾身而已矣。後之論者，考其世而察其所尚，其諸有哀於此歟！」金甸丞《〈雪橋詩話三集〉序》評此書曰：「比之左氏之傳，嬗嫣家世，旁連交友，並其時之升降，無所不生意同年之為此書，有似之者。談詩而懷國政，念舊俗，繫族世，序交遊，正得論世知人之旨，非徒博掌故已也。」陳寶琛《〈雪橋詩話餘集〉序》則言：「子勤館丈以良史才出為外史。政變之後，避地滬濱，以著述自遣。……自勝國遺民以至昭代名臣，碩儒，畸人，逸士，或以人存詩。或以詩存人。……海上十餘年，露鈔雪纂，其用力至勤至苦。而三百年中，世運盛衰，治術之升降，人才之消長，讀此書可窺其崖略。信乎一代之良史。而不當以詩話目之矣。」

　　聯繫前章所述「遺民」之「遺」的內涵向「文化」的轉移，不難看出，不論是將「千愁百憂」悉數傾注於「詩」，還是如楊鍾羲之寄命於「史」，王國維羅振玉之返身於「學」，凡此種種，均在以自家的文化創造，力圖挽住正在消逝的舊日世界―誠如《雪橋詩話餘集》陳寶琛序所言：「自頃世變日亟，一時宿學之士，多憂傷憔悴，侘傺而不自聊。子勤猶韜光晦精，以自謀其不朽。」「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成為一種正在消失「文化」的最後定格。

　　而與遺民的此種文化「守成」相對的，則是「新世界」的絕然而去。不只其「道德自律」幾乎被視若無睹，遺民之「警世」之舉（如梁濟與王國維的相繼棄世），其背後更沉痛而巨大的言說，亦可被「新」與「舊」，「進步」與「保守」的膚淺解釋輕易繞了去。當陳寅恪以沉痛筆觸解說王國維之自沉，此種不難窺見陳氏本人對前賢內心孤獨的深刻體會，此種沉痛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注。「遺民心事」的失落，某種程度上，亦呈現了其後整個文化道德傳統與整個價值世界的失落。當「遺民敘述」被逐漸排除在與時俱進的「文化」脈絡之外，事實上也意味著原本參與「士人」與整個「士文化」自我想像與建構的「遺逸傳統」，已被新一輪的「文化」建設機制所割捨。由此，原本具有強大塑造力的「遺逸傳統」，也就此被剝去了對「文化」與「士人」正面書寫的能量，惟靠一二知己以心「承傳」，以心「體味」與「挖掘」，比如陳寅恪之於王國維，甚至後日的余英時之於陳寅恪。當「價值」與「世界」分離，傳統的聲音被聲勢浩大的時代喧囂日益抹去，這種承傳毋寧說是具有「私淑」的意味。用韋伯的話來說，伴隨著世界的「除魅」，「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團體中，在個人之間，才有著一些同先知的聖靈相感通的東西在極微弱的搏動，而在過去，這樣的東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體，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當原本足以「燃遍巨大共同體」的「遺逸」背後的「價值」，已經被「除魅」了的世界所剝離，只在極少數人身上閃現出來（比如王國維），也意味著它只能在極少數人中才能引起「微弱的搏動」。而每每與現時代格格不入的「遺」之為「遺」，也正在此意義上，成為真正的「孤孑」情境。

學、詩、史：民初上海遺民之學術與著述

陳丹丹

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州立學院　助理教授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一批以清遺民自居的文人陸續聚集上海，形成一個文化／學術群體，內中重要人物，包括沈曾植、王國維、羅振玉、陳三立、鄭孝胥、繆荃孫、汪辟疆、楊鍾羲、沈瑜慶、於晦若、徐乃昌、李詳、況周頤、朱祖謀、麥孺博、潘若海、俞恪士、陳仁先、吳鑒泉、王旭莊、林貽書、李拔可、夏劍丞、樊增祥、姚賦秋、唐元素等。對此批遺民而言，既立意遠離政治，則不妨避入學術。王國維曾自述：「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方伯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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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的1914年，當時還是青年學者的胡適、任鴻雋、趙元任等人，在美國創立了「中國科學社」，並在中國上海出版發行了《科學》雜誌，誰也沒有想到，幾年之後，這本「闡發科學精義及其效用為主」、「以傳播世界最新知識為職志」的雜誌，成為了一場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

　　一百年後，斗轉星移。先哲精神，笳吹弦誦。「科學」之於當代中國不再陌生，然而，「人文」卻成為了中國最為迫切需要的精神產物。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科學技術中心主義的氾濫，人文的缺失成為了當代中國人必須直面的精神困境。在人文缺失的情況下，漢語人文學術也呈現出了從未有過的危機。衰弱的創新意識、緩慢的觀念更新，以及罹患「失語症」的話語表述，凡此種種，都使得當代中國學人在承擔學術道義與責任時，變得更加艱辛與勉強。

　　這是我們在美國教堂山創立《東亞人文》雜誌的精神動因，「東亞人文」這四個字的刊名是敝刊創刊人、主編樂鋼先生所命名的。「立足東亞」是我們的立場，「弘揚人文」則是我們的意願。在此，我們願意借用敝刊學術委員譚繼和先生為本刊創刊的兩句贈言與諸君共勉：「不羨千金買歌舞，儒化東亞是生涯。」

　　本刊的創立，意在兩點：一是期望能夠重新樹立「人文」意識，使得好的知識在傳播的過程中能夠產生打動人心的魅力與意義，為社會道德重建貢獻我們的綿薄之力；二是期望可以為發揚漢語學術、造福東亞文化研究而做出一些細微的貢獻，這也是我們編委會同仁一致的心願。

　　《東亞人文》願與學界同仁攜手並進，為這一心願而努力。

　　《東亞人文》編委會

發刊詞

　　一百年前的1914年，當時還是青年學者的胡適、任鴻雋、趙元任等人，在美國創立了「中國科學社」，並在中國上海出版發行了《科學》雜誌，誰也沒有想到，幾年之後，這本「闡發科學精義及其效用為主」、「以傳播世界最新知識為職志」的雜誌，成為了一場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

　　一百年後，斗轉星移。先哲精神，笳吹弦誦。「科學」之於當代中國不再陌生，然而，「人文」卻成為了中國最為迫切需要的精神產物。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科學技術中心主義的氾濫，人文的缺失成為了當代中國人必須直面的精神困境。在人文缺失的情況下，漢語...

學術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
發刊詞／《東亞人文》編委會
【專題：魯迅與王國維―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生】
學、詩、史：民初上海遺民之學術與著述
影院空間、主體分裂與現代性暴力：從魯迅的一次觀影體驗談起
從日記和書信看蔡元培與魯迅的「六同」關係
【藝文】
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中的青年形象
論中國當代詩歌的內在發展規律
為了人類尊嚴的視覺批判：《推拿》的價值立場
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的地位變遷
【宗教】
耶墨並提：吳雷川的「耶墨觀」
高時代的精神低谷
論慧能禪學思想的經濟倫理價值
【異邦】
論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的「布」和「布衣」
朝鮮人眼中的古代瀋陽文壇探析―以《燕行錄》為例
朝貢與創作―越南使節燕行詩文研究意涵探析
【讀書】
佛教新生活運動：臺灣入世佛教的日本化
──從《作為入世佛教的臺灣慈濟：起源、組織、訴求及社會影響》入手
【新聲】
盡在有神無神間：論毛澤東宗教觀的矛盾性
【現場】
上海社會管理狀況的調查分析（2013）
【對話】
黑人文學研究先驅楊昌溪―對話楊昌溪之子楊遠承
《東亞人文》年刊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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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東亞人文》編委會
【專題：魯迅與王國維―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生】
學、詩、史：民初上海遺民之學術與著述
影院空間、主體分裂與現代性暴力：從魯迅的一次觀影體驗談起
從日記和書信看蔡元培與魯迅的「六同」關係
【藝文】
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中的青年形象
論中國當代詩歌的內在發展規律
為了人類尊嚴的視覺批判：《推拿》的價值立場
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的地位變遷
【宗教】
耶墨並提：吳雷川的「耶墨觀」
高時代的精神低谷
論慧能禪學思想的經濟倫理價值
【異邦】
論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