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干己，無切膚之痛的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

名辭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的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的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敝，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

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藉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戰國時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以上內容節錄自《孟子旁通》南懷瑾/著．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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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干己，無切膚之痛的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

生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正當東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盪撞擊的時代，從個人到家庭，自各階層的社會到國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內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狀態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因此在進退失據的現實環境中，由觸覺而發生感想，由煩惱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尋思，周遍觀察，然後可知在時空對待中所產生的變異，只是現象的不同，而天地還是照舊的天地，人物還是照舊的人物，生存的原則並沒有變；所變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因為人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實，真際無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會千迴百疊，永遠在紛紜混亂中忙得團團而轉，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適從。

我是中國人，當然隨著這一時代東方的中國文化命運一樣，似乎是真的迷失了方向，也曾一度跟著人們向西方文化去摸索，幾乎忘了我是立足在本地方分上的一個生命，而自迷方向。《周易．序卦》說：「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我們自己的文化，因幾千年來的窮大而一時失去了本分的立足點，因此而需要乞求外來的文明以自濟困溺，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是勢所難免的事實。然而一旦自知久旅他方而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那便須知機知時而反求諸己，喚醒國魂，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強之道。正因為如此的心情，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學生們，都認為我是頑固的推崇東方文化的倔強分子，雖有許多歐美的友人們，屢加邀請旅外講學而始終懶得離開國門一步。其實，我自認為並無偏見，只是情有所鍾，安土重遷而已。同時，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們，應該各自反求諸己，重振西方哲學、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濟助物質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至於我個人的一生，早已算過八字命運──「生於憂患，死於憂患。」每常自己譬解，猶如古老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白頭宮女，閒話古今，徒添許多囉嗦而已。有兩首古人的詩，恰好用作自我的寫照。第一首是唐人劉方平的宮詞：

朝日殘鶯伴妾啼 開簾只見草萋萋

庭前時有東風入 楊柳千條盡向西

詩中所寫是一隻飄殘零落的小黃鶯，一天到晚陪伴著一個孤單的白頭宮女，淒淒涼涼地自在悲啼，毫無目的地愴然獨立，恰如我自況的情景。偶爾開簾外望，眼前盡是萋迷芳草，一片茫然，有時忽然吹過一陣東風，卻見那些隨風飄蕩的千條楊柳，也都是任運流轉，向西飄去。第二首是唐末洞山良价禪師的詩偈：

淨洗濃粧為阿誰 子規聲裡勸人歸

百花落盡啼無盡 更向亂峰深處啼

這首詩也正好猶如我的現狀，長年累月抱殘守闕，濫竽充數，侈談中國文化，其實，學無所成，語無倫次，只是心懷故國，儼如泣血的杜鵑一樣，「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如此而已。每念及此，總是沓然自失，洒然自笑不已。

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際遇，孟子曾經說過人有「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一個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觸社會各層面的經驗中，就會容易體會到孟老夫子的話，並非向壁虛構，確是歷練過來的至理名言。當在民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我因應邀講完一部《論語》之後（事見《論語別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記錄，復受社會各階層的偏愛，慫恿排版出書。但我自知所講的內容，既非正統的漢、唐、宋儒的學術思想，又非現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只是因應時代潮流的亂談，屬於旁門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論語別裁》，以免混淆視聽，惑亂後學。

誰知出書以後，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接連出了十二版，實在彌增惶恐，生怕誤人。因為徒手殺人，罪不過抵死而已，如果以學問誤人，便是戕人慧命，萬死不足以辭其咎。此所以在我們固有文化的傳統中，學者有畢生不願著書，或者窮一生學力，只肯極其謹嚴地寫幾篇足以傳世的文章而已。這就是以往中國文化人的精誠，當然不如我們現代一樣，著作等身，妄自稱尊的作風。

但繼此以後，友人唐樹祥先生，在他擔任《青年戰士報》社長的時期，極力邀請在其報社繼續再講《孟子》《大學》《中庸》等所謂「四書」之學。唐社長平時說話極為風趣，尤其對我更是暢所欲言，不拘形跡。當他擔任中正理工學院政戰部主任的時期，常來拉我去講課，而且勸說：在這個時期，大家都忙得沒有時間讀書，你寫書寫文章有什麼用？多來講課，教授青年學子，還比較有意義。總之，我在他的盛情不可卻的壓迫下，只好被他拖上講臺。但當他調任報社社長的時期，他便說：多講還不如多寫的好。希望我多寫點東西，好交他在報上披露。他的能言善道，我對他真是莫可奈何。

其實，我對講學則言不異眾，寫作則語不驚人，可以說一竅不通，毫無長處。但畢竟擋不住他的熱情，終於在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的秋天，開始在《青年戰士報》的樓上開講《孟子》。那個時候，也正是我思念在苦難中的父母，心情最難排遣的時期。講到孟子，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千秋母教儀範的孟母，因此開章明義，便引用了黃仲則的詩：

搴帷拜母河梁去 白髮愁看淚眼枯

慘慘柴門風雪夜 此時有子不如無

當然，這種情懷，不只我一人是如此，在當時現場的聽眾們，大多數也有所同感。同時，蔡策也對講四書的記錄工作，極有興趣和決心，他一再強調，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孟子》講稿的因緣，就在唐、蔡兩位的鼓勵下完成。

後來因為俗務累積太多，自己沒有真正安靜的時間看記錄稿，因此，積壓多年無法完帙。目前，老古文化圖書公司的出書業務，正由陳世志同學來擔任。他站在現代青年的立場，又一再催迫出書，我常笑他猶如宗澤的三呼渡河，左季高的大喊兒郎們出擊一樣，壯氣如山，無奈太過冒昧！然而他畢竟強人所難地做了，還要催我寫序。事實上，《孟子》的序言，實在不好寫，因此只是先行略抒本書問世的始末因由，暫且交卷。書名「旁通」，卻又暗合宋代的桂瑛，及元代的杜瑛兩位先生所撰的佚書命題。但我所以定名「旁通」的本意，仍如《論語別裁》一樣，只是自認為旁門左道之說，大有別於正統儒家或儒家道學們的嚴謹學術著作而已，並非旁通各家學說的涵義。

南懷瑾

歲次甲子（一九八四年）六月四日端陽節

生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正當東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盪撞擊的時代，從個人到家庭，自各階層的社會到國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內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狀態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因此在進退失據的現實環境中，由觸覺而發生感想，由煩惱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尋思，周遍觀察，然後可知在時空對待中所產生的變異，只是現象的不同，而天地還是照舊的天地，人物還是照舊的人物，生存的原則並沒有變；所變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因為人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實，真際無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會千迴百疊，永遠在紛紜混亂中忙...

前言
講在前面
春秋無義戰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處世的哲學問題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秦皇霸業的藍圖
蘇秦的還鄉
千古人情的嘴臉
蘇秦成功的秘訣
王霸互用的失敗
陰符經的啟示
圖取個人權利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蘇秦的書生本色
蘇秦的義利之辯
生死之謎
經史合參
梁惠王的先世
商鞅和梁惠王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與孟叟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義利之辨
何能不講利
玩弄仁義的權智
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玩物喪志
阿房宮與秦始皇
三輔黃圖
迷樓與隋煬帝
艮嶽與宋徽宗
頤和園與清末
鳳閣龍樓與李後主
清明上河圖的背面
不違農時
亂世流亡圖的文學
二郎神和都江堰
殺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念苦經
仁政之道
人品與器識的評鑑
也是相法
天下定於一
孟子與蘇秦的對照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戰國策原文
蘇秦的權謀
孟子的機鋒轉語
定於一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
仁愛的推廣
齊宣王不像屠戶
行為心理
對牛談心
政治領導者的病態心理
孟子的行為心理學
權能問題
世上無如人欲險
夢似人生
齊國富強的素描
緣木求魚
經濟和政治
為而不有的農民
生民何計樂樵蘇
不敢為天下先的後儒

梁惠王章句下
講究禮樂的治道
音樂的今昔觀
林園與治道
外交策略——大小之間
大勇定天下
為強國而改服制——趙武靈王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項羽和劉邦
墨子談勇
雪宮論政
什麼明堂
寡人好貨
貨殖列傳的一斑
歷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係
寡人好色
醜與美
色字詩話的插曲
有關王昭君案外的評語
唐代和番政策的感傷
楊貴妃的翻案語
再說寡人好色的公案
人事行政
高明柔克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世臣巨族門第之見
派系黨禍之爭
民主難，法治也不易
對聖人懷疑的趣話
學非所用 用非所長論
攀龍附鳳——讀書人的通路
唐代選舉的進士
齊燕之戰——歷史戰略的經驗
孟子終生奉母教
孟子的策略——規之以正
蘇秦口辯輕取十城
燕齊之戰
蘇代評論齊王
仁將——曹彬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齊宣王的風格
朝中文武多才士
讚美辭與利害關係
貧賤驕人
滑稽大師——淳于髠
齊宣王開戰國養士之風
特立獨行於滔滔濁世的孟子
吏民千古兩相妨
歷史政治上的因果
君道與臣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作官莫作怪
兩大之間難為小
人貴自立
孟子論立身出處的原則

前言
講在前面
春秋無義戰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處世的哲學問題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秦皇霸業的藍圖
蘇秦的還鄉
千古人情的嘴臉
蘇秦成功的秘訣
王霸互用的失敗
陰符經的啟示
圖取個人權利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蘇秦的書生本色
蘇秦的義利之辯
生死之謎
經史合參
梁惠王的先世
商鞅和梁惠王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與孟叟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義利之辨
何能不講利
玩弄仁義的權智
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玩物喪志
阿房宮與秦始皇
三輔黃圖
迷樓與隋煬帝
艮嶽與宋徽宗
頤和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