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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既是由社會性的意義、也是由個體性的意義而建構出來的。這一概念包括各種形式的公共知識、社會行為以及個人的人格形塑。若將「文化」視為「結構」，則其結構在於個人與社會互動而形成的各種運作機能，組織出社會性的行為與知識，同時也形構出個人對這類社會性行為與知識的習得過程。若將「文化」視為「意義」，則一方面是個人對社會行為與知識進行解釋的結果，另一方面，所謂「意義」其實始終是文化群體中各個個體間持續交涉的對象。總而言之，文化由互動而生，文化是多元而非單一，即使不和諧的聲音也含納其中。

然而，文化同時具有一種傾向，把多元性簡化，將複雜性消減化約，以某種固定的模式消融掉文化中不和諧的聲音。再者，文化概念的形成，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cultura（「文化」一詞的拉丁文）原本的含意是指個人修養與發展的過程，中文引入西方這一詞語時，借用日文翻譯而譯為「文化」，兼而引入「文化」二字在文言文「以文化民」等等含意。從文化概念的發展來看，動態性是文化概念中很重要的成分。鑑於文化概念的複雜與多元，文化教學也應重視、強調文化概念中的複雜性與多元性。按照這樣的目標來考量，如何可能為文化教學擬定一套指標，而卻不損及文化原有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呢？在這樣的考慮中，cultura lcompetence這概念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指個人在與不同文化交流時，與對方的文化進行協調或結合的能力；另一方面，competence原意也有「權限」的意思，能力是屬於個人權限之內的，並於個人內在整合為人格的一部分。強調 cultural competence的文化教學，重視個人與文化群體之間的張力，並考慮到文化內在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黃雅英博士的這本論著，基於 competence 的觀點，將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對於培養個人的 cultural competence（跨文化能力），也提供了更宏觀而全面的考察，不再侷限於固定單一的文化知識的授予，而是企圖培養學生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在這點上超越現有一般對文化教學的導論與課程。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且蘊含著複雜性與多元性。中華文化與歐洲文化交流歷史悠久。在現今世界，華語文教學在歐洲大量發展的情況下，雙方文化的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雖然如此，中華文化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卻常受到忽略，而這本論著正好補足此缺憾，在這方面提供幫助。

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　教授

Prof. Dr. Dennis Schilling

謝林德

2015年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