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思親憶舊（節錄）

　　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凌晨，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接到妹妹若雪從臺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爸爸情況不好，他正趕到醫院去，有進一步消息會立即跟我聯絡，過了一會，又來電話說，爸爸已經走了，但走得很平靜，沒有什麼痛苦。

　　父親過世，應該是很哀痛的事，但我此時的第一個感覺並不是哀傷，而是感謝。因為自從八月間父親住院，我從匈牙利趕回臺北到醫院去探視他，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接著許多管子，聽過醫生的診斷說明後，我就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臨，只希望父親在走以前不要受太多的痛苦。……

　　有些朋友安慰我說，父親高壽八十八，福壽全歸，是有福之人。客觀地看，也確是如此。而且，回顧父親的一生，覺得他應該感到滿足，我也應該對他的成就感到敬佩。

　　如果單從履歷來看，父親在新聞界最高做到《中華日報》副總編輯，其後應淡江大學所有人張建邦先生之聘擔任教授，講授新聞。而我在新聞界濫竽充數近三十年，竟然做到中央社總編輯，後來又轉到外交部擔任發言人及駐外代表。我擔任中央社總編輯後，有一次父親對我說：「從前新聞界的人只知道冷若水是冷楓的兒子，現在大家只知道冷楓是冷若水的父親。」我從他說這句話的口氣，感覺得到他心中的委屈。

　　雖然我擔任過的職位高於父親，但是，從父親的學歷以及他就業的過程看，他的事業成就比我大多了。在很多地方，我都不如父親。

　　父親的一生，可說得上充滿了血淚。首先，父親的姓名根本不是冷楓，原名錢淼聲，籍貫也不是身分證上寫的杭州市，應該是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人。祖父錢叔和在那裡經營中藥鋪，為小康之家。父親從小天資聰穎，祖父把他送到杭州去念杭州高級中學，這是父親所受過最高的正式教育，許多年後，他被選送到政治大學前身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受訓，為期只有六個月，嚴格地說不能算是大學教育。

　　父親雖然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但回到硤石後卻成為當地的高級知識分子。他也有知識分子的抱負，一面在當地小學教國文，一面跟幾位朋友集資辦一個刊物來議論時事。誰知第一期就得罪了當地政府，要以叛亂之罪名逮捕父親，幸好父親提前得到風聲，連夜離家出走，逃到上海，從此隱姓埋名，改名冷楓，籍貫也改為杭州，沿用了六十餘年。……

　　父親因逃避追捕，從家鄉隻身到了上海後，舉目無親，又不敢隨便求職，只能在街頭流落，慢慢隨身攜帶的錢用完了，只好忍受飢餓，接連三天三夜沒有進食，暈倒在街頭，最後被人救起來送到難民收容所去。父親後來對我說，當他到了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給他食物時，因為三天未進食，食道僵硬，第一口食物竟然咽不下去。

　　到了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發現他受過高中教育，就讓他留在所裡擔任國文教師，才算安定下來，生活恢復正常。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政府宣布對日抗戰，全國青年掀起參加抗日陣營的風潮。父親時年二十出頭，血氣方剛，自然充滿抗日情緒，跟其他的年輕人一樣想尋找參加抗日的機會，此時共產黨利用青年人的愛國情緒，在各大城市招兵買馬，號稱在延安舉辦了抗日大學，以此引誘青年參加共產黨。父親和大多數的年輕人都不知道這個抗日大學的真相，只為「抗日」這兩個字所吸引，就與十幾位朋友組織起來，集體想從上海前往延安。臨出發前一天，朋友介紹了兩位女青年也要參加，其中一位名叫錢立英，就是後來我的母親。……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共軍逼近上海，五月十六日父親回家對母親說，我已買好船票，明天上船到臺灣去，母親為父親這一突然決定措手不及，表示抗拒。母親說，當年為了逃避日本兵，吃盡苦頭，不想再逃難了。父親堅持說，船票已經買好，明天開船，走不走隨你。母親看到父親的堅持，只好連夜整理行李，面對家裡的衣物，不知從何理起，只能拿些換洗的衣服，裝了兩三個箱子，大多數的家物都裝進一些箱子，藏在天花板上面，心裡盤算著應該會像逃日本人一樣過幾年就能再回來了。哪曉得過了四十幾年之後父親才有機會再走進那間小屋，但是沒敢問那幾箱家物是否仍在原處。……

　　我在這裡追述這段過程，是為了感謝父親當時匆匆但毅然地把我們從上海帶到臺灣，才使我這五十多年來能安定地就學就業。……

　　總括父親這一生，實在過得很充實，他從《中華日報》退休後有段時間，退而不休，身兼三職，同時在淡江大學任教，與友人共同主持高雄《臺灣新聞報》的北部營業處，負責發行及廣告，又接辦《日月談月刊》，每件事他做起來都遊刃有餘，而且還有時間打麻將，真教我佩服。但是我似乎從來沒有當面對他表示過欽佩之意，我也很少得到他當面讚賞，我們父子倆的親情，可以說得上是「淡如水」，父子之間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父親往生以後，有些父親生前的朋友看到我都說我的談吐舉動像父親。我自覺沒有刻意模仿，如有神似，只能說是遺傳基因。但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更像母親。

　　說到母親的一生，也不尋常。他的籍貫是江蘇省崑山縣安亭鎮（安亭現在已被劃入上海市，隸屬嘉定區）。我的外祖父錢培之在當地經商，頗有地位，但在母親九歲時就與外祖母先後去世，舅舅錢立德當時也不滿二十歲，接下外祖父的家業。母親排行最幼，最得外祖父寵愛，突然失去雙親，受到哥哥與嫂嫂的管教，很不習慣，就在念完相當於初級中學的鄉村師範學校後，一個人到上海去獨立生活，進入上海市務本女中師範科，受到當時上海知識青年抗日情緒高漲的影響，參加了一批要到延安就讀抗日大學的青年，因而認識父親，兩人在跋涉從上海到內地的途中成婚，並且跟隨父親在抵達重慶後停了下來。由於他受過師範教育，就應聘到軍政部兵工署第三工廠子弟學校任教，從此開始了他四十多年的教育工作。……

　　隨著父親的職務變動，我們從重慶搬到成都，母親也從兵工廠子弟學校轉到空軍子弟學校。由於父母親都有工作，家裡沒有人照顧我，就把我送到可以住宿的托兒所，星期一送去，週末接回來。當時物資缺乏，托兒所只能供應簡單的食物，母親為了維持我的營養，就附送雞蛋給托兒所，指定每天給我吃一個。為了避免托兒所弄錯，每個雞蛋上還寫上我的姓名。過了一段時間後，有一次我週末回到家裡，看到母親在切肉，竟然抓起生肉往嘴裡放，母親看到後，心痛我在托兒所沒有肉吃，就決定不再送我去托兒所，但是留在家裡又沒有人照顧我，就把我送到他執教的空軍子弟學校上學。當時我還不滿五歲，母親擔心我太年幼，不能適應，第一天送我進課堂後站在門外看，發現我居然很規矩地坐下專心聽老師講課，才放心離去。

　　自此以後，母親到哪裡任教，我就跟著到哪裡上學。所以在抗戰以及國共內戰期間，許多與我同年齡的人都曾有過或長或短的失學日子，唯獨我一直都有學校上。……

　　其實，我們一家真正說得上是男主外，女主內。父親除了工作外，家裡的事完全不管，都由母親處理。更難得的是，母親直到六十歲退休，從未停止教書的工作，他除了是家庭主婦，還是全職的職業婦女。不僅如此，父親生性外向，喜歡跳舞和麻將，這些活動都要母親陪他。……

　　母親嚴謹而父親隨興，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能夠相處幾十年，現在想起來實在不容易。我們從小就被訓示：「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問。」所以從來沒有注意父母之間如何調和。父親直到晚年才有一次對我說：「我們這個家能夠維持到現在，全靠媽媽。」他沒有細說，我也不便問，相信在這句話的後面，一定有許多故事。父親晚年的生活，的確完全靠母親照顧。雖然家裡始終有幫傭，但作息活動，都由已自教職退休的母親管理。

　　父親於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過世，我從匈牙利任所趕回臺北奔喪，發現母親很鎮定，只是經常獨自流淚。有一位父母的多年好友前來祭拜時叮嚀我們要好好安排照顧母親。我也曾對這個問題深思過，但覺得母親主持了幾十年的家務，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規律，除了年輕的時候陪著愛玩的父親跳舞，退休後陪父親打麻將之外，沒有什麼休閒嗜好，如果把他接到匈牙利跟我住，我上班後他每天在家裡無事可做，又看不懂當地的電視，一定過不慣，只好決定讓母親留在臺北，但是除了原有的幫傭外，又把父親臥病期間僱用的特別護士留下來，陪伴母親。我在離臺返任時，特別對母親說，家裡佣了兩個人陪你，請你安排他們輪流週休，一定要留一個人陪你。母親口頭同意，但誰知道他對自己太有自信，沒有這麼做，週末仍然讓兩人都同時休假。

　　不到一年，問題發生了。九十一年的八月間，我在匈牙利接到若雪的電話說，母親在家裡中暑暈倒，已送進醫院急救，但引起肺炎，需要住院。我聽到後，立刻向外交部請假返臺探視。回到臺北，若雪才告訴事情的經過。……

　　中心診所的主治醫生對我說，母親有嚴重的肺炎，需要用抗生素治療，但最有效的抗生素健保不付，問我們願不願意自費。我和妹妹為了救母親，當然同意。但是後來才知道，這位醫生用的特效藥藥力太強，雖然治好了母親的肺炎，但卻傷到了母親的腦神經，使母親成了半植物人，喪失神智。……

　　由於母親不能自理生活，我們把原來母親家裡的幫傭和特別護士都轉到醫院來，兩個人輪班全天候照顧他。那位幫傭因為在家裡工作多年，與母親建立感情，對母親的照顧十分細心。……

　　幫傭張太太是虔誠的佛教徒，心地至為善良，他在我退休以後，可能為了節省我們的開支，就自動辭職，留下菲傭照料母親，但他仍然偶爾到醫院來探視。有一次他來時，發現母親在呻吟，覺得可能是他的腫瘤使他痛苦。張太太就對正在旁邊的金琰說，他會到寺廟去做法事。奇怪的是，就在他做法事的第二天，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早上，醫生發現母親心臟停止跳動，母親已在睡夢中平靜地走了。……

　　父親過世時，母親因為知道父親喜歡熱鬧，主張擴大舉行父親的喪禮，並發新聞及在報上登訃聞。這次母親辭世，我知道母親的個性與父親正好相反，凡事不願麻煩朋友，就主張只辦家祭，不發訃聞。其他則比照父親的程序，火葬後將靈骨安置在萬壽山墓園父親的靈骨旁，讓他們在他們自己早就選擇好的地方一起安息。



第一章 學了外交幹新聞

我從離開學校步入社會後到退休為止，從事了兩種職業，前三十年在新聞界，後來參加外交工作。我自認在這兩個行業中雖然談不到有什麼重大貢獻，但還應該算得上是善盡職守。只是有趣的是，在這兩個行業中，我都被認為是「圈外人」。當我以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學歷參加新聞工作時，有些新聞系科班出身的同業開玩笑地稱我「撈過界」。我擔任中央通訊社總編輯時，同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的宋楚瑜曾指示該會出版的刊物撰寫一系列「所學非所用」的專文，並且要記者來訪問我，把我列為案例之一。然而當我在新聞界工作近三十年後，應當時外交部長錢君復先生的邀請參加外交部，回到我最初學習的「本行」時，又被認為是「外來」的空降部隊。因此，我這一生，不是被認為「學外交的來幹記者」，就是被認為「幹記者的來辦外交」，無論在哪一行，都被認為是「外人」。

如果從學歷和興趣方面來說，外交應該是我的本行。我在臺北市成功中學念高中時，同住在《中華日報》宿舍的一位父親的同事張士丞，為了報考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每天在宿舍裡苦讀，他後來果然考取，並且在獲得碩士後再考進外交部。我看到他的成就，一方面欽佩，一方面羨慕，也立志要做外交官。在這期間，我國資深外交家顧維鈞先生到臺灣訪問，應新聞界之請到臺北市記者之家演講，父親安排我去聽講，更增加了我對外交工作的嚮往。

另一件促使我立志外交的，是民國四十六年的所謂「五二四事件」，這事件是因為一位名叫雷諾的美國在臺駐軍士官槍殺了我國國民劉自然，被在臺美軍法庭判決無罪引起的。五月二十四日這一天上午，我在上學以前已經在《中華日報》的宿舍裡聽到有人在北門美國大使館前聚集的消息，但仍然照常上學，抵達學校後，聽到一位官階陸戰隊中尉的軍訓教官用學校的擴音器批評美軍對這件案子的處理，並且訴說駐臺的美軍如何歧視我國軍人。也不知是何人發起，突然教官要帶領同學到美國大使館前去參加示威。校長曾想阻止，把校門關起來，但是這位教官堅持要去，並且答應一定把學生平安帶回來，校長才把校門打開。

照正常情況，我會跟著同學一起去的，但是父親大概從《中華日報》的記者那裡聽說成功中學的學生要到美國大使館前去參加示威，打電話給校長，要他把我扣留在學校，因此我就沒有跟著去。此時學校已經暫時停課，我就與少數同學留在課室裡。幾個鐘頭以後，參加示威的同學回到學校，我聽他們說現場很亂，有位同學的符號被擠掉了。當時臺灣所有的高中學生都被算做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員，每人的制服右胸都佩帶印有救國團團徽的符號。當我們這位同學的符號在美國大使館前被擠掉時，大家只想到替他申報遺失，再領個新的，沒有人想到這個符號最後被美國人用來指責那次反美示威是蔣經國先生主持的救國團所幕後發動的。甚至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出的報告中還提到這個符號。我後來聽到後，曾啞然失笑1.。

「五二四事件」鬧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才平靜，但臺北市實施戒嚴，街頭處處有手持步槍的軍人站崗，幾天以後才撤走。這一事件是當時的大事，政府以嚴厲的態度處理，牽連的人很多，一位同住宿舍的《中華日報》記者因為被情治人員在床底下搜出親共刊物而被捕判刑。我一位同學的弟弟，只是初中生，因為第二天到美國大使館前去看熱鬧時，對同學吹噓昨天他如何跟著群眾衝進美國大使館，被警察聽到了，立刻把他關起來，而且後來被列為軍法審判的被告，最後被判有罪，關了幾年後才被假釋出來。他出來以後，曾對朋友描述軍法機關刑求的情形。

「五二四事件」的起始只是劉自然的遺孀到美國大使館前去抗議美軍法庭審判不公，最後演變成暴力破壞美國大使館以及臺北市警察局。這次事件，不可否認是有人乘機作亂。據我的一位朋友說，二十四日晚上他在臺北市警察局前面親眼看見一個人把警察的摩托車推倒，把汽油箱的蓋子打開，讓汽油流出來，然後自己點燃一支香煙，再把香煙丟到流在地上的汽油裡，引燃摩托車。我的朋友說，以他看那個人的一舉一動，顯然是受過顛覆訓練的人，絕非一般意氣用事的暴民。這次事件後政府處置了許多人，其中一定有真正存心作亂的人，但是也冤枉了一些人，我同學的弟弟應該就是被冤枉者之一。現在國內許多主張人權的人士要為當年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翻案，我認為「五二四事件」應該列為其中之一2.。

與我同年紀的人，相信很少人沒有受到「五二四事件」的影響。對我的影響是更加強了我從事外交的決心。

那一年夏天，我從成功中學高中畢業，三年的總成績在全體畢業班中名列第八，那一年成功中學可以保送十名畢業成績最好的學生免試進入臺灣大學，我因為早就決定報考政大外交系，對於自己是否被列入保送進入臺大這件事毫不關心。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裡念書準備參加大學聯考時，同學何筑笙到我家裡來問我是否決心考政大外交系，我說是的。他說我的畢業成績名列第八，他名列第十一，因為學校只能保送十名免試進臺大，如果我願意向學校表示自動放棄保送臺大，學校將依序提他遞補。我對他說沒有問題，立刻跟他到學校去簽署自動放棄保送臺大的意願書。後來臺大還致函成功中學詢問我放棄保送臺大的原因，學校問我以後答覆臺大說，因為我立志外交，臺大沒有外交系。據說臺大後來因此在政治系中增設國際關係組。

我現在回想當時放棄保送臺大，實在是年輕人的衝動。到臺大去念政治系一樣可以在畢業後參加外交工作。不過，我做此選擇除了對政大外交系的嚮往外，另一個原因是，臺大法學院在成功中學對面，我們的體育課經常借用法學院的操場。我在成功中學念了六年，想到以後四年大學還在同一個地方，有點厭倦，想換個環境。

我雖然放棄保送臺大，立志考政大外交系，但是在報名參加大學聯考填寫志願時，除了把政大外交系列在第一志願外，把乙組所有學校科系都填在後面。父親知道後對我說，既然你連保送臺大都放棄了，你應該只填政大外交系一個志願，我答覆說，反正填著好玩。我問父親要新臺幣七十元繳報名費，父親給我以後說：「其實這七十元報名費應該由你那位同學出的。」我沒有接腔，父親也沒有追問。

經過兩天的大學聯考，我自認為考得不錯，尤其是數學我認為應該得滿分，應該可以考上第一志願。幾個星期後放榜，我被列為政大外交系錄取生第三名。接到成績單，發現我總成績為四百分，其中數學是八十四分。我為沒有得滿分納悶，查對報上登載的標準答案後發現，原來其中一題代數，在解答以前必須先說明「假設abc不等於零」，我沒有加上這句文字，雖然最後的解答正確，評分者仍然視作錯誤，將整題扣分。這件事我始終牢記在心，以提醒自己任何事必須先設定前提。

政大外交系在當時是熱門系，我們這一期聯考共錄取三十名，除了一位以外都是以第一志願考取的。唯一的例外是杜稜，但並不是因為他志不在外交，事實上他當時已在法商學院念了一年，為了想進政大外交系而重考，但是為了節省報名費，第一志願填的是師範大學，但是在術科考試時故意不及格，才依第二志願分到政大外交系。三十年後我在外交部工作時，應邀到母校母系演講，發現外交系的同學中沒有一人是聯考第一志願錄取的，不禁感嘆外交系聲望的下落。當然，這絕非因為外交系的水準降低，事實上，現在政大外交系的師資與課程，都超過當年。真正的原因還是國家外交的萎縮，外交工作的吸引力大不如前的緣故。

我除了在政大外交系修習四年畢業外，民國六十年我自費赴美進修時，就讀的是美京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外交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所以從我的學歷來看，說我是外交科班出身，應該不是沒有依據。但是我在離開學校以後沒有立刻參加外交部從基層做起，也是事實。檢討起來，主要原因當然是我自己沒有認真地準備考試，但也不能不說是命運的安排。

民國五十年自政大畢業後，到政工幹校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在訓練期間考選部舉行外交人員特考，我與同學都去報考，但是在報考前去作體格檢查時，醫生發現我的肺部有個陰影，認為不符合報考公務人員的規定，但是他不願阻擋我這個年輕人的前途，在體檢表上沒有提肺部有問題，不過也沒有在呼吸器官欄蓋「正常」的章，要我自己判斷是否仍然要報考。我當時聽到他的話，心中一片茫然，不知應該如何處理，最後以姑且一試的心理把報名表寄出去，誰知考選部竟然照樣接受我的報名，寄來准考證。不過，我的情緒卻因醫生的診斷而受到影響，考試的成績自然不理想，第一試國文與英文就不符標準，不能參加第二次專業科目考試。其後幾年，我因為肺部的毛病還沒有完全康復，沒有繼續參加外交特考。等到我確定健康情況已無問題，再度報考時，已在新聞界工作多年，沒有時間專心準備考試。第一次（應該算是第二次報考）我在第一試國文與英文兩科成績名列第三，但在專業科目不及格，未獲錄取，過了一年我又參加考試，這一次居然連第一試國文與英文都沒有通過。我心想一個人的國文與英文程度不可能在一年之間退步那麼多，尤其我當時的職業需要我每天使用中文及英文，我在前一年考的國文及英文能名列前茅，後一年不及格，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我自己無法解釋，只能認定我命中注定不能參加外交部，而專心在新聞界工作。

我參加新聞工作，也可說是命中注定的。父親在新聞界工作多年，但是從來沒有鼓勵我學習新聞。我在念高中時父親曾對我說過，將來上大學什麼學系都可以報考，就是不能報考新聞系。他的理由是：不讀新聞系仍然可以做記者，讀了新聞系就只能做記者，其他什麼都不能做了。

我從未受過正規的新聞教育，但是由於父親服務新聞界的客觀環境影響，在成長過程中難免受到新聞工作的感染。記得在高中時，就有同學以家父從事新聞工作為理由，要我擔任學生刊物《成功青年》月刊的總編輯。我也裝模作樣地核定每一期的稿子，做標題，以及邀稿，覺得與編壁報沒有什麼差別，並未因此對新聞工作有何認識。到進入大學後，父親給了我一些新聞實務的經驗。當時他在《中華日報》寫影評，因為需要經常寫，而他不一定有時間經常去看電影，知道我喜歡看電影，就偶爾叫我看過電影後試寫影評，覺得還可以，就用在他的影評欄裡，並且把他的稿費給我。以後他大概覺得我寫的影評還夠水準，就經常叫我寫，我為此還特別在政大時選修了名戲劇教授李曼瑰的「西洋戲劇」這門課，充實我對戲劇的基本知識。當時的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在審核我的選修課程時看到我選這門課，曾猶豫了一下，最後說外交工作的範圍很廣，勉強同意。

此外，有一個暑假父親又安排我到《中華日報》的編譯組工讀，幫助翻譯外電。今天回想起來，這些經驗當然有助於我對新聞工作的了解，但當時我並沒有認為是在為未來從事新聞工作做準備，而是在學習英文。事實上，我在大學時期常常把中文報上刊登的外電譯文翻成英文，再到英文報上去找原文比較，查看我自己的英譯與原文有多少出入，作為英文寫作的練習。

事實上，我最初參加新聞工作的目的並不是對新聞工作有興趣，而是為了要磨練英文，因此我在新聞界的第一個工作是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的英文組助理編輯，一年以後轉到中央社，也是在英文部擔任助理英文編輯。父親的一位朋友在《自立晚報》擔任總編輯，想爭取我到《自立晚報》去做外交記者，父親告訴我以後，我答應去參加該報的記者招考，但是在考取以後卻拒絕到職。

我在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以及中央社英文部時，都儘量利用機會撰寫英文稿，請主管或資深同仁核改。尤其在中央社英文部的三年，可以說是我一生事業的轉捩點，而其關鍵是當時英文部主任黃慶豐先生的鼓勵，三年中把我從試用助理英文編輯連升兩級為英文編輯，升遷之快，在當時的中央社是少見的。最使我終身難忘的是，我那時年輕，確若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知天高地厚，給他帶來了一些麻煩，他都基於愛護後進的心情予以包容。今天回想，如果沒有黃慶豐主任的愛護與鼓勵，我可能不會就這樣一頭栽進新聞界三十年。

我剛進英文部的職位是試用助理編輯，工作是校對，每天下午上班。當時行政院新聞局一位資深官員，以特約編輯的名義在英文部兼差，每天選擇幾條國內新聞翻成英文，交給打字員謄清後送到電訊部去拍發給國外的訂戶。我的工作是校對，確定打字員謄打出來的稿件無誤，對這位先生撰寫的稿件無權過問。但有一天，我校對到一篇他翻譯的稿子，內容是菲律賓遭受颱風，當地華僑社會損失嚴重，我僑委會組團前往慰問。他把「慰問團」翻成“troop­cheering group”，我感到不妥，認為troop­cheering有鼓勵士氣的意思，可用在勞軍，但不宜用在慰問災民，當時這位先生已經下班，又沒有其他資深的前輩可以請教，就自作主張的把troop­cheering改為consolation。之後我也沒有聽到黃主任和這位特約編輯有何反應。但隨後我又遇到一次類似情形，也自行更改。這一次這位先生不能忍受了，但因為我並沒有改錯，他不能批評我，就向黃主任提出辭呈，黃主任知道如果要挽留他，就必須對我採取行動。顯然基於愛護我的心理，就接受了他的辭職，並且把他的工作交給我做，而且指派了我一些主動採訪，直接用英文撰寫新聞的工作，讓我正式步入新聞工作的大門。

我在這段時期自行採訪，用英文報導新聞，這些工作，不但給予我磨練英文寫作的機會，也讓我學習到英文新聞寫作的技巧。其間黃主任不厭其煩的指導，使我受益非淺，至今難忘。由於我肯做肯學，黃主任就有心地培植我，讓我主持每天對國外英文新聞的編發，以及英文晚報的編輯，每天從下午兩點做到午夜，算兩個班，支領雙份薪水，甚為同仁羨慕。黃主任更強力地向當時的總編輯沈宗琳先生及社長馬星野先生建議把我派任為駐外記者。馬星野認為我只有二十八歲，太年輕，還需要磨練，黃主任回答說：馬社長二十八歲時已做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了。馬社長辯不過他，就接受他的建議。但黃主任也因為袒護我，而得罪了馬社長。不久之後被派到當時戰事激烈的越南去做特派員。黃主任在西貢期間曾遇到越共突擊，座車遭砲彈擊毀，可說受盡苦難，這些都是因為他不惜冒犯馬社長提拔我的結果。回想起來，除對黃主任心存感激與尊敬外，也感嘆馬社長的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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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十三年後，臺北《中國時報》刊出一篇由記者林家群撰寫的報導，追念「五二四事件」，其中訪問當年成功中學同學裴源追述他率領同學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的經過，引述裴源的話說我也一同參加。我因沒有參加，曾致函《中國時報》編輯部請求更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以電郵發出。但不知是否為該報採用。謹將該函附錄於後，以留紀錄：

「中國時報編輯部：

本人頃自網路閱得貴報A9頁由記者林家群所撰『（尋找影中人）還原劉自然事件　當局曾掃射』，文中記述五十三年前的五月二十四日，因為美國軍事法庭對槍殺國人劉自然的駐臺美軍上士雷諾判決無罪，引起國人不滿，紛紛前往美國大使館抗議，臺北成功中學學生也曾參加，文中列舉當初參加的學生名單，包括本人。此點與事實不符，謹函請更正。

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發生的所謂『五二四事件』，是我一生中經歷而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我自公職退休後撰寫回憶錄，第一章就提到這一事件，指出我自高中畢業後，放棄保送臺大的機會，堅持報考政治大學外交系，希望獻身外交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這一事件的刺激。但是我當時並沒有參加到美國大使館的抗議，其原因並不是我不同意前往，而是當大家在操場集合準備出發時，當時在《中華日報》工作的家父，聽到成功中學學生計劃前往美國大使館，覺得我不應該參加，特別打電話到學校，要求把我扣下來，訓導主任把我找去，轉達了家父的訓示。我只好在學校裡看著同學列隊走出校門。

林家群的報導中提到我參加，是引述裴源所說的名單。裴源當年是我們的班長（是乙班而非甲班），但當時大家在學校操場臨時集合出發，我不相信班長事前擬了參加者的名單，而是他把記憶中的同班同學都列入，而我臨時被學校通知應家父之命不得參加，留在學校，並沒有告訴同學，裴源並不知道，所以他把我列入為參加者，錯不在他。

成功中學學生到美國大使館抗議的事，還有後續，林家群在他的報導中沒有提到，值得在此補充。當時臺灣的高中學生都是救國團的團員，每人在制服上佩帶的學生符號上印有救國團的團徽。成功中學一位同學在美國大使館前，因為群眾的推擠，符號被擠掉，事後在現場被有關人員找到，以此為證據，並以蔣經國是救國團主任為由，指責『五二四事件』應由蔣經國負責。事實上，貴報今天刊出的報導中引述裴源的話，可以證明當時是同學臨時起意，並非受到任何人的指使。

以上說明，希望能獲刊出。以符合林家群此文標題上『還原劉自然事件』的本意。

冷若水上」

2.共產分子在「五二四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沒有定論，但是蘇聯藉此事件在事後進行離間，卻有實據。在五二四那天，臺北的群眾衝進美國大使館，搗毀館裡的公文箱，把公文散布滿地。幾個月以後，在香港出版的一個英文雜誌《閃電》(Blitz)報導，美國駐臺北大使館在這次事件中失去了十分重要的國務院文件，隨後《閃電》又刊出獨家報導稱，該刊可以揭露這批遺失的文件中一些敏感而陰謀性的，包括美國駐臺北大使館發回國務院，有關美國密謀暗殺蔣中正總統的兩份電報，該刊並刊出此兩份電報的影本。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赫姆斯(Richard Helms)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國會作證時，指稱此兩電報為蘇聯情報單位偽造，企圖破壞美國與中華民國間的關係。當時的局長杜勒斯(Allen Dulles)於退休後編著《偉大真實間諜故事》(Great True Spy Stories)，將此事列為諜報工作中造謠(disinformation)的案例。

代序

思親憶舊（節錄）

　　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凌晨，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接到妹妹若雪從臺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爸爸情況不好，他正趕到醫院去，有進一步消息會立即跟我聯絡，過了一會，又來電話說，爸爸已經走了，但走得很平靜，沒有什麼痛苦。

　　父親過世，應該是很哀痛的事，但我此時的第一個感覺並不是哀傷，而是感謝。因為自從八月間父親住院，我從匈牙利趕回臺北到醫院去探視他，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接著許多管子，聽過醫生的診斷說明後，我就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臨，只希望父親在走以前不要受太多的痛苦。……

　　有些朋...

代　序 思親憶舊

第一章 學了外交幹新聞 1
第二章 曼谷的採訪生涯 11
第三章 調回臺北跑外交 30
第四章 辭職赴美做學生 46
第五章 重回中央社行列 57
第六章 強忍哀痛的報導 89
第七章 見證國會嚴謹立法 117
第八章 忍辱負重的歲月 147
第九章 《八一七公報》始末 165
第十章 難得的總編輯經驗 206
第十一章 從「圈外」到「空降」 232
第十二章 實驗新聞發言制度 255
第十三章 歐洲的東方民族 281
第十四章 誠信為外交之本 296
第十五章 積極推動實質關係 311
第十六章 外交容易內交難 331
第十七章 見識國際掮客百態 355
第十八章 後　記 381

代　序 思親憶舊

第一章 學了外交幹新聞 1
第二章 曼谷的採訪生涯 11
第三章 調回臺北跑外交 30
第四章 辭職赴美做學生 46
第五章 重回中央社行列 57
第六章 強忍哀痛的報導 89
第七章 見證國會嚴謹立法 117
第八章 忍辱負重的歲月 147
第九章 《八一七公報》始末 165
第十章 難得的總編輯經驗 206
第十一章 從「圈外」到「空降」 232
第十二章 實驗新聞發言制度 255
第十三章 歐洲的東方民族 281
第十四章 誠信為外交之本 296
第十五章 積極推動實質關係 311
第十六章 外交容易內交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