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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王維

美國西海岸灣區的柏克萊是個自由開放的大學城，一九六○、七○年代美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加州大學走在激進的最前鋒。一九七一年中國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發生前夕，在地學運的抗爭目標已由反戰、言論自由等轉進黑人民權運動、原住民解放運動、女性主義、維護人民公園等。

每天校園內外人潮洶湧，煙硝瀰漫，學生在廣場上燒徵集令，黑豹黨穿黑皮夾克結隊巡邏，警察和學生隨時以催淚彈和石頭對陣，每時每處都熱鬧非凡，開放進取的精神洋溢，濡染著從極權台灣和殖民香港來的中國留學生們。初期保釣運動在反傳統、反體制，反剝削壓迫、嚮往公平自由社會的理想主義的傾向上，深深由美國學運啟發著。

運動由香港學生發起，台灣學生響應，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加大「保衛釣魚台列島行動委員會」和「中國同學會」聯合在校園舉行第一次討論會，決定一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點半，在三藩市中國城聖瑪利廣場舉行示威，運動正式啟動。當時為示威而擬定的標語和口號包括了：「團結就是力量」、「發揚五四愛國精神」、「中國人民勢必拿回釣魚台」、「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美日勾結謀奪中國土地」、「美國無權過問釣魚台」、「反對美國侵犯中國領土、染指中國油礦」、「二十一條賣國喪權不許重演」、「反對出賣釣魚台，誓死反對」、「公開一切中日談判內容」等。其中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主要。

除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資反殖外，口號把矛頭指向了國民黨，這是當時同時發動在他地的釣運尚未提出的議題，它使柏城釣運在全美釣運聯盟中脫穎而出，也使《中央日報》社論立刻單挑柏城成員，戴上紅帽子，列入×匪名單，並且在接下來的四九示威時，以暴力攻擊保釣成員。

「行動委員會」中香港同學多負責實務，例如聯絡人馬、安排會議、佈置示威等，台灣同學多負責文職，包括了敘述理論、出版刊物、演出話劇等，雙邊一起策劃親密合作，屬於後者的文字工作則多由松棻執筆或撰擬。

緊接示威，行委會號召遠近才藝人手，作為紀念「五四」五十二週年活動的一部份，排練四幕二場十八位演員的曹禺的《日出》，五月八日在加大「小劇場」公演，晚八時六百席位坐滿，準時開幕。隨後《戰報》第二期特大號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出刊，手抄鋼版印刷七十六頁，厚厚對摺成一疊，夾在挖空的電話黃冊裡，寄到了台北。

位於校園西北角1793 Oxford St─牛津街的我們的公寓位置便利，成為釣運的聯絡站。這是三層老樓房的第一層，空間很大也舊得可以，傢俱泰半都是街上撿回的，每次請陳世驤老師來坐，不知該讓他坐在哪把還像樣的椅子裡。樓裡其他二層舍友都是赤腳長髮抽大麻的六○年代美國好青年，三樓的兩位男生在閣樓培植了大麻溫室，枝葉長高了伸出天窗，從底下街頭仰望就能見。樓房的大門從不關，一樓我們公寓門本就鎖不上也從不鎖，朋友們都知道怎麼按住門把中間一個環節，往右轉就能開，這訣竅保釣期間越發發揮了作用。

除了晚上睡覺時間，從早到晚不論陰晴，我們的公寓開始隨時有人進出來去，房裡滿滿是人，電話鈴響個不停，永遠講在線上，爐上總是坐著茶水飯食。每天都是朝氣的，活潑的，一心只想打抱不平、改變現狀、捍衛世界，充滿了對自己和世界的期許。我們熱情地策劃，熱烈地行動，一起編刊物、發傳單、排話劇、辦電台，一起買菜吃飯、開會開車、躺在長椅上地板上睡覺、聊天、談理想、定方案、趕期限、討論、辯論、吵架，吵完之後的午夜三點鐘一起過海去舊金山吃宵夜。週末常有唐文標從核桃溪開車過來，一路迢迢。唐某有遠見，立下報效台灣的志向，顧慮回台問題，寧做一個旁觀者，卻隨時支援又比誰都激情。大夥之間直率相對，不猜不忌，坦誠合作，樂觀進取，共同的理想形成共同的生活群體，建立了誠摯的友情，共度了一段如花季一般燦爛而短暫的青春時光。

運動喚起歷史意識和認同論題，小型讀書會形成，大家開始一起念中國現代史。如果說釣運與二十餘年來對港、台來的我們不過是個模糊存在的中國大陸開始了關心，並且以後很快向左傾，朝統一運動邁進，要從這重讀中國現代史開始。

柏城有兩處圖書館，一是東方語文系辦公樓Duran Hall二樓的中韓日文圖書館，一是市區霞塔克街上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前者屬正脈，後者專藏二十世紀中國左派政經史，兩處書籍齊全豐富。我們本就不相信國民黨的說法，現在發現了范文瀾、費孝通、侯外廬等史學大家，他們筆下別有故事，文筆又老練深厚，讓人讀不釋手，和我們在台灣和香港念到的史述是多麼的不一樣；歷史以嶄新而迷人的面目出現，給予了極大的衝擊。

讀中國近百年半殖民史，從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不受感於列強的狠毒，政權的腐敗懦弱，人民的辛苦，愛國人士的奮鬥與壯烈犧牲，而同情左派或者思想開始左轉，大約是不可能的。魯迅成為燈塔，瞿秋白、聞一多等整套借回來複印，沈從文小說集被傳閱。大家看完《東方紅》舞劇時，那種共享的興奮現在想起來仍舊是栩栩如昨日。是的，華夏疆土是黑暗沉淪的大地，對那時的我們，是畢竟在延安不是在南京，在北京不是在台北，出現了曙光。

一九七二年，松棻述職聯合國，我們搬到紐約。從學院小城來到大都會，而自己也不再是學生了，如同告別無邪少年時光，生活的新階段開始。

紐約釣運本就人多，現在又加入了從美、歐各地匯集來的基本上是保釣成員的聯合國新職員，規模可以想見。運動的客觀條件這時也出現關鍵性變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聯合國會員投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替代中華民國，中國聯大代表團進駐曼哈頓六十二街。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發佈上海「聯合公報」，中共聲勢如日中天。釣運改觀，迅速進入與中國緊密掛鉤的統運高峰。代表團向忠貞人士提供包括了職位升等、企業商機，和代辦旅遊、進出口貿易等等優惠權益。

本著青年知識份子的良知良能與權制抗爭，釣運發動得清新有力，充滿了進步精神，現在在理論上、行動上，尤其是在實際生活中，開始和權力中心走得非常近。從抗議一個政權變成依附、擁護，甚至取悅一個政權，運動掉轉方向，語言和作風都改變了。國家／中國不可批評，政體有維護的必要，言行要和官方齊步，「正確路線」必須堅持，不容許不同意見另立「山頭」。更糟的是，人與人猜忌起來，精力花去了「摸底」，處理「內部矛盾」，「奪權」，和比左的理論論戰上。紐約一個小型婦女會，聚會時間都用來「揪毒草」，極左有理，把持言論權，態度之專橫，話語之凌厲，做法之絕斷，借「正義」之聲行霸凌之實是驚人的。

統運和文革可怕的接近起來，接近到使人後來不得不慶幸，好在這是美國，好在這是紐約曼哈頓，否則暴力已經發生。

於我，柏城和紐約分據釣運經驗的兩個階段，前者使我在核心的參與中看見了人的可愛，人性的可塑，和理想主義的動人力量；後者使我初步接觸了政治現實，在某種程度上體驗了人際關係的可畏，領悟了人的局限。保釣經驗給予我的與其說是歷史政治社會意義或知識，不如說是一種對生活與人的認識。

學生運動和政治運動是兩個層次，兩種疆域的活動。前者沒有先置條件，見不平則鳴，自發自動自然，是它純潔清新的美質，也是它的局範。它是即興的，暫時的，過渡的，在抗議吶喊之後，學生們仍是要回去教室，學運能做的就是這樣了。如果由抗議進而要求改變現狀，就必須進入體制與其奮鬥，才會有成效，但是這就不再是學運，而是要求專職或專志的政治活動了（例如八○年代台灣反對黨的成立就顯示了這一種轉進的過程）。

要求政運像學運一樣乾淨是幼稚的。八○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極左失勢，史述又一次翻案改寫，四九年後歷史揭去另一層假面。理想主義的我們本以為社會主義是要消除不平等階級，去除剝削壓迫制度，建立公平合理共享社會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政權不容情地告示我們，它卻是經由狠毒的權鬥和不斷裁制異己，為人間帶來大飢荒和大動亂，告訴了我們，政治運動最大的動力不是理想夢想，不是國家民族人民，是權慾，而權力鬥爭的最大動力也不是路線政策對錯同異等，是嫉恨，是不容別人比自己強，是奪求更大的利益。一旦登上權慾的列車，難得有人會願意下車的。

松棻曾提起政治運動是否可以滌洗人性的問題，現在運動的現實和被不能再虛妄的語言所打點喬裝出來的五、六、七○年代新中國社會主義歷史都直接回答了這問題。

人是不會因政治運動而改變的，原來是什麼樣的人，後來還是什麼樣的人，又何況本來就是把運動倫理放在一邊，場內外言行各有模樣的呢。人性才是永遠的，左右人行為的究竟不是理想理論等空話，而是現實、利益、本性、本能、衝動。權慾和忌心和私心，與其說是在政治中才見，不如說是存在於比比你我之間。不是統治者才會獨裁，我們都有法西斯的潛力；不是政治家才會打謊，關頭上凡人都不願說真話；不嫉妒別人比自己強不太可能，而權利一旦拿到手裡嚐到口中，人人都不會想放下它。能夠阻擋腐敗沉淪的，不是政治運動，是嚴格的法律、強有力的制衡制度，可遇不可求的個人崇高操守。政治有政策、功能、實利要緊緊掌握，是強者的疆場，不用甚至不能講良知，軟心腸的政治家注定要失敗。而想獲得成效則必須攻佔權域，否則連上場說話做事的機會都沒有。這是無奈的歷史鐵律和生活本質。釣運從政治性變成為人與處境的哲學問題，發出了沉重的警訊。

政治謀求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並不骯髒，政治家為眾人造福，絕非個個可厭。人間行業各有先決性質和條件，比如音樂要耳靈手巧，金融要會數錢，政治則須擅長權謀，不避敗德。各業對等均值，遵守遊戲的規則，有成者都值得驕傲和受人尊敬。優良的政治更是億萬人的期盼和幸福。七○年代釣運後來促生了一批熱誠的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二○一二年日本強收釣島入領土，釣魚台問題出現遠比以前複雜激烈的新局面，今日保釣行動者以不同的方式仍在孜孜不息地奮鬥著。

在所有的志業中，只有藝術容忍不切實際，容納懦弱畏縮，只有藝術接受幻想、痴夢和顛狂─怎麼荒唐都沒關係。只有藝術在乎人的本質，和生活的意義，掛念生命的沉浮，關注康德說的「頭上的星斗和心中的道德」，致力於超性的可能。

只有在包涵了文學在內的藝術的國度，人可以洗滌，再生，讓自己變成好人，讓周圍成為新世界。

光陰倏忽，激昂青春年代轉眼已遙在半個世紀前。回首釣運，於我，是加州靛藍的天空，明亮的太陽，無邪的人情─這樣的日子和關係，不是運動的活動還是道理等，形成了我的保釣記憶。這記憶常又會引出別的記憶，例如陽光的校園草地，晨昏灑在草地上的晶瑩的水泉，陰涼乾淨安靜的總圖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線裝書的頁角蜿蜒著蟲蝕，學校餐廳兩塊錢的午餐夠兩人合吃飽，在校務大樓廣場的石階上曬太陽，鼓聲從廣場的底層傳過來，南邊電報街的漂亮嬉皮們，Cody書店和毛／Moe 書店，北邊演哥達楚浮維斯康新小林正樹小津安二郎的小電影院，霞塔克街上喬法尼的披薩口味最豐富，無名／no name 小吃店讓你在搖曳的藤花影下虛坐一下午；牆角的半邊蓮在黃昏的光線中顏色特別艷；然而三、四月一下起細雨，就很像台北了，牛津街上的小葉梅就會從打濕了的黑色樹榦上綻放出一年一度的水紅色的五瓣花，從向西的窗口，花樹的頂端，海灣遙遙在跟你眨眼閃爍。這一件件清晰又生動的情與景形成如鑲彩玻璃一般的記憶的圖域，與其說是和保釣有關，不如說它就是柏城求學生活的全部紀綠。

運動過去，年齡增長，工作、職業，自己到底要做什麼、能做什麼的問題接踵而來。一九七四年夏去中國，見到後期文革。現實中國和理想、理論中國相距甚遠，外象令人不安，回來後就此一併把心中疑問帶向某種總結，逐漸退出活動。

松棻重續哲學和文學論述，我重拾藝術史，在我們重新寫小說前。

──【編者跋】〈射雕回看〉 李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