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澂和拓工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吳大澂出任陝甘學政。

自周代至唐代，陝西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古代遺跡極多。甘肅雖地處邊陲，但地處古代絲綢之路，兩漢六朝隋唐時期，為中西文化交流之重要通道，古代碑刻也甚多。吳大澂的朋友們得知這一消息後都極為興奮。陳介祺在癸酉九月六日致鮑康（一八一○～一八八一）的信中說：「清卿兄視學陝甘，可喜之至。好古而即得遊古地，真為有福。」而在此一個月前，即同治癸酉八月五日（一八七三），陳介祺就已專門寫信給吳大澂交代拓碑之事：「沙南侯獲奢望一二十紙，敦煌、倉頡、石門頌諸漢刻均望洗剔，以綿料厚紙，先撲墨，後拭墨，精拓之。水用芨膠去礬。拓費必當即繳。」陳介祺寫此信時，兩人剛開始通信交往不久，陳介祺可能還不知道吳大澂善於椎拓，所以連怎樣拓碑都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人在京師的潘祖蔭聽說吳大澂可能遣工拓碑後，也寫信詢問：「聞遣張茂功往精拓裴岑及侯獲碑，此說確否？果爾，務賜一紙精本，至禱，至禱。兄所患未愈，歲暮無暇，古緣亦薄，所望吾弟之慰我輖饑耳。倉頡、廣武將軍、唐君房亦求精本及陰，必有以報，非虛言也。」

潘祖蔭信中提到的廣武將軍碑、倉頡碑、漢仙人唐公房碑均在陝西，正是吳大澂視學的地區。裴岑碑於雍正年間在西塞巴爾庫城西被發現，沙南侯獲碑在道光年間才在甘肅鎮西廳煥采溝（今屬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發現，可以說是地處中國最西北的漢碑。因路途遙遠，拓片極難得。潘祖蔭在吳大澂視學陝甘之前就已有沙南侯獲碑拓片，視為珍稀，曾專門請友朋考釋文字，並請吳大澂雙鉤，刻板印行。巴爾庫和巴里坤都在甘肅西部的邊塞，當友人們得知吳大澂可能要派關中拓手張茂功去那裡拓碑，都很興奮，希望能得到精拓。陳介祺的胃口最大，竟開口要一二十紙。吳大澂本人也沒有沙南侯獲碑拓片，他浸染金石學多年，深知此碑的價值和友人們對這些碑刻的渴望。所以，他在接到陳介祺的信後，於同年臘月十八日回信中說：「［西北］自遭回劫，古刻銷磨不少。按臨郡邑，有司呈送碑拓類多常品，紙墨麤惡，不足以呈鑑賞。沙南侯獲刻石及敦煌、倉頡、石門頌各種，當覓良工精拓，陸續寄呈。」

上面提到的張茂功是漢中裦城人，家住古代石刻眾多的石門旁，以拓碑為生，吳大澂僱他為自己在陝西境內訪碑和拓碑。從張茂功的家鄉陝西漢中到甘肅巴里坤，雖說比同光年間金石家集中的東部省分要近了許多，但西北地域廣大，路途還是十分遙遠的。加之當時西北邊疆並非十分安定，因此，張茂功並沒有前去拓裴岑紀功碑和沙南侯獲碑，所以吳大澂只能請在陝甘的官員幫忙。

由於深知要得到沙南侯獲碑的拓片不易，吳大澂拜託了不只一個官員。他在同治十三年甲戌臘月十四日從商山寫給董文煥（硯樵，一八三三～一八七七）的信中說：「裦城有張姓打碑人，椎拓尚工。擬令明春前赴成縣訪拓西狹頌、五瑞圖、耿勳碑各刻，恐需顧人，搭架之處，欲先致書徐令派人照料。工價均已預給，想尚不致滋擾。承示河州哥舒碑尚未剝蝕，不讅彼處有無拓工，我公曾見拓本否？沙南侯獲碑，近已函託史繩之廉訪代為物色矣。」由於董文煥曾任甘肅甘涼道，所以吳大澂在信中向他諮詢甘肅碑刻的情況。這封信還反映出，當時訪碑拓碑依賴地方官幫助之處甚多。信中所言史念祖（繩之），時任甘肅安肅道，負責為陝甘總督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在關外的軍隊運糧，故吳大澂託他代覓沙南侯獲碑。

不過，吳大澂與左宗棠的交往也十分密切，也曾請左宗棠尋人拓碑。而此時對沙南侯獲碑拓本渴望已久的金石學家們，在拜託吳大澂的同時，也在尋找其他渠道。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元月十一日，陳介祺寫信給潘祖蔭談到：「袁筱塢聞移駐巴里坤，漢唐各石當可得精拓。沙南侯獲尤企切。」次日，陳介祺又寫信給吳大澂：「筱塢移駐巴里坤，沙南侯獲、裴岑、姜行本俱可得真石精拓，則乞代為切致，必當繳費，各求十紙。」收到陳介祺的信後，吳大澂在同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回信中寫道：「沙南侯獲、裴岑、姜行本均未覓到。邊外無佳拓手，恐不能精。筱塢前輩與左相不諧，西征已作罷論矣。」吳大澂本期望在左宗棠西征之際獲得地處邊塞巴里坤的漢碑，但此時朝廷對西征尚有爭論，加上左宗棠和袁保恆（筱塢，一八二六～一八七八）有所不諧，吳大澂以為西征計畫就此作罷，認為要得到巴里坤的漢碑已經很難了。但是，他還是拜託左宗棠代辦此事。左宗棠在回覆吳大澂的信中說：「裴岑紀功碑未見過原本。俟有所得，再為閣下致之。」左宗棠果然沒有食言，他託在敦煌的友人尋覓。不久左宗棠得到數本拓本，他贈送了兩本給吳大澂。此外，左宗棠還託駐軍哈密的西征軍前鋒統帥張曜（朗齋，一八三二～一八九一）代尋拓片。次年張曜把裴岑紀功碑的拓片帶給了左宗棠。左宗棠寫信致謝：「敦煌拓本紙墨精良，拓手妥慎。遂令二千年餘跡煥然復新。」左宗棠又送了一本比較精的拓片給吳大澂。

一八七五年的七月，吳大澂透過駐軍邊塞的友人，也得到了裴岑紀功碑拓本數件，他在寫給陳介祺的信中提到：「裴岑紀功碑多無佳拓，（朱拓一本奉呈。今日由金營寄來者，墨拓甚劣，如可送人，當寄數本。）沙南石刻已致營友覓拓，俟寄到，必奉數本。」次年五月（此時，左宗棠已開始了收復新疆的西征），吳大澂再次給陳介祺寄去一批拓片，包括一分宣紙拓裴岑紀功碑（銀二兩）和五分常拓本裴岑紀功碑（一分銀一兩），並說：「拓手甚劣，惟道遠難致。蘭州間有售者，每紙一兩。」

從筆者目前見到的資料看，吳大澂在任陝甘學政期間所僱拓工，多在陝西境內活動，這應該和陝西古代碑刻比較集中、地域相對不太大、訪碑地點離拓工的家較近有關。吳大澂曾多次遣拓工訪碑拓碑，有時出訪則有拓工隨行。吳大澂本人在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五月二十四日致王懿榮的信中說：「昨拓工自宜君回，廣武將軍碑竟未訪獲，為之悵然！金石舊志，往往不載小地名，久則無人顧問，或遂委棄榛莽間。兄僱一拓工，日給青銅三百，令赴各屬搜拓宋元石刻，時有六朝造像向所未見者。該拓工頗肯留意，亦表微闡幽之一端也。」同年仲冬，吳大澂再次致信王懿榮，告知「西狹頌、郙閣頌、耿勳碑諸刻，亦屬石門拓工張茂功於明春二三月間往拓。」

在此之前，吳大澂已經陸續向在京師和山東等地的友人寄出在陝西得到的拓片。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十月二十一日，潘祖蔭致信吳大澂云：「得七月手書並所寄漢碑，拓手精極，三者皆從來拓本無此精。西狹多額、多題名三行，真為可喜。」次日，潘祖蔭再次寫信給吳大澂：「昨肅函申謝並寄去拓本，因疾未能鬯所言也。茲再有無厭之求者。倉頡廟碑及陰及南面，唐公房碑及陰，曹全碑及陰，及苻秦廣武將軍（此張蠔之子，著錄家不知。苻秦廣武將軍碑尤要，兄尚未有也），……囗產碑均求照精拓者賜一分，不勝感幸之至。」雖說潘祖蔭對吳大澂所贈西狹頌等拓片甚是欣賞，但是陳介祺卻對吳大澂最初寄給他的拓片極不以為然。陳介祺在光緒元年正月十二日致王懿榮信中曾這樣評論：「清卿所來石拓，殊不致，皆劉泰之儔，不唯不足傳古，直是剝古。可語清卿，物色一好拓手，如呂守業者，或不虛此行也。」

陳介祺所云吳大澂寄去的拓片，當是吳大澂在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八月和仲冬兩次寄去的一些拓片。其實，吳大澂到陝西後，就開始訓練拓工。吳大澂在甲戌正月寫給陳介祺的信中就已提到：「大澂近僱拓工來署，教以先撲後拭之法，將來即遣往拓盂鼎及各處漢刻，如有精本，續寄呈鑑。」在致王懿榮的信札中也說：「石門拓手本不佳，兄屢以厚值給之，又令至署中監拓他石，教以用墨之法，近來頗有長進。故西狹、耿勳稍勝前拓也。」吳大澂信中所說的「厚值」，即前引信札提到的「日給青銅三百」。吳大澂在甲戌仲冬致陳介祺的信中也談到了石門當地拓工的工價問題：「石門工價向不甚昂，給以倍價，尚聽指揮。省中拓工銷路較廣，激勵之，亦復如是。唐公房碑亦係省城拓手隨棚買帖者。屬其往拓十分，渠竟拓二十分，而不拓碑陰。愚而愎，大率類是也。」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吳大澂在陝西除了僱石門張茂功訪碑拓碑外，有時還僱省城的拓工拓碑，而張茂功所拓勝於省城拓工。

吳大澂和拓工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吳大澂出任陝甘學政。

自周代至唐代，陝西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古代遺跡極多。甘肅雖地處邊陲，但地處古代絲綢之路，兩漢六朝隋唐時期，為中西文化交流之重要通道，古代碑刻也甚多。吳大澂的朋友們得知這一消息後都極為興奮。陳介祺在癸酉九月六日致鮑康（一八一○～一八八一）的信中說：「清卿兄視學陝甘，可喜之至。好古而即得遊古地，真為有福。」而在此一個月前，即同治癸酉八月五日（一八七三），陳介祺就已專門寫信給吳大澂交代拓碑之事：「沙南侯獲奢望一二十紙，敦煌、倉頡、石門頌諸漢刻均...

〈前言〉吳大澂和他的拓工
一、訪碑傳統及黃易對吳大澂的影響
二、吳大澂的家庭和交往圈中的傳拓風氣
三、吳大澂和拓工
四、拓工難尋
五、吳大澂的拓友陳佩綱、尹元鼐、黃士陵
〈餘論〉精拓的審美價值和品評語言

〈前言〉吳大澂和他的拓工
一、訪碑傳統及黃易對吳大澂的影響
二、吳大澂的家庭和交往圈中的傳拓風氣
三、吳大澂和拓工
四、拓工難尋
五、吳大澂的拓友陳佩綱、尹元鼐、黃士陵
〈餘論〉精拓的審美價值和品評語言