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沃森獨具慧眼，能夠使歷史中蒙塵的名字再次鮮活起來。本書對精神生活的熱情令人振奮，強調智力的歷史不可思議地獨立於技術，而它的視野也更為全球化。

──《倫敦時報》

沃森才思敏捷，能夠巧妙地化繁為簡……這是一部宏偉的著作……人類思想的歷史應該在這樣的規模中討論。

──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莫斯圖，歷史學家，《標準晚報》

這是一部特別的新作……關於「思想」的歷史，這是前所未有的。

──諾埃爾‧馬爾科姆，《星期日電訊報》

一部歷史領域的傑作。將西方思想從禁錮至深的文化狹隘主義中解脫出來，令人耳目一新...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亨利四世在卡諾薩／亨利與格里高利七世

一○七七年一月末，正處嚴冬，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Holy Roman Emperor Henry IV）來到了卡諾薩（Canossa），義大利北部城市帕爾瑪（Parma）東南方二十英里處的一座城堡。亨利當時年僅二十三歲，身形健壯，精力充沛，長著日耳曼人典型的藍眼睛和亞麻色的頭髮。他來卡諾薩探望住在城堡中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此人被稱為「教皇中的朱利斯．凱撒（Julius Caesar）」。當時五十出頭的格里高利，後來被教會尊為聖人。但是，正如教會史學家威廉．巴里（William Barry）曾說的，他實際上是「人們所說的極度狂熱者」。早在那個月的初期，他甚至已經將皇帝驅逐出教會，表面上是因為亨利膽敢在德國任命主教，實際上是因為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制止普遍存在的買賣聖職、購買官位等行為，並且縱容神職人員（包括主教）結婚。【1】

一月二十五日，亨利獲准進入城堡。據傳，他站在深雪裡，光著腳，禁食，並且只穿了一件長衫，在刺骨的寒冷中等了三天，格里高利才同意見他，同時也宣布赦免了他。在一場醞釀了多年並將持續兩百年的爭吵中，這種公開的侮辱是個戲劇性的轉捩點。

主教敘任權之爭

上一年的年末，格里高利在自己寫的《教皇訓令》（Dictatus papae）中聲明，「羅馬教會從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永遠都不會犯錯」。他宣稱，「任何人都不能對教皇本人進行審判」，並且「教皇的宣判，任何人都不能取消」。格里高利還宣稱，教皇「可以宣布免除臣民們對邪惡的人的效忠」，並且「所有君主都必須而且只向教皇行吻腳禮」；教皇「有權……廢黜帝王」並且「只有他可以使用皇帝的紋章」。【2】

這場激烈的爭執被稱為主教敘任權之爭（the Investiture Struggle），是一次為了控制教會事務而與世俗政權展開的曠日持久的纏鬥。其中，格里高利僅是第一位參與的教皇，其後有一長串繼任者跟隨他的腳步加入其中。【3】這場由他開始的鬥爭終結於一一二二年《沃姆斯協約》（the Concordat of Worms）的簽訂［法國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Calixtus II）一一一九～一一二四年在位期間），根據該條約，皇帝同意放棄主教敘任權，並且允許教會自由選舉。在歷史學家看來，這場圍繞主教敘任權而展開的鬥爭，或者說競爭，是一場廣泛開展的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可以稱為教皇制度革命（the Papal Revolution）。【4】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將神職人員從皇帝、國王和封建貴族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獲得對手下神職人員的控制後，教皇這個職位很快就成為一位觀察家所稱的「可怕的、集權的官僚權力體」，一個集中了讀寫能力這項中世紀強有力工具的機構。【5】一個多世紀後的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任職時期（一一九八～一二一六），教皇的權力達到頂峰；也許在中世紀，甚至所有的教皇中，英諾森三世的權力是最大的，他曾坦言：「如同創世主上帝在天空安置了兩盞巨燈，亮一點的照耀白天，暗一點的點綴夜晚（《創世記》11:5,16），上帝也在所有教堂的天空放置了兩個值得尊敬的東西，崇高一點的主宰白天，即靈魂；稍次一點的主宰晚上，即身體。這些值得尊敬的東西就是教會權力和王室權力。並且正如月亮從太陽身上汲取光芒，而她的光在質、量、位置和效果方面都次於太陽一樣，王室權力也從教會權力身上獲得高貴品質的光輝。」【6】　　

這是挑戰性的言論，但事情遠不止如此。從一○七六到一三○二年，又有兩位強硬的教皇重申教皇職位的優越性，同時又有四位國王或是被驅逐出教會，或是受到了驅逐出教會的威脅。一三○二年的訓令《一聖教諭》（Unam sanctam）被普遍認為是中世紀教皇至上說的頂點，無疑，當時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把它當做是不斷延續最高權威的宣言。【7】但是，該教諭並沒有明確提及引發該教諭的法國國王菲力浦四世（Philip IV），他下令禁止本國錢幣的出口（這使教皇失去了豐盈的稅收收入）。兩個人之間本來是可以達成協議的，但卜尼法斯堅持要求絕對的服從，這激怒了法國國王，進而發布了一系列控告，對卜尼法斯進行討伐，其中包括怒斥其為異端。為此，教皇用另一篇教諭來加以反擊，企圖瓦解對菲力浦效忠的民眾；這種公開的侮辱對效忠於國王的支持者來說太過分了，他們衝進了羅馬東南方五十英里阿那格尼（Anagni）的教皇住所，逮捕了卜尼法斯。他很快便獲救，但一個月後就因驚懼而亡。繼任者很快就被選舉出來，但只在位九個月。從那之後，紅衣主教們爭吵了兩年，教皇波爾多（Bordeaux）才被選舉出來。他的周圍都是法國的紅衣主教，他定居在亞維儂（Avignon），在此後的六十多年裡（一三○九～一三七八），亞維儂一直是教皇首府的所在地。【8】這些事件震驚了整個歐洲，成為教皇命運中的轉捩點。從此以後，沒有一個教皇享受到像在《教皇訓令》和《一聖教諭》之間教皇享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從一○七五年訓令到一三○二年訓令，是教皇至上的一段時期，也叫做教皇專制時期，是歷史上最特別的時期之一。這段歷史隱藏著中世紀中期三次同時進行的鬥爭，三種雖然在出現時間和地點上相互交錯（有新聞價值），但從概念上來說截然不同的彼此競爭的觀念。關於誰更有地位這個問題，教皇和國王之間發生了第一次的鬥爭。這次鬥爭再次反映了神權的性質和在這種等級制度中國王的位置。在東正教會的國家中，國王宣稱是耶穌在世上的代表而得到了權力。而在天主教會的國家中，教皇利用聖彼得（St Peter）的使徒傳統，將權力授予國王。就像我們所見的，在西方國家因為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增強了商人階級的獨立性，使他們不會像以前的農奴和騎士一樣，為了國王的利益而發起戰爭。對國王權力的質疑越來越多，議會和社會等級越來越頻繁地表達新興階級和他們的利益。如人們有時候看到的那樣，如果教皇擁有比國王更大的權力，如果國王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國王們會越來越遵守法律。這是個很大的轉變。本章和後文將對這個轉變進行描述和討論。

我們應該考慮的第三個觀點是在前一章提出的，也就是對宗教信仰的新的理解，將其理解為一個人內在的東西，是可以從一個人身上找到的東西，是新個性的一個部分。在某些方面，這是個最有意思的問題。內在的信仰如果在神學方面講得通，並且像《聖經》裡顯示的那樣，可證明與耶穌的教導更一致時，對於有組織的教堂來說，實際上是一個起弱化作用的腐蝕劑。私人的信仰遠離了牧師或主教；而且私人的信仰可能會墮落成為非正統的，甚至是異端的思想。把這三個問題以及本章餘下部分討論的其他問題結合在一起的（雖然我們不應該再一次做過多的結合），是理性的（因此也是政治的）權力。如果國王和教皇要求神認可他們的地位和權勢，而他們之間卻存在公開的激烈爭論（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如果個人的信仰是實現真正的拯救的方法，那麼無論是從神學上還是從政治上來說，這難道不是一種新的形勢、一種新的困境嗎？這就意味著或許對於這種新的個性有一種觀點，對一個世俗世界有進行思考的新的自由。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時期的幾個謎團，而如果我們要想完全了解中世紀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歐洲，理解這幾個謎團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以上簡單的分析可以解釋為什麼兩位強勢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諾森三世──卻出現在教皇的實權實際上逐漸減弱的時期，之所以說教皇的實權被削弱，是從較為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的；此外，也可以解釋紅衣主教學院（the College of Cardinals）和地區元老院（the Curia）成立於這個時期的原因：在新的心理和神學環境中，教堂暴露出其內在的弱點，成立這兩所學院只是在嘗試著加強教堂做為一個團體的凝聚力，同時也有助於解釋歐洲的歷史，尤其是英國、法國以及義大利的歷史。有些人試圖恢復君主的權力，但大都不是借助宗教手段：例如路易九世（Louis IX）的聖封和燒炭黨人以及金雀花王朝（the Capetians and Plantagenets）試圖透過「皇家觸摸」等手段來復辟王權的行為，他們聲稱這種觸摸可以治癒淋巴結核。但是此時，在英國和法國，商業革命剛剛結束，議會剛剛成立，而在城邦國家義大利，公社思想演變成一種完全獨立的（世俗的）權威。

當我們考察那個時期的思想史的時候，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是很重要的。它們與我們現代世界的產生密切相關，確切地說，正是這些事件產生了現代社會。正如我們要看到的，專業的歷史學家已經不再把文藝復興看做是現代的起源，取而代之的是，正如R．W．S．薩森（R.W. S. Southern）所說的，除了一七五○年到一九五○年這段年限差不多的年代，一○五○年到一二五○年這段時期在宗教、商業、政治以及學術上，是西方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教皇命運的改變與此密切相關。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亨利四世在卡諾薩／亨利與格里高利七世

一○七七年一月末，正處嚴冬，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Holy Roman Emperor Henry IV）來到了卡諾薩（Canossa），義大利北部城市帕爾瑪（Parma）東南方二十英里處的一座城堡。亨利當時年僅二十三歲，身形健壯，精力充沛，長著日耳曼人典型的藍眼睛和亞麻色的頭髮。他來卡諾薩探望住在城堡中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此人被稱為「教皇中的朱利斯．凱撒（Julius Caesar）」。當時五十出頭的格里高利，後來被教會尊為聖人。但...

一九七○年，《趣味意第緒語》（The Joys of Yiddish）正式出版，利奧．羅斯登（Leo Rosten）在該書的致謝詞中提到了一位曾為他寫過書評的朋友。利奧稱他「博學多才，在遠古史、拉丁語、希臘語、德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亞拉姆語以及梵語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詣」。最後一點——他懂得亞拉姆語和梵語——我極為欣賞。會講英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了，再加上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你便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非凡的語言學家；更何況還有亞拉姆語（耶穌的語言）和梵語呢！正如羅斯登在書中其他地方所說的，這樣的一個人絕對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一個充滿智慧而知識淵博的人」。在《人類思想史》這類書中，人們很容易將知識與智慧合二為一，認為它們相差無幾，但羅斯登卻堅持絕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一個年輕聰明的學者告訴他的祖母，說自己想成為哲學博士。祖母驕傲地笑著說：『好極了。不過，哲學是一種什麼病呢？』」【1】

在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我的確需要很多像羅斯登所提到的那種朋友，因為書中所涉及的材料來源於多種語言，也包括亞拉姆語和梵語。但是今時不同往日，掌握數種語言的專家少之又少。不過，我還算幸運，寫一部面向大眾的人類思想史，這一想法得到了不少知名學者的贊同，他們答應閱讀整部書稿或其中的部分章節，並給出專業指導。向他們致謝以前，我也要先說明一下，書中的失誤、疏忽以及文法錯誤純屬本人責任。在此，我非常感謝：約翰．阿諾德（John Arnold）、彼得．J．鮑勒（Peter J. Bowler）、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克利斯托佛．齊本德爾（Christopher Chippendale）、阿蘭．伊斯德森（Alan Esterson）、查理斯．佛里曼（Charles Freeman）、多明尼克．傑培德（Dominick Geppert）、P．M．哈曼（P. M. Harman）、羅伯特．約翰斯頓（Robert Johnston）、基約翰（John Keay）、格溫多林．萊克（Gwendolyn Leick）、保羅．梅勒斯（Paul Mellars）、布萊恩．穆那（Brian Moynahan）、法蘭西斯．羅賓遜（Francis Robinson）、詹姆斯．山科特（James Sackett）、克里斯．史卡瑞（Chris Scarre）、哈根．舒爾茲（Hagen Schulze）、羅伯特．塞格（Robert Segal）、喬達克．森古普塔（Chandak Sengoopta）、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王濤（Wang Tao）、法蘭西斯．沃森（Francis Watson）和張海燕（Zhang Haiyan）。在編輯及其他方面，我也要感謝：沃爾特．阿爾瓦（Walter Alva）、尼爾．布樓迪（Neil Brodie）、小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 Jr.）、迪力普．查克拉巴蒂（Dilip Chakrabati）、伊恩．特魯里（Ian Drury）、維威恩．達菲爾德（Vivien Duffield）、休．范．達森（Hugh van Dusen）、法蘭西斯科．戴瑞哥（Francesco d’Errico）、以色列．芬科斯坦（Israel Finkelstein）、魯斯（Ruth）和哈利．菲茲吉賓斯（Harry Fitzgibbons）、大衛．吉爾（David Gill）、愛娃．哈伊杜（Eva Hajdu）、戴安娜（Diana）和菲力浦．哈拉里（Philip Harari）、簡．亨德森（Jane Henderson）、大衛．亨（David Henn）、伊羅娜．傑西維茲（Ilona Jasiewicz）、拉茲．克勒特（Raz Kletter）、大衛．蘭斯（David Landes）、康斯坦斯．羅溫索（Constance Lowenthal）、菲奧娜．麥肯茲（Fiona McKenzie）、亞歷山大．馬仙克（Alexander Marshack）、約翰（John）和派特麗夏．門茲（Patricia Menzies）、奧斯卡．馬斯凱爾拉（Oscar Muscarella）、安德魯．紐恩伯格（Andrew Nurnberg,）、瓊．奧茲（Joan Oates）、凱薩琳．帕瑪（Kathrine Palmer）、柯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約翰．拉塞爾（John Russell）、喬斯林．史蒂文斯（Jocelyn Stevens）、塞西莉亞．陶德斯契尼（Cecilia Todeschini）、蘭德爾．懷特（Randall White）和基斯．懷特蘭姆（Keith Whitelam）。本書的最終完成也離不開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幫助，他們來自：英格蘭劍橋漢東（Haddon）人類學及考古學圖書館、倫敦圖書館和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我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本書羅列了大約三千五百五十條參考目錄，我從中獲益匪淺，在此特別提出。在《人類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樂趣之一就是對這些著作的了解與熟識，儘管它們可能永遠也成不了暢銷書，但卻都是博大精深、充滿真知灼見的傑作。其中不乏經典作品，要不是這本書篇幅太長，我會寫好一篇書目提要，詳細介紹那些書的內容、方法以及它們引人入勝之處。其實我想說的很簡單，如果你想充分了解人類思想的歷史，那麼本書所列的參考書目不可或缺。同時，我也要向作者們表達我無盡的謝意，對你們作品的閱讀也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樂趣。

作者及編者有（以字母為序）：哈利．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西方智力文化史》（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現實的意義》（The Sense of Reality），瑪律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麥克法蘭（James McFarlane）（編者）《現代主義：歐洲文學入門，一八九○～一九三○年》（Modernism: 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雅各．布朗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布魯斯．麥茲利希（Bruce Mazlish）《西方思想傳統》（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埃德文．布萊恩特（Edwin Bryant）《尋求吠陀文化之源》（The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Vedic Culture），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思想之都》（The Capital of the Mind），彼得．伯克（Peter Burke）《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文化和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J．W．布羅（J. W. Burrow）《理性危機：歐洲的思想，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諾曼．康得（Norman Cantor）《中世紀的文明》（The Civilisation of the Middle Ages），恩斯特．凱西爾（Ernst Cassirer）《啟蒙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雅克．喀爾文（Jacques Cauvin）《神的誕生和農業起源》（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歐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的世俗化》（The Secularisation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馬西亞．克里西（Marcia Colish）《西方智力傳統的中世紀基礎，四○○～一四○○年》（Medieval Foundation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400-1400），亨利．斯蒂爾．柯莫傑（Henry Steel Commager）《理性帝國》（The Empire of Reason），阿爾佛雷德．W．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現實的尺度：量化與西方社會》（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喬治斯．杜比（Georges Duby）《大教堂時代》（The Age of the Cathedrals），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亨利．F．埃倫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發現無意識》（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J. H. 艾略特（J. H. Elliott）《舊世界和新世界》（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呂西安．費佛爾（Lucien Febvre）和亨利－尚．馬丁（Henri-Jean Martin）《書籍的出現》（The Coming of the Book），瓦萊利．佛林特（Valerie Flint）《克利斯托佛．哥倫布的想像世界》（The Imaginative Landscap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羅賓．雷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未授權版本》（The Unauthorised Version），保拉．佛雷德里克森（Paula Fredericksen）《從耶穌到基督》（From Jesus to Christ），查理斯．佛里曼（Charles Freeman）《西方精神的終結》（The Closing of the Western Mind），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瑪麗亞．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古代歐洲的男女諸神，西元前六五○○～前三五○○年》（The Gods and Goddesses of Old Europe: 6500 to 3500 BC），愛德華．格蘭特（Edward Grant）《中世紀的上帝和理性》（God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彼得．豪爾（Peter Hall）《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sation），大衛．哈里斯（David Harris）（編者）《歐亞農耕與畜牧的起源與傳播》（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阿爾文．M．約瑟夫（Alvin M. Josephy）（編者）《一四九二年的美洲》（America in 1492），基約翰（John Keay）《印度：歷史》（India: A History），威廉．克里甘（William Kerrigan）和戈登．巴拉登（Gordon Braden）《文藝復興的思想》（The Idea of the Renaissance），保羅．克里瓦克則克（Paul Kriwaczek）《尋找索羅亞斯德》（In Search of Zarathustra），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哥白尼學說的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唐納德．F．萊茲（Donald F. Lach）《亞洲在歐洲形成中的作用》（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大衛．列文（David Levine）《現代的起源》（At the Dawn of Modernity），大衛．C．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西方科學的發端》（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A．O．拉夫喬伊（A. O. Lovejoy）《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生物學思想的發展》（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路易士．梅納德（Louis Menand）《形而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發展史》（The Metaphysical Club: 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精神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李約瑟（Joseph Needham）《偉大的滴定法》（The Great Titration），李約瑟等《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漢斯．J．尼森（Hans J. Nissen）《近東早期遠古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安東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自然人、民族與帝國的衰落》（The Fall of Natural Man and People and Empires），J．H．帕里（J.H.Parry）《勘測時代》（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L．D．雷諾茲（L. D. Reynolds）和N．G．威爾森（N. G. Wilson）《抄寫員與學者》（Scribes and Scholars），E．G．理查茲（E. G. Richards）《繪製時間：曆法及曆法史》（Mapping Time: 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理查．羅吉利（Richard Rudgley）《石器時代失落的文明》（The 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H．W．F．薩格斯（H. W. F. Saggs）《希臘羅馬之前》（Before Greece and Rome），哈樂德．C．勳伯格（Harold C. Schonberg）《作曲家的人生》（Lives of the Composers），雷蒙德．施瓦布（Raymond Schwab）《東方的文藝復興》（The Oriental Renaissance），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豐塔納人類科學史》（The Fontana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理查．塔那斯（Richard Tarnas）《西方心靈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伊恩．塔特薩爾（Ian Tattersall）《化石的蹤跡》（The Fossil Trail），彼得．S．威爾斯（Peter S. Wells）《野蠻人的世界》（The Barbarians Speak），基斯．懷特萊姆（Keith Whitelam）《古以色列的創建》（The Invention of Ancient Israel），G．J．維特洛（G. J.Whitrow）《歷史上的時間》（Time in History），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中國歷史手冊》（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我還要提一提那些贊助人和世界多所大學的出版社。本書中將要談到的許多重要而有趣的著作都絕不會用於商業，而大學的出版社將其中一些新奇的觀點印刷出版，為此，我們必須感謝他們。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著作的翻譯者（有的不知名，有的已去世多年）。正如利奧．羅斯登所說，語言的運用絕對不能想當然。

在有關中國的章節中，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詞以外，音譯部分我採用了中文拼音系統而放棄了威妥碼式（Wades-Giles）體系（用拼音書寫漢語詞彙無須省略符號和連字號）。至於轉譯其他語言的原文（如阿拉伯語、希臘語、梵語），我則省略了所有的發音符號，例如，大多數的讀者並不清楚å或者ẹ所帶的符號是怎樣改變其發音的。如有本質區別，我才保留了一些符號。例如，為與地中海上的馬爾他島（Malta）區別，在提到古代俄國的一個地名瑪律他（Mal’ta）時我保留了原有的符號。書中我參考的主要是希伯來語聖經，有時出於多樣性的考慮也用到了《舊約全書》。

最後，我最想感謝的人，依然是凱薩琳（Kathrine）。

一九七○年，《趣味意第緒語》（The Joys of Yiddish）正式出版，利奧．羅斯登（Leo Rosten）在該書的致謝詞中提到了一位曾為他寫過書評的朋友。利奧稱他「博學多才，在遠古史、拉丁語、希臘語、德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亞拉姆語以及梵語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詣」。最後一點——他懂得亞拉姆語和梵語——我極為欣賞。會講英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了，再加上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你便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非凡的語言學家；更何況還有亞拉姆語（耶穌的語言）和梵語呢！正如羅斯登在書中其他地方所說的，這樣的一個人絕對是...

第四部分　從阿奎那到傑佛遜──對權威的攻擊、世俗思想和近代個人主義的誕生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第十七章　知識的傳播和精確的興起
第十八章　世俗的到來：資本主義、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
第十九章　想像力的爆發
第二十章　克里斯多佛．哥倫布的精神視界
第二十一章　「印第安人」的觀念：新大陸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歷史走向北部：新教的理性衝擊
第二十三章　實驗天才
第二十四章　自由、物權和社群：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起源
第二十五章　「無神論者的恐慌」和懷疑的出現
第二十六章　從靈魂到意識：探尋人性法則
第二十七章　工業思想及其重要性
第二十八章　美洲的創造

第五部分 從維科到佛洛伊德
第二十九章　東方的文藝復興
第三十章　價值的偉大顛覆——浪漫主義
第三十一章　歷史，史前史和深時間的產生
第三十二章　人類秩序的新思想：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起源
第三十三章　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使用與濫觴
第三十四章　美國式的思想和現代化的大學
第三十五章　十字架與《古蘭經》的敵人——靈魂的終結
第三十六章　現代主義和無意識的發現
結　語　電子、元素和難以捉摸的自我

第四部分　從阿奎那到傑佛遜──對權威的攻擊、世俗思想和近代個人主義的誕生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第十七章　知識的傳播和精確的興起
第十八章　世俗的到來：資本主義、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
第十九章　想像力的爆發
第二十章　克里斯多佛．哥倫布的精神視界
第二十一章　「印第安人」的觀念：新大陸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歷史走向北部：新教的理性衝擊
第二十三章　實驗天才
第二十四章　自由、物權和社群：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起源
第二十五章　「無神論者的恐慌」和懷疑的出現
第二十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