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記得「陳彬龢」這個名字，是在研究張愛玲的時候所讀到的資料。那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中國報社」（《雜誌》出版社）在上海咸陽路二號召開「納涼會」的座談會，邀請東亞電影明星李香蘭和中國女作家張愛玲舉行座談。當天參加的人士除了李、張兩人外，還有日人松本大尉、中華電影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和新聞界的金雄白、陳彬龢以及張愛玲的好友炎櫻、姑姑張茂淵等人。李香蘭是淪陷區最出風頭的電影明星，一曲《夜來香》不知風靡了多少觀眾。她在影片中一向扮著中國女人熱戀日本美男子那一類的角色，藉以表達中日親善。而《雜誌》此次將張愛玲抬出來與李香蘭分庭抗禮，可見是把張愛玲當做一張王牌的。而出席作陪的金雄白、陳彬龢也非同小可：前者除是報人外在汪偽政府中有多種官銜，而後者是日本海軍接管後的《申報》社社長。在座談中陳彬龢不改報人本色提起小報上紛傳張的戀愛，問她的戀愛觀如何。張愛玲正色答道：「就使我有什麼意見，也捨不得這樣輕易地告訴您的吧？我是個職業文人，而且向來是惜墨如金的，隨便說掉了豈不損失太大了麼？」凜然難犯的架勢，讓陳彬龢有些自討沒趣。而緊接著談到大報和小報，張愛玲稱她喜讀小報，「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裏的都市文明」，可以看到「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對大報她也不含糊恭維兩句了事，要頂真地說「大報似乎同生活隔得遠一點」，又說上海人一度多看大報不過是想從上面看點戶口米、戶口糖的消息之類。陳彬龢聽了心有不甘，要捍衛大報的地位，辯說大報與時局關係密切，一般太太小姐不關心現實，生活超然，才對大報冷淡。張愛玲不肯讓步，偏說大報與現實生活離得很遠，又因為是代人立言，使用的是一種沒有色彩的灰色語彙，因此她毫無興趣。

而就在納涼會之後不到一個月，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曾在納涼會上談笑風生的陳彬龢這時已逃得無蹤無影了。而那次納涼晚會也成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公開場合露面的最後一次。對於此次的座談會，學者余斌認為「以她（張愛玲）的交往，她對時局的變化不會一無所知，按照常理，在這種時候她多少應該存個心，不要和李香蘭、金雄白、陳彬龢這些有漢奸嫌疑的人物攪在一起（何況是公開露面），免得以後更說不清。但是張愛玲就是張愛玲，她相信凱撒的歸於凱撒，耶穌的歸於耶穌，政治的歸於政治，個人的歸於個人，自己的歸於自己——她有她自己的判斷，有她自己的完整，有屬於她自己的與旁人無干的天地。以此，她拒絕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以此，她不避嫌疑在這個時候去參加納涼會。」

至於陳彬龢後來因為逃遁到香港，對於他的諸多資料，兩岸竟付之闕如，甚至錯誤百出，如《民國人物大辭典》等工具書，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記到一九四五年，其實他是活到一九七○年才在日本病逝。筆者根據他後來在香港《大華》半月刊及香港《春秋》雜誌發表的幾篇回憶錄及與他多所交往的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憶文章，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

陳彬龢（一八九七－一九七○），江蘇吳縣人。據他在〈我的年青時代〉（由胡敘五代筆）一文中說：「我出生於破碎的家庭，先父早背，家道寒微，所受正式教育，祇在高等小學讀過幾年。先母為維持生計，在上海哈同花園倉聖學校女學部，覓得舍監的職務，兼教刺繡。而我則於十六歲時，由親友介紹，在浦東中學充任一名書記，寫鋼板，印講義，於蠟紙油墨間虛擲大好光陰。」後來他母親經過多方請託，才將他弄進哈同花園，當上男學部初小一年級的國文教員，月薪十元。也因此他得識前來擔任中學部國文教員的金石家胡小石，更因此認識了中國第一流學者沈曾植、朱祖謀、王國維等人。對於朱、王兩位老前輩，陳彬龢說：「一個是一代詞宗，一個是國學大師，我均有親炙的機緣，由於無知，空入寶山，絕無所獲。後此我在北京，國維先生適在清華園講學，陳援庵（垣）先生知我與他有一段淵源，每將借書、借碑帖等事務，委我往洽，接席承顏，猶能親聆謦欬，可惜人事栗碌，我已騰不出功夫來，在學術研究上請求指導了。」

一九二四年陳彬龢到了北京，他應公立女子中學之聘，擔任教席。校長陶玄女士，出身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彼此原有通家之好，但有次校長說他是個沒有學歷的人，雖是事實，但陳彬龢認為是嚴重的譏刺，於是一待學期結束，他就辭職不幹了。陳彬龢說：「此時我在禮拜天都到西四牌樓大街的教會裡去，聽滿州籍的寶牧師講道。十有八九，我的隔座總是坐著一位老先生。經過多次見面後，彼此攀談，才知道他是我聞名已久未易識荊的陳援庵老先生。他詢知我是中學教員，又知我已經提出辭職，便和我約定，下學期準到他在創辦的平民中學去任教。屆期，平中開學了，他自為校長，委我為教務長，比我原任的職務還高一級。」不久，由於政局變化，交通系失勢，平民中學隨而失去支援，決定停辦。陳彬龢說：「其時我有一位鄉親譚鴻熙先生，住在北京旅館（非北京飯店），我常往返。他是留法學生，研究生物學，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與汪精衛、褚民誼兩先生具有連襟之誼，而與張伯苓先生則為莫逆之交。伯苓先生唯一的嗜好為聽戲，由津到京，亦寓北京旅館。聽戲時，我們三人一體，同去同返，習為故常。他聽到平中停辦的消息，便邀我到南開大學教書去。我自知學力不能勝任，但抵不住我那份好勝的心理，在驚喜疑懼中貿然應承下來。此中艱苦，我今天只能說出這麼一句話，即由中學教員跨進一步做大學教師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於次日下令通緝李石曾、李大釗、易培基、徐謙、顧孟餘五名「暴徒首領」。當時《京報》還公開披露的一份所謂第二批的通緝名單，有四十三之多。在《魯迅全集》的《而已集》「附錄」〈大衍發微〉，就收有這四十八人的名單。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名列第二十一、二十二名，陳彬龢名列第三十一名。魯迅還為這四十八人分別加寫了籍貫和職務。他給陳彬龢加寫的籍貫是「江蘇」，職務是「前平民中學教務長，前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現中俄大學總務長」。後來陳彬龢又擔任為時甚短的上海澄衷中學的校長。高伯雨認為陳彬龢未經過什麼中學大學，也未出洋鍍過金，但也能在大學、中學當總務長、校長等職，大概是有「學閥」之稱的黃炎培提挈的。

陳彬龢在一九二八年與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岩井英一拉上關係，並為其提供情報。一九三○年一月編輯出版《日本研究》月刊（岩井是其後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停刊）。陳彬龢在〈我和《申報》〉文中說：「我於一九二九年開始研究日本問題。一九三○年又去東北作三個月的實地考察，所有重要地點，包括遠至中蘇邊境的滿洲里在內，均曾雪泥鴻爪，留有遊蹤。雖為走馬看花，說不上深刻的認識，但於日本人在東北的佈置，遊目所經，比之純從書報得來的印象，究有所別。」

一九三一年春，陳彬龢因黃炎培之介紹而進《申報》館工作，剛開始完全是「養媳婦」的身份，連寫字檯也沒有一張，辦公時間，只能傍住總編輯張蘊和的寫字檯，加把椅子，側身坐下，聽聽張的言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時局陡形嚴重，才把他這「養媳婦」身份予以改變。黃炎培主張向政府開砲，陳彬龢則表示應以一致對外為先，張蘊和贊成陳的見解，這是陳彬龢進《申報》發表長篇社論的第一次，此後張蘊和便把寫社論的工作讓陳彬龢承擔。有人說陳彬龢的文章，多半出於代筆，他說：「這是事實，決不自諱。但我並不是由皮到骨，全由代筆一手包辦，文章的主張多是我抓的，文字的修正亦多是我增刪的。……我又認為社論不是代表執筆者個人的意思，而是代表多數人的共同語言。所以遇到了一個問題，必須徵取多人的意見，正面反面，面面顧到，然後寫為社論，才得其正，而不為感情所左右。又文字的使用，不必求工，但必簡明，所以我主張社論發排以前，最好能經多人過目，以期每字每句，使讀者容易讀懂，容易領悟。由於我於社論的主觀如此，所以我以私人立場特約了好幾位代筆的朋友如陶行知、章乃器、楊幸之諸先生都是，史先生（案：史量才）是不知道的。」陳彬龢又說：「陶行知先生為著名教育家，思想前進，品行高潔，關於教育方面論文，我常請他偏勞。章乃器先生其時在浙江實業銀行任襄理，工作重點偏於經濟研究，不管業務。關於經濟方面論文，我便請他執筆。……關於政治性社論，以楊幸之先生寫得最多，楊先生始終為我牀頭捉刀人，未嘗露面。」

陳彬龢在〈我和《申報》〉文中提到他革新《申報》副刊的經過，他說：「我又於副刊方面著手改進，作全面的革新。副刊在上海的混名叫『報屁股』，似為人所輕視，其實它的分量絕不在社論之下，讀報的人儘有不讀社論而專在副刊著眼的，就教育意義而言，關係極大。《申報》副刊『自由談』，沿襲舊制，滿幅盡是遊戲文章。天地之大，似除風花雪月外，無一可談，陳舊尚為餘事，最要不得的如張資平所寫的三角戀愛連載小說，浪漫頹廢，尤足使讀者迷惘。因此我寧冒不韙，先將張資平的小說，予以『腰斬』。此時，黎烈文先生適從法國回到上海。他在法國專攻文學，與史先生又有世誼，由史先生提出由黎烈文接替周瘦鵑先生，論人論事，確屬佳選。我們所定方針，為借此篇幅，進行新文化運動，提高稿費，禮聘前進作家撰述。由此，魯迅、茅盾諸先生皆曾為『自由談』寫稿，對於青年灌注了不少的新知識。黎烈文主編『自由談』後，史先生在商言商，為節省開支，擬將周瘦鵑先生辭退，但我不同意。這因遊戲文章雖不合時宜，而在當年則有助於《申報》的銷路推展，在人情上不應得魚忘筌。重以新舊交替之間，老一輩猶迷戀於舊文學，俳體諧文，看來津津有味，為了銷路，亦應投其所好，攬住這些老讀者。因此商定另闢一欄，題名『春秋』，請周瘦鵑先生主編，公私兼顧。」陳彬龢又說，革新後的「自由談」，稿費一項，他主張提高，比過去加一二倍，魯迅、茅盾等的稿費更提高到千字二十元計算，並且用與不用，一律致酬。史量才看到一篇短稿，可以易大米四五石，大不謂然，但又礙於陳彬龢的堅持，不便抑減，故當核定稿費單時，提起筆來，老是索索發抖。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七月四日，《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七月三日，發表時評〈中大學潮評論〉，披露了教育部長、原中大校長朱家驊挪用三萬多元水災捐款的醜聞。蔣介石得到報告後，龍顏震怒，當下抓起紅蠟芯鉛筆寫下六個字：「《申報》禁止郵遞。」結果經過疏通，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一是《申報》改變態度，陳彬龢必須離開；二是立即辭退黃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史量才權衡之下，接受了前面兩條，但斷然拒絕了第三條。陳彬龢說：「史先生為釜底抽薪，同意照辦。但念革新後的《申報》，銷數激增，每日發行達十三萬份，我尚不無微勞，又不願意放走，正在兩難間，恰巧南京路的大陸商場建築完成，後門在九江路，繞過九江路便到漢口路《申報》館，史先生鑑於距離不遠，計上心來，為了使我仍能暗助編務，和報館僅作形跡上的脫離；又為配合《申報》六十週年（一九三二）紀念，準備興辦社會教育事業，乃在該商場租賃一層樓，劃出一部份作為我的辦事處。此後我便不到報館，互以電話書面聯絡。」再後來「南京採取封鎖政策，《申報》除上海租界外，不問郵遞自運，概予截阻，《申報》的大門仍讓敞開，生命線卻被扼殺，史先生實在無法招架了，唯有屈服，將我解職，其時是在一九三三年冬天，距我參加《申報》，恰恰三年。」陳玉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說「一九三四年史量才被暗殺，陳也離去。」顯係不確，陳彬龢在在〈我和《申報》〉文中亦曾提到「我則於史先生遇害前一年，完全脫離《申報》，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離開《申報》的陳彬龢遠走香港，依然得心應手而大顯身手。據金雄白說，陳彬龢與香港《天文臺報》社長陳孝威將軍為知交。陳孝威（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字向元，福建閩侯人。保定陸軍學校畢業，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於香港創辦《天文臺報》，開始大量撰寫論戰文章，分析當前國際戰事形勢，憑其卓越的軍事天才，既有效宣揚全民抗戰，又成功判斷了德國攻蘇、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蘇軍進入東北等軍事行動，成為當時國際著名的戰略預言家，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都對他的戰略眼光大表驚嘆，紛紛致函褒獎，並納入諸國軍事參考之列。而陳孝威與桂系中的白崇禧等有同學之誼，陳彬龢先經李宗仁、白崇禧的介紹而與那時的「南天王」陳濟棠相識，竟又受到了陳濟棠的器重，給予鉅資，在港出版了一份日刊《港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彬龢對於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的幫助。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蔡元培在致許壽裳信中特別談到過這段經歷：「弟於去年十一月杪來港，初寓旅館，後遷商務印書館之寄宿舍；十二月杪，眷屬來，先借住堅尼地台陳彬龢兄家中；今年一月杪，始租得九龍柯士甸路一五六號樓下二號之屋而住之，以至於今；但通訊仍由商務印書館轉（香港之商務分館在大道中三十五號），而姓名則借用『周子余』三字。此間相識之寓公太多，若宣佈真姓名、真住址，將應接不暇也。」蔡元培還曾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為陳彬龢主辦的英文《太平洋文摘》月刊寫作過一篇介紹詞。

金雄白又說：「全面抗戰事起，我不清楚陳彬龢又怎樣在港勾搭上了日本的關係，由日軍護送重回上海。最初我所看到的，他與日本兼具外交人員與軍方特工雙重身份的岩井英一常在一起。岩井畢業於上海日人為侵略我國，教授中國語而設立的『同文書院』，能說流利的中國普通話。……因為他能講國語，在上海就極度活躍，以探取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情報。抗戰時期，岩井依然留在上海，不過他的職務已經改變了，他不再是一個職業外交人員，他取得了一手製造汪政權『梅機關』的影佐禛昭的信任，改而專搞特務工作。在上海閘北寶山路曾建立起一處『岩井公館』，有權拘捕一切的抗日份子。炙手可熱，橫行一時。他所卵翼的中國人有兩個，一是老特務袁殊，而另一人就是陳彬龢。」

陳彬龢在〈前塵夢影錄〉文中說：「我是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的次年（一九四二）二月間回到上海的。」金雄白說：「太平洋戰爭後，日軍進入上海租界後，取得了租界以內的一切權力。最令市民注意的是新聞界《申報》與《新聞報》未來的命運。租界以內望平街一帶的地區，是屬於日本海軍的勢力範圍之內，《申》、《新》兩報將由何人負責，也將取決於日本海軍當局的決定。當時就有不少人全力鑽營，以期獲得這兩報的最高職位，而最後也是最先發表的，竟是委任了陳彬龢為《申報》的社長。」陳彬龢在〈我和偽《申報》〉文中說：「當時覬覦《申報》的，有汪政權的『宣傳部長』林柏生、『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趙叔雍、青年黨曾琦、國社黨諸青來等，均在鑽頭覓縫，各走門路。據說日本海軍方面對於這些份子是不表歡迎的。他們認為論事論人，唯有我以申報舊人，回到舊地，駕輕就熟，最合理想；尤其因為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也沒有擔任過任何政治工作。在我個人方面，認為申報是史先生的遺產，與其落在人手，更不如由我接收，為老東家勉盡保管責任，亦是應分之事。這項義務，我可以說，未嘗活動過，但亦未嘗推託過。」

一九四二年秋天，陳彬龢出任《申報》社長，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說：「在他負責《申報》的時期，他的表現分三項：（一）親日──《申報》以大字套紅為日軍宣傳戰區大捷，立場甚至超過日人自辦的《新申報》。（二）反蔣──他曾寫過一篇〈蔣介石論〉，把蔣二十年來的言論作一對照，在淪陷區內對蔣先生作如此攻擊，也是希有的例子。（三）諷汪──《申報》對汪政權的若干措施，加以率直的攻擊與譏刺，當陳群出任江蘇省長，引用謝葆生當高級警務人員時，被詈為流氓政治；那時的《申報》處於軍管理狀態之下，它代表日軍的發言，連汪政權也奈何他不得。」陳彬龢後來回憶這段日子，說：「回憶前塵，恍如一夢，對神聖的抗戰而說，我誠內疚神明；惟對史先生及《申報》而言，似尚不無微勞可錄。那幾年間，我這偽社長的薪水，始終為偽幣五千元一月，此外絕無半文浮冒。後來中儲券發行萬元一張的票面，我的月薪僅購買幾件油條燒餅罷了。然而我為《申報》卻留下一些的資產，單說配給到的白報紙一項，恐七十年來尚未見有如許存量。可是我這看家狗畢竟是白做的，勝利後史詠賡兄（案：史量才之子）回到上海，僅被配給一個有名無實的副董事長，《申報》的整個家檔，統統被國民黨拆光了。」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次日，陳彬龢到亞爾培路二號見金雄白，金雄白說：「他告訴我，一旦重慶政府回來後，一定不會放過他，他是最後來向我辭行，從此他將有一個時期的隱藏。而他來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勸告我與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我告訴他我的打算，他嘆了一口氣說：『政治只有成敗與利害，你竟談起功過是非來了，你會後悔的！』我謝謝他對我的關切。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淚從面頰流下來了。我送他出門，看他已放棄了原有的汽車，坐上三輪車，向北而去。」從此人間蒸發，音訊全無。

當時方型周刊《吉普》甚至有〈老牌漢奸陳彬龢安在〉的報導說：「文化界一等大漢奸陳逆彬龢，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也久矣！惟自敵軍降服以來，瞬將五月；政府開始逮捕漢奸工作，亦已三月有餘；各地大小漢奸，紛紛落網，獄為之滿，總數可以萬計。……獨此巨逆陳彬龢……，迄今未聞有確實下落。」又說：「初傳陳逆在蘇自殺，繼又傳其未死，惟圖假死為煙幕而逃遯，其家屬且為之『遵禮成服』，舉行空棺材大出喪，藉袪人惑，但不久『穿榜』。後又傳陳逆傚江逆亢虎法，化裝為僧，匿於某寺，旋僧裝圖逃，卒為人識破云云。……後又聞陳逆實匿居虹口，有日人某庇護之。又傳陳逆居日人家中，化裝著和服，儼然倭塌塌裝為日人而入集中營云云，但事總不可稽。……關於陳逆消息之最後見於報紙者，則謂其在青島被捕，但記述簡單，亦未及其被捕詳情。消息來源似不甚可靠，……」。

陳彬龢後來發表在香港《春秋》雜誌的〈一個逃避漢奸罪刑者的自述〉（由陳彬龢口述，胡敘五筆錄）中說，他首先把內人及一女孩移居於梵王渡路的舊里弄裡，又把其餘子女分寄於至親好友處，一律改姓吳。陳彬龢喬裝易服，不時更換地點，潛匿在東南鄰近各省的小城鎮中，漂泊三年，歷經九省，竟然躲過「追捕漢奸」的羅網。陳彬龢說他能得以逃脫全靠寺廟的法師和教堂的神父的照顧，他說：「自我蓄意逃亡之始，先承圓瑛法師予以同情；到杭州後，又承如常法師殷勤掩護；這是屬於佛教方面的。迄我行抵灣沚，於無意中和西班牙的神父相識起來，此後輾轉各方，屢更寒暑，天主堂便成為我的隱蔽地，自樞機主教以逮於神父亦幾全為我的保護人。」

但金雄白推斷他可能隱藏在中共地區，並受到保護。對於此，陳彬龢有所辯白，他說：「一般報紙，則不時為我大造其謠，除登我在青島被捕一類壞消息外，又說我去了大連和佳木斯，大演其說，參加了中共組織。他們往往把我視為袁殊、邵式軍等一流，以為他們去得，陳彬龢自亦去得。而不知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布置，我雖從未視共產黨為『匪』為『寇』，但我亦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交道，天下事那能一概而論。何況共產黨處置漢奸比之國民黨還要嚴厲，我不是他們的人，我能貿然跑到他們的『解放區』去麼？」

一九四七年年底，陳彬龢終於逃到香港，他說起先他瑟縮於香港木屋區中，從事於翻譯的研究。除為公教進行社編製教友手冊及為方言會看舊約譯稿，為了生活不得不和教會發生接觸外，其他友好，絕不知香港有我這人。一年之中，我出門的次數，真是屈指可計。直到一九四九年廣州易手，我才公開露面。金雄白說，當他一九五○年輾轉來到香港時，許多人認為他與中共有一定的關係，於是想從他身上獲得門路，因此與他聯絡，向他示好的就不乏其人，使他在這一段的時間內，又過著一段輝煌的日子。

高伯雨談到一九六五年他在香港籌備創刊《大華》半月刊時，陳彬龢曾大表贊成，並說：「高先生，你放膽做下去，我支持你，如果你辦膩了，沒有興趣繼續下去，可以讓給我辦，你需要多少頂手費，我用分期付款的方法清還。」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大華》的資金六千元已花光了，高伯雨有意立即把它停刊。此時陳彬龢表示他願意每月支持《大華》七百元。高伯雨說：「其實彬龢此時已露出經濟困難之象了，不過他還竭力掩飾，死撐場面，他許下的每月七百元，常常不能依時交來，有時交來亦只是半數，而此半數還是期票。到時銀行退票，他才叫金增祥（為他奔走的人）送來現款，調回廢票，甚至有時他說再過幾天，重新交進銀行，一定有錢可拿的，但到時仍然退回。能夠一次拿來整數七百元，未嘗見過。可知他的手頭不大寬裕了。」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騷動時期，金雄白說：「他（陳彬龢）經濟上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年人常有的攝護腺症，一度進入醫院施行手術，出院以後，就悄然買棹前往日本。」

在日本居留的最初一兩年，依靠以往與日本人的交誼，陳彬龢還賃居了有庭園的華屋，出入於豪華的餐廳，並雇用了一名能說英文的女秘書，還為她分期付款購買了一層公寓房屋。但要不了若干時日，日方對他的優厚待遇終止了，朋友們給他的接濟也中斷了，床頭金盡，那個女秘書就以白眼相加而給以非人的待遇。睡在她床前的地板上，不再與他同寢，也不再供應飲食。金雄白說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去日本時曾約陳彬龢見面，「本來由他的住所到我的旅館，汽車的行程，僅需十五分鐘，而我等待他一小時有餘，始見他蹣跚而來，形容的消瘦，使我幾乎不識。在臥室中落座以後，我首先發覺他手部顫抖，竟至無力端起一個茶杯。語音含糊，發言無條理而不相連續，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間，記憶力也瀕於喪失。在短短的半小時談話中，他提到了日本一個知好朋友對他的勢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一次；再提到一個日本小姐當他有錢時曾呵護備至，一旦艱窘，就反面若不相識，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後他又說到留在大陸他所最鍾愛的幼女，即將結婚，但男方提出的條件，必須與他斷絕關係，說到傷心處，又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極端樂觀的人，在最困難的時候，總說『天無絕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顯出他有了絕望的感想。他一面說，一面又從他帶來的一個大紙包中，取出了僑日的身份證，向各醫院診病的門診證，還有張季直的年譜，說要把它重印，最後還送給我一幀他的近影。我與他相交數十年，過去從未送過我照相，這一切，都顯示出不祥之兆，而終於這次的晤談，成為訣別，也是香港他的無數友好中成為最後見到他的人。」

金雄白又說：「竟然從那天起，他完全陷於精神錯誤狀態中，那天與我握別以後，即不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頭，有時竟闖入不相識者的家內。在我留日期間的不到一個月中，曾三次進入警局而由朋友們代他保出，最後就把他送入了醫院，纏綿四個月，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午後五時五分，逝世於日本茨城縣水海道市的厚生醫院。」

金雄白認為陳彬龢沒有什麼真才實學，他甚至說五○年代在香港時期：「有一次，他要我寫一封給政客的信，堅囑我文字上要寫得力求典雅，我也真是盡心為他草就了。第二天又見到他時，他取出了那封信稿對我說：『你為我寫的那封信，有些不妥之處，我把字句改過了。』我取來一看，不意他竟然沒有看懂我用了典故的字句，反而改得不通了。這樣，我才相信過去說他不能動筆的傳言，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陳彬龢曾翻譯日本大村西崕著的《中國美術史》，而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印的《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還說他是「日本留學生」。對此他曾對高伯雨說，他不懂日文，也未嘗到過日本讀書。他說，所有他譯的書，寫的文章都是有人代筆的，他付出很高的稿費以求名，於是他就廁足作者之林了。

金雄白說陳彬龢不事生產而舉止豪闊，在他過去的早期半生中，總有人為他作經濟上的後盾。對此陳彬龢自己也承認，他說「所以說我手面闊綽倒是實在的，而我以貧兒擺闊，即由於盛文頤的支助。盛文頤開宏濟善堂，專賣鴉片煙，財富之鉅，上海首屈一指。」盛文頤，人稱盛老三，是清末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侄子，而他自稱是盛宣懷的兒子，那是因為恰好盛宣懷的三兒子盛同頤英年早逝，他就鑽了這個空缺。盛老三依仗日本人做後臺，大發煙毒之財，他把江南一帶的鴉片經銷權，又分包給他的同夥和幕僚藍芑蓀、嚴春堂等人，專銷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地，不僅成了上海灘的「煙毒霸」，而且與軍警勾結，雇流氓為打手，還壟斷了江南和長江沿岸的煙毒市場。陳彬龢有了盛老三的經濟後盾，自可以日日宴飲、夜夜笙歌。金雄白說：「那時上海最豪華、最昂貴的西菜首推跑馬廳畔國際飯店十八、十九兩樓的『雲樓』，我與他幾乎每天攜艷侶，恣笑謔，以此處為最多飲讌之處。我創刊的《海報》上，唐大郎寫了一篇〈雲樓兩豪客〉，備加譏刺，所謂『兩豪客』指的就是我與彬龢。」

不學有術，長袖善舞，曾經席豐履厚，後來落水為漢奸，終至落魄潦倒客死異國。這也算是「報界奇人」陳彬龢的傳奇一生。

【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記得「陳彬龢」這個名字，是在研究張愛玲的時候所讀到的資料。那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中國報社」（《雜誌》出版社）在上海咸陽路二號召開「納涼會」的座談會，邀請東亞電影明星李香蘭和中國女作家張愛玲舉行座談。當天參加的人士除了李、張兩人外，還有日人松本大尉、中華電影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和新聞界的金雄白、陳彬龢以及張愛玲的好友炎櫻、姑姑張茂淵等人。李香蘭是淪陷區最出風頭的電影明星，一曲《夜來香》不知風靡了多少觀眾。她在影片中一向扮著中國女人熱戀日本美男子那一類的...

【後記　發現的喜悅】

執筆寫這篇〈後記〉的心情無疑是喜悅的，打從五、六年前就開始蒐集資料要寫這本書，當時也寫出了幾篇，並發表在一些刊物上，有些朋友看了一直鼓勵我要把它系統地寫完，而我自己也有雄心想把它繼續完成。奈何後來因有的人物資料蒐集不易，有的事件有相當大的爭議性，於是就時寫時停，斷斷續續了。這中間更因寫另外一本書，而把這些材料束之高閣了。直到二○一○年四月間，接到饒佳榮兄的電郵，談到他在雜誌上看到我幾篇談論《古今》裡面作者的文章，蠻感興趣的。問我計畫寫多少篇？可否結集出書？當時我的另一本書已寫完，手頭正好有空，因此告知可繼續寫下去，但範圍不會侷限於《古今》雜誌裡的那批人，因為我原先設定的就是整個淪陷區，從滿洲國到華北、華中等，只是《古今》的那批人，資料比較完整，而先寫罷了。

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在「大節一虧，便無足觀」的成見下，相當多的史料幾被遮蔽與銷毀，因此目前大陸和臺灣能找到的資料很多都是斷簡殘篇，語焉不詳的。就如同兩岸對報人陳彬龢抗戰後的行蹤記載，都付之闕如，甚至錯誤百出，如《民國人物大辭典》等工具書，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記到一九四五年，只因為抗戰勝利後，有關他的種種就宛如人間蒸發，渺不可尋了，其實他是活到一九七○年才在日本病逝。於是我擴大了搜索的範圍，將目標放在五、六○代的香港，從香港的《大華》半月刊及《春秋》雜誌，找到陳彬龢後來發表的幾篇回憶錄及與他多所交往的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憶文章，甚至由他本人口述，胡敘五（拾遺）筆錄的長文〈一個逃避漢奸罪刑者的自述〉，從而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這篇文稿可說是至今最完整而詳細的資料。對於趙叔雍也有類似的情形，因此文友黃岳年兄在看過我寫的趙叔雍的文稿後覆信說：「先生大作，亦破迷之作也，先睹為快，我之幸也。」他認為對於趙叔雍：「內地出版物刊載的文章連生卒年也多沒有弄清楚，遑論其他，而蔡氏謙稱自己的文章﹃查考當年與他有過交往的人士，梳理出一些線索，或可拾遺補闕也。﹄實際是他以近萬言的篇幅，搜盡了目前能找到的關於趙叔雍的資料，還原了一個鮮活的趙叔雍。」

對於附逆這段不光彩的過去，不管傳主本人或親友大都諱莫如深，因此常常找到相關的人的回憶文章，卻僅見一筆代過。例如王新命在一九三四年間是《晨報》的總撰述和主筆，有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由他起草的，按理說他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及樊仲雲的個人，當有一手的記載，但當我找到他的回憶錄《新聞圈裡四十年》，翻到相關章節時，卻是令人失望的，不但因有所忌諱而輕描淡寫，許多情況甚至還寫錯了。還好我找到了也參與這事件而沒具名的葉青（任卓宣）寫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經過〉一文，才作了應有的補正。

有失望，當然也有喜悅，這種喜悅常是意想不到的發現。當我為報人管翼賢的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搞得焦頭爛額之際，突然在臺灣早期的一本雜誌看到一篇〈抗戰前故都的新聞界〉的轉載文章，映入眼簾的作者的名字是「李誠毅」，那不是和管翼賢一起辦《實報》的，由這篇文章我再追蹤，得知李誠毅後來到了香港，並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他的回憶錄《三十年來家國》，我在中研院圖書館找到這本由香港振華書局出版的絕版書，摩挲著陳舊昏黃的紙頁，往事歷歷，心中的喜悅油然而生。當然在這之前我就找到與管翼賢有多所交往的報人龔德柏的《回憶錄》，龔德柏說有一天在漢口王芃生處，王芃生拿出一件香港電報給他看。龔德柏得悉管翼賢在香港與日本新聞記者有接觸，即斷定他有投敵之意。而王芃生當時是馳名中外的研究日本問題的權威，有「日本通」之稱，他所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中統」、「軍統」外的第三個情報單位，其消息無疑是可靠的。

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許多細節是不能輕易放過的。例如梁鴻志抗戰勝利後被捕的經過，許多書籍的說法是不對的。我從後來他在獄中寫給女兒梁文若的遺書看出，他是被黃秋岳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姪女婿黃竹生所出賣，而通報任援道的。任援道在「維新政府」時是梁鴻志的部屬，抗戰勝利後他亮出了「牌子」，說他是軍統派出潛伏人員，所以沒有當為漢奸，但軍統要他把漢奸一個個「咬」出來，因此他認為黃竹生與梁鴻志有姻婭之誼，遂逼迫黃竹生「交出」梁鴻志躲藏的地點。而至於梁鴻志被關入「楚園」，甚至提藍橋監獄，許多書籍都沒描寫到獄中的細節，作為一個詩人，他在獄中寫下許多詩，也與同因附逆的詩人趙叔雍多所唱和，而金雄白、孫矅東諸人與梁鴻志也關在同一監獄，他們都留有回憶文章，這些文章與梁鴻志的遺詩合看，才能還原歷史的場景與當時梁鴻志的心境。

最後要感謝董橋先生，我在寫朱樸一文，引用他的資料，後來董先生看了我發表在上海《書城》的拙文後，在其〈文窗劄記〉文中寫了一段話：「朱樸舊事：六年前寫張大千《歸牧圖》，我寫了一點張大千與朱樸朱省齋的恩怨。前夜讀蔡登山的〈朱樸與《古今》及其他〉，梳理省齋一生事蹟非常詳細。早年林海音先生跟我說起過蔡登山，說他用功得很，整理舊人舊事資料最周全，從此，報刊上一見蔡先生文章我必讀。他這篇新文文末引了我的舊文，也引沈葦窗先生的〈朱省齋傷心超覽樓〉。沈先生說省齋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年都回過上海也去過北京，還在北京遇見瞿兌之。瞿先生晚年境遇不佳，家藏一幅齊白石超覽樓長卷四百元人民幣賣給省齋，省齋大喜，在畫上鈐了收藏印，想着此畫到港可值萬金。不料，回港路上長卷給深圳關員搜出來，說他盜竊國寶，罪無可逭，準備法辦，趕忙託人緩頰，終於沒收了長卷放了人。省齋經此一嚇竟得怔忡之疾，一九七○年六十九歲歿於九龍寓邸。此事我和南宮搏先生在《大成》編輯室聽沈先生說過，那篇〈傷心超覽樓〉我反而漏讀了。」董先生對字畫文物深有研究，對掌故軼事又多所博聞，豈晚輩所能及哉！先生之言就權當長輩對我的勖勉與鼓勵，心中還是由衷的感激！

感激的還有學者張暉先生及李今女士，因為他們的《龍榆生先生年譜》及〈穆時英年譜簡編〉，翔實豐富的資料，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把臂入林的方便。筆者在寫龍沐勛及穆時英之文，便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完成的。另外還有文友秦賢次先生、黃惲先生、黃岳年先生，是我經常請益的對象，他們也不時地提供相關的資料，讓我在寫作中能突破瓶頸，在在都要感激的。

遮蔽的記憶需要還原，歷史的真相才得以明白。本書僅是就其中的一個小小議題，試圖去梳理，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廣泛地研究。前路漫漫，就當它是個起步。

【後記　發現的喜悅】

執筆寫這篇〈後記〉的心情無疑是喜悅的，打從五、六年前就開始蒐集資料要寫這本書，當時也寫出了幾篇，並發表在一些刊物上，有些朋友看了一直鼓勵我要把它系統地寫完，而我自己也有雄心想把它繼續完成。奈何後來因有的人物資料蒐集不易，有的事件有相當大的爭議性，於是就時寫時停，斷斷續續了。這中間更因寫另外一本書，而把這些材料束之高閣了。直到二○一○年四月間，接到饒佳榮兄的電郵，談到他在雜誌上看到我幾篇談論《古今》裡面作者的文章，蠻感興趣的。問我計畫寫多少篇？可否結集出書？當時我的另一本書已...

前言　還原歷史真相‧是非留與人說

從「同光詩人」到「偽滿總理」的鄭孝胥
從「弄潮兒」到「落水者」的江亢虎
「佳人做賊」的梁鴻志
性毒文章不掩工－－也談黃秋岳
曾經附逆的名翻譯家錢稻孫
被周作人逐出師門的沈啟无
報人管翼賢的悲劇人生
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金雄白與汪偽政權的前後因緣
附逆的創造社元老―張資平
「棄武從文」卻附逆的何海鳴
朱樸與《古今》及其他
名編輯名作家的周黎庵
重逢紀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緣
編譯家、作家、藏書家的周越然
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龍沐勛
雛鳳清於老鳳聲－－也談趙叔雍
「太白樓」詩人－－冒效魯
一生兩世的漢學家柳存仁
一位「落水」的名編輯家－－陶亢德
小說家穆時英的「真假漢奸」之謎
政論家樊仲雲的人間蒸發

後記　發現的喜悅

前言　還原歷史真相‧是非留與人說

從「同光詩人」到「偽滿總理」的鄭孝胥
從「弄潮兒」到「落水者」的江亢虎
「佳人做賊」的梁鴻志
性毒文章不掩工－－也談黃秋岳
曾經附逆的名翻譯家錢稻孫
被周作人逐出師門的沈啟无
報人管翼賢的悲劇人生
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金雄白與汪偽政權的前後因緣
附逆的創造社元老―張資平
「棄武從文」卻附逆的何海鳴
朱樸與《古今》及其他
名編輯名作家的周黎庵
重逢紀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緣
編譯家、作家、藏書家的周越然
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龍沐勛
雛鳳清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