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過去了,古國只開了一點點門縫,他們便以百倍的熱情和幹勁兒,讓十五億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一個天大的問題,而依靠的還是科學。至於民主和自由,沒有私有制,一切都談不上,因為「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從餐桌到大食堂,從家庭到國家,循著革命的軌跡走進故事裡!
●第一手文革回憶錄,完整重現當代歷史面貌。
●旁徵博引古今中外事典,正反論述文革之影響。
●雖為回憶錄著作,卻以具故事性的筆調敘事,引人入勝。
在堆滿黃土層的山腳,有個古老的小山村,家家戶戶隨著時代的腳步走進了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混亂失序的年代,整個社會的浪潮拍打著村子裡的人們,在食堂裡、在集會場裡、在耕作的田裡,辛勤的、困苦的、瘋狂的,每一家有每一家的故事;爸爸與兒子、媳婦與婆家、兄弟與整個家族,在這個古老的大國裡,作者以「微觀」的角度帶出了幼年時的整個世界,也讓人得以一窺文化大革命下的社會面貌,家家戶戶裡真實的生活場景。
作者簡介:
蘇福忠,天津南開大學英語系畢業,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從事外國文學編務三十五年,編輯多種翻譯作品,現為退休人士,專職寫作。作品《母親周年祭》和《我的同窗學友》曾獲北京市廣播電臺優秀散文展播獎;《誠實工作》獲《中國青年報》雜文一等獎;《兒子》(約翰•厄普代克)獲《譯林》雜誌翻譯二等獎。
章節試閱
第一部 唉,都是公家的事兒,犯不著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回家裡喝,大傢伙兒聽了歡天喜地,趕快把鍋買回來,爭先恐後地去食堂往家打飯,誰都沒有想起來當初砸鍋煉鐵的慘狀,如今又讓老百姓買鍋,是玩弄老百姓,愚弄老百姓,應該罵他娘個八輩祖宗才解恨!沒有人罵,大家只想把稀飯打到家裡喝,怎麼都比端了一碗稀湯湯水圍在食堂周圍「吸溜吸溜」地喝,要像過日子。
如同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孩子,我晚上喝了稀湯湯,夜裡被尿憋醒了就起夜,沒有憋醒就尿床。一天夜裡,我被尿憋醒了,從炕上跳下地迷迷糊糊地找尿鍋撒尿。憋足的尿泡一點點鬆動起來,睡意隨著尿撒掉了一半。我睡眼朦朧的眼睛的餘光,發現暗淡的煤油燈下父親和母親一動不動地守著一籮頭玉茭穗,雕像一般。我揉了揉眼睛,赤裸裸地站著,打量著那一籮頭玉茭穗,籮頭的旁邊分明是父親和母親,但是他們誰都沒有說話。山村深秋的夜裡,涼嗖嗖的夜氣襲來,我不由得渾身哆嗦一下,父親和母親還是沒有吭聲。我以為是做夢,回到了炕上,躺下。然而,過了一會兒,傳來了母親的聲音:
「他看清楚了嗎?」
「不知道。」
「他看出來我們在幹什麼嗎?」
「不知道。」
「他要是問起來怎麼對答他呢?」
「不知道。」
父親和母親沙拉沙拉地把玉米穗收拾妥當,母親又問:
「這些玉米殼兒怎麼辦?」
父親作答:
「我擓到牛屋去餵牲口。」
牛屋就是村裡的飼養院。自打土地歸公,父親就一直給隊裡餵牲口。我原本跟父親一起去牛屋睡覺,只因在鬧肚子,留在家裡喝和肚水。
過了一會兒,傳來了父親開街門的動靜。然後,一切安靜下來,我聽見母親窸窸窣窣地上了炕,睡下了。等到母親發出輕微的鼾聲,我卻一點睡意也沒有了。屋子裡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我把所見所聞想了又想,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偷來的玉米穗,滿滿一籮頭!可是,可是,真是父親從公家的地裡偷來的?我視若天大地大的父親會偷東西嗎?那麼……我不敢再往下想,卻又忍不住往下想,很多假設一個接一個閃現,又一個接一個熄滅。我翻了一個身又翻一個身,身上這裡癢一下那裡癢一下,好像滿炕的跳蚤、臭蟲和蝨子都在咬我,一直折騰得外面滴答滴答地響起下雨的聲音,我才迷迷糊糊地又睡過去了。
村裡有兩個飯場,東頭一個,西頭一個。自打成立了人民公社,村裡辦起食堂,村裡的飯場圍在食堂周圍,便只有一個了。兩個月前食堂不再對個人而對家戶開放,東西兩個飯場才又興起來了。飯場上的飯開始是一摸一樣的,都是從食堂的大鍋邊打進各家的鍋裡,各家端回家中,每個人再從家中的鍋裡舀上,端到飯場來喝,吸溜吸溜,此起彼伏。不過沒過多久,變魔術似的,飯場上的飯食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人碗裡多了野菜,有的人碗裡多了豆葉,還有人索性不怎麼上飯場了。辦食堂前,父親會端上飯碗到西頭飯場去;食堂散掉,他碗裡的稀飯不經喝,走不到西頭就喝完了,所以多在東頭的飯場上。西頭的飯場大,人們坐在老槐樹下的石頭上,黑壓壓一片,上面有什麼精神、鄰村有什麼動靜、食堂什麼時候散夥,都是話題。如同東頭的大槐樹比較小,東頭的飯場也比較小,只有五六家人在場。話題的範圍也小一些:這樣清湯寡水肚饑腹餓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誰家的老人餓倒在床多少日子了,誰家大人的腿也腫起來了;誰家的小孩餓得在地上抓土吃……
父親是個喜歡蹲飯場的人,喝完第一碗總是懶得去盛第二碗,只要我在飯場,他就會衝我伸伸碗,叫我去給他盛。這點事兒由兒子來做,是顯耀自己的孩子長大了,能給大人盛碗飯了。有人要是趁機奉承幾句,父親聽了心下喜歡,會說:
「多會兒能給我掙碗飯吃,那才叫本事!」
我把飯碗端回來遞給父親時,卻別有用心,大聲問道:
「東傘村那個賊漢還活著嗎?」
父親接過碗,吸溜了一口,愣愣地看了我一眼,說:
「早死了!」
我回到我坐的地方,端起我的飯碗,又問:
「他真的是讓他哥哥把眼弄瞎的嗎?」
「那還有錯?我都給你講了八遍了,你還問!」母親插進話來,像是要阻止我再問這個問題。
「方圓幾十里裡都知道這事兒,」當中院大爺接話說。「那是個慣偷,一天不偷東西都睡不著。他家人把他捆起來打了他多少次都不改,後來商議好,把他的眼用石灰煞瞎了。他出村偷東西不行了,就夜裡摸進村子裡不論誰家的院子,偷一樣不論什麼東西,第二天再送回去。我見過他,生得跟白面書生一般,有模有樣,老遠聽見你走過來,嘿嘿衝你笑,兩隻眼睛一翻一翻的,眼珠上的灰皮一骨碌一骨碌的。」
我更小的時候一直以為當中院大爺和父親是兄弟倆,因為每年大年初一父親都要催促我去給當中院大爺大奶拜年,跪下磕頭後他們會給我壓歲錢。當中院大奶幾乎每天晚上都要來串門,家長里短的,好像在商量第二天兩家都吃什麼,能不能互補點什麼。第二天,大奶往往會端來些好吃的。他們家就一個兒子,我叫哥,對我極好;我家姊妹六七個,卻只有我一個男孩,因此大奶端來的好吃的,多少我都能吃上點兒。村裡成立了食堂,這樣的串門少了;即便來了,也只是唉長氣短的,抱怨日子沒法過,窮日子久了,什麼壞事都可能發生。兩家人都擔心兩個男孩會餓出什麼毛病,尤其當中院大爺家,因為我的哥哥比我大八九歲,快成小夥子了,餓得天天喊著要回河南去,因為那裡有吃有喝。漸漸地,我才聽明白,我的這位哥哥是要來的,背景還頗複雜;由此我也明白了,我們不是一家人,只是有些特殊的原因,兩家走得很近,非同一般。當中院大爺對我這樣一個小孩子的話當真,不厭其煩地回答了一大通話,是關心我的成長,教育我學好。
「他偷東西是天生的毛病,不是學壞的!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父親說話的口氣不容置疑,隨後狠狠地吸溜了一口稀飯,眉頭皺得緊緊的,找補說:「多會兒能不再喝這鳥稀溜溜,稠稠的吃上一碗飯呢?」
「聽說秋後就散夥了。」有人搭話說。
「什麼散夥?」有人問。
「食堂。」
「誰說?」
「上面傳達下精神了。」哥哥說。
「左一個精神又一個精神,沒有一個精神是為老百姓的!」又有人說。
「食堂散夥,各家各戶過日子,也得有糧食吃啊!一個人一天四兩糧食,一隻老鼠也吃不飽!」父親說。
「集體食堂不逞這個能了,就把苦日子推給老百姓了!以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哥哥說。
「老百姓可不是八仙,等著受苦吧!」父親說。
飯場上你一句我一句,越扯越遠,甚至當初成立食堂時人們跟著上面的精神瞎嚷嚷,說什麼以後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大家都是一家,到頭來卻是睡醒了被窩裡撿了一條被子,自己蒙自己。人們什麼都說,可就是沒有我想聽的話。我只是想發現蛛絲馬跡,說明父親夜裡是去集體地裡偷東西了;不知道是我那時還不善於觀察,還是父親母親臉色就沒有變化,我竟然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第一部 唉,都是公家的事兒,犯不著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
作者序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寫出來,如實寫出來,一定有不可代替的價值。」人輕言微,自然沒有人回應;說得多了,人家還會表示出客氣的不耐煩:你幹嗎不寫?大約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醞釀自己動筆寫點歷史了。有些文章運氣好,在一些雜誌發表了;大部分文章運氣不好,發表不了,好在電腦這個寶貝做了庇護所,都存了起來。
我寫完一個人物,腦子便如同卸去一部分重負。自己閱讀寫出來的人物,每一遍都讓我唏噓不已。請別人看,他們很虔誠地告訴我:「唉,是啊,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還在等待進一步評說,而他們的樣子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讀後感。我詫異,大惑不解:莫非我寫的東西真的不能令人有所感觸?細想之下,我掂量出了「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的分量。因為「太多了」,世人習以為常,把很不正常的東西視為常態了,也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老栓頭拿饅頭蘸人血而求治病了。麻木當然是很可悲的。怎麼再讓那些非常態的事實讓讀者感覺它們的非常態、感覺它們的可怕、感覺它們的沉重呢?既然寫實,誇張和渲染都不可取,怎麼修改都效果有限。這是我寫作的卡殼兒之處。多次嘗試,我找到了一種方法:把隨感性的雜文與那些紀實文字放在一起,讀來自覺效果比較好,形式也獨特,於是,便按「解讀」形式糅合在一起了。
前三十餘年來,中國的事情一直都是兩張皮:上面為所欲為地施行一套,下面艱難困苦地自行一套;上面的一套純粹人為,下面的一套純粹自救;上面的一套越喧囂,下面的一套越啞音;上面的一套越強勢,下面的一套越慘澹。我儘量把這兩種形態往一起拉,儘量讓讀者看到兩者背道而馳的原因、結果、恐怖和危險的所在。
我筆下的「父老鄉親」一直認為上面的一套是「吃飽撐的」大道理,我因此曾經一度認為他們的觀點很落後,很愚昧,很可憐,到了我年過半百,才意識到他們的認識遠遠高出我的認識。畢竟,我是所謂新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一直被洗腦,被填鴨,要擺脫被肆意擺佈的囧境,是很難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而他們的生存環境一直在惡化,他們一直在惡化的環境裡苦苦掙扎,他們就看得更清楚、更準確。然而,卻又因為他們不屈不撓的苦苦掙扎,上面的大人物才能吃飽撐住,沒完沒了地折騰他們,形成了幾十年的惡性循環。這實在是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悲劇。而我,只是試圖把這樣的悲劇寫出一點來,讓人類歷史上多那麼小小的一筆,記住過去,引以為戒。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祭,官方和網上的媒體倒也熱鬧,可惜只是熱鬧而已,少有慧眼識得出,先輩們前赴後繼追求的科學、民主和自由,在我們這個古國裡,至今還是抽象的名詞,哪家都有自己的解釋,哪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在我看來,在中國,科學就是工業革命的成果,民主就是商業活動,自由就是買賣商品。所有的東西都是舶來品,關鍵只是一方要把過剩產品輸送給另一方,賺取利益,富國強民;一方是利用開關與閉關與另一方對峙,自家先爭論不休,打打鬧鬧,上綱上線,開關是賣國也是愛國,閉關是愛國也是賣國,問題的核心只是誰坐了江山,誰說話算數。苦的還只是老百姓,一百年過去了,古國掩開了一點點門縫,他們便以百倍的熱情和幹勁兒,讓十五億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一個天大的問題,而依靠的還是科學。至於民主和自由,沒有私有制,一切都談不上,因為「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在「解讀」部分重點闡述的。
魯迅先生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對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哪裡只是「未必」的程度?而是徹澈底底地破壞後,一點新的東西都沒有建立起來。比如我們那個偏僻的小小山村,牌樓沒了,石閣沒了,三官廟沒了,一棵老槐樹沒了,另一棵老槐樹也沒了,那樣的地理文化養育出來的父老鄉親也都沒了;連多少沾染過那樣的地理文化的兒時的「發小」們(案:「發小」即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都成了老人,也在一個接一個地沒了。人文環境不止沒有新建設,連這樣新建設的概念是什麼,怕是還沒有產生;不,永遠都不會產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的一個同鄉送了一本《陵川縣地名錄》,棗紅色封面,十六開,精裝,然印製粗糙,照我藏書的標準,應在淘汰之列,而我悉心留下來,並鄭重地放在了常備書架上,是因為我在書裡找到了我們小小山村的定義:
「晏理」該村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古稱雁窩裡。後以其「雁」與「晏」、「裡」與「理」音近,演變為晏理。有居民一百六十八人,耕地三百六十七畝。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用鉛字界定我出生的小山村,這些字看起來別有一種親切感和神祕感。從我們村子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古老的村子。只是說它名字叫「晏理」,是因為「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由雁窩演化而來,我則表示懷疑。從村子的地理演變來看,我們祖先選址的理由,應該是當初的山腳下黃土層豐厚,可以刨土為窯,暫時有個立錐之地;而後開荒種地;而後掘土和泥脫坯,修築房子;而後掘土和泥脫磚、燒磚,修造更好的房子;而後隨著村民繁衍,村子人口增多,村盤變大,漸成形狀,成為一個自然村落。即使今天仔細勘察這個小山村,依然能看出這樣一種發展模式。這是人的本能釋放出來的能量。
當然,與我生活的時代相比,進入二十一世紀,村子還是發生了變化:電通了,自來水通了,水泥路通了;近十年來,村子周圍的山頭長出了鬱鬱蔥蔥的可喜的松樹,樹幹都有椽子那麼粗了。我問「發小」們:
「如今沒有人偷這些樹去修房子了?」
「不是沒人偷,是偷了沒有用了。」
「怎麼講?」
「如今修房都用水泥了,誰還用木頭?」
如此說來,一切變化都還是因了工業革命的成果,而我們因為要不要這些能儘快改善人民生存環境的科學技術,爭論了一百年還是沒有爭論清楚。想要是一套說法,不想要又是一套說法,結症到底在哪裡,如今再沒有像我的父輩們那樣認真的發問了。人們只是在跟,跟,跟,跟到哪裡是個頭,村民顧不上管那麼多了。老的在等待更老,年輕的一代都一往直前地往鎮裡、縣裡以及更遠的城市湧去,村裡的房子人去屋空,延綿祖祖輩輩的人氣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借寫引子之際,寫下這些文字,是為村祭。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
目錄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寫出來,如實寫出來,一定有不可代替的價值。」人輕言微,自然沒有人回應;說得多了,人家還會表示出客氣的不耐煩:你幹嗎不寫?大約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醞釀自己動筆寫點歷史了。有些文章運氣好,在一些雜誌發表了;大部分文章運氣不好,發表不了,好在電腦這個寶貝做了庇護所,都存了起來。
我寫完一個人物,腦子便如同卸去一部分重負。自己閱讀寫出來的人物,每一遍都讓我唏噓不已。請別人看,他們很虔誠地告訴我:「唉,是啊,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還在等待進一步評說,而他們的樣子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讀後感。我詫異,大惑不解:莫非我寫的東西真的不能令人有所感觸?細想之下,我掂量出了「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的分量。因為「太多了」,世人習以為常,把很不正常的東西視為常態了,也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老栓頭拿饅頭蘸人血而求治病了。麻木當然是很可悲的。怎麼再讓那些非常態的事實讓讀者感覺它們的非常態、感覺它們的可怕、感覺它們的沉重呢?既然寫實,誇張和渲染都不可取,怎麼修改都效果有限。這是我寫作的卡殼兒之處。多次嘗試,我找到了一種方法:把隨感性的雜文與那些紀實文字放在一起,讀來自覺效果比較好,形式也獨特,於是,便按「解讀」形式糅合在一起了。
前三十餘年來,中國的事情一直都是兩張皮:上面為所欲為地施行一套,下面艱難困苦地自行一套;上面的一套純粹人為,下面的一套純粹自救;上面的一套越喧囂,下面的一套越啞音;上面的一套越強勢,下面的一套越慘澹。我儘量把這兩種形態往一起拉,儘量讓讀者看到兩者背道而馳的原因、結果、恐怖和危險的所在。
我筆下的「父老鄉親」一直認為上面的一套是「吃飽撐的」大道理,我因此曾經一度認為他們的觀點很落後,很愚昧,很可憐,到了我年過半百,才意識到他們的認識遠遠高出我的認識。畢竟,我是所謂新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一直被洗腦,被填鴨,要擺脫被肆意擺佈的囧境,是很難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而他們的生存環境一直在惡化,他們一直在惡化的環境裡苦苦掙扎,他們就看得更清楚、更準確。然而,卻又因為他們不屈不撓的苦苦掙扎,上面的大人物才能吃飽撐住,沒完沒了地折騰他們,形成了幾十年的惡性循環。這實在是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悲劇。而我,只是試圖把這樣的悲劇寫出一點來,讓人類歷史上多那麼小小的一筆,記住過去,引以為戒。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祭,官方和網上的媒體倒也熱鬧,可惜只是熱鬧而已,少有慧眼識得出,先輩們前赴後繼追求的科學、民主和自由,在我們這個古國裡,至今還是抽象的名詞,哪家都有自己的解釋,哪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在我看來,在中國,科學就是工業革命的成果,民主就是商業活動,自由就是買賣商品。所有的東西都是舶來品,關鍵只是一方要把過剩產品輸送給另一方,賺取利益,富國強民;一方是利用開關與閉關與另一方對峙,自家先爭論不休,打打鬧鬧,上綱上線,開關是賣國也是愛國,閉關是愛國也是賣國,問題的核心只是誰坐了江山,誰說話算數。苦的還只是老百姓,一百年過去了,古國掩開了一點點門縫,他們便以百倍的熱情和幹勁兒,讓十五億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一個天大的問題,而依靠的還是科學。至於民主和自由,沒有私有制,一切都談不上,因為「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在「解讀」部分重點闡述的。
魯迅先生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對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哪裡只是「未必」的程度?而是徹澈底底地破壞後,一點新的東西都沒有建立起來。比如我們那個偏僻的小小山村,牌樓沒了,石閣沒了,三官廟沒了,一棵老槐樹沒了,另一棵老槐樹也沒了,那樣的地理文化養育出來的父老鄉親也都沒了;連多少沾染過那樣的地理文化的兒時的「發小」們(案:「發小」即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都成了老人,也在一個接一個地沒了。人文環境不止沒有新建設,連這樣新建設的概念是什麼,怕是還沒有產生;不,永遠都不會產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的一個同鄉送了一本《陵川縣地名錄》,棗紅色封面,十六開,精裝,然印製粗糙,照我藏書的標準,應在淘汰之列,而我悉心留下來,並鄭重地放在了常備書架上,是因為我在書裡找到了我們小小山村的定義:
「晏理」該村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古稱雁窩裡。後以其「雁」與「晏」、「裡」與「理」音近,演變為晏理。有居民一百六十八人,耕地三百六十七畝。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用鉛字界定我出生的小山村,這些字看起來別有一種親切感和神祕感。從我們村子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古老的村子。只是說它名字叫「晏理」,是因為「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由雁窩演化而來,我則表示懷疑。從村子的地理演變來看,我們祖先選址的理由,應該是當初的山腳下黃土層豐厚,可以刨土為窯,暫時有個立錐之地;而後開荒種地;而後掘土和泥脫坯,修築房子;而後掘土和泥脫磚、燒磚,修造更好的房子;而後隨著村民繁衍,村子人口增多,村盤變大,漸成形狀,成為一個自然村落。即使今天仔細勘察這個小山村,依然能看出這樣一種發展模式。這是人的本能釋放出來的能量。
當然,與我生活的時代相比,進入二十一世紀,村子還是發生了變化:電通了,自來水通了,水泥路通了;近十年來,村子周圍的山頭長出了鬱鬱蔥蔥的可喜的松樹,樹幹都有椽子那麼粗了。我問「發小」們:
「如今沒有人偷這些樹去修房子了?」
「不是沒人偷,是偷了沒有用了。」
「怎麼講?」
「如今修房都用水泥了,誰還用木頭?」
如此說來,一切變化都還是因了工業革命的成果,而我們因為要不要這些能儘快改善人民生存環境的科學技術,爭論了一百年還是沒有爭論清楚。想要是一套說法,不想要又是一套說法,結症到底在哪裡,如今再沒有像我的父輩們那樣認真的發問了。人們只是在跟,跟,跟,跟到哪裡是個頭,村民顧不上管那麼多了。老的在等待更老,年輕的一代都一往直前地往鎮裡、縣裡以及更遠的城市湧去,村裡的房子人去屋空,延綿祖祖輩輩的人氣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借寫引子之際,寫下這些文字,是為村祭。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
商品資料
出版社:獨立作家出版日期:2015-09-02ISBN/ISSN:9789865729813 語言:繁體中文For input string: ""
裝訂方式:平裝頁數:340頁開數:14.8*2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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