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二次大戰結束後，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將希望寄託在海峽對岸的中國，熱烈迎接這個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新來的中國政權以「征服者」的心態駕臨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立刻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

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標榜「國家社會主義」的行政長官陳儀，有鑑於日治時代專賣制度成效卓著，因此不顧本身的政治文化與官場陋習，一味沿襲。對樟腦、火柴、酒、煙、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此外尚有許多民生物資，則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厲行統制，無論從交通、運輸、堆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等，無一不在統制之列。統制經濟如果能公事公辦，亦非不可取。但是，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這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為最顯著。而米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從二戰後到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二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六百多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臧，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業人口激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四十萬到八十萬失業人數的記錄。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除偷竊之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令台灣民眾痛心疾首。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二十八倍。

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藉查緝私煙名義打傷有牌照的女煙販，順勢洗劫她的錢財、合法香煙與私煙，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二十八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蜂起，全島騷動。事件的發展循著兩條路線進行，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前者指的是出現在各市鎮的武裝民兵，對憲警機關的攻擊行動；後者則是由民意代表及地方士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交涉與斡旋之下，情況漸趨穩定，然而，陳儀，對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中央政府請兵來台。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三月八日晚，國府軍隊奉派抵台，展開鎮壓，釀成屠殺，繼之以「清鄉」之名，進行全島性捕殺，台灣社會菁英犧牲殆盡，民眾傷亡慘重，死亡人數約一萬至二萬人。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台灣的黑金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早已埋下伏筆。

撫今追昔，二二八的歷史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偌大差距，不同體質，彼此適應不良。

本書選擇三十四位在事件中遇害的社會菁英人物來介紹觀察，透過他們一生的發展與消逝，不僅讓我們看清台灣歷史的輪廓、窺見台灣異乎對岸中國社會文化的性質，也更讓我們體會台灣人命運的艱辛。願歷史的教訓，能指引台灣人正確的未來！

導言

二次大戰結束後，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將希望寄託在海峽對岸的中國，熱烈迎接這個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新來的中國政權以「征服者」的心態駕臨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

新版序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完成了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台灣光復初期的民意代表》，畢業後旋將此論文交由當時的自立晚報出版部正式出版為《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一書。書一出版，報社打出這樣的廣告詞：「這是台灣第一本專章討論二二八事件的學術著作。」意外的，這本原為碩士論文的書，竟然銷售了數版。但也不意外的，果然引起當時還在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的注目，警總準備將該書查禁！但後來沒有查禁成功，據說是因為警總內部開會時，有人提出這本書是國立大學通過的碩士論文，且有教育部頒發的學位證書，如果警備總部把碩士論文查禁，無異是警備總部打了教育部一記耳光。因此，這本書終於得以安全脫險。《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出版隔年，戒嚴解除，台灣的民主初見曙光，我趁著微亮的曙光，把進行碩士論文時所蒐集的史料，再加上一些人物口述歷史採訪，繼續編寫了《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編寫過程中，許多接受我採訪的受難者家屬餘悸猶存，有的不敢接受採訪，問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煩？」有的雖勉為其難接受採訪，卻欲言又止，不敢暢言盡述；有的雖然接受訪問，卻再三叮嚀不可寫出真名……。因此，《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於一九九○年初出版時，史料不周全，內容極粗糙，敘述不完整，乃勢所必然。不過在當時，禁錮了四十多年的心中塊壘得以稍稍疏解，猶如大旱之望雲霓，該書倒也引起一些作用。很意外的，一向保守的《中國時報》，其「開卷版」，竟然頒給該書「（一九九○）年度十大好書」獎。沒有投票給該書的評審委員之一的呂正惠老師，甚至坦白承認，他本想投《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票，但因考慮該書作者李筱峰主張台灣獨立，所以作罷。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初版至今，已經二十四年了，二十四年來，台灣經過民主化，許多資料逐漸開放，許多耆老、受難家屬也比較敢接受訪問，而相關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研究報告也紛紛出籠。相對之下，我原來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顯得何等簡略而無物，因此決定改寫再版。

時隔二十四年，我已髮蒼齒搖，廉頗老矣，因此特邀請我的學生，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後起之秀陳孟絹小姐，來一起撰寫。

原版只書寫三十一人，如今再版增加為三十四人。我們知道，二二八事件中死難的台灣菁英還多不勝舉，應該再增加介紹書寫的人物，尚不知凡幾。遺憾篇幅及時間所限，本書就只能先到此為止。

感謝孟絹的合作，她心細手勤，任勞敬業，讓我感受到青年一輩的活力與負責。成書之日，又逢「太陽花學運」為台灣前途群起奔命，展現台灣新青年的勇往與智慧，當可告慰於二二八死難菁英前輩在天之靈！



李筱峰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後記

從沒想到，自己會加入歷史的行列。

回顧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過程，國中的歷史課本是否教到此事，或許是篇幅太少，與中國歷史相較顯得不重要（當時考試比重），才忽略而沒有印象。再次接觸二二八事件，感受極度震驚，大約在二○○二～二○○三年左右，一群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擔任志工的年輕人，討論完網路小組會議後，不知誰提議，大夥就一起觀看由阮美姝女士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慘案紀實》紀錄片，記得觀後感是「好恐怖喔！」「台灣有那麼多人被殺，怎麼課本沒有教？」

說來也巧，後來中部熱心人士林棟滄先生送來幾十箱奇美文化基金會助印的小冊子──李筱峰教授的《解讀二二八（節錄本）》，給大地用以推廣「台灣神運動」時發送給民眾，自己就從閱讀這本小冊子開始，有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常識。

就讀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時，以《「台灣神」信仰之研究》為論文題目，其中「『台灣神』信仰的形塑」章節，就是在探討四十九位「台灣神」典範的事蹟，著重於先賢先烈的所作所為與對台灣的貢獻。除了自己的指導老師張炎憲教授外，也向筱峰老師請益，某日當我詢問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資料時，筱峰老師說「我們來重寫」，自己心裡OS「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研究生，寫書是何其重大的工程，老師只是隨口說說，過一陣子就忘了吧！？」沒想到筱峰老師是認真的，還很貼心的答應，等我的碩士論文完成，再進行再版書的事。

就這樣，真的開始著手重寫。本書將焦點放在三十四位菁英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蹟、社會角色、二二八的作為、受難慘況、家屬受到的影響等面向。過程中時常遇到解讀資料的問題，筱峰老師或許已被問到認為這個學生有些「龜毛」了吧！？他甚至還以李氏幽默風格開玩笑的回說「我答不出來怎麼辦」。但很幸運的，總在討論過程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自己「從做中學」，由點的知識更瞭解時代背景，一些無法連結的地方也慢慢解開，例如日治時期台灣的公共衛生已達一定程度，為何戰後反而傳染疾病蔓延，其實與國民政府接收公衛設施並盜賣、港口檢疫鬆散等有關（詳見本書「郭章垣」部分）。又如「王添灯筆禍事件」官司時，報紙以「前社長」稱呼王添灯，從一份呈給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人民導報社發行人改聘」的箋，才發現原來王添灯的社長任職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止，之後由宋斐如回鍋再任社長一職，這個較少被注意的資料，也解釋了為何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宋斐如仍以社長身分發表《人民導報》周年感言的文章。而從宋斐如撰寫的文章觀察，他屬公務員中的異類，一再強調人民要展現力量自治、自立，在二二八爆發前夕，所寫的文章更把政府官吏比喻成「害蟲」，簡直是當時的「衝組」（台語）。經由資料的拼湊，發覺每位菁英各有其無可取代的特色與不凡之處。

過程中除了獲益良多，也因菁英消逝後，家屬堅毅面對困境的感人過程而動容。唯有台灣民主建國，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由論文改寫的《台灣神信仰——大愛的修行》書籍出版後，杜正勝教授曾提醒「出書不代表很了不起，要多讀冊」、「寫出人物的故事以增加文章可讀性」，雖然身為院士，杜老師仍時常謙虛表示自己「懂的只是淺淺的」、「書讀得不夠，要多讀冊」，這些身教都看在眼裡，這些叮嚀會記在心裡，也試著運用在此書。

本書得以完成出版，感謝筱峰老師給予實習機會，將學校的理論運用在實務操作上。玉山社細心的幫忙。感念為台灣犧牲的二二八先賢、因撰書所打擾的二二八家屬。人權記者陳銘城無私的分享。簡余晏議員服務處等多人的幫助，不一一列出，感激在心。

最後，要將此書獻給突然去天上當神的炎憲老師，感謝他領我加入歷史行列。

陳孟絹

二○一四年十二月

新版序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完成了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台灣光復初期的民意代表》，畢業後旋將此論文交由當時的自立晚報出版部正式出版為《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一書。書一出版，報社打出這樣的廣告詞：「這是台灣第一本專章討論二二八事件的學術著作。」意外的，這本原為碩士論文的書，竟然銷售了數版。但也不意外的，果然引起當時還在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的注目，警總準備將該書查禁！但後來沒有查禁成功，據說是因為警總內部開會時，有人提出這本書是國立大學通過的碩士論文，且有教育部頒發的學位證書，如果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